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思考

中日关系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和世界拥有重大影响的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是遗憾的是，2001年中日关系中再次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等严重损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事件。同时，在经贸领域也发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互不信任，彼此警惕。那么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也明确地表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1](P.231)

2000年5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2000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使节团”主要成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2](P.3)显然，江泽民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同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和见解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指导思想所作出的新发展。其中，特别是“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不管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曲折和风波，甚至一时影响到两国人民之间的情绪，中日两国人民要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殷切愿望和发展趋势绝不会出现根本的改变；只要抓住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个根本，就可以相信任何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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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日本起着很大作用，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又是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同时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周边，也必须搞好中日关系。因此，中国早就把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定为基本国策，并一直坚持力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外交上，日本需要借助中国。在对美外交中要借助中国的影响。每当日美关系紧张时，日本只要加强对华关系，日美关系便缓解，日中关系是日本对付美国压力的一张“王牌”。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用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都将是困难的。其次，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需要。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21世纪合作的焦点是经济安全，在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上中日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某些资源。再次，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日本同样需借助日中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世界，但面对中俄

法等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有失落感。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但海湾战争后，美谋求独霸世界和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使日本感到日中关系的上海APEC前夕，小泉首相匆忙来访，即要在两周内两访中国，也充分说明他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中日关系目前处在困难时期，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小泉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关系的恶化已成为日本严重的外交问题。“9·11”恐怖事件后，冷却的日中关系严重阻碍了日本大国外交的开展，于是，为了日本的根本利益，修复日中关系成为小泉政权的当务之急。

（一）中日政治关系将在继续调整中得到发展，但围绕历史、台湾、防卫、领土问题的摩擦还可能出现波折

中日两国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对要从大局着眼的必要性认识越发清楚，因为孰轻孰重还是明确的。这一切驱使着两国关系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为自身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在多极世界形成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坐标，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而日本尽管近年民族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但绝大多数在和平主义宪法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对极端民族主义还是有一定免疫力的。由于双方正在逐渐摈弃零和博弈的陈旧观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政治关系将在继续调整中得到发展，因为在没有零和效果的今天，争取双赢避免两败俱伤是唯一理智的选择。

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困扰中日关系的四大问题，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防卫问题、领土问题，一个都没解决，也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围绕这些问题的摩擦，中日政治关系还会出现波折。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尚未形成足以承认侵略罪行的政治气氛和道德价值观。日本政界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否定历史就是否定自民党政治，否定战争就是否定他们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因日本政局动荡，国内亲台政治势力膨胀。战后出生的一代外务省官僚中的傲气与民族情绪等因素使其遇到矛盾时对华态度较为强硬。他们强调从维护日本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看，台湾的位置意义重大。于是，欲以台湾长期牵制中国大陆，维持台湾的现状，不愿中国实现统一。在防卫问题上，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实际上已将台湾纳入其合作范围。日本实际已将中国作为其防范对象。而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及东海大陆架问题作为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也有可能长期存在，不时引起中日之间的一些摩擦。

（二）中日经济关系可望持续、快速发展，但日本将进一步调整对华经济政策

中日经贸关系互补性强，竞争性弱，近10年来，中日双边贸易额不断上升。尤其是2000年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更是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两国不仅贸易额有大幅度增长，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也改变了连续几年下降的势头，出现恢复性增长。2001年虽然出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但两国贸易额仍可望达到人们所预计的1000亿美元左右，再创历史新纪录。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也将有较大增长。仅从去年1-6月份的统计来看，中日贸易额已近425亿美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11.8%，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则高达近30亿美元，而2000年全年才36.8亿美元。[4]今后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更加宽广，发展趋势方兴未艾，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会不断提高。中国即将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会更加开放，更加充满生机；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又为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有些因素不利于中日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应是经贸合作的政治因素增大，日本在进一步调整其经援政策。冷战后，由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经济持续滑坡，日本一些人大肆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担心中国成为日本经济上的对手，安全上的威胁，于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希望中日经贸关系顺利进行，并企图在对华经济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干扰两国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以对华ODA为例，今后日本将继续把“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对华ODA的基本理念，但现阶段特别把“支援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和民主化”作为重点。其调整趋向势必对中日关系的政治氛围和两国间经济合作前景产生重要影响。[5](P.30-31)

（三）文化传统的相近性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但相互理解不深的负面影响也将突显出来

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与人民往来历史悠久，两国文化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进行文化合作有较好的基础，比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可能更容易一些。事实上，这个因素在1972年中日复交时显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在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中日文化传统的相近性，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然而，中日之间相互了解不深的负面影响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例如，在中日关系中，中国方面往往提出几项原则，而日本人则不这样，即使提出也大都是附和中国的提议。正如中根千技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提出某种原则是处理多民族的复杂关系的有效方式，但往往使日本人为难，感到难以接受。日本人也并不是不能提出原则性的东西，但在极为单一的民族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直接接触的关系，没有再提出什么原则的必要，但这在中国人看来往往容易视为没有原则。[6](P.200)另外，受各自的文化观的影响，日本人比较富于变化，中国人则不太富于变化。这样，日本人在中国人眼里的形象往往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而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的形象则往往是顽固不化的。事实上，中日两国虽号称“同文同种”，但毕竟有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思维方法及行为模式各不相同。而且，如果说中日两国与欧美国家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话，同为东方民族的中日之间的差别往往似是而非，且潜在的差别多于显见的差别，这种微妙的差别反倒增加了了解辩明的难度。

（四）中日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继续发生变化，新的方式将在长期相互“磨合”中逐渐形成，直至相对稳定

今后中国的经济力量将持续增强，日本的国际作用也将不断得到加强。在这种双向同步变化中，中日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将得到调整。当前日本的对外政治影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牵制、侵略历史形象的影响、国内法律框架的约束。日本正积极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对外政治影响能力，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在全球及亚太多边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但其对华姿态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将进一步务实化和“普通化”。[7](P.227)现任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2000年在接受记者关于对华外交问题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对中国该说什么就坚决说什么”，“日本对中国贷款也贷了，对过去也作了道歉”，“中国问题如果成为日本的威胁，日本应向中国表示出坚决的态度”，“日中建交已近30年，如还建立不起不看对方眼色，直言不讳的人际关系就太成问题了”。联系到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历史、台湾及与美防卫合作问题上不顾中国的意见和批评，否定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执意推行所谓“普通国家”路线，表明未来的中日关系在形态上将与过去有所不同。

[8](P.129)

另外，中日之间以老一辈友好人土的渠道推动官方政治关系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中日交往渠道将在年轻化和多元化变化中得到更新，交往方式也将呈现出“普通”化的倾向。新的交往方式将在长期相互“磨合”中逐渐形成，直至相对稳定。

（一）中美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仍将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强烈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当前，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美日相互关系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并对本地区有着重要影响。中美日三国近些年来也在不断协调相互关系，在亚太地区发挥了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在新世纪，人们更加期望中日关系能受到美国的积极影响。然而，当前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仍在以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国际上采取强权主义。美国的强权政策不仅对全球，也给中日关系带来直接影响。中日双方均受到美国的制约，以致影响到双方的相互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坚持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和安全政策，其对华政策仍将受到美国政策的制约，“中美关系感冒，中日关系发烧”的结构将依然存在。能否尽可能排除或减少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将是能否保证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东盟的崛起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将起到相对降低中日关系的突出地位的作用

1999年4月30日，柬埔寨正式加入东盟。东盟成为由1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东盟的崛起对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格局的走向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同东盟的三角关系在今后的时期内将是仅次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多边因素。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东盟活力虽然受到影响，但正在恢复并有所发展。特别是2000年7月底东盟主办的东盟外长、地区论坛、对话国会议等十分成功。这不仅为中日提供了参与多边外交的机遇，也为中日相互沟通协调提供了方便，应该说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但同时不能不承认中日关系在亚洲地区的突出地位也相对降低了。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矛盾最集中与最突出的地区。1999年，美国部分解除对朝制裁，金大中总统采取“阳光政策”，促使朝韩双方自主实行民族和解，实现南北首脑会谈，从而使朝鲜半岛形势走向缓和。这一形势的变化，不仅给朝韩双方带来实际利益，也使整个东北亚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希望，削弱了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强权势头，更使中日友好与合作关系出现新的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但是，如果朝鲜北南双方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以先经济文化，后政治军事的次序向民族统一顺利过渡的话，则将使朝鲜半岛大大增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届时中国、日本与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形成又一个三角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中日双边关系的突出地位也会相对降低。

（三）亚太多边合作的发展将使中日共同利益从封闭型体系走向开放型体系

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诸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也将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除了上面提到的美国、东盟和朝鲜半岛因素之外，亚太多边合作的发展，将把中日双边关系逐步融入多边关系网络之中，使中日共同利益从封闭型体系走向开放型体系。今后，亚太多边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势必日益发展，其对中日夫系的影响势必不断增大。中日关系将日益超出单纯的双边关系的范围，而向多边合作关系发展。尤其是地区多边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发展，将使中日两国不断面临新的课题。在协调国家间关系方面，中日两国

将面临如何对待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对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中日两国将面临如何对待已有的国际规则和如何制定新规则的问题。在具体合作领域方面，中日两国将在地区政治与安全机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如何加强沟通和协调的新问题。

亚太经济合作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首先，美欧日对东亚及中国市场的日益重视，将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影响。据估计，到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后，贸易量将立即增长20%～30%，加之亚洲国家经济将以8%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发展10～15年，届时区域内贸易和投资量将出现惊人的扩大。[9](P.151)其中，中国作为蓬勃向上的市场将倍受发达国家的重视，美欧日在东亚及中国的经济利益不断增大，中日关系将在多边经济关系结构中重新定位。其次，受西欧和北美经济区域集团化动向的影响，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也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亚太地区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同于西欧和北美的多样性，缺乏欧盟那种经济一体化经验，所以今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将在不少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分属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同属于亚洲国家的中日两国之间，即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又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中日关系将不得不在这种双重性的考验中，不断相互协调对亚太经合组织的立场。再次，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也将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中日两国能否在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上不断扩大共识，也将对双方合作关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