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元发展概述

正文

首先，大家先来了解一下银元的起源

1.16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

2.清朝道光、光绪时期

3.宣统时期

4.辛亥革命后

5.国民党政府时期

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1627年～1643年天聪/ 崇德昭陵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36年～1795年乾隆裕陵

仁（无庙号）爱新觉罗溥仪1909年～1911年宣统华龙陵园

全国约有2500万人染上了烟瘾，每年的经济损失达85625万两白银

在18世纪，中国对鸦片的需求十分之高，而在1773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但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被禁止运送鸦片到中国，所以在孟加拉地区生产的鸦片要先在加尔各答出售，再在那里运到中国关天培与英军在穿鼻洋进行海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禁止鸦片入口，又在1799年重申禁烟，但公司仍从孟加拉透过贸易商和中介走私鸦片到中国广州等地，平均每年更高达900吨。鸦片源源不绝的输入中国，使中英贸易形成了庞大的逆差，尽管中国输出茶叶、丝绸和瓷器，仍未能阻止白银大量流出的问题。在1838年，当时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高达1400吨，中国不得不对走私者处以死刑，并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监督禁烟。禁烟与日后的销烟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最终使中国租借香港岛予英国。

“双柱”有“双球”和“人头像’两种。1732年开铸前者，1772年开铸后者。神话中欧非两洲原本相连，后被大力士海格立斯拉开。直布罗陀两岸的山峰被称为海格立斯柱，这就是双柱的来历。柱上有卷轴缠绕，成S形，S加两坚杠表示“元”也就由此而来。卷轴上有拉丁文PLVS VLTRA，意为“海外还有天地”。两柱间有两个球，意为要征服全球。人像银元有查理三世、四世和费迪南七世3个版别。1821年墨西哥独立，1825年停铸“双柱”，改铸“鹰洋”。特征编辑

含银903?。

“双柱”并非西班牙本土铸造，1519至1521年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其后发现大银矿，1732年就地大量铸造“双柱”。此外，西班牙殖民地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秘鲁等，也铸“双柱”。

英国贸易银元：

1895年，英国政府利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的造币厂铸造了新的贸易银元，俗称“站人”。“站人”银元先后在英国伦敦、印度孟买和加尔各答等两国三地制造，集英文、中文、马来文等三国文字于一体，这在世界铸币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将中国古老的篆字记于外币之上，令人啼笑皆非。它不仅反映了一段扭曲的历史，而且反映了英国及其英殖民地国家，一个特殊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书法的发展变化。

乾隆宝藏

“乾隆宝藏”银币采用印模手工打制而成，直径26毫米，重3.6克，厚度约1毫米，钱身较薄故俗称“薄片”。正面书“乾隆宝藏”汉字，其字面寓意吉祥，极具帝王气息。背面为唐古忒文字，意思相同。两面中央都有一方形框纹，具有典型中国钱文布局和穿孔特征。方形框纹似穿孔却又未打透，独具匠心的布局设计成为了宝藏币的一大特色。近廓有双环夹珠圈环绕装饰，按计重单位不同珠圈数量亦不相同，垂直水平铸有年份，顺时针计“五十八年”。

乾隆宝藏五十八年银币主要可分为一钱五分、一钱、五分，同纪年已发现还有少量七分五的形制存世，总共应为四种。清朝以钱、两为单位，故以6枚一钱五分合纹银一两，以9枚一钱合纹银一两，以12枚七分五合纹银一两，以18枚五分

合纹银一两。藏币以九进制，一则可以留出一钱作铸工费。再则也是受特殊地域位置、银钱贸易传统习惯的影响。因为之前往来贸易中，商民之间常用的半托拉尼泊尔贸易银币，约合也是一钱五分。至乾隆五十九年，清廷仅铸一钱和五分两种宝藏币，使得铸币衡制更趋简化统一，并重归十进位制。由于宝藏银币象征汉满藏一家，规制明晰，西藏民众都乐于使用，所以迅速成为西藏流通最为广泛的货币之一。

自乾隆五十八年正式铸造，此后乾隆五十九年、六十年、六十一年都按此形制有不同数量铸造，其中以一钱宝藏银币铸造最多使用也最广。相同年份相同币值中亦可以分出许多明显版别，仅乾隆五十八年一钱银币，就不下十几种版式，非常值得探讨细究。

这里再说说纪年为“六十一年”的乾隆宝藏银币，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正式禅让退居太上皇，嘉庆皇帝继位，此时国号已是嘉庆元年，那又怎会铸造乾隆六十一年宝藏币？泉界众议颇多，其中较多的一种说法是西藏因地处偏远路途艰难，乾隆禅位令到达滞后，已有少量铸造使用。笔者个人觉得此说疑点较多，乾隆帝虽退居太上皇，实际则依然掌握实权。何况老皇帝身体还硬朗，新帝登基大事不该是仓促决定的，各省事务应该提前准备。况且用旧年号属欺君犯上的大罪，岂可轻易懈怠？从已收集的一些资料和现有实物银币来看，都有一定的流通痕迹，笔者揣测或因西藏地广人稀，物资运输等不便，乾隆六十年底曾提前铸造过少量新币，甚至有部分已提前流通，这些都是个人臆断，还有待藏家学者不断研究考证。

无论如何，乾隆宝藏银币诞生的意义重大。它将多民族文化进行了一次积极的互融，在保留传统制钱模式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创新尝试。更为难得的是，它稳定了西藏的金融贸易秩序，加强了汉、满、藏各民族间的往来，抵制了境外货币的冲击。

清代落后的银两制度带来的缺点：

◇形状和重量不合用，名称和种类过于复杂，成色高低不齐，平法大小不一，铸造分散，流通极为不便。

◇限制了工商业发展。

委托使英大臣在英国订购全套造币机器，并在广东钱局首铸机制银元和铜元。其后，各省纷纷仿效，购制国外机械铸造银、铜元。包括广东钱局在内，许多造币机均订购自著名的英国伦敦伯明翰造币有限公司。英国大工业的介入，使银币也沾染上西方色彩。钱币正面鲜然可见满汉文化的融合，而钱背却明确标示了西方文化的介入。

“光绪元宝”当时共十九个省局铸造。除中央户部，地方省所铸铜元，皆在其正面上缘镌写省名。计有：1户部；2北洋；12湖北；7江南；15河南；11湖南；14江西；9山东；8广东；5清江；6浙江；13四川；10福建；17安徽；3吉林；4奉天；18广西；19新疆；20黑龙江。

银币光绪元宝1889年发行，成色为91％。正面铸有铭文，顶部铸楷体“造

币总厂”，底部铸“库平七钱二分”标识，中心直读“光绪元宝”四字，币中心还有四字直读体满文。银币背面外圈顶部“光绪年造”楷体铭文，余部用小号英文标准字体铭“大清帝国银币”字样，内圈铸有正面腾云五爪龙一只，品相稍嫌粗糙，其审美风格独持，钱币正面鲜然可见满汉文化的融合，而钱背却明确标示了西方文化的介入。钱币虽小，也可管窥社会文化一斑。

曾委托汇丰银行代铸，并定出铸币章程，规定它的轻重大小及配合成色。分为五等：每元重七钱二分，配96%--97%足银；次则三钱六分，减配96%--96%.7成足银；再次则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三种，均减配96%--96.4%足银。这五等即是后来通称的“一元”、“半元”（五角）、“二角”、“一角”及“五分”银币。起初仅在广东、福建、天津等处流通，后来盛行于上海，这是中国自铸近代银元的开始。

此后，各省群起设厂自铸。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舆论对自铸银元特别支持，康有为等纷纷上书称颂广东、湖北铸币的成效，痛陈洋钱侵蚀之害，认为自铸可以消除银两解库出入之弊，调剂钱之不足，可收利权，裕国利民。有些政府官员还认为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救急良策。大利所在，不待清廷下令推广，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899年已有十多个省区设厂鼓铸银元。

各省各自为政，管理混乱，银元原来的优点被削弱，形式、重量、成色各省不同，有

的差距较大，导致各种银元的市价涨落不定。各省银元都标上了本省省名，因品质不一，互相抵制，流通不畅。各省滥铸，数量过剩。

清廷企图把银元铸造权收归中央，独占铸币盈利。光绪二十五年下令除广东、湖北两

局外，其余全部裁撤。但这个措施立即遭到地方势力反对。于是清廷又准许增加北洋、南洋和吉林三局。1905年又设铸造银钱总厂于天津，铸造金银铜三品货币。只留北洋、南洋、广东、湖北四局作为分厂。

两元之争：

“光绪元宝”洋元出现不久，清朝朝野上下发生了银元以“两”还是以“元”为单位的争论，币制未能统一。多数造币厂铸造七钱二分银元，少数造币厂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制定“银币分量成色章程”法定银元为库平壹两后，铸行了部分“库平壹两” “光绪

元宝”。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人认为，银两是祖宗成法，过去仿铸洋元，乃一时权宜之计，

不可作为定制，并攻击“元单位”是“上损国体，下失民信，内便中饱，外长漏卮”。竭力主张以两为单位。

以度支部尚书载泽和新官僚盛宣怀为首的元单位派则竭力主张：“不用两钱分厘名目，只须以枚计算，期与他国货币相通。为金本位之准备，不宜执行旧日成规。而银钱流转，以商家贸易、民间日用为大宗。国家税收特其一端，若概用一两币制，揆之国计民生程度未能尽合。且货币通弊，重则私熔，亦须预防。”并从分量、成色、币

制搭配和市面流通四个方面分析“两单位”不及“元单位”。他们一方面顶住“上谕”，一方面采用迂回战术，继续大造舆论，主张继续铸行龙洋，并于1907年拟订“铸造新银币分量，成色章程”五条，开始在天津厂试铸重七钱二分的银元。

1908年年底，清政府先后两次把银元单位问题征求全国二十四个督抚的意见。赞成“两”单位的十二人，“元”单位的九人，两、元并用的三人。度支部主张设立币制调查局来广泛收集各方意见。不久慈禧、光绪病故，政局变动，“元”单位趁乱出了头。盛宣怀为载泽出谋：币制尚待调查，而民生日用所需，不可一日无交易之物，可暂时先照早已通用的银元（即龙洋），成色96%--97%分量不变。

他们还拟订统一币制办法，由中央银行统一币制。在办法中设计的纸币、金币、银币和镍铜币，完全采用西法。其中银元分五等，一元银币重七钱二分，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接着发动上海总商会上书清廷，强烈反对铸一两重银币。在内外夹攻下，摄政王企图行新政收买人心，令度支部再议币制，载泽就全盘否定了两单位。

因此，在宣统年代，只有七钱二分的“宣统元宝”银元，而没有一两的“宣统元宝”银元。

宣统二年（1910）四月，经清政府币制调查局研究，度支部奏《厘定币制酌拟则例》及《筹拟旧币处理办法》等折，清政府认为切实可行，于四月十六日颁布了一道谕令：“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为‘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铜币为辅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责成造币厂迅即按照所拟各项重量、成色、花纹铸造新币，积有成数，次第推行，所有赋税课厘必用制币交纳，放款亦然。并责成大清银行，会同造币厂，将新旧交换机关筹备完密，一面通行各省，将现铸之大小银铜圆一律停铸……将来新币发行，地方所有生银及从前铸造各项银铜圆，准其暂照市价行用，由部饬币厂银行逐渐收换，并酌定期限停止行用……”①。

民国初年：

据悉，1910年12月29日，经辛亥革命后，已光复的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告成立，清朝灭亡，在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随之结束。民国成立时，由于币制尚未建立，除四川改铸大汉银币，福建改铸中华元宝外，主要的造币厂，大都仍沿用前清钢模铸造银币，以供流通需要。

由于币制混乱，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于民国元年3月11日呈文大总统孙中山，鼓铸10万元纪念银币以为整顿。图案采用大总统孙中山肖像，以后的通用银币再改花纹式样。孙中山令财政部行文，同意鼓铸纪念币，并命令其余的通用银币新花纹，这就是“中华民国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的由来。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即增税、借债和发行纸币。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然而借债要还，终非长久之计。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孙中山、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权，否则将如袁世凯、熊希龄所言，“全国骚然，危亡立见。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欲推行币制改革，必先确定本位。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为大势所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白

银该怎么处置?显然，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金汇兑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又称“虚金本位制”，该国货币一般与另一个实行金本位制或金块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的比价，并在后者存放外汇或黄金作为平准基金，从而间接实行了金本位制。实际上，它是一种带有附属性质的货币制度。当然，无论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都是削弱了的金本位制，很不稳定。而这种脆弱的制度经过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终于全部瓦解。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1]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2]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3]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苏江阴，出生于江苏常州，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1]

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陈锦涛（1871—1939），广东南海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幼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任北洋大学堂教习。1901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攻读，获博士学位。1906年归国参加学部考试，获第一名，授法政科进士。历任度支部预算司长、统计局局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度支部副大臣。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1916年6月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任外交总长。1917年4月因受贿罪入狱，1918年获赦免。1920年5月任广东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部长。1925年再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0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抗战爆发后，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长兼伪兴华银行总裁，1939年病死于上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