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嬴政翦灭六国

秦王嬴政翦灭六国，完成统一

秦派内史腾灭韩国公元前二三一年（秦王政十六年），在秦国进逼下，魏将丽邑、朝将南阳全部献给秦。次年，秦国的内史腾率兵攻韩，俘虏韩王安。至此，韩国虽已灭亡，但同韩国贵族斗争并未结束，朝王安被迁于吱山，在公元前二二六年时，曾发动叛乱，不久被镇压下去，这才彻底解决了韩的问题（《史记·秦始皇本纪》、《编年纪》）。

王翦等破赵与公子嘉窜代公元前二二九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将王翦、杨端和分别率兵向赵进攻。赵将李牧、司马尚坚持抵抗达一年之久。但后来赵王宠臣郭开按受秦人的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叛，赵王便派赵葱及齐人颜聚代替李牧。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不让出兵权，赵王竞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同时也杀掉司马尚，为秦军亡赵扫清道路。

赵国的李牧一死，秦军如入无入之境，三月以后，王翦大破赵葱，俘赵王迁，是年十月，秦军进入邯郸，赵亡。

赵亡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为代王，继续负隅顽抗（见《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李牧列传》、《战国策·赵策四》）。

荆柯刺秦王和燕的灭亡灭赵以后，秦兵临易水，直接威胁着燕国。公元前二二七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国大将王翦、辛剧率兵攻燕、代。燕、代两国联合出兵抵抗，但被秦军击败于易水之西。这时的燕国国王名喜，有太子丹曾为质于秦，因秦王政对其不善，从秦逃归。太子丹从此与秦给怨，一直想报仇，但由于国小势衰，力不敌秦，未能实现。当秦军压境之际，燕国君臣皆惶恐，于是燕太子丹决心派人杀害秦王，以挽救燕的灭亡。

被派去刺秦王的是荆轲。荆轲祖籍齐，后迁于卫。由于在卫不见用出游赵，后来又来到燕。到燕后，与狗屠高渐离结交，荆轲为人深沉好书，又善击剑，经过燕处士田光介绍，被燕太子丹选中。太子丹为使荆轲去刺秦王，对他尊敬倍至：“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史记·刺客列传》）当秦军破赵，大军压境之时，太子丹急请荆轲入秦执行刺杀秦王计划。荆轲为取得秦王信任，以燕国之督亢（河北涿县东南）地图和樊於期的人头为觐见礼。樊於期原为秦国将军，因得罪于秦，逃亡至燕。听说荆轲欲入秦刺秦王政，自愿自刭，将首级让荆轲带走。太子丹选派燕国勇士秦舞阳为副，陪同荆轲入秦。荆轲临行，太子丹及宾客等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笔者注），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示义无反顾。至秦后，通过秦王宠臣蒙嘉向秦王政说：燕国愿献督亢之地，并送来樊於期人头，向秦称臣。秦王大喜，见燕使者。荆轲等上朝觐见，既献图，图内早藏有匕首。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抓秦王袖，右手持匕首，胁迫秦王。秦王大惊，袖断环柱而走。荆柯在殿上急追，因秦国规定：殿前不准携带兵器，秦王身佩长剑，一时又拔不出来，局面十分紧张。最后，秦王在左右的提醒下，把剑搁在背上才拔了出来，斩断荆轲左股，荆轲虽被伤，仍毫无畏惧，将匕首向秦王投去，未能击中。秦王又挥剑剌荆轲。临死前，荆轲尚斥骂秦王。荆轲之死虽是秦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且这一行动也不可能改变历史趋势，但他那种慷慨悲壮的精神，却一直为人们所崇敬。

荆轲剌秦王的失败，加速了燕国的灭亡。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大举进攻，公元的二二六年，秦军攻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公元前二二二年，秦将王贲攻辽东郡，俘虏燕王喜，燕亡（《史记·燕世家》、《史记·刺客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

水灌大梁魏国灭亡魏国在秦的打击下，早已奄奄一息。公元前二二五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国大将王贲率兵包围魏国都大梁，掘开黄河堤。水淹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请降，魏亡（见《史记·魏世家》、《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翦灭楚公元前二二六年，秦国内部有昌文君发动叛乱，楚将项燕趁机拥昌文君为

荆王，秦以镇压荆王为名。大举攻楚。楚当时虽被击败，但实力尚在。当秦破三晋以后，就全力攻楚。秦将李信自恃少年壮勇，在秦王面前夸口：以二十万之众即可灭楚。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答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为王翦怯弱而李信勇，就派李信为将，率二十万人攻楚。公元前二二四年（秦王政二十三年），李信率兵攻入楚境，由于轻敌，大败，七都尉被杀，秦军只好退出楚境。李信败回后，秦王在事实面前认识到轻信李信的错误，立即亲赴王翦家，请其率兵出征，并按照王翦的要求，倾全国之兵力，给他六十万人，王翦统这样多的兵，为使秦王放心，出征前数次向秦王请求园池田宅，表示自己贪于业产而决无叛心。公元前二二三年，王翦率大军伐楚，楚国出动全部兵力拒秦。开始，王翦令秦军养精蓄锐，待士气高昂、斗志旺盛之际，下令出击。结果，一鼓作气将楚军打败，楚国大将项燕战死。秦军乘胜攻入楚都寿春，楚王负刍被俘。接着，秦军又向江南广大楚地以及降服于楚的越地进攻。不久越君降秦，至此，楚国全部被灭（见《史记·王翦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

扫代、灭齐统一中国赵亡后，逃至代郡的代王嘉在公元前二二二年（秦王政二十五年）彼秦军俘获。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灭亡燕、代的秦将王贲率兵向南攻齐。齐王建昏庸腐朽，一味听信佞臣，毫无抵抗准备，而佞臣后胜早就接受秦国的贿赂。因此，秦军一到，齐国立即土崩瓦解，齐王建被俘，齐亡（见《史记·秦始兰本纪》、《史记·田仲敬完世家》）。

从公元前二三○年至前二二一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秦就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在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秦军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在六国之中，并非没有统兵之勇将和无畏之壮士，但个人的作用，终究无法扭转历史业已造成的形势；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结果，到战国末年，统一中国的左券已操在秦国，故山东六国尽管不乏足智多谋之臣，慷慨悲歌之士，但终于改变不了历史命运，而被秦消灭。

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起，中国历史结束了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战国的历山至此告终，中国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结束了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为了统治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王政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树立了绝对皇权，巩固了统一。秦王政的这些活动，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统一战争结束以后，秦王政立即着手进行集中权力的活动。他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这个封建统一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称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承，递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他规定皇帝自称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显示封建统一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无上权威，表示秦的统治将万世一系，长治久安。

周代以来封国建藩的制度，与专制皇权和统一国家是不相容的，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请封皇子为燕、齐、楚王，得到群臣的赞同。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全面地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这些郡完全听命于中央和皇帝，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就确立了。

秦始皇把战国时期的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掌政事。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担任御史大夫官职的人往往是皇帝的近臣和耳目，起着箝制丞相的作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由皇帝裁决。

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设守、刷、监（监郡御史）。郡监直属中央的御史大大。副贰郡守的是郡尉而非郡监，这是因为郡监远离都城，如果居郡守之副，就会受郡守的控制，不能起监察守、尉的作用。县按大小设令或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和调动。县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赋税诉讼，游缴掌治安。乡下还有亭、里，亭设亭长，里有里正，是最基层的统治者。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统一度量衡

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国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应量衡的制度也各不相同。如以长度方面比较，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战国东周铜尺长甘三·一厘米，番禺叶氏藏东周牙尺长廿三厘米。传出的安徽寿县楚铜尺长廿二·五厘米，而长沙的两件楚国铜尺分别为廿二·七厘米和廿二·三厘米。仅从这几件出土的铜尺，就可知道：每尺长短之间相差○·六厘米，每丈就要相差廿四厘米（合一尺多）。

量制方面更为混乱，秦国以升、斗、桶（斛）为单位，一般是十进位，齐国则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姜齐时，是“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则十钟。”公元前三八六年，田氏代齐后，改为“五升为豆，各自其五以登于釜，十釜为钟”（《左传》昭公三年）。魏国以斗为单位。赵国有斗、升、分、益等计量单位。不仅计量的单位不同，就是名称相同的单位，各国之间实际大小也不一样。如魏国的斗，当今七一四○毫升，而从洛阳金村出土之九件铜钫壶实测，得知西周之一斗约为一九九七·五毫升，相差悬殊。

在衡制方面，有的地区以寽、为单位，有的地方以镒、釿为单位，有的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换算也很不方便。

秦在统一全国以前，已在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所以在秦国范围内度量衡的制度是较为整齐划一的。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测量，可知秦国的度、量、衡制如下：

量制

单位：桶（斛）、斗、升、合、龠

进位制：

二龠=一合

十合=一升

十升=一斗

十斗=一桶（斛）

实测：

一桶（斛）=二○一○○毫升

一斗=二○一○毫升

一升=二○一毫升

一合=二○·一毫升

一龠=一○·五毫升

度制

单位：寸、尺、丈、引

进位制：

十寸=一尺

十尺=一丈

十丈=一引

实测：

一引=二三一○厘米

一丈=二三一厘米

一尺=二三·一厘米

一寸=二·三一厘米

衡制

单位：铢、两、斤、钧、石

进位制：

廿四铢=一两

十六两=一斤

三十斤=一钧

四钧=一石

据一九六四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秦始皇三年（公元前二四四年）“高奴禾石铜权”测量得知：一石相当于三十·七五公斤。

由于秦国在战国末期度量衡的标准已较为整齐划一，所以，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朝政府颁发诏书，并把这一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其诏书全文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上述铭文多是加刻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使用的标准器上面，如商鞅方升底部就加刻有上列铭文，“高奴禾石铜权”也加刻有上述铭文及秦二世时的铭文，表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实际就是以法令形式肯定秦国原有制度，并向全国推广。

考古材料表明：秦代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取得显著成效，解放前后在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甘肃的泰安，山东的邹县、诸城，江苏的盱眙，山西的左云、右玉，辽宁的赤峰，吉林的奈曼旗等地，都出土了秦代标准的量器和衡器。秦王朝确实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度量衡。

（选自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灵渠

秦时开凿，位于今广西北境的运河。又称澪渠或零渠，也称秦凿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着手开拓岭南一带，派尉屠睢率军南下。为了运输军粮，命监禄督率士兵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运河，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这条运河自此成为联络中

原与岭南地区的水路通道，除有舟楫之利外，又用于灌溉。它的主要工程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等。铧嘴是分水坝，在湘水支流海洋河中，状似犁铧，以石筑成，角端所指与河水流向相对，把海洋河水一分为二，一流入南渠，一流入北渠。大小天平是位于铧嘴尾端用石筑成的拦河坝，呈“人”字形堤，高度略低于河水堤岸。与河水东岸相近的一段称大天平，同北渠渠口相衔。与河水西岸相近的一段称小天平，同南渠渠口相衔。天平作用是提高湘江水位，拦河蓄水，枯水季节，大小天平拦截全部河水入渠，以便水运。大水季节，洪峰漫过天平坝顶，流入海洋河故道，减煞水势。从而使渠内流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安全流量。南渠全长约30多公里，其中4.5公里为人工开凿，以下利用原有河道前进。北渠约长4公里。南渠与漓江上游大溶江接通；北渠通入湘江。南渠、北渠流量为三比七，故有“湘七漓三”之说。

灵渠之名始于唐时。汉以后历代对这条运河都有疏浚改建，并增添了新的工程。如泄水天平，在南北两渠共有五处，主要用来调剂渠道水量。陡门为唐代宝历年间(825～826)李渤主持修渠时创建，多建于渠道浅狭、水流湍急处。经过陡门拦阻，水位提高，流势平缓，便利行船，其作用有如后世的船闸。

(吴树平)

蒙恬

(？～公元前210) 秦代名将。先世为齐人。祖蒙骜入秦事昭王，庄襄王时先后伐韩、攻赵、败魏，屡立战功。父蒙武与王翦共灭楚。蒙恬早年学法律，曾为狱官，典掌文学。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因家世得为军将，大破齐国，拜为内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战国时期经常骚扰燕、赵、秦三国的北方少数族匈奴，仍为北方诸郡的严重威胁。秦始皇遂命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并且因河为塞，临河筑四十四县城，迁谪戍居住。又监修长城、直道。长城西起临洮，东迄辽东，逶迤万余里。直道自九原抵云阳，全长一千八百里，因难修，未完工。这些措施对防止匈奴的侵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蒙恬驻兵上郡十余年，威振匈奴、弟蒙毅也位至上卿，常居宫中参与谋议。在将相大臣中，蒙氏兄弟与秦始皇关系最为亲近；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始皇长子扶苏因谏说坑儒一事，被贬至上郡，监蒙恬军。

秦始皇三十七年巡游会稽，北还至沙丘病死。当时蒙毅受命祈祷山川未返。中车府令赵高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密谋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太子，遣使者赐公子扶苏、蒙恬死，结果扶苏自杀。蒙恬疑诏书有诈，不肯就范，被囚禁于阳周，蒙毅也被囚禁于代。胡亥本想释放蒙恬，但赵高与蒙毅有私怨，又担心蒙氏兄弟复贵对己不利，遂罗织罪名，加以陷害。秦二世胡亥即帝位后，听信赵高谗言，处死蒙毅，迫使蒙恬服毒自杀。

关于万里长城

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始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长城的兴修，始于战国年间。当时，魏、赵、楚、齐、燕、秦等国都筑过长城。其中有的修在内地，而主要是修在北方与一些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段。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为防御东胡，“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秦早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就曾“堑洛”，即沿洛河修城以防魏。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又曾“筑上郡塞”以御赵。秦昭襄王时，还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

城以拒胡”。根据这些长城修筑的实际效用，秦始皇深感要防御匈奴贵族再次南下，继续营造一条规模更大的长城是十分必要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代修长城始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一年，蒙恬夺得河南地及榆中后，即“城河上为塞”。在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后，又“筑亭障”。此后，修筑工程逐渐扩大。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下令焚书，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时判为城旦的刑徒，主要是“输边筑长城”。同年，又“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扶苏到上郡后，主要也是“与蒙恬筑长城”。

蒙恬修筑的长城，主要由三大段组成。西北段，西南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至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除部分利用秦旧有长城外，大多因河为塞，并在险要处新筑了许多亭障；北段，由高阙至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以北，东北段，由代郡东行，抵辽东碣石。这两段大抵因赵、燕旧长城缮修、增筑而成。整个工程“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长城修筑后，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卫作用。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