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泉州文化名人)

目录

一、泉州文化名人

二、个例介绍：弘一法师、朱熹、郑成功、

黄春育

三、总结

文化名人简介

在泉州历史中有很多文化名人，这些人为泉州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伟人铸就了博大精深的泉州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伟人为泉州文化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有朱熹、郑成功、弘一法师、洪承畴、黄春育、林灿、江启泰、潘孝德、苏献杯、苏十万、王然、叶乃矧等。

弘一法师简介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

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并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

李叔同的故事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

1918年的春天，一个日本女人和她的朋友，寻遍了杭州的庙宇，最终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庙里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38岁的他原来是西湖对岸，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不久前辞去教职离开学校，在这里落发为僧。十年前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但这一次已经是最后的送别，丈夫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

几个人一同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丈夫把手表交给妻子作为离别纪念，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

李叔同评价

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国际上声誉甚高的知名人士。李叔同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同时，他在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创造性发展。

他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佛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佛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

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

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为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作词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朱熹简介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1]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评价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趣事之神笔镇流

朱熹来到永春，走访一些书友。一日来到蓬壶高丽的林氏祖宇，得山川锺毓之秀，堪称幽胜，即索纸笔，题字以赠。山问竹纸算是现成，就是没有大笔。俗话说“刀钝出利手”，朱熹即以茅草临时扎成，当场书写“居敬”二字赠之。乡老争相传诵圣人留下金字，即以楠木作匾，镌之以作永远纪念。当金匾悬挂祖宇厅堂之后，即将这根茅笔置于匾后，以示子孙。

到了清代康熙年问，骆起明任永春知县之时，下乡劝农来到蓬壶，即有传闻朱熹茅笔题字之事，就乘舆谒见林氏祖字，只见“居敬”微尘不染，索笔觇之，如获拱璧。经乡人同意即收在身边尝玩，并作为传世之宝珍藏之。康熙十年任满晋省过乌龙江，一时风浪大作，翻江倒海，轻舟上颠下簸，真有覆舟之险。同舟之人认为是妖邪作崇，争求宝物以压邪，骆起明行装内仅有书籍数筐，别无珍宝。

最后乃以朱熹茅笔掷之江中，说来也怪，一时风平浪静，众人誉之为神笔。

郑成功简介

郑成功（1624.08.26－1662.06.23），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福建泉州南安人，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并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称“郑延平”。

1645年（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清军攻入江南，不久郑芝龙降清、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原明朝南京），但终遭清军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泉州府的海岛厦门、金门。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收复台湾，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延平王集》行世。郑成功死后，台湾民间陆续建立庙宇祭祀，其中以台南延平郡王祠最为重要。

郑成功评价

明朝评价

王观光：“是儿英雄，非若所及也！”[17]

朱聿键："素闻郑家有匹千里驹，果然名不虚传。"[18]

郑鸿逵：“此吾家千里驹也！”[19]

钱谦益：“声调清越，不染俗氛。少年得此，诚天才也。”[17]

瞿式耜：“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20]

张煌言：“窃闻举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业者，尤在地利。……即如殿下东都之役（即攻台之战），岂诚谓外岛足以创业开基？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之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复。但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故当兴师之始，兵情将意，先多畏疑。”[21]

卢若腾：“金陵城，秦、汉以来几战争；战胜攻取有难易，未闻不假十万兵。闽南义旅今最劲，连年破虏无坚营。貔貅三万绝鲸海，直沂大江不留行:瓜步、丹徒鏖战下，江南列郡并震惊；龙盘虎踞古都会，伫看开门夹道迎。一朝胡骑如云合，百战雄师涂地倾！……”[22]

清朝评价

爱新觉罗·玄烨：1662年（清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七月，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康熙题撰挽联一副，联云：“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23] 。郑氏归降后，康熙皇帝下诏：“朱成功系明室之遗臣，非朕之乱臣贼

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柩，归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祀之。”

黄宗羲：郑氏不出台湾，徒经营自为立国之计，张司马作诗诮之；即有贤郑氏者，亦不过跻之田横、徐市之间。某以为不然！自缅甸蒙尘以后，中原之统绝矣；而郑氏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厉王失国，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系于厉王、下不系于宣王，后之君子未尝谓周之统绝也。以此为例，郑氏不可谓徒然。[24]

吴延华，清台湾邑令，其联写道：“锺河岳之灵，为胜朝绵正朔；遵海滨而处，知中国有圣人。”[25]

王凯泰，清福建巡抚，其联写道：“忠节感苍穹，大海忽将孤岛现；经纶关运会，全山留与后人开。”又一联写道：“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千古；正人扶正气，莫教成败论英雄。”[25]周懋琦，清台湾府知府，其联写道：“独奉圣朝朔；来开盘古荒。”[25]

张其光：“生为遗臣，殁为正神，独有千古；今受大名，昔受赐姓，谅哉完人。”[25]

沈葆桢：“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刱格完人。”（1875年作）

刘铭传：“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1889年时作楹联）[26]

丘逢甲：“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河山，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驱外夷出境，开辟千秋新事业，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25]

陈谟：“纵绝岛别开生面，移山填海，三百年社稷系以存亡，仿箕子、比田横，志士苦心，特向胶痒留气节；是胜代第一完人，起敞扶衰，十七载勋猷明月日月，填滇海，连浙水，英雄无命，长悬肝胆照波涛。”[25]

蔡东藩：有孙可望之跋扈，适形李定国之忠，有郑芝龙之卑鄙，益见郑成功之义，一则扈跸滇中，一则兴师海外，虽其后赍志以终，卒鲜成效，然忠义固有足多者。[27]

西方评价

汤锦台：国姓爷不是一个粗鲁的海寇。他从来没有为个人的利益打仗。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治下的土地收容了所有效忠明室的人。他一生以收复明朝江山为职志。他也不是残暴之人，至少不像同一时代的欧洲人那样黩武好战。郑成功并不反对基督教义本身，如果因为士兵服从主帅的命令而把传教士给杀了，那是因为他们是荷兰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传教士。当我们把国姓爷对待荷兰人的行为与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对待中国人的行为对比之后，我们只会更加站在国姓爷的一边。

礼密臣：“国姓爷可能是东方现代历史中最杰出的人物。在活跃于中国海面的各路英豪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这位英勇干练、成就辉煌大业的年轻将帅。他的能力表现在登高一呼而各方景从，不愿做顺民的，受到欺压的，都投到了他的旗下。虽然他执法如山，而且许多人是年龄长他两三倍的长辈，但却都能俯首听命，唯令是从，这就是他的威势所在。”

日本评价

台湾日治时期，在台湾

的公学校曾教学童唱“郑成功之歌”。台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为日式的“开山神社”，并整修为神社样式，但其福州式建筑格局大致保留。战后国民政府再改为延平郡王祠，并将原福州式建筑全部拆除，改建为中国北方式宫殿式建筑并于入口牌楼加设国民党徽，以示为中国正统政权。

日本存在小中华思想且深受水户学影响，而水户学基于明朝遗臣朱舜水影响，使得日本史更重视大义名分论而发展为尊皇论。

《大日本史》即是其扼要之精神依归。无论幕末维新思想，亦或今日历代天皇系谱，无一不

受《大日本史》思想之沾染。在此思想体系下，对于明朝遗臣郑成功一生从事反清复明的功过，日人四方赤良评为：忠义空传国姓爷，终看鞑靼夺中华。

民国评价

清末民初之际，民族主义在革命者与民间大行其道，郑成功在许多刊物与传记当中，被塑造为“抵抗外来统治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开始有许多学者将郑成功列为“天地会”的创建者，试图将排满革命与郑氏抗清拉上关系，借此大力宣传。

1930年代，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关于郑成功的刊物又开始流行，具有日本血统的郑成功在这些刊物当中也成为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人物。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由国民政府派遣来台宣抚的国防部长白崇禧，途经台南时，即前往延平郡王祠向郑成功行礼，并立一石坊于祠前表彰郑成功的“忠肝义胆”，借此宣扬忠于领袖、国家的精神。

1950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撤退来台后不久，“总统”蒋中正亦亲题“振兴中华”匾额，悬挂于延平郡王祠正殿入口。1963年拆除原福州式建筑改以中国北方宫殿式建筑以示正统。

由于郑成功退入台湾的情境，与“国民政府”相似，且郑成功“民族英雄”、“忠于领袖”、“传统文化美德”等形象已深入人心，可作为国民政府宣传样板。

在台湾，有许多学校、街道、乡镇的命名皆来自对郑成功的纪念。包括原日治时期台湾州立二中改名为“台湾省立成功中学”（今台北市立成功高中）、原台湾省立工学院改为国立成功大学、台湾南投县国姓乡、台中县成功岭、延平路、开山路、台南市东宁路等。

大陆评价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课本中，称赞郑成功“驱

逐了外国侵略者在台湾的势力……受到我国人民的崇敬”。在历史课本中写着：“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团结当地的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共同发展生产事业”。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审视、评价，郑成功也不例外。由于郑氏效忠的明朝被视为“反动”的封建王朝，虽然一度被奉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却也难逃被媒体与学者忽视的命运；在文革期间，几乎很少有人敢评论、研究郑成功与台湾。

文革结束后，郑成功再次以“击败西方殖民者”、“收复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英雄”之姿，回到教科书当中，直到今日。2005年3月，刚刚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江泽民，特别送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领导人一系列瓷雕，主题是“郑成功收复台湾”。

他把荷兰人晃点了

郑成功（1624.08.26－1662.06.23），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福建泉州南安人，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并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称“郑延平”。

1645年（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清军攻入江南，不久郑芝龙降清、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原明朝南京），但终遭清军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泉州府的海岛厦门、金门。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收复台湾，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延平王集》行世。郑成功死后，台湾民间陆续建立庙宇祭祀，其中以台南延平郡王祠最为重要。

欲取菲律宾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和1639年（崇祯十二年），西班牙殖民者二次屠杀在菲律宾的华侨华商，死亡人数达五万余众。

在得知菲律宾华侨的处境后，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郑成功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

1662年（康熙元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四月遣使天主教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罗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到时可里应外合，但尚未出兵，他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跟奶妈陈氏通奸，郑成功勃然大怒，命部将郑泰杀郑经，郑泰因不忍而抗命。郑成功盛怒之下，又患疟疾，不久病逝。

后来，郑经也于1670年（康熙九年）和1671年（康熙十年）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但因为三藩之乱郑经率军西渡福建支援耿精忠而没出兵菲律宾。

黄春育简介

黄春育(1930-)号云心。福建德化葛坑下玲人。福建晋江专区(今泉州市)医士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德化县医院五官科组建者。历任晋江专区第二医院(原惠世医院，今泉州市第二医院)五官科医士，德化县医院五官科医师、主治医师、行政副主任。泉州市地区五官科名医生之一，尤擅眼科。德化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泉州市鲤城诗词学会会员。

生平事迹

黄春育出身于世代书香舌耕家庭。曾祖父黄立德，讳文洙，字重泗，号鲁川，弱冠科试取进县学第8名，是谓“秀才”，后执教村塾。祖父黄景熙(1859～1932)，讳惠畴，字英亮，号奋庸，副贡生，一生以塾师为业；清末民初德化山区匪乱，带儿辈流寓执教永春等地，后客死葬于永春五里街镇龟龙桥。父黄际和(1900～1971)，讳时雍，字豪洽，号汉英，自幼随父诵读《四书》《五经》，新学制开始转县立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入集美师范。他一生执鞭杏坛，培桃育李，长期于永春、南安等地任教，其间最长者永春养贤学校教员7年，南安金淘水阁会心小学校长10年。有子女6人，于外地出生者4人。1940年代初始返回德化，先后任职于上涌小学、葛坑小学。他通古文，工诗赋，擅美术，桃李芬芳。

黄春育于民国19年农历2月27日出生于福建永春。小时随父于南安金淘水阁会心小学启蒙，后又随父就读于上涌、葛坑小学，升德化县立初中，转德化尚养初农、高农，1951年秋考入晋江专区医士学校。1954年夏毕业后，分配于晋江专区第二医院眼科任医士。未几，眼科扩建为五官科，黄春育成为他的老师、五官科名医林兆榕主任的得意门生与主要助手。黄春育秉赋聪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善于钻研。他被分配到眼科(后扩建为五官科)时，初出校门，什么都陌生。但他学习、工作极为认真主动，时时处处盯着老师、主任林兆榕如何看病，如何询问病情，如何检查发现阳性体征，如何鉴别诊断病症，等等。当时五官科人手少，病人多，每场手术他都得参加，多看多实践，不懂的就勤问勤请教，观察思考细致入微，技术操作一丝不苟，所学极有心得。其间1954年底至1955年夏，林兆榕主任到省协和医院进修期间，黄春育又跟随外科医师崔太甫，担任外科中小型手术主要助手。中小型手术复康快，病人进出院频繁，手术业务多，半年时间的紧张临床实践，为其后来五官科的各种大小手术打下扎实的基本功。经他本人的虚心勤奋努力和名师的诲导指教，至1956年，已基本熟练五官科各种大小型手术，能够独当一面。之后，他经常参加专区巡回医疗队，跟随王兆

惠院长下到同安(时属晋江专区)、安溪、永春、德化、大田(时属晋江专区)等边远县巡回医疗，负责其五官科医疗业务，并指导、提高各县五官科医疗技术水平等工作；在医院里，经常上岗主刀，分担林兆榕主任的繁重负担，有时病人多，他曾一个上午连续利索地做完7例手术，疗效极好，病人满意，等等，屡次获得林兆榕主任、王兆惠院长和各县医务同行、广大病者的赞扬。这时，他已头角崭露，成为晋江专区五官科的青年名医生而驰誉于泉州市区和各县。

1960年，德化县医院还没设五官科，为了边远山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以及当时极“左”思潮的某种政治因素，黄春育于是年10月被“下放”回德化县医院组建五官科。由于当时该院五官科还是空白，一无所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部分器械如鼻息肉钳、上颔窦刮匙、泪囊开张器等市场上缺乏，购买困难，黄春育就自己绘图，亲自指导名铁匠方央惠(福建永泰人，后定居德化)打造后，亲自动手锉磨修光，以解决器械缺乏无法手术之困难。1960年代初，德化县医院五官科仅黄一人，人手不足，他又设法与外科搭档互帮，五官科做手术时，由外科医师孙耀源(泉州人，后曾任德化县医院院长、德化县卫生局副局长等)当他的助手，外科做手术时，由黄当孙的助手。这样的局面，曾延续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尽管设备条件差，人手不足，黄春育在其高度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驱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聪明才智，把五官科工作开展得很好，凡当时晋江专区二院五官科能做的业务，德化县医院五官科都能完成，极少转诊。而他的医术医德，也随之很快传遍德化广大城乡及邻县永春的苏坑、蓬壶、吾峰、介福等地，使求医者接踵而至。1970年3月，“文化大革命”气焰正炽，造反派极“左”思潮登峰造极，黄春育被置于当时的“臭知识分子”等“九种人”之列再次下放，到霞碧公社霞山大队(今龙门滩霞山村)“改造”，驻队创办合作医疗站，带徒培训赤脚医生。他走后，德化县医院五官科遂如同虚设。全县各地五官科患者来到县医院因找不到黄医生，要在德化县城等候两天一班的汽车，先从城关坐到霞碧，然后从霞碧雇轿子抬着再走半天、四五十华里山路到达霞山医疗站就诊。可是有些病人到霞碧后雇不到轿，有的病人雇轿子抬到霞山后碰巧黄医生出诊不在，这时患者又是多么晦气、无奈与苦楚!两年后，由于各地五官科病者的迫切要求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黄春育于1972年春被调到霞碧卫生院，以方便病者就诊。但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难于适应城关和各地五官科病者的需要，有些急病号因等不到班车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县医院中医师黄承?患视网膜炎，得雇自行车载到霞碧接受治疗，外科医师王富成患食道损伤，靠步行到那里就诊。霞碧卫生院规模小，设备差，病床少，有的重病号手术后没有病床住院，群众病号得找到当地农民亲戚朋友家，机关干部、职工病号要找到本系统社直单位，如行政部门的找到公社，教育系统的找到学校，商业部门的找到供销社、粮站，金融部门的找到信用社，等等，使公社与社直单位、学校、农民家都变成“住院病房”，何其尴尬与无奈。约1974年，永春县蓬壶公社有个中年妇女眼睛患白内障，她的丈夫特地向一华侨亲友借了一辆新的进口高档自行车，脚踩载着妻子要到霞碧卫生院求医，不料快到古洋桥时，因下坡急转弯，不小心摔入桥下，自行车摔坏，夫妻俩一个摔断腿一个摔破头皮，鲜血淋漓，坐在小河边痛哭；幸得好心人邮递员李玉成骑自行车送邮件路过发现，才找到附近的农民，动员他们用板车载着拉到县医院接骨与外科缝合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975年冬县扩干会期间，县委书记马三聘鼻子大出血，经县医院治疗多日，病情反复未能止血，日夜卧趴床沿，床下放置痰盂，头俯伸床外，让流出的鼻血滴入孟中，因找不到五官科的医生治疗而痛苦万分。后来适逢霞碧公社党委书记许泉城去看望他，提醒他霞碧公社卫生院有位五官科名医，建议将其请来应急。马无奈听取许的意见，调黄来城关为他止血。止血后，因霞碧卫生院原收有五官科住院病人，黄不能继续留下，马三聘只得乘专车到霞碧住院，经黄春育医师诊治一周后痊愈康复回县。因为这事惹

得马书记大为光火，责问县卫生部门领导为什么如此有医术有才华的医师不用而长期让广大病人活受罪!问得某些领导者哑口无言，无限尴尬。1976年春节过后，县卫生部门才速将黄春育调回德化县医院，以顺应广大病者的迫切要求。黄春育同情穷人，关心病者的困难与疾苦。他学的是西医，但重视发挥中华传统医药的潜在优点与疗效。他根据1950年代提倡的中西结合、土洋并举、综合治病的方针，于临床实践中努力摸索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达到花少钱治好病，如眼视网膜炎病变、副鼻窦炎症以及喉科的急性扁桃体炎等，传统中草药均有极好的疗效，又不易复发，深得患者的欢迎。1971年他在霞山创办合作医疗站，全大队1000多人口，每人一年只收5角钱，由于指导思想明确，重视传统医药的开发利用，做到花少钱保全大队社员的安康。当时除特别重病号外，如毒蛇咬伤、胃出血等都在大队医疗站治疗，一年下来还结余30多元钱。数十年后的今天，当地群众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这种做法。

从医经验丰富的黄春育认为：“药不在贵才好，对症最重要；开处方要笔下‘留情’，多为病人着想省点钱。我一生从医数十年，都是花少钱治好病。因现在不少人经济尚有困难，底子薄，尤其是农村。而今医药广泛用新时尚，认为药愈洋愈新愈贵愈好。然洋、新、贵不一定都对症，‘旧药’不一定都不好，老药仍有它的好处，药性熟悉更易对症，疗效更高。现在有时看一次感冒要七、八十元钱，很多病人承受不起不敢来看，忍一忍，死了算。古人说：‘学医要先学德’，医生要了解民情，同情穷人，懂得贫病交加的痛苦，不可一味大手笔，为赚百分之十五的药材利润，大笔一挥，一日住院几百元上千元，如此无异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心安忍哉?还有，从医者必需掌握：吃药能好不打针，肌注能好不静脉注射．吃药打针能治好的最好不开刀。

黄春育从医可贵的另一方面，是对待病人不论身份、贫富，一视同仁；不管是西装革履者、领导干部、富商巨贾或衣冠褴褛的穷人、村汉、老妪，均是和颜悦色热情相待，认真询问病情，细心检查疾患，慎重诊断病症，然后对症下药。在询问检查病情过程中，他又总是根据患者的不同年龄、对象和心理状态，用其极为和蔼亲切通俗诙谐风趣的语言，给予抚慰与开导，解除病者不必要的思想顾虑与悲观情绪。做到治病先调治其心理状态，使病人见到黄医生，犹如见到亲人一般温暖；经他诊疗后，似乎感到病情已顿时减轻三分。他这种高尚的医风医德，传遍城乡，远近闻名，有口皆碑。

总结

泉州的这些文化名人是城市的文化，也是城市的根本，他们影响着市民的生活行为方式，影响着市民的价值观，最终影响的是城市的文化。所以，泉州的这些名人就是城市文化的体现，而东亚文化之都泉州，更加需要这些文化名人来代表泉州的形象。

这些历史文化名人为泉州乃至中国的发展都有巨大的贡献，他们是泉州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