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

目录

一、对贵族家庭人去梁空巢也倾的深切惋惜 (1)

二、对红颜薄命女子不幸遭遇的沉痛悲悼 (4)

三、对痴男怨女爱情悲剧的深切痛惜 (5)

四、对整个人生空幻的无限感伤 (7)

五、作者对自己“无材补天”的深重悲哀 (8)

参考文献 (8)

曹雪芹悲剧思想探析

摘要: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部盖世无双的文学巨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直至“泪尽而逝”,其创作显然是用生命书写的过程。曹雪芹在经历了由富贵坠入穷愁潦倒的生活,遭遇了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之后,以其更为敏锐、深刻而又复杂的人生感悟,毅然回归现实,在清醒的悲剧意识观下,将《红楼梦》创作成一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悲剧。于是,《红楼梦》的题材、主题、价值取向、写作背景及表现形式都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前朝名著有很大差别,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美学价值的发掘,更远远高出同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成为当时文坛及中国小说史上的顶峰之作。悲剧美是一种感伤的美。本文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曹雪芹的悲剧思想。

关键词:曹雪芹红楼梦悲剧思想

曹雪芹是我国的著名小说家,其小说《红楼梦》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在清代即有“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说。在现代,《红楼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肯定,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也难以计数,红学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曹雪芹在经历了由富贵坠入穷愁潦倒的生活,遭遇了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之后,以其更为敏锐、深刻而又复杂的人生感悟,毅然回归现实,在清醒的悲剧意识观下,将《红楼梦》创作成一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悲剧。在作者的主观思想中,有一种清醒的、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他的写作,这是曹雪芹所以能够打破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常常以大团圆作结的传统模式,完成《红楼梦》这部“彻头彻尾的大悲剧”(王国维语)的主要原因之一。《红楼梦》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美学价值的发掘,远远高出同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成为当时文坛及中国小说史上的顶峰之作。曹雪芹的悲剧思想的内涵是丰富而多彩的,下面笔者分述之:

一、对贵族家庭人去梁空巢也倾的深切惋惜

《红楼梦》所写的四大家族的家族悲剧,主要以贾府的衰亡过程为描写对象。作者在小说开头用“末世”等字眼概括了贾府的特征,并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演说”了贾府经济状况的入不敷出和“子孙一代不如一代”,使读者对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载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现状及未来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进而在以后

的具体描写中,对贾府中潜伏的上述危机通过日常生活画面进行细致生动的展现,同时又在有关章节中揭示了导致贾府败落的另两种重要原因,即由内部争夺激烈而出现的“自杀自灭”和因贾府部分人在外作恶太多而被抄家,最后一败涂地。此外,作者写贾府这个贵族世家的衰落还通过秦可卿给凤组托梦等方式作侧面烘托,又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树倒猢狲散”,“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忽喇喇似大厦倾”,“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等来暗示和比喻,极其贴切、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从家族的自我解剖入手,为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世的“诗礼簪缨之族”作传,详细记述了康乾时期勋臣世家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迎来送往、丧葬嫁娶,也包括福寿筵宴、权诈机变,深刻揭示了造成家族衰亡的真正原因,勾画了这个百年望族兴衰荣辱迅速转递的历史图景。清人二知道人有一见解颇为精辟:“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可谓罕见于世界文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自古皆然。贾府自“水”字辈至“草”字辈恰好五世,“君子之泽”所以“五世而斩”,正如书中所言:“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种深刻而理性的总结,真是一语破的。小说第二回中冷子兴对贾府现状及命运的分析可谓十分全面透彻的概括: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作者借冷子兴之口,从荒淫、奢侈到后继无人,从物质基础到精神世界,全面而深刻地道出了这个贵族世家的衰败命运以及不可避免的家族历史悲剧。

荒淫,是贾氏家族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对此予以毫不掩饰的揭露。秦可卿是书中最早了结其故事的薄命女,是书文最靠前的重笔特写的人物。她与贾府男性之间有着微妙而暧昧的关系,其结果是悬梁自缢,“淫丧天香楼”,朦胧间昭示着这个贵族世家的堕落与肮脏。可卿一死,贾府的云板从此传出了深夜丧音。小说第六十三回,宁国府的老太爷贾敬去世,贾珍、贾蓉父子赶到铁槛寺奔丧,“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的确像孝子贤孙。可稍一有空,贾蓉便跑去和两个姨娘打情骂俏,公然和丫头胡闹,丑态百出,令人作呕,甚至恬不知耻地当着众人面说:“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即便是素有“凤辣子”之称的王熙凤之夫贾琏,也会趁着凤姐做寿之便,不顾女儿出痘子惧不洁,便和仆人鲍二的妻子百般淫乐;后来见贾珍的小姨子尤

二姐漂亮,又逼着尤二姐的未婚夫退亲,瞒着凤姐娶了尤二姐作妾。如果说贾蓉、贾琏的行为是被这个宗法家庭的太上家长贾母所谓的“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理论所容许的话,那么,“胡子苍白了”的贾赦竟让老婆去母亲贾母跟前讨要丫鬟鸳鸯作妾,则表明贾府这个外表庄严的勋臣世家,不管容许不容许,从老到小都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贾府的老奴焦大对府中这些无耻的现象曾痛恨地哭骂过:“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连生活于贾府之外的柳湘莲也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可见,贾府里的荒淫现象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作者正是借焦大和柳湘莲之口对这种荒淫无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

奢侈,是作者着重展示的导致家族败落的又一因素。这里且不谈贾府里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日常用度之铺张奢靡,仅就秦可卿丧事和元妃省亲两事,便可见贾府奢华糜费之一斑。可卿出殡,贾珍“恣意奢华”,用的是一千两银子无法买到的棺材,还有一百零八位禅僧拜忏,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醮,一百二十人打杂,除此之外,又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买通内监为贾蓉捐了个“御前侍卫龙禁尉”的官衔。元妃省亲,作者并没有写具体花费了多少银两,但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就耗银二万两。一边是“堆山凿址,起楼竖阁”、大兴土木地修建省亲别墅,一边是大量置办珍饰古玩,元妃“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奢华糜烂的生活使贾府终于到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昔日钟鸣鼎食的贾府终于彻底败落了。

后继无人,是作者突出描述的致使家族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老一辈的贾敬如行尸走肉,“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放在心上”,结果白白送了性命。贾赦妻妾成群,作威作福,恣意享乐。年轻的贾珍、贾琏、贾蓉等更是不肖子孙、“垮掉的一代”,他们本可以励精图治、拯救贾府于危机,却不学无术、沉湎于酒色、颓废堕落、丝毫没有廉耻,甚至挖本家族的墙脚。在贾氏家族的男性中,只有贾政似乎是个“端方正直”、“谦恭厚道”的人物,但头脑古板,迂阔而无“齐家”之能,除了板着面孔训斥宝玉甚至大加笞挞外,对贾府江河日下的局面也是一筹莫展。贾府中唯一有灵性的男性宝玉,却“行为偏僻性乖张”,既鄙视功名富贵,把科举考试讥讽为“钓名饵禄之阶”,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途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不但痛恨那些“浊沫渣滓”的男人,钟爱那些聪明灵秀的女子,而且还一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追求以个人情爱为基础的爱情,以至于最后与家庭决裂而出家为僧。可以说,一代勋戚贵族之家的后人中,没有一个

可以承担起重振家族基业大任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形势只会为家族悲剧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贾府在这些儿孙们的荒淫堕落、奢靡挥霍、反叛背离中走向了末日。虽然,贾府势败后又有晚辈重孙贾兰、贾菌一干人“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可谓出将入相,贾兰的母亲李纨也一时成了“带珠冠,披凤袄”的诰命夫人。然而性命“无常”,紧接着便是“昏惨惨黄泉路近”,这当然不是李纨,而是贾兰们,想来他们的死“惨”得很。李纨丧失独子,到头仍是“老来贫”。至此,贾府子孙“挽回”家道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贾府终究还是无人“可以继业”,这个诗礼簪缨之族的一场人间悲喜剧终于落下帷幕,“运终数尽,不可挽回”!

当然,作者对贾府败落的描写,是挥洒着“辛酸泪”的。可以说,贾府的由盛而衰,正是作者家庭演变的艺术写照。作为曾经生活于此环境中的作者,曹雪芹在如实地再现家族悲剧发生的全过程并客观揭示其产生的原因时,对家族悲剧命运也充满了悲悯和哀挽之情,因此,在作品中也试图塑造几位可以“齐家”的女性,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凤姐治丧、探春理家,皆是作者为摇摇欲坠的贾府推出的补救之人与补救之药方,但是,作者也冷静地写下了贾府补救无望的结局。凤姐的才干虽是“男人万不及一”,可是她在大刀阔斧地治乱治弊的同时,也弄权铁槛寺,收受贿赂,肥己害人,这说明她的本质与贾氏家族中的男性并无区别。探春确有“补天”之志,她的开源节流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也的确显示其识见与才干,但庶出的身份决定了她不可能拥有凤姐那样的权威和地位,补救之方不仅没有扭转危机,却使内部矛盾更加激化,以致一发而不可收,节省出的四百两银子对于贾府庞大的开销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缓解入不敷出的局面。治理大观园的初衷却招致大观园被抄检,大观园从此萧疏衰败下去,“兴利除弊”只能获得失败的记录。作者非常清醒地写出了他不愿见到但又不能回避的事实:“金紫万千难治国”的贾府爷们固然是一群废物,“裙钗一二能齐家”的期望,也不过是一场梦。于是,贵族之家整体毁灭的悲剧不可逆转地上演了:元妃薨逝、宝玉疯癫、黛玉魂归、探春远嫁、贾府被抄、迎春故世、贾母逝去、鸳鸯自尽、恶奴招盗、妙玉遭劫、赵姨娘中邪、王熙风死去、惜春出家,最后宝玉也离家出走,做了和尚,真正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此,作者的悲悯、哀挽之情已完全化为清醒的悲剧意识,毫不讳饰地完成了对“一个真实家族中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的描述。

二、对红颜薄命女子不幸遭遇的沉痛悲悼

笔者认为,这一点是曹雪芹最为感伤和刻意表现的内容,可以说他的“一把辛酸泪”很大程度上是为这些女孩子流的。因为“为闺阁立传”是曹雪芹写《石头记》的主要目的之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是他对众多女性悲惨命运的概括。在小说中,

这些闺中人无不归属于“薄命司”,在第五回中的人物判词和《红楼梦》曲中,揭示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剧结局。无论是身为贵妃的贾元春、才干过人的贾探春、“脂粉队里的英雄”王熙凤、教子成名的李纨、清高自洁的妙玉、德容兼美的秦可卿等贵族妇女,还是“风流灵巧”的晴雯、倍受老祖宗信任的鸳鸯、花容月貌的尤二姐、纯真可爱的香菱,以及金钏、龄官、芳官等出身低贱的下层妇女,一个个“香消玉殒”、命运悲惨。作者正是饱蘸血和泪,为她们谱写了一首首挽诗,一曲曲悲歌。曹雪芹写造成这一幕幕妇女命运悲剧的原因,虽然有时流于唯心论的宿命论,但主要还是着眼于社会因素方面,如写有的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有的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有的是“造衅开端实在宁”,有的是“寿夭多因毁谤生”,有的是“不得其夫”,受折磨而死,有的是在封建主子迫害下,芳魂消耗……这样写,比其它小说中把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纯粹归结为命里注定或个人性格所致,更具有社会意义,也见其现实主义描写的深刻性。这是曹雪芹的讨人之处。但我们又不能否认,作者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包括他的悲剧观)却是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桎梏(这点后文详谈,此不赘)。这是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思想武器之前的封建时代文学家所难以避免的。

三、对痴男怨女爱情悲剧的深切痛惜

儿女悲剧,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中心,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一群青年女子的人生悲剧。《红楼梦引子》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这是“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的千古情殇,它以注重“发泄儿女之真情”而具有超尘脱俗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所以女儿悲剧又可谓是以爱情婚姻命运为主的悲情世界。《红楼梦》开篇叙述创作缘起时,作者曾宣称本书“其中大旨谈情”,而且又重在为情中女子昭传;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作者以饱蘸血泪之笔创作了众多的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对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年轻女性的品貌才智与其悲剧命运之间的反差进行了象征性、隐喻性的描述与暗示,并定下了‘悲金悼玉’和‘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基调”。

“悲金悼玉”又称“怀金悼玉”,主要围绕宝玉与黛玉“木石前盟”的爱情悲剧和宝玉与宝钗“金玉良缘”的婚姻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形成呼应。地位卑下的丫环、女伶,他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其悲剧自然不可避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晴雯,因“风流灵巧”而遭人毁谤,抱屈而亡;“枉自温柔和顺”的袭人,自觉地信守封建礼法,却也是“空云似桂如兰”。其他如司棋、鸳鸯、芳官等,或因情被逐后自撞身亡,或不屈淫威自缢而死,或被迫“斩情归水月”,没一个有好的结局。身份高贵的公府千金们也没能因地位高贵而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且不说为情而死的黛玉,“金玉良缘”的牺牲品宝钗,其

他人也莫不如此。元春贵为皇妃,“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于宫廷政变中暴死,贾府随即大祸临头;迎春误嫁“中山狼”,婚后一年便被恶夫折磨致死;探春虽有齐家之才,却不幸生逢末世,远嫁海隅,犹如断线的风筝,一去不返;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出家为尼,缁衣乞食;湘云尽管“厮配得才貌仙郎”,但“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重现“幼年时坎坷形状”。总之,悲剧而展开。宝黛之恋“把异性之间的情感升华为诗意的、《红楼梦》的女儿悲剧构成了一个无可逃遁的命运之网,无纯净的美感”,“给人世留下了深长的感动”。他们的爱情虽有“木石前盟”的神秘色彩,但的的确确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美好的心灵之约、知己之爱,有一股独特的道德净化的精神力量,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的人性体现。他们的爱情不同于以往才子佳人小说中贫乏的郎才女貌式的爱情,而是升华为真正的个性觉醒。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体贴、相互尊重,灵魂契合,共同藐视封建礼教、宗法纲常,共同追求至真至纯的情感,因此这样的爱情既有悖于封建礼法,又超出了家族利益规范,具有超越时代的叛逆色彩。宝玉厌恶八股文,“无材可去补苍天”,无法和当时流行的仕途规则相容,“行为偏僻”,“重情不重礼”,想法痴呆执着,而且黛玉无“德”无财、孑然一身、羸弱多病、“孤标傲世”,二人的婚姻只能使他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人,直接关系到贾府的中兴。因此,封建家长不得不选择“德言工容”俱佳的薛宝钗作为宝二奶奶的人选,戕残了宝黛之间的至爱真情,成就了“金玉良缘”,也酿成了宝玉与宝钗无爱的婚姻悲剧,因为宝玉虽曾对宝钗有好感,可存在严重的思想隔阂。黛玉魂归离恨天,宝玉抱恨终生,宝钗婚后冷落而难堪,并未从“金玉良缘”中得到幸福。没有婚姻的爱情悲剧“木石前盟”和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金玉良缘”,可谓《红楼梦》大悲剧中极为重要的悲剧成分,正如《终身误》曲所唱:“空对着,山中高土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为“千红万艳”的命运而歌哭的女儿悲剧,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悲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所有青春、情爱、美和一切有价值的生命的悲剧。作者将其纳入家族悲剧的框架,都是在家族环境中发生,随着家族的衰败而发展,最后与家族的灭亡一同结束,层层展示出青年女子们在各自不同的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蹂躏、被毁灭的全过程。在遭遇家世变故后,作者已清醒地意识到腐朽家族连同其中的美好事物一同毁灭的悲剧已无可挽回,于是便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彻底的悲剧意识,让所有的美与丑、善与恶最后同归于尽,而造成这些悲剧的深层原因,便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人们顶礼膜拜的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纲常名教以及封建文化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心理,这是作者

面对那些被埋葬的无辜的肉体和灵魂,对社会结构和无孔不入的传统文化心理所发出的血与泪的控诉。

四、对整个人生空幻的无限感伤

笔者认为,这是曹雪芹悲剧意识的重要内容和总体体现,它反映了作者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哲理思考,具体表现为《红楼梦》中所流露的浓厚的“色空”观念。这方面的说教和描写在小说中多处存在,而在前五回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如《好了歌》、《好了歌》解,以及《红楼梦曲》之尾曲“飞鸟各投林”,其中否定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姣妻孝子等世俗社会所追求的一切东西,并认为人生如梦,变幻无常,“分离聚合皆前定”。作者在经历和观察了花柳繁华、温柔富贵及荣辱无常的历史与现状之后,徒然梦醒,带着无奈和辛酸完成对悲剧的追忆与创造。曹雪芹对悲剧的演绎始终带有末世的情怀,它不仅全面展示了公府侯门、贵族世家其家族命运无可救药的“末世”特征——腐朽、寄生、享乐、堕落,也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末世中滋生的新生事物——由“儿女之真情”、如歌般的青春韶华所赞颂的平等、自由、人性和博爱。但末世时代,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往往会扼杀新生的萌芽。于是,悲剧的时代造就了时代的悲剧。

在甲戌本《石头记》的“凡例”之后,有一首笼罩全书大意的标题诗,其中前四句云:“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而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作者也忠实地贯彻了他的“人生如梦,万境归空”的这一唯心主义的悲剧命题。如“飞鸟各投林”曲中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生命”均可在小说中得到验证;脂砚斋等人也在甲戌本《石头记》甄土隐所作《好了歌》解之旁,逐句加批,一一指明甄解所言何人何事,均予以坐实。曹雪芹的“色空”思想还表现在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上。第一回,作者交代那块“无材补天”的“顽石”被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携入红尘,到“诗礼簪缨之族”备享人间风月繁华之后,仍被送回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上面记载着它“历经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故事,其经历过程被作者概括为“因空见色,由色入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其最终结局是大彻大悟,了却尘缘,皈依正果。而贾宝玉正是这“顽石”的化身。这样的处理,不仅使这个人物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作为小说家言,这点本无可厚非),而且给这个现实性很强的艺术典型蒙上了一层唯心主义的宗教阴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个人物形象应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全书的思想主题。因为宝玉出家似乎不是他不满种种封建约束和周围环境(包括家庭和社会)的污浊之所为,而是感受到人生无常,好景易逝而看破红尘的消极厌世之举。另有论者指出:“梦幻思想还表现在它所描写的大观园所有主人公的命运上……她们在八十回前和以后可以

预见的结局,无非也是春梦一场”。笔者以为所言极是,此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石头记》最终以“梦”命名,也是“人生如梦”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色空”观念就是《红楼梦》的思想主题。

五、作者对自己“无材补天”的深重悲哀

在《石头记》中,作者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一悲剧意识。脂砚斋等人对此也多有批注。如第一回,写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一块未用,便弃在青埂峰下。此石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后被一僧一道携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经历一番,而有了《石头记》一段故事,又被空空道人抄录问世。一般认为,这块“不堪入选”的石头即是作者自况。在上述叙事文字中,“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句旁,甲戌本有侧批云:“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在上段文字之后又有一首诗,句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首句有侧批是“书之本旨”;后句侧批是“惭愧之言,呜咽如闻”(均见甲戌本)。而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作者也通过宝玉喻己少年时“于国于家无望”的种种形迹。可以推想,作者的这种愧恨和悲哀之情随着年龄愈大而愈强烈,竟至成为他写作《红楼梦》的内驱力之一。

悲剧美是一种感伤的美。纵观《红楼梦》,从作品的审美意蕴去探寻其中的悲剧内涵,在人生无常的感喟后面,全篇叙写了两种性质不同、审美价值各异的悲剧:“诗礼簪缨之族”、封建贵族世家自相戕戮、美丑同归、兴衰荣辱迅速更替的家族悲剧;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诸多“异样女子”命运不幸、“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儿悲剧。在王国维的审美视野中,《红楼梦》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中的悲剧。这种由时代、文化乃至生命折射出的整体悲剧是作者梦醒后的彻悟,作者在清醒的悲剧意识观照下进行的悲剧创作,较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美。这样的大悲剧感伤而不颓废,执着而又超越,深刻崇高而又魅力无穷,并从繁华落尽、人生无常的感伤和悲叹中超脱死亡,从而唤醒生命意识,肯定生命价值,具有永恒的、普遍的探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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