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这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年时期，他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严酷，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陶渊明二十九岁明，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便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郡派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他终于同黑暗官场彻底决裂，抛弃功名利禄，归隐田园。

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不少士大夫在从事礼教的活动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经受了血的洗礼，使他们觉悟到“达则兼济天下”的路已经决断。在这种动乱的气氛下，在日益严酷的现实面前，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社会、反思文化，于是一种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个人主义精神蔚然兴起，无论在哲学、文学，还是在书法和绘画上，充满个体意识和人本主义的精神气质都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穷则独善其身”的文人士大夫追求个体的超越和自娱自乐，相信玄而又玄甚至不着边际的高深理论，平日里喜欢“清淡”，虽然不敢反对频繁更替的君主，但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标志着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自觉和独立，被称为“魏晋风度”。

到了东晋时代，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陶渊明，更是标榜和引领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时尚，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高唱“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向世人描绘了精美平和、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当时以及后来的年代中，文人士大夫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在心灵世界中寻找依靠，在艺术的世界之中表达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并且隐晦地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陶渊明生平简介

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东晋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

先生,著名诗人。

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１、饮酒诗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２、咏怀诗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３、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

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归隐的原因

1、门阀制度等级森严，理想抱负难以实现

门阀士族制度于西晋时期正式确立，士族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大贵族官僚们可以世袭官爵，世代把持朝政，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现实。而贫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人才的进退，完全不以德才为依据，而要看门第的高低和财产的多少。陶渊明的先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虽一时位高权重，却因为出身寒微而被士族阶级的人所不齿，讥为“傒狗”、“小人”。他的祖父、父亲虽也任过一些官职，但到了陶渊明，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困顿。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制度的全盛时期。年轻时的陶渊明喜好六经，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有大济苍生的宏愿。而在封建社会，想要实现抱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官。因此，出仕为官，曾是陶渊明强烈追求的梦想。但是，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阻碍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的进身的机会，做一个能治国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毕生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也一直没有仕进为官的机会。直到29岁，他才开始做一些小官，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官职，一直屈沉低职，抑郁无为。几次出仕的经历，使他逐步看穿了那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和自己是格格不入的，终于在任彭泽令八十余天后，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去官职。从此过着躬耕归隐的生

活，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祖。

陶渊明的为官生涯前后共有十三年，这是一个不算短的年份，如果陶渊明真的那么讨厌为官，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之所以耐心坚持着，是因为他没有放弃，他等待着，希冀有一个机会，实现他“大济苍生”的宏愿。然而，自己位卑权轻，性格清高刚烈，与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更让他灰心的是，十几年为官生涯，辗转地方，门阀制度、门第观念，就像一堵厚实的高墙，横亘在他的前面，永远无法逾越。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迫使他作出了痛苦而无奈的抉择——归隐田园。他的归隐，虽有解脱的快乐，但更有哀伤和愤慨，是他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经过长时间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为自己选择的一条“击壤以自欢”的生活道路。走上这条道路，他内心是不甘愿的。

2、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处世原则的体现

陶渊明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怀有“大济苍生”、“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这种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可是理想的实现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达”！“兼济天下”要有一定的权位。现实决定了陶渊明不可能“飞黄腾达”，更不能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于是他就归隐，这正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处世原则的忠实实践。归隐后的陶渊明生活是贫困的，但是他“君子固穷”，守着自己心中的一方净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气节，不与统治者妥协。长期的农业劳动，与广大农民的近距离接触，使他逐渐感到退居田园，躬耕自资，实在是一种富有乐趣的生活，他发自内心地喜欢这样的生活，并创作了大量诗歌，描写、歌颂农村安静的环境、优美的景色、淳朴的民风以及自己内心的愉悦。在诗人笔下，几间农舍、几缕炊烟、几声犬吠、几声鸡鸣，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与污浊的官场相比较，这些不经矫揉造作、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景致，蕴含着至善至美，与诗人自己高洁情操和志趣交相融合，相

得益彰。于是他的诗歌就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美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的“独善其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安分守己、了此余生，既然“闻达”不可求，就隐居田园，在很艰苦的条件下，不屈服，不沉沦，奋发有为，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以诗文传世，同样取得不凡的成就，成为我国“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之祖，不但让自己青史垂名，也为中华

民族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3、中国传统的隐逸思想对陶渊明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对中国古代的人格思想、处世哲学、价值观念、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等有着深广的影响。究其思想根源，先秦时期以庄周、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及汉代传入中国而在魏晋大盛的佛教思想，可以说是它的三大源头。而以上三教的思想又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因此，隐逸的行为虽然在文化、理论界人们的看法褒贬不一，各不相同，但在封建时代广大国民心中却受到崇拜、敬仰。于是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群——隐士（又往往被称为“高士”）。从先秦到两汉，隐居高卧的隐士可谓不胜枚举。汉代末年，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汉初建立起来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局面破坏殆尽，人们纷纷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僵化的社会秩序中挣脱出来，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文人开始独立思考社会、人生的问题。魏晋时，统治集团的血腥争夺，政治的残酷、虚伪，又严重影响文人们立身行事的态度，当此之时，玄学兴起，清议盛行，经学独尊的地位动摇了，文人们以从政为官当作人生归宿的意识也大大淡化，人们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审美观，士人的群体主义消失，个人主义得以张扬。人们反对虚伪的礼教，反感无聊的繁文缛节，而追求返朴归真，崇尚真情，归返自然，纵情山水。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魏晋的隐逸之风远超前代，非常盛行，一大批名士加入了隐居的行列。社会上还形成了一套品评隐士风度的标准并加以吹捧，其内容大致为不拘形迹，注重心意，冲淡平和，超然脱俗，不求富贵，不慕荣华，一任自然，随遇而安。这样的标准与陶渊明内心深处的思想观点、处世态度不谋而合，高度一致。想到自己眼下才能不得施展，理想难以实现，困羁官场，迁延日月，惶惑中不禁追慕前贤近达，最终决定辞官归隐。可以说，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以及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的风尚，有力地促成了他走上归隐田园的人生道路。

4、是否仕途无望使他转而以诗文传世呢？

现在有一个说法：陶渊明明知政治上难有作为，于是选择辞官归田，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希望以诗文传世，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观点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首先分析一下陶渊明的内心世界。几经出仕而又复隐，他自己说是“学仕无成”，内心颇感憾恨、苦闷。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说道：“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意为自己出仕做官，纠缠在繁琐无聊的人事当中，浪费时间，深怕辜负自己心中所立大志。他四十岁时写下一诗《荣木》以自勉，希望摆脱眼前困境，振作起来，有所成就。诗序有句“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这是感叹自己年纪老大还一事无成。然而诗中又有句“先师遗训，余岂云坠”，表明自己决不忘记先贤的教导，不能消极堕落，要积极进取，有所成就。从这些文句来看，他是不甘消沉堕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的。在他对官场极度失望、行将归田的时候，他又能做什么来取得成就，才不辜负自己心中的“素志”呢？其实，这时的陶渊明别无选择：既然仕进无望，那就归返田园，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致力于诗文创作，以此构筑理想的大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除此以外，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使自己名传后世。事实也是这样的，陶渊明归田后，生活困窘，以致行乞，但他努力创作，笔耕不辍，留下诗篇一百二十一首，散文、辞赋十二篇，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丰碑，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唐宋以后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对陶渊明推崇备至，自觉向他学习。可以说，陶渊明及其诗文创作，已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精粹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继承。

可见，众多的原因使得陶渊明辞官归隐。他虽然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独特的思想和文学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陶渊明是东晋时代的大诗人，他的田园诗歌妇孺皆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充满了闲情雅趣。很多人以为陶渊明不愿做官是因为当时真是黑暗、官场腐败的原因，其实真正是原因是他不愿做为忙碌的公事而四处漂泊，他对田园生活充满了向往。但是，真正的田园生活是充满艰辛与汗水的。并非《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悠然快乐的田园生活所能完全概括。

他的诗歌不仅描述了惬意的田园生活，也记录了农村的艰难岁月。

即使在贫病交加之时，他依旧“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受他人的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让我们为之起敬。他的诗歌有欣喜，也有苦难和坚韧。他是被那个时代潮流所抛弃的人，但是他讴歌大自然带给他的快乐和慰藉，为后世与他相同命运的人提供了

心灵的避难场所。

身体日益渐老的陶渊明，疾病不断的增多，理想越来越变成空想，再加上生活日益困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常被人拿来作为座右铭。它到底究竟何处来，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让我们带着疑问去走近它、探析它。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于孟子《尽心上》。原文是这样的：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子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由孟子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主张的是要以道义为根本，穷达都是身外事，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道义都是根本。所以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与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成为

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

当你穷困不得志时，它以“独善其身”的清高抚慰着你那一颗失落的心；当你飞黄腾达有时机时，它又以“兼善天下”的豪情为你心安理得地做官提供着坚实的心理基础。因此，无论你穷与达，它都是一剂绝对见效的心理良药，是知识分子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与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