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的悲剧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

试论陶渊明的悲剧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富创造性的伟大作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田园诗歌的开创者。他的悲剧是社会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与和个人人格、理想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悲剧过程，必然导致陶渊明的情感的变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的陶渊明，只好借助于诗歌这种极富情感的表现方式抒发内心的情感。在诗歌中，陶渊明通过对喜爱田园风光来表现对官场的厌恶，通过艰辛的劳动来表现不屈的性格，通过生活的艰辛贫困来表现坚守“君子固穷”的高节，通过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来表现自己的理想以及描写恬静安适生活表现归隐的情怀等。

[关键词]：陶渊明悲剧根源体现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晋朝最大的诗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富创造性的伟大文学作家。由于陶渊明的人格高洁，理想高远，而表现在诗歌中就是境界的开阔，风格的平和，成为中国古代田园诗歌创作的先驱。正如苏东坡评论陶渊明的诗歌时说：“吾于诗人无所好，独好渊明诗。渊明作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可见，陶渊明在文坛上。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贡献高、影响大，他的诗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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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人。生活在东晋和刘宋之间。他的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员。他在《命子》诗中颂扬其曾祖“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赞美其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这样的家庭环境，直接影响着陶渊明的思想性格。祖世虽盛，但到了陶渊明出生时，家境衰落，加上父亲去世早，陶渊明从小过着比较贫苦的生活。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正如他在《饮酒?其十六》中所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使他想在政治上干一番事业。他在《杂诗》（其五）中写到：“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诗中就表明了他盼望着像大鸟展翅高飞那样，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他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先后担任了江

州祭酒（主管教化），荆州、江州刺史幕僚以及镇军参军和建威参军。在他四十一岁时，担任彭泽县令。上任后的第二十八天，郡里督邮（督察官员）来彭泽县，陶渊明不愿意毕恭毕敬“束带”迎接，并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他在《归去来兮辞》所说的“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也可以说，自己的理想被黑暗的现实社会和官场污浊所“役”，自己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从此毅然辞官，归耕田园，直到病逝。

从以上陶渊明的家庭生活和为官到隐居之路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展历程。陶渊明由于从小读书，涉猎广泛，不但受到在中国古代占主要地位的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当时盛极一时的道家的思想的影响。这正如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中所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为了“静念园林好”，“人间”都可以“辞”。一个“辞”字，道出道家思想在陶渊明思想中的优势地位。他那种随顺自然、执守个性、超然生死、忘怀得失、厌弃功名、鄙视官场、追求自由、乐于与大自然为伍的思想和行为都源于道家。如果从陶渊明整过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开始，儒家思想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积极出仕，体现出儒家的精神。当看到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在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自然寻求心灵上的另以条出路，那就是：而且这种思想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又决绝。而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就思想本质来说，道家的“真”、“淳”是与社会的“伪”、“浊”相对抗的，为了自己的人格独立，选择弃官归隐。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过：“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这正好是他之所以“逃禄归耕”的诠释。辞去彭泽县令以后，他在乡间以隐即达三十二年，直至病逝对于陶渊明的这段漫长人生路，从儒家角度来看，陶渊明没有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略；从道家的角度看，他的归隐也只是实现了身理上的归隐，在心理上，他对政治的关心，对国计民生的热忱至老不衰。因此我认为他的归隐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他的人生始终是在曲折中挣扎，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没有得到真正的调和，他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一生。

2、

陶渊明的悲剧总的来说是源于当时黑暗的社会和官场的腐败，其本质是社会黑

暗与官场的腐败与陶渊明个人人格、美好理想之间矛盾冲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也即是说：陶渊明的人生悲剧是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

1.1、社会现实是产生悲剧的外因

在中国的历史上，魏晋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是一个“乱与簒”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人们“大有人命浅危、朝不虑夕”之感。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必然逃不脱环境的影响。

1.1.1、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

陶渊明所处年代，正是东晋和刘宋之交的动乱的年代。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激烈。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在中原割据混战，并对处于江南的东晋进行不停的骚扰，民族战争时有发生。在国内，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阶级矛盾极大。这一矛盾的不得不促成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起义的爆发。此时，内忧外患，战争致使国家混乱，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1.2、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大，从统治阶级内部方面来说，各种斗争也更加激烈，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它表现在同党伐异、尔虞我诈上。这样，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极端复杂，东晋世族政权的腐败与残忍。比如，以桓温、司马道子、王恭、司马元显、桓玄、刘裕等展开了剧烈的政权斗争。在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这些斗争不但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人民到来了痛苦。

1.2、个人的性格是产生悲剧的内因

《文艺美学》指出：“悲剧直接表现真实的社会人生问题，表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对社会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悲天悯人的深沉感情和人类前景的哲学思索便常常交织在悲剧之中，体现为一种明亮而敏锐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毫无隐晦的觉醒意识，抗争意识和超越意识。”我探讨陶渊明隐居田园，不然要注重他的归因。所谓归因，就是对人的外在行为表现进行解释和说明。

1.1.1、理想的伟大与现实社会产生的矛盾

陶渊明是一个性格十分爽直、情感奔放、理想远大，积极向上的诗人。文如其

人，在他的诗歌中其个性有鲜明的体现。他的《闲情赋》可以看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冲破，说明其爽直，说明陶渊明积极的思想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在《拟古九首之八》中写到：“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一种儒家积极出仕的精神，那种富有极大的为国为民、实现自己的匡时济世的抱负的思想还是占据了首要位置。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顺畅，实现理想也并非如此顺利。他在《杂诗》中写到：“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理想和志意是多么高远，而现实社会，是这样动乱不堪，即使“有志”也“不获骋”。这时，我们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已经感受到了他纯真的理想与现实社会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1.1.2、人格的尊严与官场政治斗争的矛盾

《社会心理学》指出：“一个人的动机一定会影响他的人格，一个人的人格同时影响着他的动机。”就陶渊明来说，他归隐田园的根本在于维护人格的独立性，在于维护个人的尊严，在于追求自由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超越——追求美好的社会生活。然而，他身在官场中，所看到的是污浊不堪，是尔虞我诈，是阿谀险恶，是腐败欺诈时，内心充满了痛苦与不安。比如，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是，所见到的是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这些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他感到失望。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处处人心惶惶，时时坐卧不安，感到的是焦虑，是惶恐，也是无奈。“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可以看出他的真纯与耿介，他在《归园田居》中也写到：“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园”“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他把官场比作“樊笼”“羁绊”，可以看出他为什么毅然选择了洁身守志、隐居田园、躬耕自资之路是他的性格无法适应官场的黑暗所致。而这种选择行为及其结果，本身表现了他与社会及其官场现实的背离思想，但这种思想又恰恰又奠定了他悲剧的必然性。

总之，陶渊明有着报国治世的远大抱负，可是他经历的是腐败黑暗的官场，看到的是社会的动乱，感受到的是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和不幸。而且在这样浑浊的社会下，无疑，以陶渊明的个性去发展他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他曾经的多次出仕也给予了最铁的证明。最终陶渊明清也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当然也没有机会实现），可在心理上他始终也没有能把自己置身世外，因此他始终活在一种矛

盾的心理状态。马克思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可以说，陶渊明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少数先进人物的代表，他那高尚的人品和美好的理想是积极的、进步的、有价值的，代表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他的理想与现实充满着矛盾，时时发生着无法避免的冲突，他那“远之八表”的美好理想，却“和风弗洽”而“翻翮求新”，最终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因而，可以说，陶渊明的悲剧也就无法避免的，是社会现实黑暗势力的强大与个人美好理想矛盾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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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美学》认为，人与现实的关系是多样的，其中有一种关系叫审美关系。审美观系就表明了人们通过艺术以达到爱美恶丑，并以此求美来满足人们的情感要求。在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动乱，官场的污浊与争斗与陶渊明实现美好理想发生矛盾，造成陶渊明心理失去平衡。从心理学来说，失衡产生困惑、郁结。而内心的郁结不可能久久积郁于心，郁结需要消解，情感需要释放。这对于陶渊明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诗歌来予以表现。这正如中国古代的《毛诗序》中说：“诗者，知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文学总是慰藉那些受伤的心灵。对陶渊明来说，归隐田园，虽他两袖清风，但有一腹诗书，他把生命的激情倾注在诗歌当中，热情地歌颂田园生活。也就是说，陶渊明通过写作诗歌来使自己受伤的心得以慰藉，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有效的慰藉方式。因此，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感受到了陶渊明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陶渊明内心深处的隐居情怀，以及陶渊明的悲剧意识等。那么，陶渊明是怎样予以表现的？

1．1、通过对喜爱的田园风光的描绘来表现对官场的厌恶

“用自然之美来对照现实之丑。”出仕做官与入山隐逸并不是时时都是矛盾的。在中国古代，有些隐逸是为了更好的出仕，有的隐逸就是回避出仕。比如，唐代诗人李白，就是为了更好更快出仕，就想到了隐居求志、以隐待仕，因此，他在二十二岁时，隐居在峨眉山。而陶渊明的隐居，是在风光秀美的田园。“田园”意味着“躬耕”生活，“躬耕”意味着要长期隐居下去，与仕途彻底决裂，自食其力。因此，在诗歌中，陶渊明的诗歌中，往往是把描写美好的田园风光，赞美纯朴的田园生活，并把这些与对污浊的现实的不满对比起来，突出自己否定现实社会的思想情感，从中表现自己的坚硬的性格。这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他把自《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高到了一个

远远超出他的同时代人的高度。从而自然角色在他的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根据我国传统美学中的“迁想妙得”，或称作“代景物为情思”的思想，陶渊明在诗歌中描绘出了美丽恬静的农村风光，本身也体现出了“一切景语皆情语”。比如，他在《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中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以‘悲’为情感特征的中国文化，在主导中国诗歌的同时，也被彻底诗化了。道德修身自赏，忧国忧民，自然观的‘天人合一’，情景交融，审美的直观把握，含蓄表露，深层心理的忧患意识，都是这种诗化的具体表现。”○1在诗中，田园风光是安宁的，田园生活也是安静的，没有什么可悲的。因此，在诗人的笔下，田园生活充满着自然纯朴的情趣，富有诗情画意，真诚地表达出了“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的思想内涵。我们从整首诗来看，首先，表明了自己归隐的原因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本性，这是不能适应世俗。而官场对自己来说如同“罗网”一样，进入官场，就如同笼中之鸟，池中之鱼，时刻都想回到“旧林”，游回故渊。当真正归隐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表现了脱离尘网，返归田园的喜悦，以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接着，诗人运用铺叙的手法，多侧面地把自己居住草房周围的自然景物，十余亩田地、傍晚远处的村庄、缓缓飘散的炊烟，以及深巷中的狗吠、桑树上的鸟鸣等描绘出来。诗人通过富有深情的语言，表达了不慕荣华，安于简朴、厌恶官场，追求平静、闲淡的的感情。最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将自己归隐田园看成是冲出束缚自己本性的“樊笼”，从新返回自然，内心充满欣喜舒畅。我从诗歌中，感受到陶渊明在这宁静淡泊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以及的家乡朴实的亲情与温馨使诗人沉醉不醒。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也说过：“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也就是说，真诚和自然是我的天性，如果让我违背自己的天性去做那苟且逢迎的事情，我会觉得比忍受饥饿寒冷更为痛苦。

1.2、通过描写艰辛的劳动生活来表现不屈的性格

归隐田园意味着劳作，是自食其力的表现。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体力劳动是人们所鄙弃的，地位是低下的，更何况陶渊明身为朝廷命官，要辞官劳动，说实话，这是需要勇气的，需要胆识的，更需要舍去的决心。然而，在陶渊明看来，劳动是自己的理想，是自由生活的体现，是摆脱“羁鸟”、“池鱼”生活的唯一办法。正如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在《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说过：“诗人认为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意，并从中领受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显然，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因此，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思想，他通过艰辛的劳动不但表现自己不屈的性格，而且也表现自己对官场生活的厌恶，对田园生活和劳动的喜爱之情。比如，他在《归园田居?其二》中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从这首诗开头，化用了汉人杨恽得罪罢官后种豆寄兴发牢骚的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诗中的“芜秽不治”喻指朝廷荒乱，豆实零落喻己见放弃。诗人借这首诗，表现了早出晚归的劳动和心理感受。劳动是辛苦，即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最终还是“草盛豆苗稀”。这对于陶渊明来说，收获不收获，是否关系不大。劳动虽辛苦，收获又不大，但这样的劳作只要“但使愿无违”也就心甘情愿。我们从“但使愿无违”这句话中来看，明显的表现了诗人的思想与情感走向，可以感受到诗人甘愿过着夕露沾衣的生活，也不愿意回到污浊的官场中去。自立能保住了人格，保住了理想，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失去了富裕的物质基础，生活上表现出极度的窘迫，即使这样，我们在诗歌中，也能真正感受到了诗人那脱离污浊的官场所表现出来的自食其力的喜悦，以及在劳动中表现出的怡然自得的情趣。作者通过描写艰辛的劳作，表现了自己的追求自由的生活和自在的不屈的人格。

1.3、通过描写生活的极度贫困来表现固穷节

《美学理论》告诉我们：“从悲剧人物的人格和情操看，它表现出一种直情至性的坚定、顽强和伟大，体现出一种忍受苦难，抗争困厄，征服邪恶的至死不渝的

崇高精神和英雄气质。”陶渊明要实现自我，走出迷失和困惑，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陶渊明的隐居，表面看来是摆脱了污浊的官场，走向自由的生活。但对一个文人来说，离开官场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不但自己也付出了“栖栖失群鸟”那种寂寞孤独的代价，一家人也付出了挨饥受冻的代价。这正如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一文中写到：“使汝等幼而饥寒”，“每役柴水之劳”。文章中表明了自己作为父亲，而自己的孩子们从小就在饥寒交迫的痛苦中生活，还要帮助我砍柴、担水等，自己也内疚与不安。他在《咏贫士》其二中写到：“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他在《乞食》中描写了自己为饥饿所迫而乞食的情境：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之斯里，叩门拙言辞。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诗中描写了诗人为饥饿驱使，出门乞贷，诗人确实感到十分惭愧。这样的处境，生活到了“乞食”的地步。陶渊明隐居田园，想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事实上这换来的只是一家人的生活贫困。

但是，在这样的艰辛的生活环境中，陶渊明却是“至死不悔”。这正如《美学理论》告诉我们：“从悲剧人物的人格和情操看，它表现出一种直情至性的坚定、顽强和伟大，体现出一种忍受苦难，抗争困厄，征服邪恶的至死不渝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质。”我们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这种品质的表现。他在《饮酒?其二》中写道：“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在《饮酒?十六》中写道：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诗中的“固穷节”就是坚守“君子固穷”的高节，无论生活陷入怎样的艰难困顿，在他的心目中，“穷节”高于一切，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因此，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感受到了诗人的不屈的性格，感受到了诗人在贫困的境遇下所表现的复杂情感。可以说，陶渊明的隐居不是一种退隐，而是一种积极的表现人生奋进的一种方式。据记载，就在陶渊明临终前一年，江州刺史檀道济请陶渊明出仕，当时陶渊明已经因为饥饿和瘦弱僵卧在床，如果出仕，可以改变经济状况。但陶渊明为了自己的人格，坚辞不仕，并拒绝道济送来的粮食等。在他的诗歌《归去来兮辞》的序里也说道：“饥冻虽切，违己交兵。”就是说，饥饿和冷冻是切身的痛苦，可是

如果违背自己的本性去与那些污浊的官们同流合污，我觉得比饥饿和寒冷更痛苦。这些诗作中，表现了陶渊明并不是要人们同情他，而是在表明自己贫贱不移的坚定信念和不屈的性格。

1.4、通过描写恬静安适生活来表现归隐的情怀

陶渊明的“逃禄归耕”，从本质上说就表现了自己自食其力的生活愿望。农村，对陶渊明来说，是一个美好理想之地、自由生活的乐园。在陶渊明的心里，农村，不但有适宜自己内心需要的自然风景，更主要的是有农民的朴实真纯的品质，有亲情的温暖，这些都能给人的精神生活以安静、恬适的感受。农村生活虽然贫苦，劳作艰辛，但这样的生活无拘无束、自由惬意，人人劳动，自食其力，绝对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惶惶不可终日的斗争与惶恐。因此，在诗作中，陶渊明通过对农村的恬美安静的生活来表现自己悠闲自在、无拘无束的归隐情怀。下面我们通过对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简单分析，感受陶渊明的归隐情怀。○2诗歌开始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在诗人眼里，田园是人类的生命、人类存在的根本。可是“田园将芜”，就意味着生存的根本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也表明了自己归隐的心迹，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了摆脱“心为形役”，也表明了自己的选择是符合自己的心愿的，认识到了“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表现了辞官归隐时的心情愉悦。家乡的一切都是这么美好、亲切，那“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这是一种无比幸福的体现，同时从另一角度表现出陶渊明归隐的愉悦心情。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我们从这些诗句中感受到了此时的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找到自我，也发现了自我，而他终日留恋于田园栽种，从中感受大自然的优美与恬适，感受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这样的自然美景，这样的安宁生活，深深的吸引着陶渊明，打动陶渊明的心灵。因此，陶渊明再次表明要与逃离污浊的世道，“息交以绝游”。同时也强调了自己对田园生活的依恋之情。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这里，陶渊明强调了“息交以绝游”，归隐田园后，还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甜美的亲情，愉悦的“琴书”，如此生活，心情畅快。除了躬耕，还可以欣赏“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美景。可以说，此时的诗人的情感与自然景物相融，达到和谐的状态。

已矣乎！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然而，陶渊明对归隐田园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表面上，而是作了深层次思考，即对生命的感悟。“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这表明自己要从心顺愿，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是诗人情感的升华，它不但表现了陶渊明要让个体生命融入自然的运化中，而且让生命超越个体，让生命富有深邃的意义。

总之，这是一篇脱离仕途后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感受亲情的温情，淋漓尽致渲染了那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这首诗，不但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回归自然、追求自由的归隐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

1.5、通过对美好社会的描述来表现自己的理想

人的理想总是美好的。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人民生活苦难。然而，陶渊明采用的方式表面看来是一种逃避，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不为五斗米折腰”。然而，逃避不完全等于隐居。陶渊明归隐田园，但他并不是安于现状，没有理想的隐者，也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的人，在他的内心世界，还是一个不懈追求美好理想、实现自我的人。我们从他在归隐中写出的《桃花源诗并序》中可以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是陶渊明自己的田园生活的体验，是他内心深处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与思想情感。这首诗以及并记，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虚幻出富有诗意的、传奇色彩浓郁的美好生活图景。客观上说，虽然人隐居了，但思想并没有远离现实社会。在《桃花源诗》中写道：

瀛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歌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我们联系“并记”，从整体上看，诗人描绘的桃花源社会，表现出了人人劳动，自食其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和谐、平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以

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睦相处的美好。你看，就连渔人去了就没有疑心其真假。这种“桃源模式”的理想社会，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是对传统文化思想有所继承，也有所扬弃，它吸取了《礼记?礼运》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等思想。”○3诗人笔下的桃源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这不但与现实社会黑暗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还体现了在中华文化的哺育下，真正优秀的诗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对人对物的爱心——民胞物与精神。所谓民胞物与精神○4就是人民是我的同胞手足，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参与其中，人应该爱人、爱物、爱自然。《桃花源诗并记》中所呈现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男耕女织这样一个自由自在、自为的理想社会，从传统文化来讲，融合了李季的大同社会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精华。在作品中，这种社会是虚构，是“处处志之”，“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但恰恰是陶渊明崇高理想的表现，是对当时充满动乱、篡夺、杀戮、民不聊生的现实社会的根本否定，这一理想社会正是他民胞物与思想的体现。因此，陶渊明通过描写理想中的桃源社会，不但表现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与污浊，而且也表现了诗人执着于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与向往之情。

总之，正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所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境界。”艺术家以心灵去反映自然万物，代山川立言的，它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人生的超越与客观的自然物景交融渗透而形成的渊然幽深的意境。我们从陶渊明的诗歌来看，通过那娴熟的艺术表现方法，完全是把自然与情感、思想与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散发出浓郁的田园气息，而且蕴含着苦涩的忧愁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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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据陶渊明诗歌分析和其中所表现的以及所处环境，我可以做出如下认识：首先，陶渊明的悲剧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相冲突的悲剧，是污浊的官场与个人人格冲突的悲剧。这正如《文艺美学》所说的那样，悲剧源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无限性和特定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的有限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陶渊明蔑视权贵和鄙薄利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不屈从的人格与污浊的官场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选择归隐田园，本质来说就是对腐败朝廷的叛逆，对特权的抗议。这是陶渊明人生的积极方面。而陶渊明面对黑暗的社会和腐败的官场，虽有“治国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