10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 矛盾、老舍、巴金、沈从文 现代文学三十年 尹康庄教授课堂课件

第十章茅盾

一．生平及主要创作

茅盾生于1896年，逝世于1981年。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幻灭》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主要以文学批评家显身文坛，另有些散文创作；进入第二个十年，他接过文学研究会“人生派”的创作主张并加以发展，开创了新的文学范式，这就是“社会剖析小说”，使之成为左翼小说的创作主流，也使第一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幼稚状态，在他手里走向成熟，他也同时成为排名鲁、郭之后的现代文学公认的巨匠。

创作于1927年秋至1928年春的三篇具有意蕴连续性的中篇《幻灭》、

《动摇》、《追求》又称《蚀》三部曲。作为分别以主人公章静离家投身时代革命洪流后的“幻灭”，方罗兰在革命处于变动和曲折时的“动摇”，和张曼青的教育救国、王仲昭的新闻救国以及章秋柳、史循的自我麻醉式颓废——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他们的“追求”屡屡失败，等等，真实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现实风貌，知识分子的奋斗与迷惘以及创作主体的心路发展历程。到了1929年，作者又开始摆脱现实剧烈变动后的矛盾和苦闷，走过《虹》的桥梁，进入了创作的新阶段，写下了“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尤其是《林家铺子》等标志左翼小说创作高峰的作品。抗战爆发后，他写出了长篇《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篇《走上岗位》。创作于1941年的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则是他在小说艺术创新中的又一部力作。1942年的未完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又似乎有意“荡开一笔”，侧重去描写世纪初至五四前的中国社会，虽然未写完，但对社会巨大变化之前的种种征兆的揭示以及其在各个社会阶段人物心灵世界中激起的波澜却已跃然纸上。1945年创作了他唯一的剧作《清明前后》，主题是对《子夜》的延伸，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描写更具真实感、细腻性。1948年的长篇《锻炼》是《走上岗位》的进一步展开，揭示了抗战背景下的广阔社会生活与阶级矛盾。建国后，已经身为国家部门领导人的茅盾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写下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却再无创作，只是在1974年试图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却已失先前的风采。

二．《子夜》

1930年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有人说中国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左翼知识分子则反驳说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作为左翼作家中坚之一的茅盾则“要用形象的语言艺术的手腕来表现社会现象的各方面”，《子夜》应运而生。

1．思想内容：作为描述和展示了三组矛盾：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第一组是主要矛盾。作为描写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一心想成就自己的事业，但当时的中国不是当初处于自由竞争下的法国，美国支持下的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要用金融资本来支配工业资本，协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在他的侵轧下，吴面临重重危机，他把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但这时的工人已是独立的政治力量，工潮使他又面临一重危机；同时，战乱、剥削使农村经济迅速破产，农民揭竿而起，他苦心经营的“双桥王国”土崩瓦解，断了他的生产原料。在“三条等线”上拼搏的吴纵有天大才干也摆脱不了失败命运。作品由此表明：30年代初的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在帝国主义的侵轧下更加殖民地化了：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阶级不可能负起振兴民族主义工业的使命；如果不站到反帝反封建这一立场上来，结果是死路一条。

2．艺术特点：（1）在人物塑造上注重写出个性。这又集中体现在主人公吴荪甫的身上：雄心与盲目，又才干与目光短浅，自信自强与刚愎自用、虚弱颓废，以及民族感情上的仇恨帝国主义买办和政治立场上的敌视工农等，都统一在这一人物身上；而这些又是在时代大环境和许许多多具体生动的个体环境中得以显现的，充分体现了“双典”的创作追求，从而使这个人物成为3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对屠维岳等人物塑造也是如此。（2）结构宏大严谨：全书19章，1、2章交代人物、提示线索，此后17章一环套一环，头绪繁多又有条不紊；各章各有重点却又服从吴、赵斗争这一主线；全书以吴老太爷命丧“现代都市”吴荪甫却在此前提下欲大干一场开篇，最后又以其破产出走而结束，不仅首尾呼应，也暗示了不同社会力量的更替与沉浮。（3）人物语言个性化，叙述语言简洁则隐含讽喻，与作品内容融为一体；规范的现代语言，既无欧化痕迹，又不平白粗浅，偶用成语更使全书语片丰富，趣味昂然。

第十一章老舍

一、生平及主要创作

老舍生于1899年，去世于1966年，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北京人。从小大杂院里的生活使他非常熟悉北京下层市民的生活和文化，这对他以后的创作生涯和倾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26年旅居英国期间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1930年回国后又有《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和《骆驼祥子》等长篇，以及中篇《月牙儿》，短篇《断魂枪》、《柳家大院》和《微神》等。全民抗战爆发后投身抗战，担任了“文协”的总务部主任，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并写下了多卷部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建国后仍有大量创作，以剧本《龙须沟》、《茶馆》为代表。

老舍以自己的创作，构筑起他独特的文化视野中的“市民世界”，他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风情描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市民文化做了深入的审视和反省：既有批判，又有眷意，冷静，幽默又含有淡淡哀婉（以《断魂枪》为例）加上他以北京话为基础提炼出的文学语言，使他不仅远离了二三十年代的欧化式知识分子腔调，而是以“京味”标志出现代化小说在他手里凸显民族化与个性化方面的成就。

在他的市民世界中，又以对“老派市民”的描写更为生动。《二马》中的老马，令人联想到阿Q，《猫城记》以寓言的方式写出了“老中国儿女”的保守、愚昧，《离婚》中的张大哥写出了老派市民的知足认命、墨守成规。《四世同堂》中的祈老太爷在日本人打到北京了，快成亡国奴了，仍要依循祖传的礼节、规矩去办自己的生日以保持自己的体面。依此，老舍把五四以来的“改造国民性”文学为题，进行了新的拓展。另一方面，老舍的一些作品也包含着某些排推现代文明的意识，像《月牙儿》对“意识神圣”、“婚姻自由”的否定，《骆驼祥子》认为“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等等。固然，对于穷苦人来说最基本的是生活的物质需要，但并不等于婚姻自由等是错的。中国古典文学中不也照常有肯定爱情神圣的创作吗？《断魂枪》在表现对传统文明的失落感上更为明显，难道火车、快枪等现代文明的成果不该取代传统的东西吗？老舍在批判中国人劣根性的同时，是否自己也未能摆脱某些思维或心理的局限呢？所以感觉老舍的创作多少缺点现代气息。

二、《骆驼祥子》

1、祥子形像的塑造及其内涵

祥子是老舍塑造的城市下层劳动者的著名形象。他是一个失掉土地的农民，18岁便流入北京城，靠拉洋车谋生。他像骆驼一样坚韧、耐劳，只想凭自己的力气买一俩属于自己的车，不受车场主盘剥，可是历尽艰辛买的车被乱兵抢走，第二次好不容易凑够的钱又被一个侦探劫走；在同虎妞纠缠而“失足”被迫与其结婚是他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但他仍未失去对人生的希望，他用虎妞的私房钱第三次买车，仍想依靠劳动生活下去。可是虎妞死于难产，为料理丧事又不得不把车卖掉，尤其是他理想中的人小福子被逼死，断绝了他对生活的最后信念。至此，祥子经历了他人生路上的三个阶段：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充满自信、好强；在畸形结合的家庭生活中苦苦维系，挣扎而终归一切落空；在绝望中扭曲了灵魂而堕落成行尸走肉。祥子的人生悲剧具有社会、家庭和心灵方面的多重原因，也是一个凝聚着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生存艰辛意蕴的人物形象。

2、虎妞与作者的世态化和风俗画色彩

虎妞形象的刻画使作者的世态化和风俗画色彩增加了许多。作为一个世俗形象，他一方面联系着北京古都社会中一般的风俗文化，成就了作品浓郁的“京味”；另一方面她又联系着北京市民社会中特殊的下九流文化，正是这方面的揭示，使作品具备了强烈的批判性，因这种下九流文化是剥削阶级文化的向下渗透，也是北京中下层市民不良习性的向上升腾；而处于其中的虎妞既是它的体现者又是它的牺牲者。她三十七八守着女儿寡体现的是婚姻须门当户对的规矩，正是这一点使父亲当她下嫁一个拉车的以后不惜典卖车场，也不让女儿得到这份产业；但虎妞尽管受着这种观念文化的打击，却始终想着要摆脱它，她的诱骗祥子就范，而后又像“猫叼住一个小老鼠”一样支配祥子，以地痞式的强横表达自己的疼爱等，正显示了她也是这种观念文化的构成和营造者。在相当程度上，作品正是通过她的塑造，把古都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景观与下层劳动者的美德、蜕变和悲剧命运交融在一起的。

第十二章巴金

一、生平与主要创作

巴金生于1904年，去世于2005年，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23年后先后在上海、南京求学，1927年赴法国留学。巴金最初的志向是投身社会政治改革，所以曾向往过无政府主义和俄国的“民粹派”，并直接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政治活动的挫折和理想的失落，使他陷入苦闷，为了宣泄情感，纪念曾共同苦斗的朋友，他想到了文学，于是有了处女作《灭亡》。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巴金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杜大心，他那绝望而又抗争不已的精神得到很多青年读者的共鸣，所以连载和出版后又被连印了20多版（1929年）。这无疑是对巴金走文学的路有重要的鼓舞作用。1928年12月，他回到祖国在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1931年后的几年，他的创作进入高峰期，写下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年形象；并创作了他的代表作《家》；还有《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短篇集《复仇集》、《光明集》、《将军》、《神·鬼·人》，并重作了《新生》。至1940年，又先后创作了《春》、《秋》，与《家》一起，合称“激流三部曲”。抗战爆发，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1938年到1943年，创作了《火》三部曲（曾被冠以“火焰三部曲”）。从1944年开始，再创作《憩园》、《寒夜》、《第四病室》。《憩园》拓展“激流三部曲”的主题，在揭示封建家庭制度罪恶的同时，更蕴含了一种深层的人性和对人生的哲理认识在里面，令人联想起契诃夫的著名作品《樱桃园》，标志着巴金的创作由“青春型”的热情倾泻步入了体味、展示人生悲剧、具备深沉、细腻特点的新阶段。而《寒夜》则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作品描写的是抗战后期一对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家庭悲剧，发掘出了酿成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并对更深沉意义上的“人性困境”作了揭示。建国后主要是写散文。1986年完成的《随想录》150篇，42万字，以对文学以及自身在建国后思想心灵历程的深入，真实反思，使晚年的生命闪烁出耀眼的光辉，其逝去后被誉为“世纪的良心”。

二、《家》的思想内容与人物塑造

1、思想内容：

在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作为民主主义作家的巴金，创作承接五四，把民主、科学的主体进一步延伸与深化。所谓“延伸”，就是说创作的基本题旨仍然是反封建，《家》就是以一个家族的灭亡，象征了整个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的命运。所谓“深化”，则是指作品比五四时期许多同类题材显得深刻，已不啻是那种反抗礼教束缚、追求自由恋爱，而是同时把矛头对准了封建统治赖以形成的专制制度；不啻是主张爱情神圣、个性解放，而是号召青年必须由个体反抗走向群

体斗争，投身于社会革命中去。而且，像《家》这类作品，已不是宽泛地颂扬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而是将这种描写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使之带有了民族解放的特征。因此，作品歌颂人道主义，但反对“作揖哲学”，塑造人性美，又主张复仇的精神。觉慧的出走，目标虽不是十分明确，却显然不是涓生式的“自新”能涵盖的，更不是陈小姐式的出走可望其项背的。

2、人物塑造：

（１）觉慧形象

这是一个大胆而幼稚的封建家庭与专制主义的“叛徒”。五四运动给予他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热心于社会活动；在家中，他冲破封建门第观念，大胆和丫头鸣凤相爱，支持二哥觉民抗拒包办婚姻，怒斥长辈们的迷信活动和胡作非为，规劝大哥觉新起来抗争。这些都表明他是把整个封建势力作为斗争对象。他在觉醒、反抗的路上时有徘徊、后顾，但最终走上彻底叛逆的道路。作品这么描写，是忠实于生活、不任意拔高人物的清醒做法；他的最后出走目标不明确也同样体现了这点。其中所包含的对旧的决裂和对新的追求——而且有着投入社会革命发展这一底蕴，已足以表明这是正在走向成熟，能够把五四的传统推向前进的一代新人的代表。

（２）、觉新形象

这是一个觉醒但又怯于反抗的“矛盾体”，他由封建专制主义造就，在相当意义上时古往今来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个具象。因此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是巴金对现代文学人物塑造的杰出贡献。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是理智，情感和行动常处于矛盾之中。面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他只以吹箫、喝酒、健忘来排遣哀愁。一方面，这是由于他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很深，封建伦理观念使他不想反抗、不愿反抗；封建专制的淫威更使他不敢反抗，而且有意无意地以妥协、逆来顺受来协助封建势力损害、摧残人。另一方面，他的做法也表现出了既有社会势力的强大和人处在这强大网中即使醒了也含五路可走的悲哀与无奈，由于深刻地披露出黑暗社会对人的“异化”，并且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摧杀自身的“异己力量”。而作品对他的“作揖哲学”的恶果的揭示，又明白告诫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他的有所醒悟则表明连着等懦弱的人都已无法在变化，封建大家庭——封建社会的末路为期不远。

第十三章沈从文

一、生平与主要创作

沈从文生于1902年，去世于1988年，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小学毕业即加入湘兵队伍。湘兵的雄武及残酷，湘西人民的淳朴、善良——这些早期生活经历中的情感积累，形成了他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审美观照；步入青年时代后又接受了五四新文学，产生了对人生的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写作，但陷入窘境，后因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提携，终于登上文坛并渐渐闻名。之后不仅获得了大学教席，而且从30年代起写出了他“湘西”主题的代表作，并执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京派”作家群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审美价值观造就了他不同一般的文化立场，他的“乡下人”自居，充当起现代中同文化的批判者角色；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都市的罪恶，也达不到从现实物质文明发展所必然带有对精神、道德的负面影响这样的高度来看待眼前的种种都市现象，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以对峙的方式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丑陋处。他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作品结集达80多部。30年代进入创作成熟后主要有小说集《龙朱》、《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等10多部，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4部，文论集《废邮存底》等4部；由此从作品到理论，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创作和对文学须表征健康、完善的人性这一创作观念的建构与鼓吹。他以充满湘西精神的创作而成就了自己，湘西也因有了他而以淳朴、自由、充溢着人原始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所激扬的创作自由精神和40年代在政治上主张“第三条道路”，则使他在建国后被定性为“反动作家”，被取消了创作资格，指派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64年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初稿，1981年在香港出版。据说，此后他曾被推举为中国这家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但因1988年5月去世而落空，因为诺贝尔奖不授予已故的人。

二、《边城》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

《边城》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却最集中地体现了沈从文的创作追求。作为一部杰作，《边城》当然有其多元的内涵指向，但它首先是一曲人性美的赞歌。从翠翠到傩送，从祖父到船总，再到直接被作者送往灭亡的天保，他们的心灵都是那么纯净善良，性格都是那么率真朴实，而这一切又是同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山秀水相交融相映衬的。从表层能指系统看，作品是田园诗牧歌。然而再做进一步品味，我们就能发现，这些人物的一切言行、思绪乃至悲剧性的结局，其实都深深浸润在利他的价值观念当中；作品的深沉所指正在于以故乡记忆中的

这种崇高的“人生样式”比照现实，针砭现实。难怪多少年后海外的一家杂志作出这样的评价：“鲁迅与沈从文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国家和同胞有极强烈的爱，对黑暗和腐败有极强烈的憎。两人不同的是作风，鲁迅外表强调憎，而沈从文外表强调爱”。

艺术上，沈从文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小说样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作品不重情节与任务，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边城》在这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不以情节的生动和人物性格的鲜明见长，而以柔和清丽又隐含着痛惜怀旧情绪的抒情见长，为自然生命的流注；作品因此也格外注重氛围的营造，如翠翠出场，作品已做了河、河街、吊脚棱、妓女等抒写，让恩无出厂有了充分的氛围铺垫。语言虽在湘西口语的基础上锤炼出书面语，又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既保持了天籁，又不失精简、蕴籍，与内容的表达和问题的特征融为一体。

当然，也应看到，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所展示的以人性美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规范重建，在阶级大搏斗和民族图存亡的血与火年代，实际上很难付诸实现。如果这些还可归为一种理想主义的话，那么再从历史文化哲学的高度看问题，他的“湘西人生样式”多少还带有卢梭以来的“文明回归原始”思潮的痕迹，其“向后看”的实质与人类社会终归是在前行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趋势是相悖逆的。现实中人们道德沦丧的问题，根本上要靠先进的社会制度来解决或保障，绝不可能以倒退历史的方式来解决。鲁迅揭示国民的劣根性，目的在于以现代意识代之，而不是以古老、原始为参照。这兴许才是二人最明显的不同；孰更正确、清醒，其实已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