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长人物形象

阿长人物形象

（一）

阿长是鲁迅童年生活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曾几次被鲁迅写入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但对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而且通过几件互不关联的事情描绘了她的性格。在《狗?猫?鼠》里已先写了她踏死“我”心爱的隐鼠。到《阿长与〈山海经〉》，又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来写她。开头写她“喜欢切切察察”，低声絮说什么时“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对“我”管得很严，拔一株草都说是顽皮，动不动就要告诉家长。夏天睡觉又在床上写“大”字，挤得“我”没有翻身的余地。这些真切生动的细节描写，都带着明显的贬义。接着写她元旦清早给“我”的磨难。这些“古怪的仪式”虽然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因“烦琐之至”“非常麻烦”，使“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再来，写她讲“长毛”的故事，更进一层地写她缺点。当“我”以为她长得很丑，倘若“长毛”来，一定最安全了，她却反驳道：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些话表现了十足的愚昧和阿Q精神。“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虽然是写“我”童年的感想，但更是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到这里，作者才掉转笔锋写买《山海经》──也就是这篇散文要着重写的一件事。“我”念念不忘，渴望得到绘图的《山海经》。可是，谁都“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只有阿长，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山海经》是什么，“我”原也认为对她说也无益，所以向来没有同她说过。但她却自己主动来问，并且在她告假回来时，一见面就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件事，充分表现了她对孩子的心思观察得多么细致，对孩子的愿望是那么体贴，为了满足孩子的正当愿望又是那样认真、郑重其事。以至“我”惊喜、激动得“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于是，“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透过天真的儿童心理，对她身上美好的素质的赞扬是何等热烈和真挚!作为一个连真正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的下层劳动者，她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与其说是她的过错，不如说是她的不幸。前面所说的作者的讽刺和批判，既是对她身上的消极、落后的东西，也是对着造成这些消极、落后东西的统治思想和社会制度。《阿长与〈山海经〉》等文这样写阿长，使我想起中国史传文学中“不虚美”“不隐恶”的主张。我认为，这既是一种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相通的。《朝花夕拾》不是史传文学，但作为写真人实事的散文，这样来写人物，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且，对于文学创作中，描写较为复杂的性格，避免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也是有益的经验。

（节选自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

在这篇回忆散文里，鲁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集中记叙长妈妈给他留下的儿时印象，把长妈妈这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这一点，有目共睹，谁都承认。但是，作为回忆性的艺术形象，长妈妈并不是典型化的产物。鲁迅写她，既没有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也没有专用自己的保姆做“模特儿”，去塑造一个劳动妇女的典型。阿长是生活中真实的阿长，所写全部事实，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尽管“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朝花夕拾?小引》），但绝无虚构。无论称呼的来历、切切察察的毛病和“不见得很好”的睡相，还是“烦琐之至”的各种规矩和讲“长毛”，以至购买《山海经》，都是鲁迅曾经亲见亲闻亲历过的，现在一一写来，具有十分亲切自然的情致。人们通过这种情致所得到的艺术感受，是充满幽默的纯真美，和《一件小事》所显示的那种肃穆、严峻而深沉的格调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在鲁迅心目中，人力车夫的那一件小事是和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使他增加勇气和希望，而阿长的这些琐事则和“人气”相连，给他精神上以鼓励和安慰。同“名人名教授”相比，阿长固然是可尊敬的好人，但就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鲁迅并不把希望寄托在阿长似的人物身上。因此，鲁迅写阿长，不仅局限在幼儿保姆这个范围内表现她的性格美，而且把这种性格美同愚昧落后相掺杂，沙里淘金似的让她闪烁出性格美的光辉。这固然同所回忆的生活真实有关，但也恰恰证明鲁迅并不是把阿长当作理想的人物来歌颂的。

鲁迅虽然没有把阿长当作寄托着希望的理想人物，但并不因此对她失去敬重和怀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她身上看到了人类那种难能可贵的纯朴和真率。就拿阿长那“大”字形的睡相来说吧，虽然使幼年鲁迅吃了苦头，母亲也曾含蓄地暗示她能够改变，表现了有所不满，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却是对阿长“适性任情”的肯定。退一步说，就算和“切切察察”一样，这也是一种缺点吧，然而，在鲁迅笔下，阿长的缺点也是令人喜爱的，因为她不“嗦做作”，“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诚然，阿长是愚昧无知的，她所懂得的那许多规矩，大都是可笑的，尤其关于“长毛”的讲述，更令人捧腹，鲁迅也确实给予了含笑的批评。但难道仅仅是为了批评，或者为了揭露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毒害吗？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们通过“元旦辟头的磨难”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道“恭喜”、吃福橘的麻烦仪式中，阿长寄托了多么真诚的善良愿望啊!她希望自己和孩子“一年到头，顺顺流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福橘并不是她自己吃，而是由她“塞在我的嘴里”，说明这仪式是为了孩子，表现了她对孩子的一片祝福之心!其他如“死”要说“老”，不进死人房和产房，不钻晒裤子的竹竿底下等等，事情本身固然是可笑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长教给这些“道理”的用心，和现在的阿姨教孩子们讲卫生、不横过马路并无差异，都是为孩子着想。阿长教各种规矩和讲“长毛”如果不是出于这种善良的用心，她以后也就不会有为鲁迅买《山海经》的举动。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鲁迅不仅严格地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如实地记叙长妈妈，

而且在记叙中始终着意表现她身上最本质的东西，即“名人名教授”所缺少的“人气”。正是由于有这种“人气”做内核，她的切切察察、“大”字形睡相、麻烦的规矩和讲“长毛”所表现的愚妄，并不令人生厌，反而能够同买《山海经》的举动和谐一致，形成统一的风貌，使我们从她的愚鲁中看到真率，从粗犷里看到细心，而这种真率和细心所体现的实质，是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事过三十多年之后，鲁迅怀着深情回忆起来，仍然被这种关心和爱护所激动，写来情真而意切。

毫无疑问，买《山海经》一事，是使鲁迅最为感动、永志不忘的。因此，关于这件事的叙说也最为激动人心，成为全文的中心。首先，从自己渴慕《山海经》写起，用自己那种“太过于念念不忘”的心情来衬托出阿长的关心。她主动询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则认为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只淡淡地作了回答，但她却默默地记在心里，认真地当一件事去办。这充分说明阿长的关心是出于真情实意，并非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其次，她果真办成了，而且是不声不响地办成功的。当读者读到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的时候，怎能抑制住心头的激动？在这里，作者炉火纯青的白描手法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艺术效果。再次，鲁迅又用极其凝练的文字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用“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写出被感动之强烈；用“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表达出无限欢悦之情。为了突现这种感激与欢悦，还用“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做陪衬，使庄重的感情仍然带着诙谐的色彩，以便在风格上和前面的记叙保持一致。最后，写出这部“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把对长妈妈的感激之情引向深化，变成永久的怀念。文章正是在这种永恒的感激和怀念的基础上，以饱蘸浓情的笔墨，为长妈妈的在天之灵祝福!这个深情祝福的结尾，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量，同时，也发人深思。它凝聚着鲁迅对长妈妈的全部情思，寄托着鲁迅对善良人的衷心祝愿；从“不愿意想到目前”而回忆过去的创作初衷来看，这种情思和祝愿愈强烈、真诚，就愈能反衬出对“目前”的否定和憎恨。

阿长这一形象的表现出了旧社会的没有地位的人，因为她叫什么名字都需要别人定，别人用叫习惯了的名字叫她，竟然忘记了她的真名，这是证明她是个地位低下的形象的人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