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史

一、中国话剧的起源

话剧是泊来的西方戏剧品种，较之源远流长的中国戏曲艺术，它则是后起之秀，伴随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被中国人引进的西方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被中国人不断地吸纳和改造，从而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中国话剧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它不以歌舞演故事，而是以对话、形体动作和舞台布景创造真实的舞台视觉。但在艺术精神上，同中国的传统戏曲乃至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立了内在而深厚的联系。它已经把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转化具有现代性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戏剧样式，成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戏剧是涌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的戏曲也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掀起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遂有了“时事新戏”，已溶入了话剧的形式。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演出方式同传统经曲迥然不同，其中一些情节是从传统戏曲中化用过来，为后来以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们把学生演时事新剧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

二、中国话剧的萌芽改良的中国戏曲，虽对西方戏剧有所借鉴，但还不是真正的话剧。学生演剧，虽有些接近话剧，也只能看作是中国话剧的准备，一般戏剧史学家把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上演的《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李叔同、欧阳予倩诸人创办的春柳社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的第三幕，获得了在东京的中外人士的称赞。他们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设有独白、旁白”。这种演出形态，可以说已是话剧。不久，又演出了根据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此剧在内容上很有现实性，采用分幕方法，以及对话的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有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即后来才定名的话剧艺术形态。

三、文明戏的脚印文明戏是当时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的产物，是中国话剧的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杂糅混合的过渡形态”。尚缺乏自己的东西和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尽管它曾兴盛一时，但还没有扎下根来。如当时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文明戏也逐渐衰落，但将戏剧作为生存手段，出现一批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的家庭剧。在文明戏误入岐途时，一支学校演剧队伍却异军突起。它就是新式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受过西方教育，他把学生演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于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采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方法，反映了社会现实问题。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为当时的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文明戏虽然衰落了，但也为“五四”新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来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正式定名为“话剧”。

四、“五四”运动与话剧的形成1919年，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旨在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新剧，即话剧，也在这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中形成。在狂飙突起的反封建文化的浪潮中，文明戏早已难以担当宣扬新文化的使命。而旧剧，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戏曲，在“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看来，是应该推倒的旧文化的堡垒。因而有了新剧旧剧之争。有人主张保存旧剧。他从西方话剧与歌剧分流的特点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戏曲与新剧应并行不悖。也有人从中西戏剧的比较中，认为中国传统戏曲“重写意”，有别于西方戏剧的“重写实”，因而，应当吸引中西戏剧之长，创造一种“国剧”。中国人引进西方戏剧，明显带有为我所用的目的。“五四”新剧的倡导者们特别钟情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胡适就推崇、介绍过“易卜生主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对于处在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在此剧的影响下，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呈现出“五四”话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五四”时期是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当时，西方已经产生和正在兴起的戏剧思潮，几乎都被中国人敞开胸襟吸纳过来。如唯美主义戏剧对中国早期戏剧的影响。欧阳予倩《潘金莲》，女主人公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一个“淫妇”形象。但在作者笔下，潘金莲却成为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她对猥琐而矮小的丈夫武大郎毫无感情，却深深爱上了她的小叔、仪表堂堂的打虎英雄武松。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思潮，也同样吸引着中国剧作家。它对人之心灵的探索和使之外化的手法，格外引人注目。洪深在他的《赵阎王》里，表现一个中国士兵赵大携不义之财，逃遁于黑森林中，内心惊恐万分，经受着灵魂的拷问和幻象的纠缠。因此，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为中国话剧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存有了更深的立足之地，也逐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成为中国诗化现实主义的机构成因素。

五、话剧的确立西方戏剧，在中国经过文明戏分阶段的过渡，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培育，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确立。其标志是：新的戏剧文学的产生，有了一支从事话剧的队伍，有了专门的戏剧教育，“爱美剧”即业余演剧制度的兴起，业余剧团的活跃，话剧导演制的初设等。“爱美”意即“业余爱好者；业余的”“爱美的戏剧”，是借鉴了西方小剧场运

动兴起时，反对演剧追求商业利益，专心戏剧艺术的做法。最早提出“爱美的戏剧”是汪优游。他认为，商业势力的介入使得戏剧是片面强调营利，因而损害了艺术。此后的“爱美的戏剧”运动，曾构成“五四”戏剧的一道风景线。包括一出《少奶奶的扇子》（洪深）轰动上海，使之话剧声名大震。

六、田汉及南国社“五四”新剧运动中，田汉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剧作具有多样的探索，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者。而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则是在中国南方推动演剧的先锋。田汉（1898—1968）执教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他与欧阳予倩、唐槐秋、高百岁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起组织戏剧演出活动。有人认为，自从有了南国社，新剧才有了生机。独幕剧《获虎之夜》（发表于1924年）是田汉早期的代表作。它描写湖南乡下的一个猎户人家所发生的悲剧。田汉把中国农村的猎虎传奇同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巧妙地融为一体，写得凄婉动人，颇富诗意。另一著名悲剧是三幕剧《名优之死》。民国初年，京剧名优刘鸿声，早年演出轰动一方，到了晚年却因剧场萧条而失望，悲惨地死于台上。这个真实的悲剧，给田汉留下痛苦记忆。他把一个普通的悲剧，升华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和崇高诗意的悲剧。同时代，丁西林在喜剧上出类拔萃，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喜剧模式。早年留学业英国的丁西林（1893—1974），把英国式的语言技巧和行为矛盾的幽默喜剧风格，带给了国人，从又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戏剧文学的成就。《一只马蜂》（1923）、《压迫》（1926）、《三块钱国币》（1939））等，旨在讽刺不合理的现实，语言机智幽默，耐人琢磨，结构巧妙严谨，剧情生动感人，每部喜剧都是精品，为中国新喜剧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范本。

七、渐渐走向成熟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历史饱经忧患的年代，民族和阶级矛盾激化，使这一时期，中国话剧转向对现实主义的侧重，一扫既往的浪漫、感伤的基调，而转向悲愤、抗争，主动地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开始走向成熟。其主要特点是：把话剧同中国社会的、人民大众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借鉴西方话剧的同时，更以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对这一外来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为中国现实所需要、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戏剧品种；涌现了曹禺、夏衍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一批杰出的剧作。同时，职业剧团开始出现，演剧艺术接受和达到世界的水准。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联合主要的戏剧组织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1932年—1933年间，工农演剧活动也活跃。一些话剧界人士深入上海工厂，组织工人戏剧活动。一些学生剧团和专业剧团，也来到工人中间，为他们演出，并辅导他们进行话剧排练。同时，话剧了开始走向农村。“红色戏剧”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井冈山一带开创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军队。为此，红军特别建立了专门负责启发群众觉悟的宣传队。1932年，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巡回演出。红军长征后，将“红色戏剧”的种子撒向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八、曹禺三部曲及其他名家名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已经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了曹禺和他的戏剧《雷雨》、《日出》和《原野》。以其深邃的内涵、纯熟的技巧，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导师张彭春对他格外器重，他则以扮演娜拉等角色而闻名，崭露表演才华。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期间，继续演剧并攻读了大量的中外剧作。于1933年毕业前夕，年仅23岁，即完成了处女作《雷雨》，一鸣惊人。继而又发表了《日出》（1936）、《原野》（1937），名震剧坛。他的三部曲，犹如一座座的丰碑，从而也决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奠基地位。夏衍（1900—1995），中国著名的剧作家、电影编剧。1937年，经过夏衍又创作了影响颇大的多幕剧《上海屋檐下》。它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颇受契诃夫风格的影响。田汉这一时期代表作是写于1935年的三幕剧《回春之曲》。田汉借主人公之口，喊出了不能让中国军人的血不能白流的怒吼，意在召回中华民族的春天，演出时颇具震撼力。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１９３０）、《香稻米》（1931）、《青龙潭》（1932），较为著名，反映了农村生活。李健吾（1906—1982）的成名作是《这不过是春天》（1934）。

九、职业剧团的出现与20年代的“爱美剧”，即非职业、非营利的戏剧组织不同，30年代出现了话剧演剧的职业团体。其中以中国旅行剧团最为著名。1933年，中国旅行剧团成立于上海，其团长唐槐秋曾为南国社成员，有着较为丰富的演剧经验。他带领剧团辗转于南北等地，既演出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话剧，也演出中国剧作家新创作的名剧，造就了一批话剧表演人才和一代话剧观众。

十、抗战初期的演剧活动1937年7月，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燃起了抗日怒火，中国话剧界人士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

众性的艺术。其发展特点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历史剧的兴盛，讽刺喜剧的崛起，并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七七事变“后，在上海上百人参与演出了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场面宏大，气势昂扬，传达了人民誓死抗敌的心声，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上海沦陷后，戏剧界人士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除少数几个留沪坚持对敌斗争外，多数都奔赴祖名地，宣传抗日。创造了许多短小而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使得戏剧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放下你的鞭子》等，揭露了侵略战争的罪行。重庆成为陪都，绝大多数的表演团体和演艺人士来到这里，1938年10月，举行了第一届戏剧节，组织了25个演剧队到街头、镇上演出，连续7个晚上公演抗敌戏剧，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中国话剧的足迹不仅走遍全中国，而且涉及到东南亚、香港一带。话剧将中国华侨的爱国热情也推向高潮。重大的演剧活动还有重庆的“雾季”公演，举办了4次，共演出大型话剧100台以上。是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它的影响遍及全国，鼓舞了人民的抗敌热情。“西南剧展”形成了又一个剧运高涨的地区。主办人欧阳予倩、田汉等，有来自贵阳、昆明等地的30多个艺术团体的近知千人，其中21个是话剧团体，演出了《大雷雨》、《法西斯细菌》等20多部话剧。还举办了戏剧汇演、资料展览、艺术研讨等活动，为抗战时期的中国话剧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十一、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及其他名作战时产生了众多的历史剧，以史鉴今。有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等、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于李秀成》、阿英的《碧血花》、于伶的《大明英烈传》，等等。其中，以郭沫若的五幕话剧《屈原》最为著名。郭沫若（182—1978），不仅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而且熟谙历史，文名远播。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诗人，其诗作《离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郭沫若首次将其形象塑造于舞台之上，以神来之笔，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塑造了一位横遭陷害、处境艰难、的爱国者形象。他浪漫的诗情，高洁的心灵，伟大的人格，光照千古。史剧谱写了一曲屈原的颂歌。《屈原》于1942年首演于重庆，轰动山城。其次，剧作家阳翰笙（1902—1993）的《天国春秋》也有其代表性。《天国春秋》取材于清末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选取导致其由盛而衰的关键性事件——杨韦内讧作为中心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现实主义的深化曹禺在30年代初一鸣惊人之后，在抗战中又大显身手，如写了多幕剧《蜕变》、《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成功地改编为同名话剧。是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深化的代表作，是他创作技巧更加成熟了，要赋予深刻的主题和文化的内涵。夏衍抗战后期的代表作是《法西斯细菌》。吴祖光（1917——）在抗战中崭露头角，并显示了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笔力。代表作《风雪夜归人》，写了京剧名伶魏莲生的人生悲剧，表面上是写爱情悲剧，实际上张扬的是人文思想。宋之的（1914—1956）的《雾重庆》创作于1940年，上演后获得了很大的声名。它写战时重庆一群年轻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妥协性。陈白尘（1908—1994）的政治讽刺剧《升官图》是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借鉴了《钦差大臣》的喜剧构思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造型，它对官吏制度的腐败、恶人横行、庸俗无耻的社会现实，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嘲讽。老舍（1899—1966）的《残雾》写于1939年，讽刺当时重庆官场的社会现实。老舍的喜剧，意在佛去笼罩在抗战形势下的“残雾”，把讽刺的锋芒直刺腐朽的统治。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俏皮。解放区的戏剧，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深入民众，吸取民间艺术营养，描写现实生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秧歌剧、独幕剧流行。也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如喜剧《抓壮丁》、歌剧《白毛女》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出现了反映土地改革、工人生活、部队战士的戏。如《反“翻把”斗争》、《战斗里成长》等。解放区的戏剧反映了现实生活，探索了戏剧的民族形式，影响了新中国话剧的发展。

十二、新中国初期的话剧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话剧的发展也随着转入新的历史时期，由过去的民间团体转变为正规的政府统辖的艺术团体，建立有序的体系（如话剧团的布局、戏剧院校的建立等）。在演剧上，推行从苏联引进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但仍然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并逐渐地形成中国特色的演剧学派。从1949年到1966年，话剧已成为全国的一大剧种。团建设上，中央设立的大型院团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49年4月）、中央实验话剧院（1956年）、中国儿童剧院（1956年），隶属于文化部领导。地方上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解放军部政治部话剧团等。戏剧教育上，受到戏剧界和文化部门的重视。1952年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此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等戏剧教育学府，第一任院长为欧阳予倩。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于1956年，熊佛西为首任院长。半个世纪来培养了大量的戏剧人才。除两所高等戏剧院校外，各省的艺术院校有的也设立了戏剧系。初期的中国话剧舞台主要讴歌民主革命的胜利。著名的有《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保卫和平》等。其次是歌唱新中国的主题。如《刘莲英》、《龙须沟》、《春风吹过诺敏河》等。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回来，看到新中国的新北京处处是新的面貌，他作为一个老北京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由衷地产生一种天翻地覆之感。于是，他写了《龙须沟》，可以视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继后，出现

了标志新中国话剧发展中的一批峰巅之作。首先，是一批“第四种剧本”；如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等。1957年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剧中写了3个“朝代”，时间跨度50年，写活了70个人物。它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浓郁的民族气派，浓重的历史含量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谱写出一部史诗性的画卷。总导演焦菊隐（1905—1975）为这出戏的成功也有着出色的贡献。焦菊隐从《龙须沟》开始，就已经在探索着演剧民族化的道路。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他更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剧中来，并且找到把它同斯氏体系融合，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在《茶馆》的导演中，他把这种探索推向一个极致。1958年，田汉的《关汉卿》问世，也是历史剧创作发展的一个标志。《关汉卿》是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我国13世纪伟大戏剧家关汉卿诞辰700年而作。它不但体现着田汉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最优秀的剧作之一。此剧堪称田汉的绝唱，他以诗的语言，诗的情调与诗的构思，谱出了一曲关汉卿的赞歌。20世纪60年代前期，政治气候相对的缓解，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创造环境种调适后，话剧创作又出现了一次高潮。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如《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激流勇进》、《南海长城》等。虽然突出理想教育，注重塑造英雄人物，或重或轻地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但艺术上已比较成熟，人物刻画得比较生动。

十三、开放的戏剧世界随着中国打破封闭的格局，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戏剧世界也迎来了一个同外界广泛交流的新局面。为了开阔戏剧视野，也为了同外国戏剧界建立友谊，中国戏剧采取请进来的办法，或是请外国剧团来演出，或是请外国剧作家和导演来一同排戏。至于翻译外国剧作，那就更多了。话剧出国演出随着开放的深入，相互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茶馆》、《天下第一楼》、《死水微澜》、《家》、《关汉卿》等先后出访，使外国观众一睹中国话剧的风采。最能体现中国戏剧开放特征的，是为了纪念外国戏剧家，如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所举办的戏剧节、专项演出和学术研讨会等。其中，以多次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最具代表性。有力地增强了中外戏剧文化的交流和合作。

十四、享誉世界的剧院半个世纪来，话剧舞台造就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有影响的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便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剧院。以其优秀的剧作和精彩的演出，深得观众。它于1952年建立。曹禺为首任院长，逐步形成自己的即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演剧体系和风格。它拥有自己的一系列的优秀剧目，如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名优之死》、《关汉卿》，曹禺的《雷雨》、《日出》，以及后来的《绝对信号》、《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同时，它是一个眼光开放的剧院，演出了一大批外国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名剧。还曾拥有一个以焦菊隐为总导演的导演集体，以及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焦菊隐在20世纪5、60年代的导演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导演学派，功不可设。

十五、话剧的奖项为了鼓励演员，鼓励话剧创作，鼓励戏剧团体的集体创造，总之，为了促进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繁荣，政府和戏剧团体设立了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戏剧奖。

话剧“金狮奖”是话剧艺术的主要奖项，由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主办。

“文华奖”：此为中国文化部设立的，专门用一无关掖专业舞台艺术的，是最高的政府奖。它的奖项是固定的，包括“文华大奖”和“文华新剧目奖”，单项奖有表演、导演、编剧、舞台美术等。“文华奖”的评选是严格的，有权威性的。

另一重要奖项为“梅花奖”，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1982年设立的戏剧表演奖，专门奖给具有一定年龄限制的演员。每年一届，对推动话剧表演艺术起到了益而深远的影响。此外，“曹禺戏剧文学奖”（含曹禺戏剧评论奖），它专门用于奖励优秀戏曲、歌剧和话剧剧本及其评论。这些戏剧奖，是中国戏剧的荣誉，也是中国戏剧的动力。话剧本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剧作、导演、表演、舞美、灯光、评论应该说是缺一不可。更不可缺少的是接受这门艺术的对象---观众。当然在莎士比亚的年代，话剧的因素要少一些。话剧之所以在欧洲几百年经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话剧培养了一代代的观众，而一代代观众对思考和娱乐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又促使了话剧的发展。

中国话剧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传入辽宁。

宣统二年，同盟会员刘艺舟（木铎）由关内来到辽阳，演出了新剧《哀江南》和《大陆春秋》。同年5月到奉天，与戏曲艺人丁香花、杜云卿等人联合，先后在鸣盛茶园演出抨击封建专制的新剧《国会血》，日本领事馆为此提出抗议，奉天市政当局屈于压力，下令禁演。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同盟会会员苗天雨、冯迪汉率团到辽阳市广德茶园（辽阳大观楼），演出话剧《波兰亡国惨》、《民国魂》等。话剧传入辽宁之后，各地爱好者纷纷组织话剧演出活动。民国5年（1916年），大连的陈非我发起组织话剧社，并任社长，社员大多是该市商绅及报馆、学校各界文化人士，演出的剧目有趣味剧《醉鬼捉奸》，正剧《青楼侠妓》、《湘江泪》、《猛回头》、《异母兄弟》等。民国11年（1922年），抚顺青年会附设小学于抚顺西戏楼演出

《恶姻缘》、《逆伦案》等。

民国14年，欧阳予倩到大连、沈阳等地给当地戏剧界和爱好新剧的青年演讲平民艺术，传播现代话剧。沈阳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张光奇（女）和女师同学被吸收参加"奉天青年会"组织的话剧团，演出话剧《秋瑾和徐锡麟的故事》、《孔雀东南飞》、《谁之罪》、《求婚》等。欧阳予倩还与张光奇同台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之后》等。同年2月，欧阳予倩应大连中华青年会邀请，讲演《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辽宁各地均组织业余话剧团体，演出十分活跃。民国15年2月，大连正式成立爱美剧社。这是辽宁第一个较正规的话剧团体，社长马殿元、副社长王权祥、导演部主任吕馥棠。民国16年（1927年）5月，爱美剧社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邀，为筹备平民教育基金，于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在今民主广场）演出，上演反映家庭和社会矛盾的悲剧《千秋遗恨》等话剧。民国18年9月，车向忱组织"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在奉天郊区大韩屯等地演出《改良医院》、《盲》等话剧。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颁布《艺文指导纲要》，实行文化专制，辽宁地区刚刚兴起的群众话剧热潮，遭受严重打击。但有些民间话剧团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继续顽强地活动着。民国28年（1939年）夏，金山龙、杨若朱、王宗仁等人创立沈阳业余话剧团，上演丁西林的旬幕话剧《无妻之累》。该团后与奉天话剧团合并，改名为国际剧团，由李乔、金山龙任编导，先后在南市国际剧场（今辽艺剧场）演出《屠户》、《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等话剧。之后，庄河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演出《和睦家庭》和《家》，本溪徐殿林自编自演话剧《爱情三部曲》，鞍山进步作家阎力夫组织了众声话剧团，演出他创作的话剧《警惕》等。

这一时期，伪政权组建三大御用剧团"大同剧团"（长春）、"剧团哈尔滨"、"奉天协和剧团"，均隶属伪协和会。"奉天协和剧团"建于民国27年9月，全团百余人，"负有完成协和会文化方面的重大使命"。主持人原笃（伪满州国剧团协和会委员长）、瑞山进、安田均系日本人。是年11月举行小公演，剧目为《除夜歌声》。民国28年6月，举行首次大公演，剧目为《东宫大佐》、《在牧场》；同年12月举行巡回大专演，剧目为《从军伍》、《血轨》等。这些剧目都是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的。截至民国30年，该团共创作演出了20多个剧目。从民国30-32年间，该团在东北各大城市演出《雷雨》、《萌芽》、《欲魔》等。民国31年（1942年）在奉天演出苏联名剧《怒吼吧，中国》，内容是揭露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日本演出此剧的本意是想宣扬英美列强蚕食中国的罪恶，激起中国人民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仇恨。但事与愿违，反倒激起了广大观众对侵华日军的无比仇恨，群众争相观看，上座空前。这使日伪统治者大为惊恐，立即勒令停演。此外，日伪还在辽宁各大城市组织剧团，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如协和剧团（大连）、协和馆剧团（安东）等。这些剧团在"八·一五"东北光复后相继解体。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来东北，在辽宁地区组建一些文工团。这些文艺工作团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并帮助各地积极建立文工团、队。编演了大批活报剧、小话剧等，为东北、为辽宁地区新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沈阳、大连、安东等地还组成了一些民间话剧团体，他们是自筹资金、自愿结合的民间私营职业剧团，如大连的东艺剧团、光复剧团、中华青年剧团、辽东剧团、大连剧团、中苏友好剧团等，演出了话《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所属的"政工队"及一些国民党操作的话剧团，曾一度把持辽宁各地特别是各大城市的话剧舞台，他们在沈阳、大连、安东等地演出一些反动话剧，如《天字第一号》、《野玫瑰》等，同时，也演出过《雷雨》、《日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省各市均成立了话剧院、团。几十年来，话剧发展较快，培养出一批省内外较有声誉的演员队伍。

一种以对白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最早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称作"新剧"或"文明戏"。新剧于辛亥革命后逐渐衰落。"五四"运动以后，欧洲戏剧传入中国，中国现代话剧兴起，当时称"爱美剧"和"白话剧"。1928年又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它通过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生活。话剧中的对话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口语，必须具有个性化，自然，精炼，生动，优美，富有表现力，通俗易懂，能为群众所接受。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茶馆》，曹禺的《雷雨》等，都是我国著名的话剧。

话剧是在本世纪初才由外国传入中国的。1907年由中国留学日本东京的曾孝谷据美国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一个剧本。现代著名话剧家有郭沫若、曹禺、洪深、田汉、老舍等。

话剧艺术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舞台性。古今中外的话剧演出都是借助于舞台完成的，舞台有各种样式，目的有二：一利演员表演剧情，一利观众从各个角度欣赏。

第二，直观性。话剧首先是以演员的姿态、动作、对话、独白等表演，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并用化妆、服饰等手段进行人物造型，使观众能直接观赏到剧中人物形象的外貌特征。

第三，综合性。话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特点是与在舞台塑造具体艺术形象、向观众直接展现社会生活情景的需要和适应的。

第四，对话性。话剧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特点是通过大量的舞台对话战线剧情、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其中有人物独白，有观众对话，在特定的时、空内完成戏剧内容。中国话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样式。为与传统舞台剧、戏曲相区别，被称为话剧。中国话剧大体经历了以下5个发展阶段。

新剧时期：1906年，受日本"新派"剧启示，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这就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被称为新剧，后又称文明戏。以后10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逐渐衰落。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爱美剧时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1919年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他们主张的代表。同时，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戏剧的口号，先后成立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为中国话剧建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1922年留美专攻戏剧的洪深回国参加戏剧协社，针对文明戏的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胆改革，推行男女合演，从而形成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话剧人材的培养提供了一块阵地。田汉主持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最能体现20世纪20年代新兴话剧的精神。1924～1930年先后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剧目，培养了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批艺术骨干。1929～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1928年洪深创意将英文Ｄｒａｍａ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新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

左翼戏剧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从此中国话剧进入以左翼戏剧运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左翼"剧联"总盟设在上海，领导北平（今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分盟，建立50多个左翼剧团，演出《血衣》、《乱钟》、《怒吼吧，中国》、《香稻米》、《回春之曲》等大量进步话剧，涌现出夏衍、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等一批新剧作家以及章泯、金山、赵丹、舒绣文等舞台艺术家。1935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演出《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武则天》、《太平天国》，40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等大型剧目，舞台艺术水平大大提高。1934～1937年青年剧作家曹禺的著名剧作《雷雨》、《日出》、《原野》问世；1933年中国第一个营业性剧团中国旅行剧团诞生并坚持14年之久；1932～1937年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在做话剧尝试；"红色戏剧"在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革命根据地十分活跃，演出《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我红军》等几百个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士气。1935年在南京成立国立戏剧学校，以后14年中培养学生千余名，演出独幕、多幕剧近180出，活动遍及苏、湘、鄂、川等省，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话剧开始了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后，戏剧工作者8月7日在上海上演《保卫卢沟桥》，并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战。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夏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汇聚武汉的进步戏剧工作者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分赴各战区，与各地自发组织的演剧组织及抗日根据地的话剧演出相结合，宣传演出遍及全国城镇乡村，形成空前大普及的壮阔局面。1938年10月第一届戏剧节上演曹禺、宋之的编剧的《全民总动员》，轰动一时，可谓这时期剧目的代表。1939年后话剧运动重心开始转入城市，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等有影响的专业剧团在重庆成立，话剧演出剧场化。《一年间》（夏衍）、《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夜上海》（于伶）、《雾重庆》（宋之的）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1941年成立的中华剧艺社、1943年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带来营业演出的新特点。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各剧团连续演出《屈原》（郭沫若）、《北京人》（曹禺）、《天国春秋》（阳翰笙）、《法西斯细菌》（夏衍）、《戏剧春秋》（夏衍、于伶、宋之的）等剧目150余台。1944年2～4月，广西桂林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28个

文艺团体演出话剧27台，是一次话剧艺术的大展览大检阅。在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大量的文工团、宣传队活跃在农村、部队，《流寇队长》（王震之）、《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等）、《李国瑞》（杜烽）等剧目，突出表现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解放战争时期，话剧活动处于低潮。《清明前后》（茅盾）、《升官图》（陈白尘）、《丽人行》（田汉）的上演是这时期的重要收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7月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话剧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重视话剧事业的发展，先后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以及各省、自治区、大军区的专业话剧团。《龙须沟》、《茶馆》（老舍）、《蔡文姬》（郭沫若）、《关汉卿》（田汉）、《万水千山》（陈其通）、《马兰花》（任德耀）等优秀剧目大量涌现；焦菊隐导演的《蔡文姬》、《茶馆》显示了话剧的民族化追求，黄佐临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介绍了布莱希特的演剧思想；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50年代后也出现维吾尔、蒙古、朝鲜、藏语的话剧演出，扩展了话剧艺术领域。随着文艺界"双百"方针的讨论与贯彻，1962年后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年青的一代》（陈耘）等优秀剧目。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荒疏、与观众割断联系的衰败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话剧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突破旧舞台局限、革新戏剧观念、丰富话剧艺术表现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戏剧创作上的无场次结构、意念化形象塑造、时空跳跃情节、模糊主题等尝试，舞台艺术上的运用面具、中性服装、几何图形布景道具，激光灯光以及打破第四堵墙，缩短与观众的距离，四面观众等形式革新，引起戏剧理论界的关注，出现了一场戏剧观念与形式革新的讨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新时期话剧对外开放与交流也更为宽广，自1986年后成功地举办了莎士比亚戏剧节、奥尼尔戏剧节。北京人艺的《茶馆》多次在欧、美、日、港演出，中央戏剧学院的《俄狄浦斯王》出访希腊，均获得很大成功，是中国话剧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1907年2月，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社员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中国的第一部话剧诞生了。

1914年4月，上海六大文明新戏剧团组成新剧公会，联合公演，获得了很高盈利。

1921年9月，"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上海民众剧社成立，同时创办了《戏剧》月刊，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创作了《终身大事》。

1928年，洪深将Drama译为"话剧"，话剧的名称从此确立。他建立了专职的导演制和严格的排练制度，实现男女合演，将舞台布景也由原来的平面布景改为立体布景，这些做法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

1934年，《雷雨》是中国话剧史的一座丰碑，它使24岁的曹禺一鸣惊人，使中国话剧走向成熟。

1936年，《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期间国防戏剧中最有影响力的街头剧之一，"国防话剧"的口号提出。

1937年，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把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了话剧的舞台。

1942年初，郭沫若10天内一气呵成地写出五幕历史剧《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

1945年，五幕歌剧《白毛女》问世，这是话剧的表现形式与民谣巧妙结合的产物。

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首任院长为戏剧大师曹禺。

1953年，国家拨款建"首都剧场"。

1958年，由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公演，被外国专家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1982年，《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剧院一楼简陋的排练厅"实验演出"，成为转型期中国自己的话剧先锋。

1999年，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使中国话剧界出现了第一批"追星族"。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小剧场戏剧逐渐取代大剧场戏剧，成为话剧的主要演出形式。2007年3月1日起，结束了北京首演的《西望长安》开始了巡演的征程，百年话剧献礼序幕拉开。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解放的欢乐和当家作主的幸福感。尽管，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曾有过"左"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毕竟赢得了百年来的国家的统一、生活的安宁和生活的改善，这些，使得文艺，包括话剧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到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话剧发展达到一个高潮。

（一）歌颂民主革命的胜利

生活在新中国的人们，自然不能忘怀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献身的革命先烈，不能忘怀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功绩。因此，歌颂人民革命战争、歌颂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成为中国话剧最优先的主题。如《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保卫和平》等。

《战斗里成长》，胡可编剧。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戏，一部颇见艺术功力的戏。它最初诞生在战火之中，名为《生铁炼成

钢》，经过演出和不断的修改，使之日臻完善。它透过一家祖孙三代的反抗压迫剥削的命运，说明只靠个人反抗是不会成功的。相反，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使贫困的人民得到解放。

在这类剧目中，气势恢宏，构思雄伟，造型突出、艺术概括深厚博大的是《万水千山》。该剧原名《铁流两万五千里》，取材于伟大的红军长征，编剧陈其通，就是这伟大壮举的亲历者、幸存者。他以自身的体验，更带着满腔的血泪，站在历史的高度，把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写得惊心动魄，雄奇悲壮。

《万水千山》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营教导员李有国、副营长罗顺成、第一连连长赵志方等作为贯穿的主要人物，以红军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为每一幕的中心事件，艺术地概括了伟大长征的行迹。第一幕，先是点出遵义会议所确定的中央军事路线的正确性。第二幕，过彝族区则展现红军民族政策的英明，也透视出红军民族工作的艰难。第三幕，在强渡大渡河时，红军的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得到形象的体现。第四幕，爬雪山，再经藏族地区，再度揭示红军的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第五幕，写李有国的牺牲。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行程之后，红军不断牺牲，他们身无御寒衣，腹无充饥粮，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此刻，李有国的身体几乎到了生命的极限，伤口生蛆，头晕腹胀，先后昏厥三次了。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还鼓动着战友，给他们讲故事，讲革命美好的远景，教战士如何辨认野菜，如何煮食皮带。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刻，他还指挥了一场战斗，打败了敌人的骑兵队。他临终前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把马肉分给全军……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于此，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无私无畏、英勇乐观的革命英雄形象。

如果说长征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故事"，那么，《万水千山》则是一出前所未见的剧作。它的演出震动着剧坛，鼓舞着观众。

（二）歌唱新中国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中国人民荡涤了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扫荡了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灾难，一旦当家作主，便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使新中国如快马加鞭，数年间，便是一片新的面貌，一片新的天地。话剧，以其对时代的敏感，及时地创作出一些反映这种新面貌的剧本。如《刘莲英》、《六号门》、《龙须沟》、《考验》、《春风吹过诺敏河》等。这些剧多表现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他们对新时代的感受，有些剧的作者就来自生产第一线。

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回来，看到新中国的新北京处处是新的面貌，他作为一个老北京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由衷地产生一种天翻地覆之感。于是，他写了《龙须沟》。它透过北京城内一条有名的臭沟－龙须沟的变化，以及住在沟旁的一个小杂院内三户人家在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的鲜明对比，歌颂了共产党给北京人带来的新生活，写出了北京人的新的精神面貌。

此剧，不但以道地的北京话，活现了这座城市的风情画面，更刻划出一群活生生的北京人的形象，如程疯子，程娘子，赵老头、王大妈、王二春、丁四嫂等。焦菊隐的导演，发掘了此剧的诗意内涵，并让演员深入到大杂院里体验生活，使整个舞台上出现了"一片生活"风貌，显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色彩。由此，焦菊隐摸索到了一条如何艺术地表现北京人生活，体现其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有效路径，奠定了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最初的基石。老舍，也因此获得北京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话剧界，于当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但是，1957年，即发生了所谓"反右派"运动，继之则是1958年"大跃进"。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曲折中，话剧界同样受到挫折，但仍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首先，是一批"第四种剧本"；其次，是《茶馆》的出现；再次，是一批优秀的历史剧，特别是《关汉卿》的问世；这些剧作标志着新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峰巅。

"第四种剧本"，是同"三种剧本"相比较而言的。"三种剧本"是指那些概念化地描写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剧本，而"第四种剧本"即指那些"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剧作。其主要的特色是，在戏剧观念上，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持反对态度的。主张写真实，敢于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人民内部矛盾。这些，与当时文艺界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的理论是相呼应的。在题材选取上，主张打破框框，扩展视野，除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外，也应当写知识分子，写工农兵的家庭生活、感情生活和个人生活。"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有：岳野的《同甘共苦》、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洞箫横吹》等。

《同甘共苦》，创作于1956年。作者写一个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孟莳荆与他的妻子华云、以及他的前妻刘芳纹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们悲欢离合的命运。显然，在题材上就有了突破。

孟莳荆与前妻刘芳纹是家庭包办婚姻，孟莳荆参加革命后，瞒着母亲同刘芳纹离婚。而刘芳纹仍然为他照顾老人，抚育着孩子。后来，孟莳荆同护士华云结婚。但是，孟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他常年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和妻子，遂使华云同他的感情有了隔阂。恰巧，刘芳纹陪着刘的老母进城探亲，住到刘家，这更引起华云的不悦。

刘芳纹已是农业合作社的副主任，孟得知后，还帮助她向省委反映问题，并同她回家乡作调查。一位名叫梁上君的记者，他曾一度追求过华云，当他发现孟和刘一起下乡，便造谣说他们同居。华云听了更为痛苦，于是提出同孟莳荆离婚。

最后，孟莳荆和华云在首长老帅夫妇的帮助下，消除了误会，重新和好。刘芳纹同合作社主任展玉厚结婚。

这出戏不但题材新颖，而且触及到干部的婚姻爱情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确，它较之那些粉饰现实、概念化、公式化的剧作，给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令人们的耳目一新，演出后受到专家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7年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

剧本三万字，写了三个"朝代"，时间跨度五十年，写活了七十个人物。它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浓郁的民族气派，浓重的历史含量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谱写出一部史诗性的画卷。曹禺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龙活现，勾画出了戊戌政变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这是四十分钟的戏，也可敷衍出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的手笔。"

谈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它的总导演焦菊隐。若是没有这样一位大导演，就不可能把这样一部戏树立在舞台上。焦菊隐从《龙须沟》开始，就已经在探索着演剧民族化的道路。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他更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剧中来，并且找到把它同斯氏体系融合，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他赞成"内心体验"，"逼真地再现生活"，但更追求戏剧诗的境界，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高度的艺术概括。在他看来中国戏曲的精神和手段，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艺术途径，有着话剧必须借鉴的东西。在导演《虎符》时，他作了有理论准备，有计划的实验，取得了经验。而在《茶馆》的导演中，他把这种探索推向一个极致。《茶馆》透过一个北京茶馆的历史变迁和茶馆掌柜王利发的命运，以及环绕着茶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来折射出时代的动荡和社会的黑暗：这是必须埋葬的时代和社会！第一幕，写戊戌政变（1898）后，清政府的腐败及其行将灭亡的征兆。第二幕，写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致使民不聊生。第三幕，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统治，搞得北京城内特务横行，群魔乱舞，罪孽深重。1958年，以田汉《关汉卿》的问世为标志，出现了一股历史剧的创作热，其特点是，一些老一辈剧作家纷纷执笔。如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曹禺的《胆剑篇》、丁西林的《孟丽君》、刘川的《窦娥冤》、老舍的《义和拳》、田汉的《文成公主》和朱祖诒的《甲午海战》等。这批历史剧，有些写得相当精彩，演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称赞。1962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周恩来、陈毅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其主要目的，是要缓解"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严峻的政治空气，解除戏剧工作者的思想负担，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样一种调适后，话剧创作又出现了一次高潮。其中一些剧目还获得文化部的奖励。如刘川的《第二个春天》、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贾六等的《雷锋》、陈耘的《年青的一代》、阳翰笙的《三人行》、武玉笑的《远方青年》、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胡万春等的《激流勇进》、江文的《龙江颂》、蓝澄的《丰收之后》、赵寰的《南海长城》、所云平等的《东进序曲》等。这些剧目的特点是，更突出革命理想的教育，更注重塑造革命英雄人物，艺术上比较成熟，人物刻划得比较生动；但或重或轻地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潮的影响。

被剥夺自由，被压制禁锢十年的话剧工作者，一旦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唤发出传统所固有的战斗激情和力量。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迅速创作出一批剧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于无声处听惊雷

以话剧为武器，戏剧家们把矛头直接对准"四人帮"，发起猛烈的进攻。如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多幕剧《丹心谱》、《于无声处》和《左邻右舍》等，或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丑行，或含泪展示人民在"文革"中的种种苦难，或歌颂人们在惨遭迫害的险恶环境中同"四人帮"的英勇斗争等，这些剧目，显示了为过去所没有的敢于面对矛盾的悲壮风格。

（二）社会问题剧的兴起

在思想解放的声浪中，剧作家以其锐敏的思想触角，敢于在剧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课题来，遂有社会问题剧的兴起。涌现出《报春花》、《救救她》、《权与法》等。

（三）《陈毅出山》

出于对"四人帮"残酷迫害老一辈革命家的愤慨，也出于对这些革命家的尊重和爱戴，于是一批歌颂他们的历史剧应运而出。

如《转折》、《报童》、《西安事变》、《陈毅出山》、《陈毅市长》、《转战南北》、《彭大将军》等，塑造了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的崇高形象。由于改革开放，西方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的涌入；在内容革新上，首先是对"人"的关注，是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是人性复归的张扬和呼唤。其次，便是追求对人的内心的透视，对人的灵魂的分析。再次，是对主题的诗化、哲理化和多义性的追求。在这样的实验中，中国的舞台倾斜了，一些新剧目出现了。如魏明伦的《潘金莲》、沙叶新的《耶苏．孔子．披头士列侬》、高行健的《野人》等，在这里介绍两部最有代表性的剧作。狗儿爷涅盘》，刘锦云编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于1986年。导演刁光覃、林兆华；由林连昆主演狗儿爷的得名，便与土地有关，他的父亲曾经为赢得一块土地，与人打赌，吞吃了一条小狗，故而为其子赢得这个诨名。狗儿爷对土地的着迷程度，丝毫不亚于他爹，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全村人都逃走了，唯独狗儿爷舍不得成熟的庄稼，抢收地主田里的芝麻，为此，他失去了老婆。

与探索剧伴行的是小剧场运动。

小剧场运动的特点是实验戏剧，往往具有先锋性。1982年，由高行健、刘会远编剧、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开启了新时期小剧场运动的先河。以其别开生面的演出，受到戏剧界的重视。1989年4月，于南京举行了中国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演出了《绝对信号》、《童叟无欺》、《屋里的猫头鹰》、《火神与秋女》等15台戏。并展开了对小剧场戏剧美学特点、意义的探讨。1993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在北京主办了"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演出了《留守女士》、《热线电话》等十三台戏，推动了小剧场戏剧的发展，促进了对中国小剧场戏剧特色的探讨。

时期话剧的最突出的特色，也是最突出的成就，是由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话剧舞台绚丽多姿，五彩缤纷。各种题材，各种样式，以及各种风格的剧目展现在话剧的百花园中。

（一）儿童剧的蓬勃发展,在戏剧的百花园中，儿童剧是一株幼苗，但经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使之蓬勃发展。1976－1982年，是儿童剧最辉煌的阶段。打倒"四人帮"即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涌现出《报童》、《童星》、《奇怪的101》、《喝延河水长大的》、《寒号鸟的秘密》等。而1982年首届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又掀起一次创作演出的热潮，出现了《五（二）班日志》、《甘罗十二为使臣》、《飞吧，海燕》、《远山红叶》等。80年代中期，儿童剧处境艰难，但也推出了《特殊夏令营》、《回声》、《皮皮鲁和吹牛大王》等。直到80年代末又趋向高潮，出现了《魔鬼面壳》、《红蜻蜓》、《少年周恩来》和《迷宫探险》等。（二）军旅戏剧之花军旅戏剧是中国话剧中最具实力、最有自身特色、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方面。以1990年为例，全军话剧艺术团体，创作演出了140部剧作，其中三分之一在全国全军各种评奖中获奖。20年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一批优秀的剧作。反映当代战争的，如《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血染的风采》等；反映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如《决战淮海》、《中国，1949》等；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剧作，如《天山深处》、《宋指导员的日记》、《强台风从这里经过》、《大趋势》、《天边有群男子汉》、《天边有一蔟圣火》、《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等。

（三）活跃的兄弟民族话剧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话剧之花也盛开在各民族的文艺花园里。新时期以来，由于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提高，兄弟民族话剧也十分活跃。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如《布达拉宫风云》（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演出）、《女村长》（宁夏回族自治区话剧团演出）、《没毛的狗》（吉林省延边话剧团演出，李忠勋编剧）、《旗长，您好！》（内蒙古自治区话剧团）等，一批获文华新剧目奖的优秀作品。

（四）历史剧的开拓新时期的历史剧有了新的探求和开拓。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寻求历史和现实的新的契合点，如《秦王李世民》、《唐太宗与魏征》、《王昭君》、《大风歌》等，都企图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艺术呈现中，寻找到同当代生活相通的思想和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曲出国演出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话剧几乎难得走出国门，大概同样是语言的原因。而新时期话剧出国演出，是越来越多了。最早出国演出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由徐晓钟导演的易卜生名剧《培尔．金特》，赴挪威演出。在易卜生的故乡，他们的表演得到挪威专家和观众的首肯。这也打破了话剧不好出国演出的迷信

1986年我国举行了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展开。共演出26台戏，其中8个剧目9台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有两台演出）是首次在我国上演。这次演出质量之高，形式之多样，标志着我国演出艺术进入了新的阶段。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剧目有：《驯悍记》两台、《李尔王》三台（含改编的《黎雅王》）、《威尼斯商人》、《理查三世》、《爱的徒劳》、《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终成眷属》、《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奥赛罗》等。它在中国卷起一股莎士比亚戏剧旋风，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