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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车房妻儿寻查贪官切实可行！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俗话又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俗话还说：顺藤摸瓜。这三句俗话，用于反腐，非常管用。何妨一试？

常听人说：如今反腐可难了，贪官太狡猾啦。是这样吗？

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腐败分子贪官污吏所作肮脏之事，一般而言，都是黑箱操作，都是“风高月黑夜，杀人放火天”所干的勾当，这是所有犯罪分子的通病，这也势必给反腐工作带来难度；同时，随着我们的反腐工作越来越深入，力度越来越大，也会引起贪官污吏警觉，他们的“反侦破”手段也会越来越更高明；说不是，是因为，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寻查贪官污吏，总有蛛丝马迹可循的。明摆的蛛丝马迹便是：车、房、妻、儿（女、亲属等），还有情人之类。

比如当年的慕马大案。早在案发之前，新闻嗅觉灵敏的香港记者就从慕绥新的高档衣着上看出端倪，认定此人“入不敷出”。一个公务员，工资就那么多，哪来的那一身身高档西服？依此类推，我们寻查贪官就容易得多了。再比如这些年查处的大案要案，好多都是从其车、房、妻、儿（女儿、父母、情人）等线索入手的。比如前不久查处的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其妻儿就都有问题；比如前不久查处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竟有重婚嫌疑……

这样的蛛丝马迹事实上随处可见。一个收入极清楚的公职人员、官员，何以动辄高档香烟不离口，三天两头上馆子，何以老婆孩子一个比一个有出息，干什么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干成，何以能有满墙的上好字画，满柜的货真价实的老古董新文物？如此等等。任何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心生疑虑的。这，就叫“秃子上的虱子――明摆着”。

最近的有关报道告诉我们，下一步的反腐思路正在缘此而拓开，即，跟踪官员的妻儿车房去寻查谁是清官，谁是贪官。据羊城晚报的报道，反腐问题专家李一帆指出，今年中央将从八个方面入手查处腐败大案要案，包括将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以赌博或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以斡旋等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等现象，要坚决清理纠正，并视情节作出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此外，中央还将继续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问题；继续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坚决防止和纠正变相公款旅游、超标准超配置配备使用小汽车、违规集资建房和超标准多占住房等问题。

儿子、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如此等等，人称“五子登科”，有些年头了。也就是说，跟踪妻儿车房去寻查贪官污吏，这是一个很具操作性的反腐败的思路。事实上，沿着蛛丝马迹查明事实真相，这是古今中外查办案子的一个基本招数。再难办的案子，再“无头”的案子，最终都有“破”处。这个“破”处，往往不在案犯本身，而在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旁证”身上，即蛛丝马迹也。反腐也一样，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

事实上，这种“办案法”既简便易行，又“命中率”高。有时候总想，不知为什么老百姓都一眼就看穿的问题，办案人就是无从下手？现在好了，终于看清楚了，并且实施了。真地如此去办，我想，对于贪官污吏来说，这是致命一击；而对于反腐败来说，是找到了一条事半功倍的正确道路！

当然，线索仅仅是线索。寻车房顺妻儿等线索，只是一个线索，最终还是要靠事实说话，以法律为准绳去办案的。这，同样是毫无疑义的。

节能减排，必须冲破“拦路虎”！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要大力淘汰电力、钢铁、化工、煤炭、造纸等行业的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恶意排污实行重罚，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节能减排，在“十一五”规划中被确定为约束性指标。其之所以成为当前发展的重中之重，不光是因为全球能源紧张、价格不断上扬，社会生产与生活成本“水涨船高”；更是鉴于某些低端产业的高耗能低产出、暴利诱惑下的矿难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等等，与当今绿色人文、和谐有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格格不入。

当然，打破旧有体系与格局，必然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关停淘汰污染落后产能，一些地方的GDP也将受到影响。坦白地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然成为节能减排面临的第一只“拦路虎”——尽管某些地方官员也常把“绿色经济”、“循环发展”挂在嘴边，可一旦面临投资诱惑、涉及实质性关停整顿，又会搬出“顾全大局”、“让位发展”等大言不惭词令。更令人费解的是，某些地方的“重点保护企业”竟然就是高污染、高耗能的“黑大户”。一些忽隐忽现的“权力之手”与“黑业主”勾搭连环下，纵然“环保高压令”频频，一些污染企业依然有恃无恐，总能够“考核过关”。“灰色挡箭牌”令人愤愤的同时，官员政绩与提拔标准、科学决策与权力监督、宏观调控与局部落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愈发引人思索。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如今节能减排同样需要引入新观念、新技术，某些各自为政、偏见冷眼理应引起警觉。比如，瓦斯是煤矿开采中最大的安全隐患之一，以往从煤矿中抽出的瓦斯多是被排入大气，这既污染了环境，也是在浪费宝贵资源。近年来，随着一些大型煤矿建成瓦斯发电厂，瓦斯的利用价值与经济效益越发凸显。然而，在某些电力部门与传统电力企业眼中，“瓦斯发电”却俨然成了“抢生意”，不是采取“雁过拔毛”，对瓦斯电厂收取高额的发电“许可费”；就是百般刁难，干脆不许“瓦斯电”并网或上网。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要求电力企业为“瓦斯发电”接入提供便利，并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结算电费。可在“变通博弈风”盛行之下，“红头文件”会不会再遭“土政策”的化解呢？再比如废物循环，本来是项利国利民的好产业。可由于政策倾斜不足，无害化研发成本高，推广普及速度慢，技术与资本的投入热情迟迟没有被调动起来。废品回收业仍旧呈现“散兵游勇”状，“破烂王”更是受到轻视与鄙夷。如果循环再生行业不能摆脱“低级形象”，倘若节能降耗避免不了利益掣肘，可持续发展能力必将大打折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条款是否明晰，问责尺度是否恰当，执法过程是否严谨，对于社会行为的约束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受制于地方的领导与管辖，环境监查部门时常“腰杆不硬”，环保工作远未获得一票否决权。另一方面，相对于不法利润的丰厚，环境违法的代价并不高昂。某些企业宁可缴纳罚款，也不安装治污设备；甚至出现了一手交钱、一手排污的“咄咄怪事”！某些企业肆无忌惮地直接排污，给附近水产养殖、农作物种植带来“灭顶之灾”，可相关责任人却很少因此锒铛入狱，环保执法“温吞水”怎能起到震慑与警示效果？！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面对社会各界对绿色环保的迫切呼唤，更鉴于高层对节能减排的坚决态度，健全环保节能法规，细化责任规范，将“减排”任务落实到各级领导，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已然刻不容缓。而对于环保监查部门，不仅应赋予应有的职责决断权，还应在人事、经费等方面给予相应的独立性保障。各级政府更当出台政策，切实给予资金支持，本着“扶上马送一程”的态度，鼓励环保节能产业的发展与推广。同时，还须严防“指标注水”，严惩弄虚作假。“勿以善小而不为”，在节能减排的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同样应当“有所为”。少开一天私家车，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弃一节废旧电池……点滴做起，细微努力，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绿色健康的发展态势才会水到渠成。总之，环保必须持之以恒，节能切忌“一阵风”。

行政慎用“联合执法”考试大论坛

在一些地区，有的基层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在管理公共事务上，近年来对警察的依赖程度增高。在一些城市，警察参与的“联合执法”越来越多，稍有不慎便容易加剧群众与地方政府的对立情绪。不少“联合执法”中总有警察的身影。如治理地下网吧，依法应该由文化稽查部门进行查封、没收经营设备，但文化稽查部门要求警察到场“联合执法”；无证经营，依法应该由工商部门予以取缔；假冒伪劣产品的地下加工厂，依法应该由质监部门查封取缔，也要求警察到场；民政部门进村监督村民委员会选举，也要带有警察。

一些社区居民说，在社区看到片警，在马路上看到巡警，感到很安心。但是像政府部门带着警察来处理群众日常经济生活事务，让人感觉一些干部把我们老百姓当刁民。

据悉，公安部门对处置警情是有规范的，但实际操作中，对基层党政领导约束力不强，何时何地处警，往往是基层党政领导一句话。有的地方，不仅要求警察参与各种各样的“联合执法”，凡是有群众聚集，基层领导也要求处警。这样不分事件性质地过多处警，不仅不利于事件平息，有时反而会因为警察到场刺激群众情绪，使事件复杂化。

有关人士认为，有的地方政府在普通行政事务、行政执法上，动辄出动公安“联合执法”，很容易刺激群众走到政府的对立面上。在普通群众的利益矛盾问题上，政府与群众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警察本来应该是中立地维持社会秩序。尽管看起来警察参与“联合执法”效率高，有助于行政部门快速解决问题，但是，警察过多介入普通行政事务，客观上助长了职能部门“野蛮执法”，进而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

有关专家建议，对“联合执法”的负面效应应该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对基层现有各种“联合执法”进行一次清理，并形成有效的处警规范。该“联合执法”的，要坚决果断重拳出击，同时约束基层党委、政府职能部门，普通行政执法要对群众多做谈判协商、说服教育工作，需要强制执行的，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执行。

安全隐患

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2006年7月联合展“关爱农民工生命安全与健康特别行动”，明确提出对企业尤其是煤矿企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并强令工人冒险作业的，工人有权拒绝。

让工人拒绝冒险作业，这并不是全总及其他几个机构提出的新口号。这是法律赋予的劳动者的一项正当权益。《劳动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

现在全总重申了工人们的这一权益，一方面表明中央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和对农民工的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的安全生产问题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矿山共发生伤亡事故5218起，死亡8280人；建筑业共发生伤亡事故2288起，死亡2607人。这些事故中农民工死亡人数占75％以上。在加工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伤和职业危害也相当严重，断指断手和职业中毒屡屡发生。

从目前发生的一些重大、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看，不少安全事故固然与工人自身的安全意识不强有关，但更多的是企业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仍然强令工人冒险作业。在这种情况下，全总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重提工人们的“拒绝权”很有必要，也很及时。

那谁来保障工人们的“拒绝权”得到落实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拒绝权”也只是个“画饼”，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靠工人自己的维权意识?肯定不行。即使工人大着胆子行使了“拒绝权”，换来的可能是两种结果：要么不理不睬，要么把你给辞退了。现在挂在老板嘴里一句话是“大学生还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你不干，有大把人等着干。”加班费是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又一例证，虽然《劳动法》明文规定了工人在节假日加班有权获得加班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法定加班费。为什么他们不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干脆拒绝加班呢?答案是，为了保住饭碗。不是他们不想行使权益，不少员工尤其是一些从事低端服务业的普通打工者，是想通过牺牲一点小权益获取更多权益。

靠企业的自觉?实践证明，在现阶段也行不通。最近发生的山西左云矿难，事故发生前几天，工人在井下打钻眼时就发生了顶钻和小股渗水等透水事故预兆，矿方简单处理后，又组织工人下井，谁要是不下就罚500元。工人与工厂、企业，是一对实力相差悬殊的对手，作为个体的工人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永远都是弱者。

拒绝权以及其他权益的保障，归根结底是法律实施的问题。无法可依，会导致无法无天；有法不依、法律没有权威，也会天下大乱。法律赋予的权力，只能靠法律的实施来保障。而法律的买施，在当前，在于依法行政、执法必严。依法行政，直接影响法律实施的效果，可以有效杜绝“保护伞”、权钱交易。执法必严，不仅体现在一两个整治行动上，更应该体现在长期不懈的严格监管上。一两次雷厉风行式的整治，确实有必要，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疗效，，不长，往往是一阵风，风过即停。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严格监管，慢慢引导全民守法，最终使法律成为对社会生活的规范、调整和引导。

用人制度的“奢侈”与浪费

河北省科学院近些年在体制改革、调整职工岗位时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对此，院方领导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直喊冤，认为是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用人上的“人治”因素在作怪，是人才浪费。

把改革后出现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客观的结局，说成是改革的“阵痛”，以此来消减人们心存的不满意，这是一些人喜欢用的招数。因为，让教授看门，让研究生发报纸，肯定是无法让人们理解的，于是冠以改革的名义，人们接受起来自然就容易些。至于是不是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人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这些人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种借“阵痛”来敷衍公众，本身就是对阵痛的曲解。因为“阵痛”中蕴藏着对新生命的期待。改革开放搞了二十多年了，一些地方科研体制改革还处于这样的阶段，显然是科研体制未能跟上国家整体发展的步伐。这些地方的科研体制改革搞到今天，还在改革初期竞争上岗之类的试验阶段中兜圈子，还在以浪费人才资源作为代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希望，几乎可以说是人才要“胎死腹中”。

有些人可能要说，教授看大门又何妨?再说刘志明教授是自愿到下属单位搞经营的，如果当时经营成功了，他恐怕不会再回到单位搞科研业务，既然他对自己的前程做了重新定位和选择，他就应该为自已的选择承担风险，不能在经营失败之后才想到重新回单位。因为单位没有义务为他奉上“双保险”。毕竟该科学院1992年搞了第一轮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定编定岗、竞争上岗，人员“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教授可以随意去留，这就会影响到人事改革公平公正的实施，影响到规章制度的执行，造成新的不公平、不公正。

此话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来说，让教授去看大门、在职研究生去发报纸，是不是有些过于“奢侈”?无论人事制度怎么改革，其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才脱颖而出，因此改革与尊重人才并不矛盾。就我国的国情而言，人才也远没有奢侈到看大门、发报纸的地步。科研体制改革如果不能保护人才，为人才成长创造好环境，或者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而让高级知识分子离开自已所从事的事业，去干粗活、简单的活，这样的改革就是荒唐的。

其次，改革在实现人才“能上能下”的同时，也给了单位领导更大的用人权，领导的判断水准及个人素质在用人上显得尤为重要。而谁来监督人才使用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则是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论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

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由于我们产品的利润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因此，在日益开放的今天，我们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我国科技进步的基点。

一、正确认识引进技术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和技术能力是两个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

二、立足于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问题。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没有削弱。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三、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引进。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长期以来，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这已经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我们国家引进和消化吸收可以说严重脱节，2004年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投入之比仅仅为l：0．15。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后我们肯定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总之，应正确处理好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把握好自主创新这个基点，利用好开放的国际环境，最终实现我国的科技进步。

民校如何成为名校

有关民办学校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只是其中不少属于负面新闻，就拿最近的消息来说，有“中国民办教育航母”之称的“南洋教育集团”倾覆了，招生火热的“银川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校”蒸发了，连此前一直被奉为经验的“名校办民校”也在各地纷纷被叫停。

民办学校为何“命运多舛”?这不能不从它的“出身”谈起。由于我国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利用社会资金举办

民办学校成为大势所趋。只是在民办学校发展初期，人们的观念还很模糊，相关的法律也迟迟未能出台。“名校办民校”的模式迅速推广，如今看来这不过是“假民校”而已，为何?因为这些依附于名校的民校多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所要求的六个“独立”，即校舍、财务、师资、法人、所发毕业证书以及校名的独立。这类学校办学利用的很多是国家财政经费；所用校舍除少数是租用的外，很多是政府出资建造的校舍；教师中大多数人是在编的公办教师，每月还拿财政所发的工资。一言以蔽之，这些学校除收费是“民办”外，其余都是“公办”。“名校办民校”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了“真民校”的举步维艰。

如同对于“名校办民校”的认识一样，围绕着民办教育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之间人们渐渐廓清了思路，于是才有了2003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有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出台法规叫停“名校办民校”的举措，有了北京等地研究民办学校退出机制的探索。

尽管民办学校尚有许多不足，但它依旧值得我们期待。远的说，从孔子起，我国历史上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如墨子、孟子、庄子等，直到近代的陈嘉庚、黄炎培、陶行知等，都是民间办学者。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教育思想，更有成功的办学实践。而在教育发达的美国，哈佛等许多声名显赫的学校都属民办。

从不知道什么是民办学校到知道民办学校为何物，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如何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办好民办学校，使之成为人人向往的名校，这条路更漫长。实际上，由于民办学校存在多头审批和多头监管的问题，现实中存在权责不清，互相推诿，批而不管，不批不管等监管漏洞，给了不法分子可钻的空子。如果说，“名校办民校”属于民办教育发展之初，人们在探索中走过的弯路，那么，今天，我们绝无理由坐视对那些不法民校不管不问!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已有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7万多所。民校与名校，一字之差。只是，民校如何办成名校?只有把民办教育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办学，依法监管，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否则，断送的绝非一两所学校的前途，断送的将是民办教育的前途，民校成名校只能是空想。

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中央多次强调，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然而，“十一五”开局之年前5个月的最新统计显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30．3％。如此之高的增幅为近年少有，投资过热再次向人们敲响经济风险的警钟。

不讲条件、不顾国力的可能，盲目上项目，一味追求扩大投资规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上的老毛病，其浪费严重，危害性极大。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近年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不能说不得力，可为什么有的地方依然在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一些干部依然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呢?

把脉问诊，粗略概括，可以说这些地方患上了五大病症：一是“盲目投资冲动症”；二是“科学发展冷漠症”；三是“招商引资饥渴症”；四是“违法用地不疲症”；五是“房产开发躁动症”。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条件，是有前提的。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比如，前些年投资迅猛增长带来的恶果现在已开始显现，钢铁、电解铝等部分行业产能已严重过剩。由此可见，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催生出来的“政绩”，其实是危害深重的“政疾”。既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落实，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局，很容易诱发经济风险，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也给地方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和可怕的隐患，并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沉痛的教训亟须汲取，而医治这些痼疾，当用良药和猛剂。一是要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践证明，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发展轨道。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切实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二是要根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要把好土地、信贷两道闸门，严格执行技术、环保、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坚决制止地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从严控制新上项目，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同时，还应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认真落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各项举措。要突出抓好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抓紧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狠抓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节能。其三是要紧紧抓住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自觉行为。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诚信做人拒绝作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仍然是人们进行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作弊是一种违背诚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果社会舆论环境形成了一个反作弊的强大氛围，人们就会自觉抵制作弊行为。反之，人们就会认为作弊情有可原，为作弊说情。治理作弊，同样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应当在日常教育中，增强考生的诚信观念。但是，由于道德手段的非强制性，法律手段仍然是解决考试作弊问题的最终手段。

对情节较轻的作弊，只是一种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违法或犯罪，就像普通的盗窃十块八块钱并不能被判刑一样。如小学生在普通的期中考试中作弊，就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显然是不妥的。而情节较重一点的，可以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对此，可以予以一定的行政处分，如该门考试以零分计算或者取消考试资格，再严厉的是取消一定期限甚至终生禁考。教育部在2004年7月4日发出的关于制止违纪舞弊的通知中，规定对雇人替考者和“枪手”，都要给予退学或取消学籍的处分，若系在职人员，也要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当然，情节严重的作弊是可能构成犯罪的。决定某一种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最主要的就要看它的社会危害性。作弊盗窃分数，就可能使原本可能通过考试的人由于“鸠占雀巢”而失去机会，这种对个人造成的损害有时是非常巨大的，危害性远比盗窃几千块钱更严重。作弊反而通过考试，对认真学习的学生是不公平的，客观上也使得其他学生所取得的成绩贬值，为什么一些文凭现在不值钱了，就是因为考试作弊太严重，通过太容易了。更何况作弊不仅是对社会诚信的巨大破坏，加剧社会的信用危机。如果每年高考都不断爆出作弊丑闻，则高考制度的信誉必将得不到保证，最终受损害的是广大学生。而发生在高考中的有组织的团伙作弊，后果则更为严重，可能造成一定范围或地区的重考，这种破坏考场秩序的行为如果不用刑法调整，就不能体现犯罪行为与刑事责任的相适应。所以，应当对专职代考、组织多人作弊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法无明文不为罪，应当在立法中规定作弊是一种犯罪行为。当一种社会现象的危害性足够大的时候，就需要司法介入，比如足球黑哨就是这样。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各学校自行其事，对同样的作弊，各家处罚不同。如中国传媒大学规定只要学生作弊，校方就会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而根据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凡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除确实有悔改表现的不准正常补考，并没有规定退学、开除一类的处分。而有的高校则有禁考、零分、取消学位、不准毕业等不同的规定。所以，如果国家不以立法的形式作出规定，处理作弊问题上的无序状态必然会继续下去。

制定一部专门的《考试法》是将考试制度纳入法制化的必然选择。在《考试法》中，应当明确专门的考试管理机构，还要规定哪些行为属于作弊，对作弊行为的认定程序、以及对作弊的处理、违反《考试法》的法律责任等，改变以往作弊都是监考人员单方说了算的情况，并且对认定作弊的，应当允许考生进行申辩，这些内容均应通过《考试法》加以规定。有了法律的约束，考场的天空才会更宁静。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最鲜明特点，是保证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客观要求。当前，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是要按照五中全会和《建议》的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彻落实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切实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纳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首先，必须转变发展观念，突出“以人为本”。“十一五”时期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把发展从“以GDP论英雄”的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从偏重于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发展的一切举措，都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要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个重大举措。同时，还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其次，必须创新发展模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努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必须确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综合协调和服务功能，建立强有力的创新激励体系；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在“十一五”时期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再次，必须提高发展质量，强调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的现实，把推动形成资源节约

型的增长模式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节约资源，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消费数量，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真正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要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妨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各种问题。

最后，必须完善发展机制，促进科学发展。要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革除各种体制弊端，健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形成一整套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约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要继续推进农村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力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取得新突破。

建设新农村要杜绝“面子工程”

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建设新农村不搞形式主义，然而在一些地方还是走了样。前段时间去某县农村，清一色的水泥路，漂亮的文化站，整齐的新房。当地领导称，不到一年的时间，该县建成了上百个这样的文明生态村，还列出了一堆数字：经济增长了多少，农民增收了多少。绕开安排的线路，走访了几户农家，却听到这样的抱怨：水泥路是好，可大路小路都这么修太贵了，每户摊了几千元；文化站是漂亮，可一年就开一次，成了摆设；楼房新是新，可比不上老房冬暖夏凉。只图“面子”，不顾“里子”，看来这里搞的是“面子工程”。

据了解，当地财政并不富裕，为何要花大把的钱去撑“面子”?“面子工程”之所以存在是有原因的。在一些干部眼里，“面子”就是“政绩”，“政绩”便是“升级”的台阶。上级领导来考察，要看“典型”；各界人士来参观，要看“典型”。“面子”不光鲜，哪能树起“典型”?在这样的政绩冲动下，一纸规划，“面子工程”就大张旗鼓地搞了起来。

当前农村薄弱环节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很多，到底先从哪方面入手，要有个轻重缓急。要优先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在农户家里听到农民说，去年冬瓜生病都烂在地里，最缺农业技术；农民说，现在井水又苦又不干净，最盼喝上自来水；树上的水果卖不出去，最需要市场信息。但钱都花到了“面子”上，这些农民最希望、最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无能为力了。

创建文明生态村是个系统工程，其内涵有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发展生态经济、生态文化。要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只有生产发展，才能生活宽裕，才能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修几条路、建几个文化站了事。

杜绝“面子工程”，关键要改变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加强监管，不以形象论英雄。要真正让农民群众满意，关键还得由农民来考核。在福建南平农村，下派村干部的考核成绩由农民说了算，农民意愿得到了尊重，避免了侵犯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发生，解决了农民面临的一个个难题。多掀起“面子”，看看“里子”，为的是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让农民真正得实惠。

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防范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创新的成败利钝，对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地位具有重大影响。然而技术创新过程中包含着各种风险，只有深刻认识并有效防范这些风险，企业才能够不断地通过技术创新研制出质优价廉的新产品，从而有效地改善其绝对和相对经济效益。

一般而言，技术创新需要面对下述风险：一是开发风险；二是组织风险；三是战略决策风险。开发风险、组织风险和战略决策风险的存在，要求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时必须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防范体系。其主要内容为：

一、资金保障体系。技术创新过程就是投入生产资源以换取不确定的回报的过程。为了确保科技创新项目得到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企业必须在不断加大科研投入的同时，明确规定已完成技术创新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必须有一定比例用于新项目开发。只有如此，企业才能不断地用新技术、新产品取代趋于过时的旧技术、旧产品，确保创新活力和竞争力。

二、政策保障体系。由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集体协作性，使技术创新人员面临个人贡献难以正确评估，其具有企业专有性质的知识、技能有可能大幅度贬值等风险。为了鼓励科技创新人员将其聪明才智贡献给企业，许多企业现在实行允许科研创新人员以其技术入股的政策，有些企业还对技术人员参加在职培训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如果培

训、进修的技能属社会通用性质，则技术人员必须负担部分培训费用，如培训技能属企业专有性质，企业不但负担全部费用，而且还给予受培训人员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

三、决策保障体系。技术创新决策具有的“臆测性”和“实验性”，要求决策者既具有资源分配权力，以确保技术创新全过程的资源供应，又充分了解技术创新项目的意义、难度和潜在风险，具有攻克难关的强烈意愿。因此，技术创新的战略决策，最好由企业内既拥有资源分配大权又亲身介入技术创新过程的技术专家最后拍板。

综上所述，建立确保知识和资金投入的风险保障体制，为企业成功地进行技术创新的必要前提。然而，风险保障体系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还取决于企业能否正确地处理以下问题：

一、技术创新风险保障体制应当体现行业特点。行业不同，技术创新的进程便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制药行业的产品附加值主要源于产品研制、设计和营销，因而调动和保护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专利律师的创新积极性在制药行业非常重要。在汽车制造行业，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取决于整个生产装配部门的效率，因而汽车行业应当将提高广大职工的技术水平作为技术创新风险保障的重要内容。

二、技术创新风险保障体制应当体现环境特点。广义而言，技术创新指研制质优价廉的新产品，因而技术创新活动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以竞争对手的技术创新活动作为参照系数。竞争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保障体制也相应变化，在某一特定条件下有效的技术创新风险保障体系，可能在另一条件下并不适用。

三、技术创新风险保障体系自身也需要不断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技术创新风险保障

体系建立后，如社会经济大环境发生变化，则技术创新保障体系也需要相应变化。一般而言，企业在建立和适应某一技术创新保障体系后，通常不愿轻易对之进行修改。但是，如果来自外部的竞争已经危及到企业的生存，而这一竞争威胁又主要源于对手在技术创新体制方面的优势，企业管理决策层就必须对其技术创新保障体系进行必要的评估和修正，以应付来自外部的挑战。

电力行业的高薪是否“合理合法”

在社会各界对电力行业高收入讨伐声浪不断，一些电力企业相继开始降薪行动之时，中国电力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副秘书长范继祥表示，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是合理合法的。中电联是全国电力行业企事业单位的联合组织，目前拥有会员单位1440家，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华能集团和国电集团等中国所有大的电网公司和发电公司。其有关负责人的这一派高论，明为是代表电力企业回应舆论对电力高薪的声讨，遗憾的是他的观点缺乏有力的事实支撑。

这位负责人的核心观点是：“1997年电力行业实行承包后，在工资制度上，电力企业实行每年年终按照完成任务的情况分配奖金的绩效考核制，分配时管理层收入就比较高。这样的体制改革很多行业都实行了，这样的收入分配方式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按照企业的实际绩效进行考核，然后进行工资分配，这对充分市场竞争的企业而言，确实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对于一个以国有资产为主的垄断企业而言，就不仅不合理而且还不合法。

以国有资产为主的垄断企业，其最大的收益人应该是资产所有人，即全体国民。有人说，国有垄断企业的税后利润比较高，职工就理应享受高薪。这样的说法明显混淆了税收和国有资产收益的界限。纳税是所有企业都应当履行的义务，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企业，只要有经营就应该纳税。而资产收益权是属于资产所有者，如果说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人是全体国民，而公民又将垄断经营的权利过让给了企业。那么，垄断行业多出的那部分高工资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平均分配的。通常情况下，这种平均分配应该表现为政府将这笔钱收归国库后，转而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改善教育、医疗等国民福利。但是现在百姓没有享受到这笔利润所带来的国民福利，这就是分配不公。此外，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没有收到更多的利润分配，也属于国有资产流失。

垄断企业凭借国家宏观政策所赋予的独特垄断地位，不仅可以轻易地向公众转嫁各种生产成本，而且可以轻易抬高销售价格增加公众负担，他们的利润所得不是一种正常的利润收入，而是带有一定“掠夺性’’的利润。在自由、公平的环境下，竞争是社会的自然和原始规则。垄断体制用非自由和公平的方式，阻止了其他社会成员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这无疑等于每个公民把自己的自由权和竞争权，通过合法授权的政府，过让给了经营的企业。垄断企业理应给予过让了权利的公民最好的回报，比如：提供低价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并且接受公民的监督和控制。

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垄断企业能够落实和兑现对公民的回报。但是现在，在医疗教育、通信、邮政电力、铁路、石油、航空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众多领域，一些企业长期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因为一些政府行政部门的监管不力，助长企业从公民手中获取更多利益。

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对一些行业采取了保护性策略。但问题在于，大家现在没有看到垄断者能维护多少国家利益，相反却看到垄断者不断在“掠夺”国民财富，制造着国有资产的浪费和

流失，垄断的“合理合法”性正在遭受质疑，垄断产生的高薪哪里还有“理法基础”?

为“先贪后捐”争论找“总病根”

一度沸沸扬扬的“捐”能否折减“贿”的争论再次升级。据2006年8月10日《新京报》报道，今年7月27日，同处于缓刑期内的原湖南新田县教育局长文建茂、临湘市副市长余斌都再次被逮捕，并将于近日接受再审。据称，做出再审决定的是湖南省高院，两案的共同特征是，二人均先贪后捐并以此折减受贿款，并因此获得缓刑。

据报道，从起诉到二审，对于先贪后捐能否折减受贿款，相关的办案人员始终存在争议。法院与检察院对两起案件的受贿事实认定是有共识的，形成两院“打架”局面的焦点，是对受贿款当中用于公务和扶贫的部分，能否从受贿总额中扣除。检方观点是，如何处置赃款，并不影响收受赃款的事实，因此不应该减除；而法院则认为，赃款去向虽然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但可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正因如此，才有了“缓刑出狱”的结果。

有法院人士认为，1997年之前的《刑法》将贿赂罪归入侵犯财产罪，由此，个人是否将受贿款自用是最重要的；而修订后的新《刑法》则主要着眼于该罪是否侵害了公务行为的廉洁，因此，“即使没有非法占用别人送的钱财，而是用于公务开支等，依旧是不廉洁的”。有很多法学界专家认为，“应把所有受贿金额都考虑进去”，因为“定罪和量刑是两回事，定罪时将用于公务开支和捐赠的费用全部纳入，不能减掉，但量刑上则可以酌情从轻发落”。这才是要害!法学专家的自以为“是”的观点，才是检方以为“非”的关键所在。经过“望闻问切”后可以发现，“先贪后捐”引发争论的根源，在于司法量刑缺乏明确程序法支持的“总病根”。

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为法院赋予了完全独立的定罪量刑的权力。《刑法》中除了极少数条文采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外，大部分采用相对确定法定刑，也就是说，有一个确定的量刑范围和幅度，又允许法官在这个范围内自由裁量，对三类四十多种涉及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减轻或免除处罚等法定量刑情节综合考虑，以确定最后刑罚的轻重。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者的动机、手段、犯罪后态度、个人情况、一贯表现等，往往都要对量刑起到重要作用；按照文建茂、余斌二人的“特殊性”，自然要有“从轻”的理由。

法官被赋予了如此大的裁量权，但遗憾的是，却缺乏明确清晰的量刑程序法的支持。尤其当我们在程序上对定罪和量刑捆绑到一起的时候，法院的量刑不仅常常被老百姓不理解，甚至连检察院对其量刑时能否“从轻”也会产生怀疑。所以，解决好量刑程序法的缺陷，应该提上日程了。

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考试大论坛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是公民人身权利的一种，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权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确认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对权利人的隐私进行严格的保护，防止他人非法侵害任何人的隐私权。这是保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法律措施，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忽视和违背的。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里，随着信息传播手段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隐私越来越面临着被侵犯的威胁。

世界各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研究非常重视，许多国家把隐私权列入民法典，直接予以保护。我国民事法律发展较慢，对人格权的研究更为落后，由于民事法律中没有明确的条款保护隐私权，只是参照人格权中相关的名誉权来予以保护，对隐私权的保护十分不利。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非常普遍。

因此，我国应当在《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和《程序法》中明确规定隐私权的概念、保护方法、权利主体、隐私的范围以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有关机关和部门应该切实履行保护公民隐私的职责。如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司法机关不得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得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人民法院对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等。任何报纸不得刊载包括诽谤或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内容。此外，有关部门对妇女、未成年人、消费者的隐私，也应进行保护。

隐私权纠纷增多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新闻媒体对公民的隐私和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甚至错误地以为我国法律对个人隐私权没有明确保护，以至于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还不知是违法。因此，必须大力进行宣传教育，使公民对隐私权等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有基本了解，从而加强对自身权利的保护。

“霸王条款”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

“霸王条款”在法律上是一种无效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条款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阶段。首先，对于某些经营者来说，仍然习惯于传统计划经济经营模式，没有把消费者看作是平等的主体，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调消费者的义务；其次，在我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垄断性企业，这些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强迫消费者接受不合理的条款；第三，在某些行业，经营企业的格式合同直接脱胎于行政机关的红头文件，可以说，行政机关的不合理规定是导致“霸王条款”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第四，消费者的不成熟消费行为也是导致“霸王条款”出现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商品经营过程中，经营者一方面压低价格，另一方面却在其他权利和义务的设置上，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有些消费者贪图便宜，结果吃亏上当；第五，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霸王条款”。

如今，我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对“霸王条款”都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初级阶段，经营者面临市场竞争的考验，而消费者也必须转变自己的消费观念，适应自由竞争状态下经营者新的经营方式。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市场主体也不是乐善好施的非盈利组织。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中，单个的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有必要通过消费者组织或者大众媒体为消费者呼吁，从而争取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如果我们在抵制“霸王条款”的消费者运动中，不能在消费者内部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反对“霸王条款”的消费者运动必将会是虎头蛇尾。

联合抵制是迫使违法经营者就范的重要手段。尽管各国对联合抵制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如果消费者能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那么，市场上的“霸王条款”将会越来越少。简单地说，在面对“霸王条款”时，国家应当制定具体的法律，让经营者能够预见到自己的法律责任；政府与司法机关应当恪尽职守，严格执法，净化市场环境；经营者应当遵纪守法，防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广大的消费者；消费者应当理性消费，自觉抵制经营者的霸王合同。

充分竞争是彻底根除“霸王条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营者仍然会通过“霸王条款”谋求更多的利润。判断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是否发育成熟，不仅仅要看市场上是否充斥着“霸王条款”，而且还要看一看这个国家是否具有便捷灵活的争端解决机制。如果出现了“霸王合同”之后，消费者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这个国家仍然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提醒消费者注意“霸王条款”的同时，还应当建立更加快速有效的应变机制，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

当前，我们应当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应当尽快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批重要的民商法与经济法，修改《民事诉讼法》，赋予消费者团体提起诉讼的权利，通过公益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其次，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市场经济，通过自由充分的竞争，消除或者减少“霸王条款”；第三，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出台竞争指南，引导经营者合法竞争，指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第四，司法机关应当建立便捷通道，为消费者提起消费诉讼创造条件；第五，在调查并抵制“霸王合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真检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特别是要检讨政府部门制定的政府规章，从源头清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制度依据。

总之，反对霸王合同应当成为我国消费者运动的重要契机。社会各界都应当在反对“霸王条款”的活动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后发企业的生存之道

目前许多的中国企业虽然规模扩张，盈利却很难持续增长，投入产出比日益降低，行业竞争白刃相见，企业在管理、体制、产品各个方面往往无所适从，把握不住合适的创新重点。面对这一连串令人挠头的问题，后发的竞争者，面对已经发展壮大的对手，只能走细分市场的道路。

一、细分消费群，将潜在客户价值转化为实在的、可盈利的产品。中国企业在竞争上的同质化往往会导致“一窝蜂”的状况，一个有利润空间的行业很快会被密密麻麻的竞争者填平，真正全新的业务领域并不多，大多数行业已经相对成熟，表面往往看不到机会。不过，如果使用新的消费者分类方法，就可能会发现新的顾客群。

传统方法把消费者按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类，新的方法则更多关注消费者某种特殊的需要、愿望和认知价值，并非将消费群越分越细，而是一种新的拆分组合。很多时候，消费者本人对它们的存在也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不会表达出来。正如3M公司的描述——人们虽然需要，却又无法用语言表述其需求，最有趣的产品往往产生于此。

只有深刻关注产品形态背后的客户价值，才会把这类需求挖掘出来并转化成实在的、可盈利的产品。在未来越来越细分的市场环境中，单纯基于价格和成本的竞争会日益危险，基于客户价值的战略才会有更多的可持续性。

二、保持领先的优势和持续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很多企业并不具备技术创新的能力，或者由于所处的行业特性，突破的着眼点往往在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典型的例子如服务业，竞争激烈，而且没有专利等壁垒的保护，在行业内要保持领先的优势，持续创新的能力必不可少。

携程旅行网的CEO范敏表示，公司的成功不仅是抓到了上市的机会融到资金，更多地取决于在这个领域不断地创新。比如在酒店前台付款的模式、异地取机票、自助游等形式都是公司最先推出的。另外在营销渠道上也不断产生突破，比如拨114查号台要某个酒店的电话，接线员会问要电话号码还是要订房，若要订房，对方会礼貌的询问是否可以推荐一个订房的电话，得到同意后，就会转到携程的电话。订了酒店或机票后，出发时会收到一条短信，告诉顾客目的地的天气如何。“你总比别人早做，就是成功的关键。”

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围绕细分市场经营完整的产业链，同时也做好关联环节的细分市场。新焦点汽车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洪瑛莲认为，一个企业要在大的产业环境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细分市场，了解政府的支持力度，还有竞争对手的状况，考察剩余什么样的机会。

持续的创新能力不仅要求策略和执行方面的迅捷、，从根本上还要依靠组织能力的发育，以此支持策略的演变，达到策略和功能的相互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后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往往会割裂层面和流程，工作无法有效对接、并行、汇总。以后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增加规范、标准、系统化的工作，依靠组织功能达到整体运作的优异，支撑效率和速度。

总之，细分市场与创新将是后发企业的生存之道，中国企业应把握住成功的关键，摆脱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在细分市场的道路，培养持续的创新能力，不断地发展状大。

法学专业高起点有利于司法公正

目前，参加上海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们透露，教育部正在调整大学专业目录，一些现有的本科专业可能明后年将不再设置。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认为，法学专业不应该在本科设置。现在有专门的法律硕士，就是培养法律实用人才的。而本科层次培养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很难从事相应的工作，专业的法律人才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结构。

法律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基础，而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的精英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是按素质教育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教育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法律职业要求关注技能，而在没有足够的人文教育的前提下，仅关注技能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法律专业人员；而注重人文教育，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职业训练。特别是我国大学法律院系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高中毕业生，缺乏足够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人文教育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国目前明显存在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的现象。如何找到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平衡点，这是所有高等法律院系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法学专业不在本科设置，应该是解决的办法之一。

在我国，大学教育其实是一种就业教育，本不应过早地嵌入某个专门领域。而法律更是一种文化的学习，法学专业不适合在本科阶段设置。法学专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选拔少数人才从事法律职业，因此，法学专业的学生必须知识面宽，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有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乃至心理学的知识，将各学科融会贯通，同时必须了解社会。如今，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经济才能，更要有社会、政治能力。就此而言，法学专业应在更高层次的学历设置。

在我国，法律教育从职业高中到博士，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层次不齐，严重影响了执法水平。因此，我国司法界的问题不是人太少了，而是人员素质差距太大，越到基层素质越低，给公众的印象也就越差。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个队伍行进的速度，是由走得最慢的人决定的。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高水平的法律专才队伍，而不是多层次的队伍。在这个意义上，法学专业确实没有必要在本科阶段设置，毕竟法学教育不是全民普法。尤其从建立法治国家的角度出发，我国的法律教育也应向高起点发展。

从国外的通例来看，要培养出有一定人文素养同时又有较高法律技能的人员，一般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如在美国，人文教育放在法学院之前的本科阶段，然后进入法学院用3年时间进行法学专业教育。美国的这种法律教育是一种高起点、高层次的教育，生源起点高、质量好、专业背景多元化。而由此选拔出来的少数精英从事法律职业，才能保障公正司法所必须的人才资质，才能提升司法的地位，才能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特别是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身份保障制度。尽管仅仅依靠提高法学专业起点并不能保障司法公正，但是，任何司法的变化都源自法律专业人员的变化，高起点的法律专业设置必将提高司法人员的进入门槛，这对于增强司法公正显然是有益的。

如何提高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有关部门和各地把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发展民营文化企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目前，非公有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渐成规模，一批大型民营文化企业崭露头角，丰富和活跃了文化市场。大量优秀影视剧的出现，与非公有资本进入影视剧制作密不可分。民营书业在教科书之外的普遍图书发行及零售方面占了半壁江山，而游戏产业的迅速发展成就了一批民营企业家等等。这都说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利国利民，必须大力支持。

《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对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分成了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种情况，对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有很强的导向性。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外资放开的，明确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并在股权比例和相关领域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进一步放宽。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参与一些领域的国有文化单位股份制改造，对于民营资本所占股份作了限制。对于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宣传业务等领域，作出明确规定。

《决定》的出台，有利于相关部门加强对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引导和规范。各有关方面，应当按照《决定》的有关精神和规定，严格把握非公有资本准入的范围和条件。对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该鼓励的要坚决鼓励，给予积极扶持；该禁止的要坚决禁止，不能变相进入。要严格审批程序，完善审批办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取缔违法违规经营，规范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决定》的落实，有待于相关部门具体实施办法的出台。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要根据这一决定，制定出办法，明确国家鼓励、限制和禁止投资的产业目录。各地、各部门还要依法清理和修订与《决定》相抵触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具体政策的出台，目的是贯彻《决定》，并为广大民营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消费者服务，所以，有关部门在出台具体政策时，要多作调查研究，虚心听取专家、学者、文化企业主、特别是广大文化产品消费者的意见，使具体改革符合发展的需要，真正把《决定》落到实处。

公平对待农民工

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以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农民工占到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理应得到公平的待遇。这不仅仅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必要措施，也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农民工是我国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以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他们已占到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农民工，毫无疑问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过，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收入偏低，还常常被拖欠；他们从事着许多又脏、又危险的工作，却往往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力量，但生活居住、子女上学却不能和城市职工一样享受城市的便利；因为乡音重点、衣服土点、对城市的了解少点，他们还常常遭遇“白眼”。目前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据预测未来5年还将有至少1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农民工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理应得到公平的待遇。这和仅仅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必要措施，也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公平对待，要杜绝歧视。首先，重重办证收费让他们发愁。进城打工，钱还没赚着，只不过因为是“农民工”的身份先要为找工作交费。这种歧视性的规定、不合理的限制，应当及早彻庆底取消。

公平对待，意味着一视同仁。农民在城市务工，也应当和城市职工一样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得到免费的职业介绍，当城市职工的子女走进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不应当只是羡慕地观望。地方政府，特别是输入地政府要转变观念，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公平对待，不是完全照搬，而是政府真真切切地把农民工当作政府的服务管理对象，考虑他们的难处，通过有效的制度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毕竟情况不同，有些政策完全一样并不能收到良好效果，比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这时候，政府应当结合农民工流动性强等特点，为他们“量身订做”合适的制度。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已经在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今年初《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这对广大农民工来说，如同春风一般温暖，他们在期待更多好的政策出台来改善他们的

生活。

拿什么来保障困难群体住房

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明确普通商品住房在住房供应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后，总有一部分困难群众买不起房，这是我国在加快住房体制改革中遇到的绕不开的难题。让困难群体也能实现安居梦，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如何保障困难群体住房，则考验着政府如何通过优化政策资源配置，满足不同人群的合理住房需求的能力和智慧。在今年两会上，不少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加大廉租房制度建设力度，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来源：考试大我国在1998年就提出建立廉租房制度，2003年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2006年4月初，建设部通报全国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截至2005年底，已有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浙江、山东、广东、辽宁、山西、黑龙江、江西、湖北、云南、福建、湖南、重庆、四川、新疆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等方式，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入对市(区)、县政府目标责任制管理，明确了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目标及具体考核办法。截至2005年底，29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已经有221个城市实施了廉租住房制度，占地级以上城市的75．9 %。截至2005年底，全国累计用于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资金为47．4亿元，已有32．9万户最低收入家庭被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围。

但我国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还存在四个突出问题：一是部分地区对廉租住房制度建设重视不够，仍有13个省(区)没有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对市(区)、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70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二是没有建立稳定的廉租住房资金来源渠道，部分城市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不足；三是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小，一些符合条件的最低收入家庭不能及时得到保障；四是部分城市廉租住房制度及其配套措施不完善。有122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财政、税收、土地和金融等配套政策对解决困难群体住房的支持力度有限。如我国住房消费领域实行的税费优惠政策，都是针对全社会居民的，尚未建立面向开发建设和面向低收入家庭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

针对这些问题，建设部要求尚未建立廉租住房制度的市(区)、县，应在今年年内建立，并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对市(区)、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各市(区)、县要积极落实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的规定，建立稳定规范的资金来源。各地要逐步扩大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满足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基本居住需求。

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在农村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应当紧紧围绕建设新农村这一重大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探索把新农村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的具体途径。

建设新农村，首先需要解决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坚持增强党员党性观念与转变群众思想观念相结合。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农村党员增强党性观念，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一方面，在广大党员中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激发党员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上进心，将思想认识统一到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工作上来；另一方面，要求广大党员在增强自身党性观念的同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宣传、引导和教育群众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重农轻商、多子多福、小富即安和“等、靠、要”等落后观念，树立不进则退、无商不活、苦干还要巧干、勤劳加科技才能奔小康等新的观念，积极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

贫穷既是影响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因素。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要拔掉“穷根子”。为此，要坚持把提高农村党员综合素质与增强农民致富能力相结合，千方百计地拓展农民致富渠道，创新农民致富手段。一是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训，促使其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市场经济意识；二是选派一批上进心强、接受能力强的党员到经济发展快、农村工作搞得好的地区参观学习，拓展视野，增长才干，提高综合素质；三是建立以党员为核心、以致富能手为骨干、以专业生产为基础、以共同致富为目的，统分结合、互惠合作的致富专业区，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供平台，为农民致富拓宽渠道。

农村基层党支部战斗力和凝聚力强，就可以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把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形成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力量。为此，要坚持提高党支部战斗力和凝聚力与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相结合。为了增强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首先，应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对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支部进行整顿，对责任心不强或在群

众中威信不高的支部书记进行调整，通过交任务、压担子的办法，促使村支书、村支委切实担起服务群众、服务生产、服务大局的职责；其次，要求农村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处理好党支部与村委会、群众性组织的关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努力形成工作的合力。同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民意咨询制度，要求党支部对那些涉及长远发展的重大事情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在决策前通过印发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设置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实现大家的事情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办，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

突破“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又称环境壁垒，它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国外商品进行准入限制。据商务部统计，自2001年开始，中国输日农产品先后遭遇24次较大规模的贸易、技术壁垒。2005年8月1日起，欧盟将硫丹在茶叶中的残留限量检测标准提高3000倍。仅在1997年至1999年的3年中，我国因遭受“绿色壁垒”而受阻的出口商品价值达200亿美元。

“绿色壁垒”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农产品。在2005年12月意大利发生的针对中国的“毒鞋风波”中，意方就是根据欧盟94／27／CE和02／61／CE等相关指令，检测出涉案中国鞋皮革中镍、偶氮染料、镉和五氯苯酚等4种物质超标。被德国客户退货的一批中国橡胶鞋，检测出甲醛含量超标。意大利卫生部部长还表示，将把这类检测扩大到中国的服装、玩具等商品上。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是，意大利鞋业协会下属意大利制鞋材料研究中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进口鞋“有损，，健康。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出口意大利的约1亿双皮鞋面临全面退市的危险。

在机电产品方面，“中国制造’’同样不容乐观。根据欧盟此前通过的“双绿”环保指令，欧盟《关于报废电子电器设备指令》已于2005年8月13日起执行，出口欧盟的电子电器类产品将打上一个回收的标签，其主要目的是为促进废旧物品的重新利用；《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于2006年7月1日执行，主要针对限制包括铅、汞、镉在内的6种有害物质的使用。由于目前欧盟约占我国家电出口市场的1／4，“双绿”指令付诸实施后，中国直接受到影响的电器产品出口额将达317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总值的71％，我国家电出口价格至少上涨10％。这意味着一大批中小企业将因无力承受高额成本而倒闭。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中“绿色化”倾向日益走强。目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有关国、日本、欧盟、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我国已经连续12年实现贸易顺差且高速增长，2005年全年实现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在这种贸易格局中，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打“绿色牌”仍将是这些国家的主要招数。

突破“绿色壁垒”，必须努力实现出口产品的“绿化”。在微观层面，必须改变生产者意识，强制推行标准化生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以农业出口为例，尽快落实农业产品基地备案制度，积极推行公司+基地+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从源头上保障出口农产品的质量。

在中观层面，必须加快技术研发、标准设置和产业整合。专家指出，欧美发达国家所设置的“绿色壁垒”及其他技术壁垒，一方面旨在保护本国产业；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壁垒可以控制被设限国购买本国技术和设备，进而迫使被设限国无法掌握产业核心技术，丧失产业标准话语权。对于我国企业，摆脱低价竞争，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拥有核心技术，并制定新的产业标准，才是跨越欧美技术壁垒的最好途径。此外，国内生产商应从有害物质材料测试、建立物料控制系统、建立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确保生产过程不受污染等方面加强产品绿色预警能力。

在宏观层面，应加强行业主管部门和政府的监督、调控和对外交涉能力。事实证明，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和壁垒，一方面要靠企业、行业积极应对；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早做“绿色产业”规划，出台鼓励、支持政策，以及通过协商、谈判等外交手段发挥作用。

如何解决能源危机

近年来，世界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尽管市场因素和人为炒作是这次油价攀升的主要原因，但开发替代能源已经是当务之急。

尽管地质勘探技术有了惊人的进步，但所探明的新的石油储量明显减少，因为现有石油消费量同新勘探到的石油量的比例是4：1。到2003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终都会面临石油危机。

据美国石油业协会估计，地球上尚未开采的原油储藏量已不足两万亿桶，可供人类开采时间不超过95年。在2050年到来之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煤炭。其后在2250到2500年之间，煤炭也将消耗殆尽，矿物燃料

供应枯竭。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全世界认识到必须采取开源节流的战略，即一方面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开发新能源。

一、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目前世界一些工业化国家都在采取节能措施，联合热电(又称“同时发热发电”)就是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普通发电厂的能源效率只有35％，而多达65％的能源都作为热白白浪费掉了。联合热电就要将这部分热用来发电或者为工业和家庭供热，因此可使能源利用率提高到85％以上，大大节约了初级能源。来源：考试大

“原煤气化发电”是领先于世界的清洁能源技术，世界上第一套大型煤炭气化发电设施已于1994年在荷兰投入试运行。这套设施将原煤经气化和除硫后用来发电，可使效率达到43％~ 50％，而且基本上不污染环境。据专家们估计，原煤气化技术可作为火力发电厂的发展方向，目前的电厂到2030年几乎将全部改成煤炭气化发电，到那时可使同样数量的煤发的电量增加一倍。欧洲能源委员会已经决定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这一新技术的推广。

二、开发“绿色能源”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重要途径。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核能以及生物能等存在于自然界中的能源被称作“可再生能源”，由于这些能源对环境危害较少因此又叫做“绿色能源”。开发“绿色能源”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面对能源危机，许多国家都在下大力气研究和开发利用“绿色能源”的新技术新工艺，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目前“绿色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已达到15％～20％，今后由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老三样”能源唱主角的局面将得到改善。

三、开发核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目前科学家正在研究开发的替代能源有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能和水力发电等。据今年7～8月份的美国《未来科学家》杂志报道，科学家预计，到2010年，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能和水力发电将占到全部能源需求的30％。目前，最有希望的新能源是核能。核能有两种：裂变核能和聚变核能。可开发的核裂变燃料资源可使用上千年，核聚变资源可使用几亿年，这能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

理性看待全面取消农业税

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目标的全面实现，对于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期、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单纯围绕农业税看农业税，而应该结合整个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来看待取消农业税的重大意义。

首先，取消农业税并不必然缩小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4：1，1985年的1．7：1，扩大到2002年的3．1：1。如考虑到供水供电、交通通讯、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分配上的差另q，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估计实际上达到6：1以上。按照国际惯例，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时，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7倍。取消农业税，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更坚决的措施是不可能的。

其次，取消农业税并不必然带来农民享受各种社会公共资源能力的增强，更不能保障农村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提高。经济连续25年快速增长，而财政投资公共医疗的幅度却没有相应增加。1978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是85％左右，目前还不到20％。不适当的医疗市场化使一些农村低收入者买不起药，看不起病。农村居民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难以应对社会上的各种风险因素。事实上，目前对农村的贫困线定的过低，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城乡收入差距。2000年，中国农村的贫困线为年收入635元，而国际上通常认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线为每天一美元或者两美元，两者差距还是很大的。农民对于社会现代化的贡献程度和社会应该对农民的回报程度不成比例，违背了公正原则。

最后，应站在共享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取消农业税问题。取消农业税，是让农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必然，没有共享就谈不上发展。就我国来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是普遍受益，人人共享社会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成果，应该让社会中的成员平等、公平地享有，否则将会形成社会的隐患。只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融合，为社会的全面合作和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增进社会的信任度，减少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各个阶层之间的不必要摩擦，增强人们对社会的普遍认同感和对改革开放成果的认同，这种意义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意义更为明显。

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取消农业税，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取消农业税之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更不能把取消农业税看作是对农民的恩赐。这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是一个伸张权利的时代，更是一个渴望和谐的时代。如果城乡差距超出了公平的底线，就可能在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间制造出对立情绪，使得所有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我

们应该理性地看到：取消农业税是对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公平的矫正，是为了建立和谐社会。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贯彻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对于我国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大宏伟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一五”时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继续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缓解，地区间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逐步形成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态势。要加大转移支付和财政性投资的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健全合作机制，鼓励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

一、推进西部大开发

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落实和深化西部大开发政策，巩固和发展西部开发成果，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重点是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继续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力度，把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改善和加强西部地区公共服务等。

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东北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在改革开放中实现振兴。要注重解决影响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和生态性矛盾，增强内在活力，改善软、硬经济环境，为长期较快全面协调发展并最终实现振兴奠定坚实基础。重点是要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对内对外开放等。

三、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考试论坛

中部地区要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要加强农业、资源型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培育和发展中心城市和重点产业带，加速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初步实现中部崛起。重点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承接海外和沿海的产业梯度转移；加强综合协调，加大对区域资源的整合力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东部地区要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率先发展和改革中带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要促进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进一步加快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进程，逐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能力，率先在全国实现产业升级，力争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目标，提前实现现代化。重点是加快培育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为中心的都市经济圈和城市群，提高区域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关于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报告

近年来，按照中央和省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要求，我国高校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建立了一支专兼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大大丰富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促进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在学校的教育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在高校广泛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措施：(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一方面，健康的心理更有助于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并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起着导向作用，并可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各校党委、行政对心理健康教育采取切实措施，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支持。学校领导还经常听取有关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汇报，由校领导主持的每两周一次的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例会上，大家都要交流相关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二)注重普及，营造氛围。注重对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普及。利用新生进校时陪送家长多的特点，分学院召开家长座谈会，发放《家长手册》，联合家庭和社会的力量，携手为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寻求良策。在入学教育期间，由班主任带队组织新生参观心理访谈室，人手一册发放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编写的《大学生活指南》一书，作为在校大学生的辅导读物。

(三)关注个体，及时疏导。人的心理有共性的一面，但也存在个性化的一面。对个体的心理咨询是增进学生心理健康、提高心理素质、弥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环节的重要手段，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突破口。为了有

效帮助大学生缓解或消除心理迷惘，把工作做深做细，及时化解他们心中的“千千结”，为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服务，各校基本上都建立了心理访谈室，开展心理热线，面向全校同学免费服务。

(四)专兼结合，功能互补。心理咨询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咨询人员自身的素质。从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没有心理咨询的专职编制，非师范院校的心理学专业人员也较少，因而解决咨询人员队伍建设较为切实可行的途径是心理学专业人员、思想政治工作者、医务人员相结合，做到“咨询专家化，教育普及化”，取长补短，协同工作。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加大心理健康教育队伍的培训力度。

二、高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几点体会：(一)准确把握心理健康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定位。为了培养出合格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人才，必须把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训练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感。

(二)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新的形势迫使高校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对学生心理的研究，这也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需求。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是实现德育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未来社会对每个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

(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着力点必须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要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多种方法，加大普及宣传的力度，唤起广大师生对优化心理素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自觉要求，营造人人关心心理素质、人人重视心理健康的校园氛围。要注重研究心理健康与成才的关系，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的课程与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提高其“情商”水平，从而使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迈向自我实现。

浅论广州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是指城市中供公众乘用的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轮渡、轨道交通、缆车等交通方式组成的公共客运交通系统，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随着广州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州的城区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更显重，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州市城市公交发展不足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

面对这一矛盾，我们该如何协调这一问题呢？戴斌老师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我们的对策：

第一，通过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实施引导。各级政府应当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合理核定票价等多种措施，充分发挥公共交通运量大、价格低廉的优势，引导群众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出行方式，促进公交优先发展。公交企业因票价下降减少的营运收入，经地方财政审核后分别按季度或年份给予财政补贴。

第二，同时为方便和鼓励住在郊区的居民驻车换乘，降低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应出台对驻车换乘车辆停放收费优惠政策，市民将机动车停放在驻车换乘停车场，然后转乘地铁或其他公交车辆，减少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压力。

第三，加大对城市交通组织和管理的力度。优化路网结构，积极推行“朝九晚五”的分时段上下班制度和相应的公共交通政策，使广大市民“分时段”使用公交系统，同时上下班高峰期间停止“免费票”的使用和有关的票价优惠政策，引导部分“非工薪阶层”在交通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搭乘公共交通，达到“分流”的目标。

第四，积极探索城乡之间的公共交通发展道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扶持城乡之间的公共交通发展，引导城市公共交通向农村延伸服务，方便农村客运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解决城市郊区居民出行难问题。对运行于城乡之间的城市公共汽车的站距设置和公交车辆的行驶速度等，要做出与城市道路运营相同的规定，以保证行车安全。

第五，整合公交营运资源，推进行业改革。要坚持公交特许经营。实施公交营运线路招投标制度，对通过招投标进入客运市场的企业和现有经营城市公共交通的企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同时加强市场监管。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公共交通企业经营和服务质量的监管，规范公交经营行为。逐步推行等级服务评定制度，对营运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的公交企业，要退出公交市场，促进广州市公交营运服务水平的提高。而服务水平的提高必然吸引更多人选择使用公交系统。

综上所述，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牵涉众多领域的改革和协调，我国的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切实落实各项改革和发展政策，使公共交通方式成为市民首选的主要出行方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而不断努力。

范文写作分析一：这是按照“策论文”的写作方式撰写的一篇范文，今年的广州市申论真题的第二题，题目的要求之一便是“为公交系统的改革”提出建议，从这个角度来看，考生写成“策论文”的方式是对的，但这种文体写作的关键是，对策必须是多角度的展开，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只有打开自身的思路，全方位地提出解决对策，才有

可能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参考范文二：（使用探究式申论文体）

“公共交通”离不开“公共参与”

随着广州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州的城区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更显重，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州市城市公交发展不足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公共交通”也渐渐地成为“公共话题”，成为“公共事务”中的焦点所在。

但长期以来，“公共交通”与其他的“公共事务”一样，都存在一个最大不足，那就是“公共交通”与“公众”利益相关，但却缺乏足够的“公共参与”。或许有人会认为是政府的责任，没有制定足够的参与机制，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但是，我们应该细心地想一下，责任完全在有关的政府部门身上吗？其实不然，许多国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不足是一大原因。长期以来，“公共事务”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认为是“政府”的事情，一些人甚至会浅层次地认为“事不关己”，从而可以“己不操心”；而更多人则会以“关注”代替了“参与”，时常以“旁观者”身份替代了“当事人”身份，浑然忘记了自己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责任。那么我们该如何弥补公共交通发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教育”和“引导”两大角度展开：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公众参与”的缺失，与公众自身存在的认识误区是密切相关的。许多市民内心深处常常是把“公共”和“个人”严格地划上了不等号，但却忽视了“个人”其实是寓于“公共”之中，参与“公共交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过程。而我们该如何让公众知晓并自觉形成一种参与并支持“公共交通”发展的氛围呢？戴斌老师认为我们应该从最接近老百姓生活的“媒体”入手，引导媒体刊播更多的宣传篇和公益广告，使广大群众养成习惯，将公共交通作为首选出行方式，同时合理地使用公共交通系统。

而从“引导”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使市民在外力的影响下，优先选择公交系统来出行。我们应该清楚的是，人的选择常常是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使得“公交出行”成为“经济”“方便”的代名词。或许，无可避免的是，私人小汽车必然是“舒适”的，但我们可以完善我们公交系统的硬件设施，为乘客提供更舒适的乘车环境。或许私人小汽车必然是“快捷”的，因为小汽车永远只有乘车人自己的“目的地”，没有漫长的等待和众多的站点，但我们可以加大对城市交通组织和管理的力度，优先发展地下交通，同时优化路网结构，对部分线路减少不必要的站点，使得市民获得快捷的公共交通。或许我们还能让公共交通显得更为“经济”，通过政府补贴，完善月票制和免费乘车制度，使得更多人切实感受到公交出行的“实惠”。

“公共交通”牵涉众多的公众利益，要对公交系统进行改革，离不开主体的积极和有效参与。因此“公共交通”离不开“公共参与”，在公众参与的前提下，我们的改革措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范文写作分析二：本文使用的是探究式申论文体的写法，这一写法与“策论文”的写法是不一样的。“策论文”强调的是观点的“铺开”,而探究式申论文体更强调对问题的分析论证，往往不是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而是在逐步的论证中逐步将对策“浮出水面”，这一写法相对而言更能体现论证的“深度”，但操作的难度相对较大。

发挥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是教育部为全力实施好发展中西部农村教育的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确保2007年完成西部“两基”攻坚任务，继续组织实施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建设遍布乡村学校的远程教育网络，改造中西部地区薄弱初中，建立和完善城镇教师到农村任教服务制度，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要在两年内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要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大幅度提高农村中小学经费保障水平，让所有农村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

要普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必须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要组织实施好“一网两工程”，以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为中心，组织各方面资源，形成覆盖全国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工程”，大范围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要加强县级职业教

育中心建设，每个县都要重点办好一所职业教育中心。要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

教育部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有效统筹城乡各级各类教育资源，送知识、送技术、送人才下乡，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推进“农科教”结合，统筹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规划，创新农民培训机制，把农村学校建设成为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提供经济信息服务、普及卫生知识、传播先进文化以及开展农村党员教育和农民培训的重要基地。要继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和鼓励高等学校特别是农业院校主动拓展为农服务的渠道和方法，积极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和输送人才，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努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全面提供科技服务，以科技进步引领新农村建设。

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只有发展好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才能将巨大的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才能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教育是现代农业的基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轨道上来；教育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石，改变农村面貌，建设好农民家园，必须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使全体农民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多样化发展。

“同命同价”彰显法制人本精神

近日，成都高新法院的一起交通事故赔偿判决因“同命同价”引起轩然大波，在业界引起“地震”，被称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家住成都某小区的邬某因车祸不幸丧生，邬某虽然户口在泸州农村，但已在城市生活了十余年。面对相差11万的赔偿，邬某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最终支持了邬某家人提出的赔偿请求。

在处理交通事故中“同命不同价”的做法早就饱受诟病，如今简直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为何同命不同价?过去虽然也有人提出过质疑，但没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入，“同命同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宪法》规定，公民都是平等的。“同命不同价”是典型的身份歧视，这种身份歧视有违宪之嫌。有学者竟然认为：“同命不同价”并不等于不平等，还说什么体现了经济价值取向，符合社会市场经济规律。并提出所谓“成长成本”和“创造价值”的概念，说什么“投入成本多的人创造的价值也更多”，其赔偿金就该更多些。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城里人就一定比农村人的成长成本高吗?投入成长成本多的人创造的价值就一定更多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造出“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从小都是城里人吗?研制“神州六号”飞船的专家都不是出生在农村的吗?是不是城里的孩子长大个个都是有用之材，而出生在农村的孩子长大统统都没出息。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个观点显然也是荒唐的。这么一个本属常识性的问题，从一个学者嘴里说出来实在让人感到惊讶。假如不是学者的无知，那就是赤裸裸的为身份歧视找借口。这么荒谬的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况且，把至高无上的生命与经济价值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和践踏。

最近重庆、广西已经出台了在同一起交通事故的赔偿中“同命同价”的司法指导性意见，在令人欣喜法制进步的同时，又生出几分遗憾来。“同命同价”还要仅限同一事故，也就是说同命同价是有附加条件的。生命生而人人平等，是不该有附加条件的。再说，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有的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里，而有的城里下岗职工却“非转农”到农村去创业。仅凭一纸户口区别城里人农村人既不实际，更不公平。附着在户口上的诸多限制和种种歧视是对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待遇，不仅仅是农民在呼唤、在抗争，也不乏城里人为其呜不平，很多有识之士更是为此振臂疾呼。

在法制应该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的今天，在倡导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同命不同价”是有违以人为本法制理念的，它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与当今社会的主流理念背道而驰，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不得人心的。

赋予公民安全感更多内涵

安全感是公民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和保护程度的综合心态的反映。安全感的形成，是民众对社会治安的感性认识、对自身安全风险的自我评估及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的复杂过程。因此，安全感不仅是衡量社会治安状况的“晴雨表”，而且是体现个人生存质量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一个地方的人居环境、投资环境乃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

与流行的GDP、物价指数等“理性”的经济指标有所不同的是，安全感更加注重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需求，蕴

涵着“人本主义”的执政理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再丰富，如果没有较高的簧全感，民众的幸福感是要大打折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关键就是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秩序良好、防控体系健全、民众具有安全感，从而为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提供坚实的保障。因此，这次调查所显示的民众安全感上升的数据，买际上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正在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正在积极推进，犯罪的高发态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是，尽管民众的安全感在逐年上升，我们还应该看到，民众安全感仍然还存在上升的空间：一是如何将“基本安全”提升为“安全”，提高民众安全感的合金量和满意度；二是如何扩展安全感的内涵，将安全感的评测范围从社会治安领域拓展到行政政策、自然灾害、食品安全、信用经济、疾病预防等领域，最终将广义的民众安全感作为准确反映民众心理状态、合理评价政府行政效能、有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标”。而要想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安全感，主要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需要进一步推动立法民主、执法透明、司法公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老百姓最渴望的“定心丸”。怀疑、揣测、谣传、恐慌，往往源于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相反，立法、执法、司法与民意实现互动，不仅可以有效地消弥社会矛盾，化解各种纠纷，消除各种隔阂，而且还可以切实增强公众的安全感。2005年，最高立法机关向全社会公布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召开立法听证会确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民意前所未有的在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哈尔滨水危机的顺利解决、湘江镉污染的及时治理，信息公开和民众参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5年民众安全感的上升，无疑与这些点滴的进步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民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信息公开成为发展的趋势。

其次，需要进一步理顺利益分配关系。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直接涉及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状况，因而对于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尤为关键。城乡能否尽快结束二元化的割裂状态，贫富差距会不会得到有效控制，东中西部能否实现协调发展，最终将决定每一位社会成员在转型期的利益调整和重新定位。归根到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利益分配理顺了，社会保障完善了，个人才能才有进一步施展的空间，积极性才会充分调动起来，民众的安全感才会有质的上升。

再次，需要进一步鼓励民众在法律框架内的积极参与。毫无疑问，提升民众的安全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但民众的积极参与同样不可或缺。对于诸多影响安全度的问题，民众往往是最先的发现者和体验者；面对这些问题，民众不应是被动的“权力客体”，而应当是主动的“权利主体”，通过正当的程序和合法的途径，在法律框架内捍卫自己的权益，维护公共的利益。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听证、“官煤勾结”的举报、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这些公共事件的背后，都闪耀着公民理性的光芒。而实际上，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的普遍生长与觉醒，自治能力、参与能力、合作能力、对话能力的普遍养成和提升，不仅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国家真正走向文明、强盛的重要前提。这种主人翁的参与精神和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的理性，必然更有助于我们的社会真正实现稳定和和谐，更有利于切实提高民众的安全感。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国际经贸合作与企业跨国投资提供了总体有利的大环境，相应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一、当前世界正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世界各主要力量竞相发展，互动增强，呈现出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的态势。发展中大国发展很快，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上升。多极化的发展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国际主流，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加强多边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加强对话与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呼声。

二、经济全球化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推进，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配置，推动了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给各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抓住全球化机遇，不断融入世界、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既给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带机遇，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对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努力促使全球化向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三、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区域合作势头良好。当前虽然高油价给世界经济增长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