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论》庄桂成著111——117

审美批评的萌启

同样是在晚晴，也还有学者在促使中西文化会通之时，却经意间以西学为体，从一条看似相同却有较大区别的路径上，实践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那就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家。

王国维的文学研究活动，主要集中于1902年到1911年间，而这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指1902年后的五六年间，王国维陆续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的一些论文，其中以《<红楼梦>评论》最为突出。除此之外，其他研究文学的文章或者虽非专门研究文学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对文学的见解的文章则有：《叔本华之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赋》、《教育偶感》、《论教育之宗旨》、《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表后》、《去毒篇》等。后期文学批评著作主要是指1908年至1911年间，陆续在国粹学报发表的《人间词话》六十四则，未发表的人间词话删稿四十四则，《蕙风琴趣评语》二则和平日论学时评词之语二则，及王国维所藏各家诗集之眉批评语和致友人书信中论诗之语。现在，姚淦铭、王燕编选有《王国维文集》四卷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

王国维虽然著作繁多，但他最早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其《人间词话》。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说，王国维的众多作品常被人们所忽略，“可是静安先生后期所写的回归到中国就批评传统的《人间词话》一书，则却一直颇为人所重视。但是，王国维对中国文学批评做了开拓性贡献的，还是其《<红楼梦>评论》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古典名著，从文学批评形态的角度来讲，他其实就是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的试用，或者说用中国的古典名著来佐证西方的思想、理论观点，因此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西体中用的早期典范。

《<红楼梦>评论》发表于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论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论《红楼梦》之精神；第三者论《红楼梦》艺术上之价值；第四章论《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是余论，全文四万余字。近百年来，众多学者认为，王国维是借助叔本华理论，来削足适履地评论《红楼梦》，且论述中存在牵强附会的错误。他们举例说：

为了证说贾宝玉最后出家是对“人生之欲”的彻底醒悟，即叔本华所说的“解

脱”，王国维似乎更加看重并且显然拔高评价小说后四十回在全书中的地位与艺术价值，这就有点先入为主，以既定的理论推绎代替对作品实际描写的分析。又如，将贾宝玉“衔玉而生”的“玉”比附解释为“人生之欲”的“欲”，认定《红楼梦》开头所述有关石头误落尘俗的神话暗合西方的宗教“原罪”说，并论指小说的基本结构也是写“原罪”的惩罚及其解脱，这也有点削足适履，生拉硬套。

因此他们认为，王国维的目标是引进西方理论，评论中先树起的一套从叔本华等西方哲人那里借来的论点，然后去阐解《红楼梦》，最终是为了证说西方理论方法，为了突破“考证之眼”的局限。其实，与其说王国维在削足适履的借用叔本华来评论《红楼梦》，不如说王国维在借用《红楼梦》印证自己所理解的叔本华悲剧思想。因为纵观《<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首先在第一章中便亮出他所理解的叔本华的思想，说明文艺的特性与价值在于能使人“忘物我之关系”，从日常“生活之欲”所导致的痛苦中得到解脱。然后在第二章中，提纲挈领地论断贾宝玉的故事即象征“生活之欲”的历练及其最终获得解脱的全过程。接着在第三章中分析《红楼梦》的悲剧类型特征，印证“叔本华至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至诗歌于悲剧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第四章带形而上思索意味，论证了“解脱”作为伦理学的意义代表人生的理想，不宜用一般知识论的立场来加以评判，同样，认为文学艺术所具有的“解脱”的追求，也出自“渴慕救济”以超越忧患的理想，其审美价值因此等同于伦理价值。最后在第五章中提出文学批评须着重于“美术之特质”，善于从作品个别的具体描写中，体验与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即带普遍性的意蕴与价值，这样便从《红楼梦》这个个体又回到叔本华的总体哲学观点，即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和不幸，人类为了摆脱痛苦而不断地寻求解脱的办法。

当然，《<红楼梦>评论》的中体西用的代表性特征，并不仅仅表现在王国维用中国古典名著印证叔本华哲学观点上，关键是这篇文学批评论文算表现出来的范式，完全是西方式的，只是评论的对象是中国的文学作品，这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红楼梦>评论》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既然《<红楼梦>评论》是文学批评上中体西用的代表，那么，它是如何来促进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的呢？前文在论述晚晴文学革命之时，具体论述到文学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等的转变。然而，《<红楼梦>评论》

对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意义，重点不在其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而在于批评问题和批评功能的转变，尤其是蕴含在文本之中的思维方式的转型。

首先谈批评文本的转变，《<红楼梦>评论》是单篇论文，共有四万多字，这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古典文学批评文本体式（例如品语、诗体以及评点体）不同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红楼梦>评论》批评文体的不同，还在于蕴涵于文本中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前面我们说过，《<红楼梦>评论》是西体中用式的文学批评，它所体现的是典型的西方科学、分析、理性的思维方式，这是品语、诗、评点等各种体裁文本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性。叶嘉莹说，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一向最为缺乏的便是理论体系，而《<红楼梦>评论》则不同，“第一章先立定了哲学与美学的两重理论基础，然后于第二章进而配合前面的理论基础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精神哲理之所在，再以第三、四章对此书之美学上及伦理学上的价值分别予以理论上的评价，更于最后一章辨明旧红学的诬妄，指出新红学之研究的正确途径，是一篇极有层次及组织的论著”。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则不同，无论是南朝梁代钟嵘抑或元明时期金圣叹式的评点体，这些体裁的批评问题不可能蕴含理性、逻辑式的分析评论。因为文本决定了或者说抑制了思维方式的形成，品语是品尝、体悟式的，诗是感性的直观式的，评点是分散的、领会式的。

与此同时，《<红楼梦>评论》文本中思维方式的转变还体现在，它自始至终有其理论核心。王国维的这篇论文，无论你说它是借用叔本华的理论来分析《红楼梦》，还是说它是用《红楼梦》来佐证叔本华的理论，它都有其哲学美学理论观点作为基础。而在这20世纪初的晚晴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的眼光识见，便已大有其过人之处了，所以叶嘉莹说：

任何一篇有深度的文学作品都必定会多少反映出作者对人生的感受和观点，而且愈是有深度的作品，对人生的透视愈深，因此批评者便可以从中掌握到一种可以据为批评的哲理观点。同时任何一篇作品也必定都具有一种表现的“形式”，批评者也都可以自其中归纳出一种可以据为批评的美学观点。所以从哲学美学的观点来批评文学，这在今日的文学批评界说起来已被认定为一种必当遵循的途径。只是在七十年前静安先生写作此文时，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小说不仅被目为小道末流全无学术上研究之价值，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一向没有曾经以如此严肃而正确的眼光，从任何哲学与美学观点来探讨过这一篇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睿智过人的眼光乃是《<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点长处。

明代李贽、“三袁”，清代袁枚等，都对传统文学批评发起过冲击，但多基于直觉，而非理论，因此没有实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而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的精神研究，使他获得了西方哲学的思辨能力及科学的治学方法，他清醒地意识到：“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红楼梦>评论》就是后者的体现。

再谈批评功能的转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功能主要在于维护封建道统、文统、义法等，它们标榜“文以载道”，“文”为“道”之配。但是，王国维在接受了叔本华和康德关于美的“无功利说”之后，极力为“纯粹美术”奔走呼号。他同意叔本华所谓“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由其所寓之物之区别，而或谓之雕刻，或谓之绘画，或谓之诗歌音乐，然其唯一之渊源则存于实念之知识，而又以传播此知识为其唯一之目的也。”杨义认为，尽管王国维所引用的叔本华的美论，带有相当多的唯心成分，它总比狭隘的“载道”之说高明得多。“中西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学观念此时正在王国维心目中‘化合’，其结论必将是这样的：诗、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均可归入‘美术’，它因渊源于‘美之知识’和传播此知识而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美之知识’是无利害关系地直达人生的‘真景物、真感情’中得到的，不容概念性的‘道’杂于其间。”《<红楼梦>评论》就是叔本华这种无功利思想的体现。

《<红楼梦>评论》基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一直是从“纯粹美术”角度来谈论问题的。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一是叙述其对人生之看法，一是叙述其对美术之看法，并说美术能使人忘生活之苦痛。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论生活之欲之痛苦，而出世之解脱有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并说“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之解脱美术的也”。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的价值主要论《红楼梦》的悲剧性质，则更是在美学价值上讨论问题。因第三章的结论，第四章便开始讨论《红楼梦》在伦理学上的价值，说明“解脱”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第五章为余论。由此看来，西体中用式的《<红楼梦>评论》，其批评功能指向完全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而是现代意义的无功利的

美论。“王国维最初的美论，几乎全赖于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到1907年提出‘古雅’这一独创的范畴时，才采用康德‘美在形式’的说法。”王国维发源于《<红楼梦>评论》的美论，后来又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文章中得到了加强。

总之，西体中用是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一条重要途径，向西方学习，“效其体用”，改造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现在已是一件非常正常和普通的事情，但它的源头就是20世纪的《<红楼梦>评论》。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就沿着这个方向走了过来，但这条路又一直充满争议，就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究竟应该怎样转换，仍是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