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决事实在诉讼中的效力分析三篇

预决事实在诉讼中的效力分析三篇

篇一：预决事实在诉讼中的效力应具体分析

预决事实，是指为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为体现司法的统一，并体现诉讼的终局性，对生效裁判已确认的事实一般不允许再行争执。如果在后诉中，同一争议事实被重新提起，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法院不得作相反的认定，由此预决事实就在后诉中自然产生一种免证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即预决事实赋予了免证效力，将其纳入当事人无需举证的范畴。20XX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中，再次确认了预决事实属于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范围，但同时也规定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我国对预决事实效力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根据前苏联民事诉讼纲要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由法院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或民事判决中作出的有关法律事实和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结论，对于解决有关同样事实的案件的法院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又称为预决力，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具有免证效果。1964年颁布的《苏联民事诉讼法典》第五十五条也规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某一民事案件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在审理由同样的人参加的另一些民事案件时无须重新证明”(第二款)：“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某一刑事案件判决，对于审理受到刑事判决人的行为的民事法律后果的案件的法院来说，只在是否有过这种行为和此种行为是否为该人所实施的问题上具有约束

力”(第三款)。

对预决事实效力的具体分析

(一)预决事实是否属于司法认知对象

有学者把预决事实认定为司法认知事项，当事人无需举证。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司法认知或称审判上的知悉，是指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以裁定的形式直接确认特定事实的真实性，及时平息没有合理根据的争议，确保审理顺利进行，从而提高诉讼效率的一种诉讼证明方式。简言之，法院对某些事实，可以无须证明就认为存在。它起源于古代的法谚，即“显著之事，无需证明”。从这一概念可看出司法认知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显著，即对社会公众来说是被广泛知晓的。而预决事实具有明显的个案性质，不仅不被社会大众所知晓，就算是审理本案的法官之外的其他法官也不知道，不能成为对法院“显著的事实”。

综观各国立法，司法认知一般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在法院显著的事实，而在法院显著的事实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法官对于本院工作人员及其他法院的重要官员的辨认及任期；本院职员与庭审律师的签字、法院的记录、惯例、术语，其他法院的设立及管辖，其他法院的法官及该法院的印文。但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司法认知对象都不包括预决事实。

从上述分析可知，预决事实不符合司法认知的内涵，不应作为司法认知对象，其效力应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

(二)预决事实是否具有免证效力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实际上赋予了预决事实以免证效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既可以节约诉讼成本，又可以避免不同审判间的矛盾、混乱。也有学者对此

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否定所有的裁判确定的事实具有效力。其理由有：(1)每一个案件都是在相对的司法环境下审理的，都有其相应的特殊性，在案件中被法官认定的事实强制其他法官认同，违反了认识规律；(2)每一个案件确认的事实在另一案件中所处的地位及性质不同?证明程度要求不同，不能同等对待。

笔者认为，预决事实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以及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方面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是一律规定预决事实的免证效力在某些方面也有明显缺陷。刑事、民事、行政裁判所达到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而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则是统一的，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在学理上被称为一元性标准。可是，尽管设定这种一元化的证明标准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设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尤其是可操作性值得探讨。否定一元性的证明标准，实现多元性的证明标准，是符合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要求。20XX年出台的《若干规定》肯定了上述观点，明确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占优势”而非“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既然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不同性质的裁判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其判决所能达到的真实性程度肯定也是不同的。从逻辑上推理，它们相互之间应该不具有拘束力。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作出了无罪判决。被害人随后提起了民事侵权诉讼，法官经过审理，根据“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民事证明标准认定侵权行为成立，裁决被告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如果按照现行立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已生效的判决对在后的民事审判有预决力，那法官就应该据此认定侵权不成立。这样的结果对受害人来说，无疑

是极不公平的。虽然根据《若干规定》第九条，当事人可用相反证据推翻预决事实，但可想而知，要推翻这一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所需收集证据的量会是多大，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又会是多高。这样一来，立法者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初衷反而成了当事人无可奈何的诉累!

在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已经被立法者和司法实践所接受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预决事实的适用也就极有可能出现笔者上面举例的类似情况。这一问题影响到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而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对当事人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笔者看来，立法者赋予预决事实以免证效力的初衷是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但在实践操作中这种“一刀切”的规定由于证明标准的设置反而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诉讼负担，有违当事人主体性理念。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合理规定预决事实的预决力。

预决事实的预决力框架构建

笔者认为，一律规定预决事实具有预决力或不具有预决力都欠妥。鉴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介于刑事和民事诉讼之间或接近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所以刑事、民事、行政判决在民事审判中，能否具有预决力应该具体分析。

(一)刑事判决对民事诉讼的预决关系

刑事判决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种。法院如果作出的是有罪判决，那受害人今后若单独对刑事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被告的违法事实因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而免予证明，这种情况下刑事判决就具有预决力。法院作出的判决如果是无罪判决，则需要进一步分析：一种情形是指控的犯罪事实已被彻底否定，法院已查明犯罪事实确非被告人实行，那么无罪判决对后来的民事诉讼也应具

有预决效力；而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而作出的无罪判决即存疑判决。因为这种无罪判决是建立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之上的：法院在检察机关的指控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判决被告人无罪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当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事侵权诉讼中，受害人即民事诉讼中原告的举证无法达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因此，在证据相同的情况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因为证据不足被认定无罪，不等于在民事诉讼中也一定被认为侵权不成立而免责。这种存疑的无罪判决在后来进行的民事诉讼中不能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不应具有预决效力。

(二)行政判决对民事诉讼的预决关系

鉴于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界于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略低于刑事诉讼而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所以，笔者认为行政判决的预决力仍需具体分析。如果法院作出的是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或是确认违法判决，那么在其后进行的民事诉讼中，涉及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时，相关当事人就可以免除对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如果法院作出的是维持判决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宜规定该判决对其后的民事诉讼不具有预决力为妥。

(三)民事判决对其后进行的民事诉讼的预决关系

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有无预决效力，涉及判决的既判力问题。判决的既判力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拘束力。它一方面表现为审理后诉的法院在审判中应当受前诉生效判决内容的拘束，不得作出与前诉判决相异的判断；另一方面表现为判决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不得再对判决确定的内容进行争执。判决的预决效力，需从既判力的主客观范围进行分析。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既判力对人的范围，应将民事判决的预决力原则上及于本案当事人，当然由于裁判效力在一定情况下也具有扩张效力，因此本案之外的第三人也有可能主张预决事实的预决力。

预决事实对当前民事案件的待证事实有无预决力，该事实是否可以因此而成为免证事实，属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即对事的范围。根据民事诉讼原理，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应当仅限于判决主文中认定的事实，而不应扩张到作为判决理由的事实。

(四)民事诉讼中运用预决事实的具体程序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某项事实属于预决事实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效裁判依据，法院应对此进行审查并裁定是否确认其效力；如果对方当事人否认预决事实并提供了有关证据，若生效裁判是本院作出的，可由当前审理案件的审判庭报请本院院长审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若生效裁判是由其他法院作出的，可以本院名义，将案件审理情况逐级上报至双方的共同上级法院，通过共同的上级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经再审确定预决事实的效力，以决定其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同时，法院如果自行发现预决事实的效力问题，可依职权按上述程序处理。

篇二：浅析预决事实的效力

【内容摘要】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不同案件的判决需要对同一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况，这涉及前案预决事实对后案裁判认定相关是否有拘束力和证明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一直都存有争议。本文分析前后案对同一事实做出不同认定的原因。分析前后案当事人相同与否对预决事实预决力的影响，区分前案判决主文、判决理由部分预决事实预决力的不同效力。

【关键词】预决事实拘束力证明力既判力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对于“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这些司法认知的事实对相关后诉或后案能产生预决效力的，在我国通常被称为预决事实。上述司法解释中有关“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其中所谓的裁判，主要是指法院的判决，包括争讼判决和非讼判决。在我国，预决事实主要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法院依职务所知悉的事实和公证的事实等，因为采用这些事实均具有司法认知的特征，均须遵循相同的程序规则，而司法认知、事实预决以及推定、诉讼上自认均具有各自的规范内容、法律特征，必须遵循各自的程序规则，所以不能将预决事实、推定事实、诉讼上自认事实纳入司法认知的事实范畴，而应当分别规定和讨论。

所谓预决事实的效力，即在后案或后诉中预决事实能够产生预决效力，主要有：（1）主张此类事实的当事人，无须举证，并且无正当理由不得提出与该事实相矛盾的事实主张；（2）法官应当直接采用预决事实，或者不得作出与预决事实相矛盾的判断，除非当事人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了此类事实。

不管是法院依职权主动采用还是依当事人申请采用预决事实（当事人请求法院采用预决事实的，应当向法院提交相关判决或裁决），均应遵行如下程序规则：法院在采用预决事实之前，应当根据预决事实的生效要件进行审查，并且应当保障后诉或后案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特别是保障不利方当事人推翻预决事实的反证权。否则，将构成上诉或再审的理由。

下面通过案例来具体阐释。

案例：某银行与某水泥厂签订了借款合同，某总公司（水泥厂的上级单位）、某钢铁厂先后为借款合同提供了担保。合同签订后，银行如约提供了贷款，但合同到期后，水泥厂和担保人未能履行还款义务。银行以钢铁厂为被告向某法院起诉，要求钢铁厂偿还贷款。在诉讼过程中，总公司要求参加诉讼而未获批准。法院经查得知并认定，水泥厂为扩建工程项目，与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在钢铁厂为借款提供担保之前，某银行已接受了总公司为借款提供的有效担保（担保函称：“我公司所属水泥厂扩建工程项目使用贷款2200万元，我公司同意为该项贷款提供担保，如企业不能按期还贷款，由我公司负责归还。”）。同时，钢铁厂是应银行、水泥厂的请求和政府领导指令，为完成履行借款所需担保手续的形式要件而提供的担保，其并非真实意义上的担保。贷款人银行实质上是基于对保证人总公司的担保而发放了贷款。且借款人、贷款人均明知且认可钢铁厂提供担保只是完成履行借款所需担保手续的形式要件而无意让钢铁厂承担担保责任。因此，认定担保条款无效，判决驳回银行的诉讼请求。

此后，银行以保证合同为由，以总公司为被告向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总公司偿还贷款。诉讼过程中，总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担保合同无效，因为担保函加盖的是“总公司财务部”的印签（总公司没有该印签），不是总公司

的法人印签。且担保函仅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复印件，没有原件。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对担保提出异议，但担保这一事实已经为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对担保事实予以认定，判决总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上述案例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预决事实。所谓预决事实，主要是指已为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上述案例中，后诉法院对前诉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预决事实，即担保合同）直接予以认定，这固然对提高诉讼效率，保证法院前后判决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前诉法院在后诉被告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对担保合同进行认定，而后诉法院在没有被告质证、辩论的情况下，对前诉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预决事实，即担保合同）直接予以认定。

这严重损害了程序公正的原则，剥夺了被告的程序参与权和辩论权。因此，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前诉法院审查不严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影响后诉公正审理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对之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条款赋予了当事人以异议权。

由于生效判决已确认事实具有一定的免证效力，如果对方当事人无法提出有力的反证，就难以推翻前诉已确认的事实，加之我国法律对预决事实的产生及生效条件并未加限制，也就导致了部分当事人利用预决事实，通过虚假诉讼获取预决事实，引起预决事实不当扩张的产生。

但是预决事实终究不同于客观事实。从定义上看，预决事实是由法官依法认定，并通过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一种事实，所以说，主观性是预决事实的重要特点，也是区别于客观事实的最根本特征。一般来讲，客观事实是预决事实的基础，预决事实是客观事实的再现或者反映，预决事实必须以客观事实为追求目标。

在司法实践中应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司法权是判断权，这种判断不是主观臆断，必须建立在对客观事实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司法评判努力追求客观真实，但是判断结果往往建立在证据真实的基础上，这主要基于客观局限性的不得已的妥协。预决事实未必是客观事实，甚至可能与客观事实相左，预决事实效力的不当扩张不仅仅影响了客观与公正的统一，也影响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对于未参加前诉的案外人，前诉当事人就前诉的判决主文事项提出免证主张，赋予前诉预决事实以免证事实，明显剥夺了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也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如一法谚所言：“每一个人都不会因为他人之间的诉讼而受到损害”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预决事实不属于免证事实，免证事实仅包括当事人在法院自认的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对法院显著的事实。对于预决事实，当事人仍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自由裁量，其不能直接予以认证。具体做法是，当事人主张预决事实时，必须向法庭提供该裁判文书；只要提交该裁判文书，其就无需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这是因为法律赋予裁判文书很强的证明力（因为它属于公证文书）。《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57条规定：“判决具有公证文书之证明力。”《法国民法典》第1319条规定：“公证文书，再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的继承人或权利继受人

之间，具有证明证书上记载的各约定事项的完全效力。”都表明预决事实仅可以作为一项具有较强证明效力的证据来使用，而并不具有当然的免证效力。

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是通过“争点排除”规则进行预决事实效力的处理。对于“争点排除”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哈伦大法官是这样描述的：“在众多的判例中，（法官）都宣告了这样一条规则：如果一项权利、一个问题或者一个事实明确地作为争点，被有管辖权的法院作为所给予救济的根据直接裁决过，那么在以后的诉讼中，相同当事人或者他们诉讼利益的承继人，不能再对它提出争议；即使一个诉讼是因为不同的诉因引起的，只要前案判决仍未被变更，那么已经裁决过的权利、问题或者事实，在相同的当事人或者他们诉讼利益的承继人之间，必须被当作是终局性地确定了。设立民事法院的目标，是通过对争议事项的司法解决，来确保社会的和平与安定，而这一普适规则正是这个目标所要求的。这一规则的执行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因为如果对所有恰当地作为争点并被直接裁决的事项而言，法院的判决不具有终局性，那么人们将不会寻求法院对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进行裁判。”

根据争点排除规则进行分析, 预决事实仅在前、后案当事人同一的情况下发生预决效力，禁止向案外人主张预决事实的效力。这一点与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的限制完全一致。在适用“争点排除”规则时，英美法要求审理后案的法官能够确信，预决事实被实际地、充分地争议过。而大陆法系国家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限制在判决书的主文中。

在我国现行制度中，在预决事实产生和生效上均存在疏漏。预决事实效力仅仅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已为人

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此规定，学者、司法实务界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同的。一种观点认为，预决事实，在后诉中具有预决的效力。其主要原因是预决事实已经为正当证明程序所证实。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预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指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后诉当事人不得对前诉预决事实再行争议，审理后诉的法院必须将前诉预决事实作为判决的前提，不得重新审理，更不得予以推翻。而《证据规定》第9条允许审理后诉的法院在一方当事人提出足以推翻预决事实的证据的情况下就预决事实的真伪重新进行审理，且可以推翻预决事实，足以说明该司法解释不承认预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

当然，一概肯定或否定预决事实的效力都是片面的，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预决事实的效力均属于新探索领域。

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免证事实的范围过于宽泛，只是把预决事实简单地规定为一种免证事项，而对何种情况下、何种事实进行免证并未加以相应的界定，在审判实践中交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由于案情纷繁复杂所致，再加上法官对法律认识、理解的差异，难免使这种据情裁量往往显得宽窄不一，且有违程序保障之嫌。况且，预决事实是否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院能否直接认证，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法院采用预决事实或者预决事实产生预决效力，我们认为首先应当符合“预决事实构成后诉案件事实的一部或全部”这一要件，其次还得具备下列要件：1、前诉判决或前案裁决须是确定的或生效的，并且没有被依法撤销或变更。即使前诉判决或前案裁决确定了或生效了，若后来被依法撤销或变更，其中的实体事实也随之被推翻的，则无预决效力。

2、在前诉或前案中，对预决事实或者争点事实，按照正当程序作出了证明。比如，先行的诉讼或仲裁没有给予当事人对案件事实证据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即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可能会是虚假的，并且这样的裁判应被撤销或变更。

3.后诉或后案的当事人是前诉或前案的当事人或其诉讼承继人等，或者与前诉或前案及其当事人存在法律上的利益关系。

总之，预决事实的效力是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一个新领域，既不能盲目扩张，也不能随意禁止。预决事实与客观事实总归不能统一而论，扩大预决事实适用范围，可能造成上诉、再审案件的增加；但是预决事实又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诉讼资源的浪费，提高诉讼效率。预决事实的效力认定既需要法官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大胆创新，又需要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适时作出具体规定，以充分发挥其特有功效。

篇三：论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

我国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制度，系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确立起来的，①而非通过《民事诉讼法》。由于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原则、模糊，理论和实践界关于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内涵、主客观范围以及适用的规则等莫衷一是，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也损害了法院判决的统一性。因此，确定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制度的理论基础，厘清该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关系，明确其适用的范围与适用规则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已决事实的预决效之性质辨析

已决事实的预决效之性质究竟应当为何呢？在《若干规定》尚未出台之前，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上已经承认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免除当事人证明的效力。然而，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已决事实会具有免除当事人证明的效力。最高院最初建立该制度的时候，也只是为了避免重复举证、重复审理以提高诉讼效率。到后来，《若干规定》的出台，最高院转而认为该制度是建立在既判力理论基础之上的。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理论上逐渐意识到，从既判力出发理解《若干规定》第9条第4项的规定，角度并不恰当，因为依既判力理论，前诉生效判决主文的内容，在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后诉中的效力不是事实证明问题或者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问题，而是排除当事人再行争执和法院再行审理的问题，更谈不上允许当事人以反证推翻的情况。从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认为：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当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即应当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分析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事实上，已决事实具有一定的预决作用是判决的证明效的应有之

义。所谓证明效是指，判决内容对于后来的法院在认定事实时产生的影响力，具体而言，一旦某一法院对某一事实作出了认定，在后诉中，如果当事人主张该被认定的事实，在没有发生特别事由的前提下，后来的法院也应当作出同样的认定，从而免除了其对于该事实的证明责任。与前述的既判力相比，既判力强调的仅仅是前诉判决主文中的判断（法的判断层面）对于后诉法院的制约，而证明效则是强调同一事实认定（事实判断层面）对于后诉法院的影响力，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既判力是一种规范性的效力，而证明效不过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制约力，并不具有法的效力，即便后诉法院对于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认定，也不至于构成违法。据此，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制度建立在判决的证明效的基础之上是较为合理的。已决事实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实际上它并不属于免证事实，它也没有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它只是证明力很强的证据，因此当事人应当提供载明该事实的生效法律文书，对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证予以推翻，后诉法院的法官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也可以作出与前诉判决不一致的事实认定。

二、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适用的范围

1、已决事实预决效力的客观范围

预决力的客观范围是指哪些已确认事实能产生预决力的问题，其是预决力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无论是《适用意见》还是《若干规定》都只做了比较笼统的规定。从其字面理解预决力当然是既及于判决主文中也及于判决理由中的事实判断，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判决主文中的事实判断是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受既判力的遮断。因而已决事实的预决力只能作用于判决理由部分，但是否判决理由部分所有的事实判断都具有预决力呢？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大

陆法系判决的证明效理论以及程序保障原则，借鉴日本的争点效理论，结合我国确立已决事实预决效制度的初衷。笔者认为预决事实效力的客观范围为：（1）作为前诉判决前提的主要事实。该主要事实应当是前诉判决所必需的事实，没有该事实的认定，法院就无法做出最终的裁决。对于主要事实当事人为了达到胜诉的目的，往往会尽力争执。而对于那些非主要事实，如间接事实、辅助事实，若赋予其预决效力，当事人势必也不遗余力地进行争执，这就会造成诉讼成本的提高，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实现。

（2）前后诉同一的事实。只有已决事实与后诉所争执的事实同一，才能产生预决的效力。如果前后诉所争执的事实相异，根据辩论主义原则，对于后诉所争执的事实，当事人需经举证、质证阶段，法院才能决定是否予以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已决事实并没有预决效力。

（3）不具有预决力的已决事实。这些事实包括缺席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自认的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以及和解（调解）协议中所认定的事实。若承认缺席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具有预决效力，则不仅会侵害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而且也有可能增加诉讼成本。否认自认事实具有预决效力，是因为在前诉中所做的自认，在后诉中是一种诉讼外的自认，它仅仅属于一种证据资料，而无自认的效力。此外，若赋予和解（调解）协议中所认定的事实以预决效力，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是对当事人程序保障权利的侵害。

2、已决事实预决效的主观范围

已决事实预决效的主观范围，即为哪些人在后诉中受已决事实拘束的问题。由于《适用意见》和《若干规定》均未对此做出具体的规定，理论与实践界认识也不统一。由于长期受职权主义“传统”的影响，多数人观念上一直认条件下

确认事实具有一种“对世”效力，认为所有人都应受预决力的拘束。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程序保障和程序保障下的自我责任原则，已确认事实只有在前诉当事人和后诉当事人同一的情况下产生预决力。笔者不赞成已确认事实具有“对世”的效力，因为它的主观范围过大，与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不符。笔者也不赞成将已决事实预决效的主观范围仅限于前后诉当事人同一的情况下，这样的主观范围略窄，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复杂纠纷的现实需求。因而，笔者主张已决事实的预决效除了拘束与前诉同一的后诉当事人，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扩张及于第三人。在前诉当事人和后诉当事人属于同一的情况下，当事人已经被给予对已确认事实进行充分、确实质证和辩论的机会，这就符合了程序保障原则的要求，且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该当事人自然应受已决事实预决效的拘束。而在涉及已决事实的后诉中，在前后诉当事人非属同一的情况下，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是否能够拘束双方当事人呢？笔者认为，基于公平和效率的综合考虑，且由于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制度与争点效有想通之处，因而可以借鉴争点效之第三人效力来解决我国的已决事实预决效主观范围扩张问题：首先，不利益之已决事实对第三人无拘束力。之所以要做如此限制，一是出于程序保障的考虑。如果对未参与前诉的当事人产生预决效力，让其承受其未参与的诉讼结果，则侵犯了其经历正当司法途径的权利，这显然有失公允；二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恶意通谋。如果预决事实可以约束前诉当事人以外的人，则可能导致当事人通谋恶意制造诉讼，从而达到损害诉讼外第三方的利益的结果。

其次，对于利益型已决事实第三人不能进行攻击型使用，但可以进行防御型使用。当判决效有利地及于第三人时，首先应当予以注意的是，关于如何把握问题视角的问题，即不应当从受判决效扩张之第三人的程序保障，而应该从承受

不利益之败诉当事人（前诉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之视角来考虑这一问题。在第三人对有利型已决事实进行防御性使用的情况下，就该事实，前诉败诉当事人实际上已经在前诉中进行了充分的攻击防御，法院对此作出了判断，那么使其在不同请求的后诉中也受到拘束，基于自己责任原则，这是公平的。在当事人对有利型已决事实进行攻击性使用的情况下，对被告来说并不公平，因为在前诉中被告可能因所被诉之金额较小而无充足之诱因作尽力之攻击防御，特别系在被告未预见后诉提起之可能时更是如此。而且攻击性使用并不如防御性使用般可促进诉讼经济。

三、已决事实预决效制度的完善

1、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预决事实及其效力的规定，而仅仅是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然而考虑到防止法官随意将证明对象作为免证事实，所以对免证事实的规定应当采取法律明定原则；同时，我国由司法解释规定免证事实的范围则有轻率之虞；因而，应将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鉴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已经认同了已决事实的类似于证据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体例上，应将该制度从免证事实中独立出来，单独做出规定，但仍然将其置于证据一章。

2、已决事实产生预决效力的条件

作为诚实信用原则和判决证明效理论制度化的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制度，与日本的争点效理论、美国的争点排除规则以及英国证据法中有关先前判决效力的规定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因而笔者认为，我国的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制度，应以判决的证明效理论为理论支撑，并可以借鉴与之想通的日本争点效理论、美国

的争点排除规则和英国证据法中有关先前判决效力的规定中的合理之处，进行制度上的具体建构。在适用条件方面，笔者认为应当包括：

（1）发生预决效的已决事实需为前诉判决的主要事实。该已决事实需为判决理由中的主要事实，并不包含判决主文中的内容，也不包括一些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

（2）该预决事实应在前诉中经当事人充分争执。基于当事人程序保障的考虑以及辩论原则的要求，只有那些真正经过了当事人充分的攻击防御、进行了实质性对抗的争点，才能赋予其预决力。当事人现实而实质的争论是预决效适用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在此前提之下适用已决事实的预决效才能确保当事人程序保障的实现，才能避免对当事人造成诉讼突袭。

（3）该已决事实需经前诉法院实质性裁判。当事人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纠纷，通过提交法院裁判的形式期待获得公正解决的一个重要心理要素就是“对审判的信任”，而这种心理要诉的实现就需要法院做出实质性的裁判。基于此实质性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对后诉产生拘束力才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4）必需由当事人援用。与既判力的适用所不同的是，虽然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制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判决的不可更改性，但它更多是侧重于公正、效率以及程序保障的考虑，同时它还保障了当事人处分争点的自由以及法院审理的机动性。因而，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必需以当事人的主张为前提。

3、救济途径

规定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但基于公正和程序保障的考虑，我们应当在当事人在前诉中程序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时或其认为已决事实有错误时，给予其一定的救济：

首先，应当赋予当事人以在前诉中程序权利未获充分保障的抗辩。如果已决事实在前诉事实认定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当事人在前诉中的程序利益遭受损害。在后诉中该当事人可以提出在前诉中程序权利未获充分保障的抗辩，后诉法院应对此进行审查，若该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在前诉中确实受到侵害的，应排除该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

其次，应当允许当事人运用反证将该已决事实予以推翻。若当事人认为已决事实有错误的，可以举出反证，后诉法官有权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做出与前诉相异的认定，推翻该已决事实，援用该已决事实的一方当事人仍需承担举证责任。已决事实的错误将会导致前诉判决的错误，对于前诉判决的错误，当事人可以经过再审途径予以解决。

【注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文中简称《适用意见》）第75条首次明确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中简称《若干规定》）第 9条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此，我国的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制度得以初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