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英语教程5(1-12)课文翻译

Unit 1 恰到好处

你见过一个笨手笨脚的男人往箱子上钉钉子吗？只见他左敲敲，右敲敲，说不准还会将整个钉子锤翻，结果敲来敲去到头来只敲进了半截。而娴熟的木匠就不这么干。他每敲一下都会坚实巧妙地正对着钉头落下去，一钉到底。语言也是如此。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谴词造句上力求准确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差不多的词，不准确的短语，摸棱两可的表达，含糊不清的修饰，都无法使一位追求纯真英语的作家满意。他会一直思考，直至找到那个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的词。

法国人有一个很贴切的短语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即“le mot juste”, 恰到好处的词。有很多关于精益求精的作家的名人轶事，比如福楼拜常花几天的时间力求使一两个句子在表达上准确无误。在浩瀚的词海中，词与词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要找到能恰如其分表达我们意思的词绝非易事。这不仅仅是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相当大的词汇量的问题，还需要人们绞尽脑汁，要观察敏锐。选词是认识过程的一个步骤，也是详细描述我们的思想感情并表达出来使自己以及听众和读者深刻理解的一个环节。有人说：“在我思想未成文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这听起来似乎很离谱，但它确实很有道理。

寻找恰如其分的词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了那个词，我们就会感到很欣慰：辛劳得到了回报。准确地用语言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描述的事物。例如，当有人问你：“某某是怎么样的人？”你回答说：“恩，我想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他非常……”接着你犹豫了，试图找到一个词或短语来说明他到底讨厌在哪里。当你找到一个恰当的短语的时候，你发觉自己对他的看法更清楚，也更精确了。

一些英语词汇词根相同而意义却截然不同。例如human 和humane,二者的词根相同，词义也相关，但用法完全不同。“ human action (人类行为)”和“humane action ( 人道行为)”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不能说“人道权力宣言”，而是说“人权宣言”。有一种屠杀工具叫“humane killer ( 麻醉屠宰机)，而不是human killer ( 杀人机器)。

语言中的坏手艺的例子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有人邀请一名学生去吃饭，他写信给予回复。请看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我将很高兴赴约并满怀不安（anxiety ）期待着那个日子的到来。”“Anxiety” 含有烦恼和恐惧的意味。作者想表达的很可能是一种翘首期盼的心情。“Anxiety” 跟热切期盼有一定的关联，但在这个场合是不能等同的。

乌干达一政党领袖给新闻界的一封信中有一句这样写道：

让我们打破这自私、投机、怯懦和无知充斥的乌干达，代之以真理，刚毅，坚定和奇异的精神。

这一激动人心的呼吁被最后一个词“奇异（singularity）” 的误用破坏掉了。我猜想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思想的专一，即抱定一个信念永不改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被次要的目的干扰。而singularity 指的是古怪，特性，是将一个人从众多人中区分出来的那种东西。

即使没有出现词语误用，这词仍可能不是符合作者意图的恰如其分的词。一名记者在一篇有关圣诞节的社论中这样引出狄更斯的话：

任何有关圣诞节的想法和文字已经被禁锢(imprisoned )在这句话中……“Imprisonment” 暗示着强迫，威逼，这么一来似乎意思是有悖其初衷的。用“包含(contained )”或“归结（summed up ）”就要好些。“概括（epitomized）”也行，尽管听起来有点僵硬。稍微再用点心我们就能准确地找到“mot juste (恰倒好处的词) ”，那就是“distilled”.它比包含和归结语气更强。“Distillation (提炼)”意味得到本质（essence）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个句子修改为：

所有有关圣诞节的想法和文字的精华都被提炼到这句话之中。

英语词汇丰富，运用灵活。一个意思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但是无论意思上如何相近的词总是存在着些许区别，作为学生就要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区别。通过查字典，尤其是通过阅读，学生对这类细微差别敏感性将逐步增强，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也相应提高。

罗利教授曾经说过：“同义词是不存在的。句子用词改变了，句子就不再是原来的意思了。”这也许过于绝对，但是很难驳倒。措辞稍有变更，意思会有微妙的变化。看下面两个句子：

（1）童年时候我喜欢去看火车开过。

（2）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喜欢看火车开过。

乍一看这两个句子的意思完全一样。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在

我童年时候比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更加抽象。而看很可能比去看更强调看火车这一动作。这个例子不是很明显，可能有待商榷。但每个人看了下面例子后一定马上同意。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区别。

（1）他死的时侯很穷。

（2）他断气时穷困潦倒。

在某种意义上，expired 是died 的同义词，in indigent circumstances 是poor 的同义词。但当看整个句子时，我们就不能坚持认为两句是一样的了。措辞的变化往往意味着风格的改变，并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也许当好一个谴词造句的工匠比当好一个与木头钉子打交道的木匠要难一些，但是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和耐心，我们就能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敏感性。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还可以提高阅读能力。

英语为各种活动和嗜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词汇。就那走路来说，通过我们拥有的各种各样的词语的意义范围有多么广阔。我们可以说行军，踱步，巡逻，潜进，跨过，践踏，重步走，蹦蹦跳跳地走，昂首阔步，高视阔步，徘徊，沉重缓慢地走，溜达，曳足而行，摇摇晃晃地走，侧身而行，跋涉，蹒跚学步，漫步，徜徉，漫游，闲荡，悄悄地走。

即使不包括俚语在内英语就有四十余万单词，这很可能让学习英语的外国学生感到气馁和沮丧。但千万不要灰心，因为超过半数的词已不再通用。就算大文豪沙士比亚也只使用了两万左右的词汇。今天普通英国人的词汇量在12000到13000之间。一个人的词汇量当然是尽量扩大的好，但仅仅10000的词汇量就够他说话写字表达丰富的意义了。关键是你要扎实地掌握你知道的单词。粗略地认识三个单词还不如准确地掌握两个。衡量一个木匠的好坏并不在于他拥有工具的数量多少，而是在于他运用工具的技艺如何。同样的，衡量一个作家好不好不能通过其认识单词的数量，而应通过其找到恰如其分的词的能力。这个词要不偏不倚正中要害，一言中的。

Unit Two：The Great Escape 大逃亡

图省钱是露营的一个主要动机，因为除了开始时购置或是租借一套露营装备外，总费用算起来要比住旅馆开支少得多。但是，和一般的看法相反，这决非是仅有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动机。如果一位游客漫不经心地驾车驶入欧洲无数常年营地之一，花20镑租用一个空位，那么他可能会碰见一辆本特利汽车，更可能会望见一辆福特·康索尔和一辆雷诺或一辆梅塞迪斯并排停放着，不过双人自行车则不容易看到。

现代露营装备一年比一年讲究，这对那些厌世嫉俗者来说是一件有趣的自相矛盾的事情。而对于发誓用露营来摆脱烦恼的人来说，却带来了更光明的前景。学社会学的大学生来露营是另一种形式的摆脱现实，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根据观察到的露营现象去写论文。现代露营旅游的人往往讨厌住“斯普兰迪德”和“贝拉维斯塔”这样的大酒店，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付不起钱，也不是为了躲避物质享受，而是因为他们害怕酒店。他们可能很富

有，但给看门人和房间女服务员多少小费，心中却根本没有数；他们在家可能是主人，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对酒店的经理表示不满。

露营使人们免除了这些忧虑。诚然，露营地本身也存在以露营装备和方式取人的势利现象，但如果有这种情况，露营者也容易理解，知道如何对付，但在露营地里根本不会有管人的“人上人”和酒店里的等级制度来使露营者的假日过得阴郁低沉。

除了以上动机外，还应再加上一个。当前崇拜汽车现象可以用与所有权相伴的独立和自由意识来解释。因此开车去露营会给这种快乐意识增加一种优雅意境。

从自己的家门出发到国内国外的山区或沙滩上露营然后返回，一切都很便利。完全在自己掌握之中的私人汽车不仅是到达假日天堂的工具，而且也是逃离假日地狱（如海滩太挤，当地天气恶劣）的方便工具，因为汽车就停在帐篷外面，或者汽车本身可能就是露营帐篷的一个组成部分。

理想主义者像反对旅行社安排一切的一揽子旅游一样反对露营的作法，说这种封闭的作法使到国外旅游者失去了了解所去国家人民的机会。他们争论说，心胸狭窄和自我封闭是并存的。但这种说法在受人欢迎的欧洲露营场地是站不住脚的。假日旅馆有只接待来自一个国家的旅游者的倾向，有时会达到排他的程度。而露营驻地则相反，是高度世界性的。在大多数地中海露营地里，德国人占优势似乎是个普遍现象，确实如此，但并没有特别的优待。禁止露天晒衣服、禁止用水龙头冲洗汽车的布告和邀请露营朋友参加舞会、乘船观光的招贴不仅印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而且也印成英语、德语、荷兰语。用饭的时候，德国泡菜味和大蒜味争相散发，法国人的早点咖啡和英国人的咸肉煎蛋竞相比美。

有组织的露营活动的明显发展是否意味着较独立的自我封闭式露营的最终消失，还很难说。市政当局当然希望获得露营者的场地费和其他光临的好处，警察则对那些查不出有固定营地或住处的游荡者保持警惕。但最重要的或许是露营者自己，即他们引起了多少场野火，留下了多少垃圾。总之，他们是否弄得土地的主人和乡间的居民同他们反目。只有优良的童子军活动才能保持不朽的童子军所衷心热爱的各项自由。

Unit 3 My Friends,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他这个人的品质，那我会选"质朴"。也许一个小故事能让我们略知一二。有一次，天降大雨，爱因斯坦躲之不及，于是他摘下了帽子，把它夹在外衣下。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解释说，雨水会弄坏他的帽子，但是他的头发湿了不会有什么大碍。他的逻辑真是无懈可击。他这种本能地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正是他能够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秘诀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他对美的那种非凡的感觉。

我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是在1935年，在位于新泽西的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他是最早被邀请到该中心的科学家之一。薪水方面，研究中心让他自己全权决定。但让研究中心主任感到沮丧的是，爱因斯坦开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数目：他要的实在是太少了。中心主任不得不恳求他接受一份更高的工资。

我对爱因斯坦充满了敬畏，因此当我想就一些我正在研究的问题与他探讨时，一直犹豫不决。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我敲了门，里面传来了非常温和的声音：请进---他说这个词的时候声调上扬，听起来即像是欢迎又像是在提问。我进到他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坐在桌旁，抽着烟斗，演算一个问题。他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乱蓬蓬的。他朝我微笑，表示对我的热忱的欢迎。他的自然随意立刻让我放松了。

当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他叫我把方程式写在黑板上，这样他就能明白它们是怎么展开。接着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鄂但又非常可爱的请求：“请你漫漫地写，我理解东西不快。” 这种话竟出自爱因斯坦之口！他说得很温和，我笑了。从此残留的畏惧之情都烟消云散了。

爱因斯坦于 1879 年出生在德国的乌尔姆市。他并非神童式的人物。事实上他说话很晚，他的父母甚至担心他是弱、智儿。上学后,虽然老师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天分，但天才的迹象已经显露。例如，他自学微积分，老师们有些怕他，因为他总问些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因此，十六岁时他就问自己是否当人跟着光波跑得一样快的时候它会好像是静止的。由这一天真的问题的引发，十年之后他创立了相对论。

爱因斯坦没有通过苏黎士瑞士联邦工艺学校的入学考试，但在一年后被录取了。在那，他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外，还自修了物理学的经典著作。他申请教学职位没有通过，终于在 1902 年在伯尔尼找了一个专利督察员的差使，三年后，他的天才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令人难忘的 1905 年，他创造了很多非同寻常的东西，其中就有相对论极其著名的衍生公式，E=mc28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以及有关光的量子论。这两个理论不仅具有革命性，而且表面上看来是相互对立的：前者与光波论联系紧密，后者则表示光似乎由粒子构成。但这个不为人知的年轻人大胆地将这两个理论同时抛出----- 而且他的这两个理论都是正确的，至于他为何是正确的，其中的缘由过于复杂，此处就不多说了。

与爱因斯坦一同工作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经历。1937 年，我和波兰物理学家利奥波德.因费尔德问他能否与他一起工作。他听到这个提议很高兴，因为他有个关于地心引力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样我们不仅了解了作为朋友的爱因斯坦，也了解了作为专家的他。

他专心致志的强度和深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着手解决一个棘手问题时，他会像动物追咬猎物一样坚持不懈。当我们的工作遇到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时，他会站起身，把笔放到桌子上，用他腔调奇特的英语说着“我要显一显” （他发不准“想”这个音）。然后他会踱来踱去，用食指旋着一缕灰白的长发。

他的脸上会出现一种梦幻、恍惚却源自心灵深处的表情。没有精神高度集中的外表，没有紧锁的眉头，只要平静的内心交流。时间一点点流逝，突然之间爱因斯坦停止踱步，脸上有挂上了温和的笑容。他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有时解决方法非常简单，我和.因费尔德为自己没有想到恨不得踢自己。但神奇的推理在爱因斯坦头脑深处悄悄地进行，我们既看不见也领会不到。

妻子的去世给爱因斯坦带来极大的打击，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时候。记得那段悲伤的日子里，我到他家和他一起工作。他整个人形容枯槁，悲痛哀伤，但他还是强打精神集中精力。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有意识地将讨论从常规的讨论引向复杂的多的理论问题。爱因斯坦果然逐渐沉浸在讨论之中。我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到最后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一丝悲哀了。我离开时，他带着令人感动的诚挚感谢我说“这真有趣！” 他从悲哀中暂时解脱，试图找到合适的话来感谢我，这也正表达了他的一种深刻的感情。

爱因斯坦是个多才多艺的业余音乐家。我们曾一起演出二重奏，他拉小提琴，我弹钢琴。有一天他对我说莫扎特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使我刮目相看。贝多芬“创造”了他的音乐，但是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纯净，如此美丽，给人一种感觉他是“找到”这些音乐的---- 莫扎特的音乐好像一直就作为宇宙内部美的一部分存在着，等待被人发现。

正是这种莫扎特式的纯朴构成了爱因斯坦研究方法的特点。例如，他 1905 年的相对论就是建立在两个简单的假想之上的。其一是人们所说的相对原理，粗略地说，就是我们判断我们是在静止还是在平稳地运动。其二，无论发光体的速度是多少，光的速度是一样的。如果你想一想一根棍子在湖里搅动出水波，你会发现这个假设是多么正确。无论是从固定的码头还是从飞驰的游艇上搅动棍子，水波一旦产生，就不受外界影响，而且它们的速度与棍子的速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分别看这两个设想，就其本身而言，非常合理，甚至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但把他们放到一起考虑时，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是一个略逊一筹的人，就会放弃其中之一而被吓跑。爱因斯坦毅然坚持这两种设想——正因如此，他给物理学带来了彻底的革命。因为他证明了只要我们放弃对时间本质所怀有的信仰，它们毕竟是能够并行不悖的。

科学就像是卡片屋子，时间，空间概念在最底层。时间稍有改动就会使房子严重倾塌。正因如此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得非常重要——而且颇具争议。在普林斯顿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七十周年的会议上，在会上发言的人中，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试图表达出爱因斯坦成就的神奇性质，但他却说不出话来，只得绝望的耸耸肩，指着他的手表，用一种惊异的声调说：“都是打这儿来的。”他的无言正说出了我所听过的对爱因斯坦天才的最动人颂词。

爱因斯坦的工作都是用铅笔安静的在纸上完成的，看上去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但是他的思想太具有革命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战和无理的愤怒。事实上，为了将迟到的诺贝尔奖颁发给爱因斯坦，遴选委员会不得不避免提到相对论，而假装这个奖主要是为了表彰他在量子论上的杰出贡献。

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更是颠覆了他宁静的生活。纳粹在德国上台执政后，他的理论被官方宣布为错误的，仅仅因为它们是一个犹太人提出的。他的财产被查抄，并有消息说政府悬赏要他的脑袋。当美国的科学家担心纳粹可能会开发原子弹，寻求途径要美国当局警惕其危险性时，他们根本没有被注意。绝望之下，他们草拟了一封由爱因斯坦签名的信，并直接将信寄给了当时在任的罗斯福总统。正是这一举动导致了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定。爱因斯坦没有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当他听说了他的 E=mc2 公式引起的痛苦和破坏时，他居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他的眼中笼上了一丝难以言传的悲哀。

爱因斯坦身上有一种另人困惑的古怪。这可由我最喜欢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说明。事情发生在他到普林斯顿第一年的圣诞前夕，一群孩子在他房子外唱圣诞颂歌。唱完后他们敲开他的门向他解释说他们在集资买圣诞礼物。爱因斯坦听了后说道：“稍等一会儿。”他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从匣子里取出他的小提琴。接着他加入孩子们的队伍，当孩子们挨家挨户唱《平安夜》时，他在一旁伴奏。

了解了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我该怎样总结呢？就像那位绝望的指指他的手表的诺贝尔奖得主一样，我也找不到恰当的言辞。它就像伟大的艺术所揭示的内容一样，就在于让人看到原来隐藏的东西。比如，当我在人际罕至的沙滩上漫步时，我想起他对宇宙简单性的不懈探索，那种情景带有一种更深刻、更哀伤的美感。

Unit 4 Preparing for College为上大学做准备

从1884到1885，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了不起的历险。我来到贝克莱，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我的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几门功课不及格，不得不推迟一年再考。这时父亲慌了。那年我十八岁，我想，他可能认为我的失败是他造成的：他以为他为我选错了学校，但是真正合适我和我这类人的学校并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学校将来自西面八方的男孩们送进了大学，那些男孩都比我小，后来我渐渐地和那些孩子熟悉了。中小学、大学乃至世界都是为他们（那时的男孩，将来的男子汉）准备的。我常嫉妒他们，但更多时候我庆幸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般来说，被选中的男孩都是已经受过教育，去担当己任的。他们记住老师让他们学的所有东西，不管自己想不想学，也不管理解了没有，他们都能记住并背诵出来。在我看来，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并不是好奇心：他们很少谈论我们的学习，我提到与我们读过或听到的内容相关的事情时，他们或是神情茫然，或是无动于衷。他们学习的动力是：打败对手，独占鳌头，为学校争光，这样的学习动机是我所不解的。

我的父母没有亲自教育我，他们把我送进学校，给我找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他们尽其所能为我提供各种机会；但是同时也给我自由，给我另一种生活方式：骑马、射击、养狗以及在旷野漫游。如我所示：我对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今生的美好的东西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我学得很好，学习课程如果恰好和我的课外兴趣爱好相吻合，我就校内外都学。阅读的内容超过了老师的要求，而且认真投入。时至今日，这些课程我仍记忆犹新，就像我仍记得并爱着那些男女、少年，他们与我交友，让我多少了解人性的深浅；但是，给我上课的老师，我倒是没记住几个，那些我似乎和我生活无关的课程，我也忘记得差不多了。

一些其它课程也很有意思，而且也应该能使我感兴趣，但从来没有人尝试激发我对这些课程的兴趣。这些课程就这么摆在我面前：这些是上大学必须学的，这些课程的老师没有调动我好奇又活跃的大脑，结果就是我没有认真地学这些课程，仅仅掌握了一些反复灌输的东西---学校教育的基础知识。我叩响大学之门时，我只是在某些学科上为大学学习做了准备；我急切渴望找寻一些深奥的问题的答案，这种探寻使我不断学习以提高自己，特别在一些还没有现成答案的领域里，我知道在这些领域仍然有很多的疑问：比如，科学和玄学领域。对希腊语、拉丁语、数学和那些当时教育标准要求掌握的“知识”，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父亲发现了这一点，把我作为特殊学生送到旧金山的一所最好的私立学校，为去贝克莱而进行“填鸭”式的学习。父亲在那里为我聘请了一位老师—---伊夫林·尼克松先生，让他课外辅导我。当然，依惯例，父亲也给我很多自由：一个房间供我学习和睡觉，没有

人监督和照顾我，我可以来去自由。我真的来去自由。在旧金山，我独自外出漫步，思索问题，就像以前在萨克拉门托乡间漫游一样；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海边；在那里我重温希腊英雄的生活，重温罗马将军的生活，重温各个时代诗人的生活。有时我入迷得忘我，但是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英雄，少年时代也是如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伊夫林·尼克松先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他是第一个使我对必须要学的课程产生兴趣的老师—不是对自己感兴趣，而是对外面世界感兴趣，对意识文化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他是诗歌狂人，尤爱古典诗歌，他朗读或背诵希腊诗歌的时候，诗歌中的希腊人就栩栩如生；浪漫的情怀和优美的语言就像我耳畔的歌，我渴望像他一样，不当英雄，更不当诗人，而成为希腊语学者，这样就可以奏响这美丽的语言。生活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目标，充满了欢乐。但是，我少年的模仿和勇气远不是以使那些伟大的、变化无穷的诗篇再现生命。我写了一点诗，仅是为了学写诗的技巧，不想去做伟大是事，或者成为伟大的人--尼克松先生曾经这样说。

他过去常常说：“我是无名之辈，小人物，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凯撒、教皇们、将军们和政治家们为之歌颂、战斗、工作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一切美好的语言和行动的鉴赏者。”

是所有美好创造的受用者，而非创造者，这是一个全新的、崇高的角色。伊夫林·尼克松是其出色的代表。他是英国人，我听说他曾在牛津大学拿过两个第一，之后以为健康的原因来到了旧金山。旧金山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在牛津和剑桥他们既是学者也是运动员，他们炼就了强壮的肌肉和肺活量；然而，学者经常需要伏案工作，不需要也很难保持发达的肌肉和肺活量，肺部疾病迫使他们离开牛津、剑桥。

他们告诫说：“远离大学的田径运动，不要练出今后日常生活用不着的发达肌肉。”

在学校里尼克松先生教我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在他家里，他为我开启了另一类课程的美妙和意义，而这些课程恰是我大学入学必考的。我为他而学习，我更是为自己而学习。他看出来了，他看出我渴望找到问题的答案，他笑了。

他大声说：“我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大人们回答不了小孩淳朴的问题，我们只能强调突出你的问题，让你自己为寻求答案而痴迷，再假设我们的问题，来激励你，鞭策你去寻找答案—一个或二个，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年轻的意义，去回答成年人不能回答的问题。”当我显出沮丧和犹豫的神情时，他就会像恶魔一样向我吼叫。

“去吧，孩子，世界是属于你的，一切都还没做呢，一切都还不为人所知，最伟大的诗篇还不曾创作出来，最好的铁路也还没有建造出来，最理想的国家蓝图还没有勾画出来。一切都等待着你们去完成—--是的，一切。”

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说。最后，为了激励我，他把礼拜六七点到八点这段时间定为我们的特别时间，这样我就可以和他那帮朋友一起待到很晚，他的那些朋友是受过教育的、

想法相互冲突的痴迷之人，有四或十人，都是英国人，全是牛津和剑桥的学者，到美国养病。他们对所有的学科感兴趣，谈论起那些学科，他们都满腹经纶，很有学者的严谨风范，但是显然难就任何话题达成共识。他们中友极端的保守者，有自由主义者，还有极左分子：威廉·欧文，我想肯定他是罗伯特·欧文的后裔，那是英国早期社会主义第一人；这些人中至少一人是罗马天主教徒，他向我传授基督教精神使我难忘。他最得意的观点是：清教徒信奉的是回约，是公正的教派，但是对基督的有关爱和宽容的教诲却知之甚少；他们中还有清教徒，他们都学过基督教历史，当辩论激烈，难分伯仲时。他们会引用确切的权威之言，而且经得起原文的检验。我记得有一次那位天主教徒引用了监督教皇的诏书。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面对挑战，他竟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拉丁语原文。我很惊讶：他们怎么知道那么多，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然而，我更惊讶于他们竟然也有不知道的。除了确凿的事实，他们对任何事都不能达成共识，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

我听到的是自由而又有激情，是妙语连珠而又慎思周密的谈话。他们的大脑利如锐器；他们的态度平和恭谦；从不两人窃窃私语，也不插趣打诨，他们总是当众谈论问题；他们在就某事进行阐述时，每个人（不管立场如何）都会积极地说出他所知的事实，或者他所记得的某位哲人的观点，或者某位诗人的精彩片语，使讨论更加透彻了明，精彩纷呈；即使意见相左，他们也会保持温文有礼的态度；他们津津有味地品着加州红酒，他们抽着雪茄，房间都弥漫着浓浓的烟雾；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时，陈词激昂，感情真挚，却决不有失风度，这才是真正的谈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谈话，后来听过，那也是少之又少，而且绝对没有周六晚上旧金山的谈话那般精彩，这些谈话为我上大学做了准备。

我默默地坐在后面倾听，对我而言，这些谈话既精彩睿智、学识渊博，又包含对不知之事的清醒认识，揭示了大学毕业生是一无所知的真理，真的，他们有证据，知道世上历代智者对万物的论说，但他们不下最终定论。绝对没有。我必须自己到大学里学习，寻求更多的知识，我十分渴望这样做，看起来我必须马上进大学，以前我的脑袋就忙于思考问题，那时就更是如此，觉得脑袋里到处是洞洞，就像空瘪的肚子，饥饿难耐。我的问题很清楚：我似乎不仅仅是饿了，而是为着某些特别食物而饥饿，我的好奇心不再像以前那般模糊混沌了。

Unit 5: 为何样样失灵？（为何什么都没用？）

根据著名学者摩非所发明的法则，“任何东西如果有坏的可能，它就一定会坏掉。”摩非法则的推论为劣质商品问题提供了依据：任何东西如果可能会失效，它就一定会失效；任何东西如果可能解体，它就一定会解体；任何东西如果可能停止运转，它就会停止运转。虽然摩非定律永远不会被推翻，但是它的效应通常却是可以被延缓的。人类生存多半想能确保物品出厂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坏掉、解体、失效或停止运转。要想预防摩非

法则对产品产生效应需要智慧、技术和承诺。如果这些人为的输入得到专门的质量监控仪器、机械和科学的抽样工序的辅助，那就更好了。然而，单单是质量监控仪和抽样调查将永远不能制胜，因为这些物件也受制于摩非法则。质检仪器需要维修；计量器也会出故障；X光和雷射光束需要调整。无论技术如何先进，保持高质量需要智慧、活跃的思想和行动。

回忆一下史前和工业化前人类的物质文化也许有助于说明我的意思。博物馆里展览着简单的工业化前的社会所用的手工物品，只参观一次就足于打消质量得依赖技术这种观点。手工物品也许设计简单甚至原始，但其制作意图却是要终生耐用。我们敬慕“手工制作”的标签并愿意多花钱购买当今数量递减的手工艺人推出的珠宝、毛衣和手袋，就是承认了这一点。

波摩印地安人的篮子编得如此紧密，以至于用它来盛开水而滴水不漏；爱斯基摩人的皮船具有一系列无与伦比的综合优点，既轻巧结实又经得起风浪。这些东西的质量源泉是什么？仅仅因为它们是手工制作的吗？我认为并非如此。不熟练不经意的手做出来的篮子或船只也会和机器制的篮子或船一样迅速分崩离析。我宁可认为我们之所以敬慕“手工制作”的标签，是因为它让人联想起的不是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贯穿史前时期，保证产品最高程度的耐用性和持久性的是这一个事实：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同样的个体或是近亲。男人们制作自己的长矛、弓、箭以及抛掷尖物；女人们编制自己的篮子和网兜，用动物皮毛、树皮或纤维做自己的衣服。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物质文化变得更复杂，族人或村子里的不同成员采用技艺分工，如制陶术、编蓝术或制船术。尽管许多物品是通过实物交易获得，生产者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亲密持久充满关爱的。

男人不可能为自己做一把飞到一半尖头就会脱落的长矛；女人也不会用烂草编织自己用的篮子。同样一个妻子缝制的毛皮风雪大衣是给丈夫在零下60度的温度下出去为家人打猎穿的，那么针针线线都会密密细缝、十分牢固。如果造船的人是开船人的叔伯、父亲，他当然会利用当时的一切技术，制造出最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船只。

相比之下，人们很难去关怀陌生人或给陌生人使用的产品。在我们这个工业批量生产和批量营销的时代，质量是个不断出现的问题，因为那种曾经使我们对彼此负责、对产品负责的亲密情感和个人关系已经消亡，并被金钱关系所取代。不只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素不相识，从事生产和分配各阶段工作的男男女女---- 从管理人员到生产线上的工人，从办公室助理人员到销售人员，彼此都互不相识。在较大的公司也许有成千上万的人全都在为同一产品工作，却从不对面相遇或知道对方的名字。公司越大，劳动分工就越复杂，漠不关心的关系就越严重，因此摩非法则的效应也就越大。公司的发展使得工资单上的行政官、工头、工程师、生产工人和销售人员层层增加。由于每个新雇员为整个生产程序所负责的分额在减少，他们与公司及其产品的疏远就可能增加，同时还以来可能忽视或甚至故意破坏其质量标准。

Unit 6 Where is the News Leading Us ?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一次有关美国报业的作用的公共研讨会。还有另外两位嘉宾也出席了，一位是知名的节目主持人，另一位是美国一家主要报纸的编辑，他勇敢坚定，咄咄逼人，深谙撰写可靠新闻的之道，堪称一位彻头彻尾的新闻界人士。

据我所知，本次研讨会旨在审查传媒的使命，提出完成使命的最佳方式。

在公开讨论时，观众席中的一位男士向两位嘉宾提问，‘为什么报纸和电视新闻都充斥灾难？为什么新闻界的男男女女对悲剧、暴力和失败有如此关注?’

主持人和编辑的反应是，好像他们为坏消息的存在受到了责难。他们回答说，新闻界人士只负责报道新闻而不创造或修改新闻。

我认为他们没有回答那位先生的问题。那位先生的问题。那位提问的先生并没有责怪他们，让他们为世上的不实复杂。他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报道的最多的是扭曲的现实。新闻传媒的运作理念似乎凡是新闻皆坏事。为什么？难道突出负面新闻是传统？是新闻业内人士对日常事件的习以为常的反应？

或许看一下我们如何定义新闻一词会有所帮助，因为这是问题的起因，新闻应该是报道过去十二小时，最迟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然而突发事件往往是具有爆炸性的：一名狙击手枪杀几名行人，一名恐怖分子劫持飞机上250名人质，欧佩克宣布原油价格上涨25%，英国货币又贬值10%一辆载有放射性废料的卡车与一架水泥搅拌车相撞。

然而，一味聚焦这些报道，则是失真的画面。人类文明成果远远多于灾难总和。每个文明进步最重要的组成元素是进步，但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具被爆发性。一般来说，它是一点一滴逐步发展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是微不足察的，但是所有微小的进步都参与了历史性巨变的实现，是社会更加美好。

这就是人类活生生的历史，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没有予以充分的反映，才导致我们对社会的正面发展了解不足，对灾难却知之甚多，这又使人产生失败和绝望的情绪，而这些情绪阻碍社会进步。爆发性新闻大餐叫人忧心忡忡，大大消减了自由社会所需的人的动力，绝望和愤世的情绪使人没有动力迎接严峻的考验。

我并非暗示可以编造“积极”的新闻来抵消头版上灾难报道的作用，也没有把对亲年基督会作用的深刻报道定义为“正面”新闻。我要传递的观点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是搜索及报道重大事件，无论他们是否有关冲突、对抗或灾难。这世界既有光明的一面又有阴暗的一面，两个方面都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我希望新闻界人士能以更广阔视野来看待传媒的责任。已经到时候了，该认识到人类事件中可以作为新闻来报道的领域是及其宽广的。举例来说，有几篇新闻报道过固氮作用——这是使植物锁定自身的氮气，从而减少对化肥需求的过程？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为这一前景而努力，希望借此解决饥荒，对远东地区水稻产量提高的巨大的进步又了解多少？事实上，世界还有许多类似的重要发展，这些都值得做重要的新闻综合报道。

主持人和编辑说新闻界人士并没有责任来塑造世界，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们有责任来影响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自己是怎样的，那我们就是怎样的。我们只能实现那些我们敢于设想的目标。新闻界人士为我们提供我们对自身以及这个世界认识的写照——这种写照最好是逼真的肖像，而不是扭曲的漫画像，因为我们就是根据这一写照来做决定，筹划未来的。

按照华特里普曼的说法，新闻记者都是大众的哲学家。他曾经写道：后天习得的文化并非基因遗传，美好社会的甜美的生活虽然可得但却不是一旦拥有就永远不会失去。如果美好生活正的智慧没有被传下来，所得一切也将会化为乌有。

美好社会的美好生活有准确报道。伯纳德德查特斯建议我们这样善用历史，借鉴经验教训，鼓舞我们的士气，“就像矮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使得我们“比前人看得更远，看到更多”。我们也可以这样善用新闻报道。

Unit 7 Things: The Throw-away Society一次性社会

十二英寸高的塑料小人“芭比”曾是历史上最著名最畅销的洋娃娃，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全世界的芭比娃娃的数量增长到1200,0000人—比洛杉矶，伦敦和巴黎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还要多。小女孩热衷芭比娃娃是因为他很像真的而且可以任意更换衣服，作为

芭比娃娃的生产厂家，Mattel公司还出售芭比的整体衣柜，包括日常便装，正式晚装，泳装和滑雪衫。

最近Mattel公司推出一款更高级的芭比娃娃，这个新产品身材更苗条，有仿真睫毛，又可以扭转弯曲的腰肢，所有这些特点使其更加人性化。此外，M公司还首次宣布，任何一个购买芭比娃娃的女士都可以获得旧芭比娃娃的折价优惠。

M公司所没有宣布的是，通过折旧芭比娃娃来销售新款芭比娃娃，今天的小女孩，明天工业化社会的公民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人类和物品的关系越来越短暂。

我们周围人造物品的海洋外围还有更广阔的自燃物品的海洋。但是这个技术制造的环境逐渐影响着人类。塑料或混凝土结构，街灯下霓虹闪烁的汽车，从飞机窗口俯瞰到的缓慢移动的城市—这些人类的亲密伙伴。人造物品进入并影响了人类意识，其数量急剧增长，无论是就绝对而言还是相对而言。这种现象在将来的超级工业化社会会更加突出。

唯心主义者试图否认物品的重要性，但是物品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它有实用功能，还因为其对精神的影响，我们发展和物品的关系，物品影响我们对关联和断联的意识。他们在情景结构中的作用，我们和物品关系的缩短加快了生活的节奏。

此外，我们对物品的态度反映了基本的价值评判。有的小女孩兴高采烈的把她们的芭比娃娃换成新款高级的娃娃，有的小女孩象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年少时一样，终日抱着同一个娃娃，形影不离，爱不释手，直到长大后娃娃从生活中消失，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戏剧性的对比了。这种不同在于过去和未来的对比，对于永久的社会和新的变幻无常的社会的对比。

观察一下旧芭比换新芭比的小女孩身后的文化就可以看出人类和物品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这些孩子很快会知道有很多物品以极快的速度进入并离开他们的生活，不只是芭比娃娃。纸尿裤，围裙，纸巾，手绢，非循环使用的苏打汽水瓶—所有这些在她家被迅速使用，有的被无情的丢弃。玉米松饼放进一次性的烤罐，菠菜放进塑料袋中，这种塑料袋可以一起放进沸水锅中加热然后丢弃。电视上的烹饪节目也经常使用一次性的碟子。她的家就是一个大型处理机器，通过这个机器，物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不断流动，进入又离开，从出生开始，她就被包围在一次性的文化中。

对一次性物品的使用让人想到了粮食问题和祖祖辈辈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不久前，法国广告代理公司P的一位市场调查员U R 告诉我:“法国的家庭主妇并不习惯于使用一次性的产品，她们喜欢把东西留着，即使是旧物品也不会丢。我们代表公司宣传一种一次性的塑料窗帘。我们队她们作市场调查，却发现她们的抵制情绪很强。”这种抵制在其他发达国家越来越少了。

因此，作家E M 指出在十二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很多区瑞典观光的美国人都被瑞典的干净所震惊“让我们敬佩的是路边没有一个啤酒瓶和软饮料瓶，而自惭形秽的是，美国到处都是。但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看看吧，各种瓶瓶罐罐凸现在瑞典的高速公路上……怎么了？跟美国一样，瑞典已经变成一个购买，使用一次性物品的国家了。在当今的日本，一次性的纸巾非常普遍，手绢已经老土了，而且也不卫生。在英国，花七便士就可以买到已经挤好牙膏，一次性使用的牙刷。即使在法国，一次性的打火机也很普遍，从牛奶只喝到为太空提供动力的火箭，它们对我们的生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刚上市的纸衣服或者类似纸的衣服将一次性文化更推进了一步。时尚饰品店和工薪阶层服装店已经陆续出现一个全新的部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那些色彩艳丽设计特别的纸衣服。时尚杂志展示了价格惊人的纸长袍，纸外套，纸睡袍，甚至纸婚纱和礼服。图中的新娘穿着仿蕾丝纸做成的白色长袍裙，标题写道：这条裙子在婚礼结束后可以做成“不错的厨房窗帘”。

纸衣服是最适合孩子的。一位时尚专家写道：“小孩子会乱溅冰激凌，而且他可以在纸衣服上画画，或者贴剪纸画，而母亲在一旁微笑的赞许其创造力。”对于想展示创造力的成年人，可以买一种配有刷子的“自助衣服”，价格两美元。

当然，价格是纸用品猛增的重要原因。因此有一家百货商店很有特色，店内全是清一色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用被称作“魔鬼也会留意的纤维和尼龙”做成的。每件事1.29美元，对于消费者来说，一次性要比普通衣服送进洗衣店要便宜的多。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一次性文化的蔓延还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精神影响。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一次性的心态，来适应一次性的产品。这种心态使得我们对于物品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社会中的一次性文化的蔓延也预示着人类和物品的关系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我们只是和一系列马上将被代替的物品保持短期的联系，而不是和某一物品保持长期的联系。

Unit 8 Cultivating a Hobby 培养一种业余爱好

美国一位天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忧虑是一阵情感的冲动，意识一旦陷入某种状态，这种状态将很难被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与意识去抗争是徒劳的。意志力越强，这种抗争就越显得徒劳无益。这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悄悄的渗入某种新的东西，来分散注意力。如果这种新的东西选择恰当，而且确实能激起你对另一领域的兴趣，渐渐地、而且经常是非常迅速地，你过分紧张的情绪就会缓解，你又开始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因此，对一个公众人物来说，培养一种业余爱好、一种新的兴趣显得尤为重要。但这不是一件一朝一日或凭一时的意气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情。这种替代忧虑的心理兴趣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种子必须要精挑细选，然后播撒到肥沃的土壤中，要想得到籽粒饱满、需要时随手可摘的果实，还必须对他们精心呵护。

要想真正的快乐，而且每次都能真正奏效，一个人必须有两种或三种业余爱好，而且必须是真正的业余爱好。一个人到了晚年才说：“我要培养这种或那种兴趣。”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种尝试只能更加增加大脑的压力。一个人可能具有与他日常工作无关的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无助于他减轻心理压力。随心所欲的做你喜欢的工作不会帮你减轻心理压力，而是你必须设法喜欢你目前所做的工作。大致来说，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累死；第二类人是愁死；第三类人是烦死。体力劳动者经过一周的辛勤劳动已经筋疲力尽，再让他们在周六下午踢足球或打棒球无助于消除他们的疲劳。让那些为一些大事已经连续工作或烦恼了六天的政治家、专业人员或工商界人士来说，在周末的时候让他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恼费神，也不会使他们身心轻松。

对于那些不幸的人：那些可以随意发号施令；那些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人，新的乐趣、新的喜悦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狂乱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想通过不断换地方的这种方式来摆脱烦恼，这是徒劳的。对他们来说，条理、规矩是他们最有希望摆脱烦恼的办法。

也可以说，理智、勤奋、有才能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工作与娱乐泾渭分明；第二类人是工作与娱乐合二为一。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他们有他们的报酬。长时间在办公室或工厂的辛勤劳作不仅使他们得到了维持生命的薪水，而且培养了他们追求快乐的强烈愿望，即使仅仅是那些最简单、最朴实的形式。然而命运女神所偏爱的却是第二类人。他们的生活自然、和谐。对他们来说，工作的实践永远都不够长。每一天都是假期，法定假期到来时，他们不愿休假，认为这是强行终端干扰了他们精彩的假期。然而，这两类人都必须改变一下他们的观点，调整一下气氛、转移一下奋斗的方向。事实上或许那些以工作为了的人正是那些最需要通过一种兴趣或爱好使自己适时忘记自己工作的人。

Unit 9 What makes a leader 什么造就领袖？

并非每位总统都是领袖，但是每次选总统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选出一位领袖，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彷徨和危机之时。在安逸的年代里，我们是有矛盾心理的，毕竟，领袖爱提要求，要挑战现状，会整顿改革。

时势造英雄，时机对领袖和对其他任何事都一样重要。领袖必须在人民盼望领袖的时刻登台亮相，如邱吉尔在1940年、罗斯福在1933年和列宁在1917年那样。在他亮相的时候，他还必须提出简单、有说服力的纲领。

伟大的领袖几乎总是善于删繁就简，他们撇开争论、反驳和怀疑，直接提出人人易懂易记的解决方案。邱吉尔告诫英国人要准备付出“鲜血、劳作、眼泪和汗水”，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我们唯一要惧怕的就是惧怕本身，”列宁向厌战的俄国人许诺和平、土地和面包。直截了当而又影响深远的信息。

领袖应该什么样，我们心中有一幅图像。我们甚至能够指认出一些身体上的标志：他们无需身材高大，但必须有非同一般、引人注目的特征——如约翰逊的鼻子和耳垂、艾森豪威尔的大笑脸。他们还有身边的标志性物品，如林肯的高顶礼帽、肯尼迪的摇椅。我们期望我们的领袖稍稍与众不同，不能像普通人似的。福特总统的麻烦一半都在于如下的事实：如果你闭上一会眼，你想不起来他的脸、他的身材或者衣着。做领袖的应该有令人难忘的特征，让人过目不忘，永生难忘。

领袖如果能够做某些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做的事也有助于他的威望：罗斯福战胜了小儿麻痹症，毛泽东以72岁高龄搏浪长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领袖“就和我们一样。”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但比我们强，有点特别之处、过人之处。然而如果他们太与众不同的话，我们也不接受他们。史蒂文森嫌太理智，洛克菲勒又太富有。

即使是电视，虽然其作为图像媒体以重形式而轻内容多为人诟病，也不能完全掩盖我们所认同的领袖气质，或者这些气质的缺失。电视暴露了尼克松的不安全感，以及汉弗莱对自己的声音不可救药的迷恋。

领袖必须懂得如何运用权力(这是领袖能力的核心)，但他还得知道怎样表现出他有这一能力。他必须能够给人以坚毅不拔的印象，不能身体笨拙(如福特)，不能眼珠乱转(如卡特)。

一位中国哲学家曾经讲过，领袖必须长袖善舞，其中蕴含着大智慧。领袖应该懂得如何表现得轻松而自信。他的步态应该坚定而且目标明确。他应该像林肯、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那样，能够敞开心扉，捧腹大笑，而不是像尼克松或卡特那样，用苍白无力的咧嘴笑表示好脾气。里根受过演员训练，这在他与卡特的辨论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轻松随和的举止、和蔼亲切的神态，他成功地使选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他才是真正的总统，卡特是挑战者。

既然我们知道要寻找什么样的领袖，为什么还那么难找到呢？答案在于一个与领袖有关的非常简单的事实——只有人民想去那里，你才能领导他们向那里去。领袖追随民心，

只是走在前面一步。美国人想走出大萧条，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能够做到，于是罗斯福给了他们信心。英国人相信虽有1940年的溃败，他们仍然能够赢得战争，于是邱吉尔告诉他们这样想没错。领袖站在风口浪尖，顺潮流而动，他理解人民最深切的愿望。他不可能将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和平的国家带入战争，也不可能阻止一个下定决心战斗的国家投身战斗。他的使命必须与国民的意愿相吻合。他的任务是将人民的精力和渴望汇集成力量，用简单的言辞为这股力量找到方向，激励人民，让人民感到他们之所向往的一定能够实现，他们的努力意义重大，成败掌握在他们手中。

最重要的是，他必须使我们的愿望看上去崇高，让我们相信自己正在参与创造伟大的历史，让我们对自己油然而生光荣感。邱吉尔只凭雄辩的口才而成功地将英国1940年的失败和敦克尔刻撤退演变成重要的胜利；罗斯福的慷慨陈词使珍珠港美舰队的巨大损失没有成为全国蒙羞的丑闻，而是变成了团结全体国民的宣言。领袖必须让我们热血沸腾，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伟大的领袖必须具有某种非理性的物质，顽固地拒绝正视现实、盲目地乐观，即使在我们担心大势已去时，他也能让我们相信情况并非如此。孔子曾提出，谋臣们应当冷静如冰，而伟大的人主则要热情似火，有一股子天赐的狂热。

领袖要等到我们准备好欢迎他时才会出现，因为领袖就像一面镜子，反照出的是我们自己的使命感，他说出的是我们自己的梦想和希望，他将我们的需要和担忧转变成统一的政策和行动纲领。

我们的力量让他坚强，我们的决心让他坚定，我们的勇气使他成为英雄。归根结底，他象征了我们最好的一面，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塑造了他。而当我们缺少这些品质时，我们便造不出领袖，即使用尽所有形象塑造的技巧，我们也伪造不出来。毕竟，他只是我们的总和。

Unit10 The Science of Custom

人类学是一门把人类作为社会生物来研究的一门科学。它主要关注那些能把一个群体和其他具有不同传统的群体区分开来的身体特征、工业技术、生活习惯和价值观。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其显著特征就是它不仅仅认真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还研究其他社会。出于这种目的，人类学认为，任何交配和繁殖的社会规则都和我们自己的一样重要，即使它有可能是海迪亚克社会的，并且和我们的文明毫无干系。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我们的风俗和新几内亚部落的风俗是解决同一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的社会结构，只要他是个人类学家，他就会避免厚此薄彼。他对人类的行为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人类行为是由一种传统（即我们自己的传统）所塑造的，而是因为它是由任何传统塑造的。他感兴趣的是在不同文化中发现的所有风俗习惯，而他的目标是弄清这些文化变化和彼此区分的方式、它们表达自己的不同形式，以及风俗在形成这种风俗的个人生活中的作用方式。

现今，人们并没有普遍地把风俗视为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工作原理才值得我们研究，而对于风俗，我们总认为它是司空见惯的行为。事实正好相反，就世界范围来看，传统风俗是由许多细节性的习惯组成的，这远比个人在个人活动中发展的个人行为更让人瞠目结舌，不论其多么不同寻常。而这只是风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方面，它最重要的是在经验和信仰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它可能展现出的极大多样性。

没有一个人是用纯洁而无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受特定风俗习惯、制度和思想方式剪辑过的世界。甚至在哲学领域的探索中，人们也无法超越这此定型的框框。人们关于真与伪的概念依然和特定的传统风俗有关。约翰.杜威曾经非常严肃地指出：风俗在形成个人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一个对风俗的任何影响相比，就好像他本国语

言的总词汇量和自己咿呀学语时他家庭所接纳的他的词汇量之比。当一个人认真地研究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时，杜威的比喻就是他实事求是观察得来的形象化的说法。个人的生活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团世代相传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准则。从他呱呱坠地的时刻起，他所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开始塑造他的经历和行为规范。到会说话时，他就是传统文化塑造的一个小孩子;等他长大了，能做各种事了，他的社团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他的社团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他的社团不能做的事就是他不能做的事。每一个和他诞生在同一个社团中的孩子和他一样具有相同的风俗;而在地球的另一边。诞生在另一个社团的孩子与他就是少有相同的风俗。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比得上风俗的作用问题更要求我们对它理解。直到我们理解了风俗的规律性和多样性，我们才能明白人为生活中主要的复杂现象。

只有在某些基本的主张被接受下来、同时有些主张被激烈反对时，对风俗的研究才是全面的，才会有收获。首先，任何科学研究都要求人们对可供考虑的诸多因素不能厚此薄彼，偏向某一方面。在一切争议较小的领域里，如对仙人掌、白议或星云性质的研究，应采取的研究方法是。把有关各方面的材料汇集起来，同时注意任何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和条件。例如，用这种方法，我们完全掌握了天文学的规律和昆虫群居的习性。只是在对人类自身的研究。

只要我们同原始人，我们同野蛮人，我们同异教徒之间存有的区别在人的思想中占主工导地位，那么人类学按其定义来说就无法存在。我们首先需要达到这样一种成熟的程度：不用自己的信仰去反对我们邻居的迷信。必须认识到，这些建立在相同前提基础上的风俗，暂且可以说是超自然的东西，必须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我们自己的风俗和其他民族的风俗都在其中。

Unit11 What Life Means to Me

我出生在工人阶级的家庭。小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热情、抱负和理想，而实现这些目标成了我孩童时代的难题。我身处于残酷、艰苦而又原始的环境中。我不想朝外看，只想往上看。我处于社会的底层。这里的生活给肉体和精神带来的，只有肮脏和苦难；因为在这里，肉体和精神都在忍饥挨饿、受尽折磨。

在我之上矗立着庞大的社会体系，而在我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往上爬。我很小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爬到这个体系中去。上流社会的男人们穿黑色的西服和前胸上浆的白衬衫，女人们都穿漂亮的礼服。那里还有好吃的食物，而且非常丰富。对肉体来说，这些足够了。接下来就是精神方面的需求。我知道，在我之上的阶级中有无私的精神、纯洁高尚的思想和头脑敏锐聪明的人。我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读过廉价盗版小说，书里除了反面人物和女投机商之外，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思想高尚、谈吐动听、举止优雅。简单地说，就像我承认太阳升起一样，我承认在我之上的一切都是美好、高尚和优雅的，这一切为生活赋予体面和尊严，这一切使人生值得度过，也是对一个人辛勤劳动和悲惨不幸的回报。

但是，一个人要想爬出工人阶级跻身上流，可没那么容易——如果他还抱有理想和幻想，那就更难了。我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大农场上，很难找到能借以攀爬的梯子。早先我曾咨询过股本的利率，还担心我这个智商不高的头脑是否能理解人类杰出发明——复利——的优点和长处。然后我又查明了各个年龄的工人们时下的工资率和生活费用。根据所有这些数据，我总结出，如果我立刻开始工作、攒钱，在我五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停止工作，加入到享受快乐和幸福的队伍中去，等我进入了较上层的社会，这一部分快乐和幸福就会向我敞开大门。当然，我下定决心不结婚，可是我却完全忘记了工人阶级的大麻烦——疾病。

但是我所想的这种生活不仅仅要求我省吃俭用。而且，在我十岁的时候，我成了城市街头的一个报童，并且发现自己向上爬的观念改变了。我的周围依然是肮脏和苦难，在我

之上依然是那个有待我得到的天堂，只是，借以攀爬的梯子不同了。如今的梯子是商业之梯。当我可以用五美分买下两份报纸，然后转手以十美分的价格卖出、让我的资本翻倍时，我为什么要把钱存起来去投资政府债券呢？商业之梯就是我要的梯子，我幻想自己将要变成一个成功的秃头商业王子。

唉，这只是幻想！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获得了“王子”的称号。但这称号是一群杀手和小偷给我起的，他们叫我“牡蛎海盗王子”。那时候，我已经爬到商业之梯的第一级台阶了。我成了一个资本家。我拥有一艘船和一整套掠夺牡蛎的装备。我开始剥削我的同类。我有一个船员。作为船长和船主，我拿了三分之二的战利品，留给船员三分之一，尽管他和我一样辛苦地工作，和我一样拿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冒险。

这就是我在商业之梯上爬的最高一级。一天晚上，我同一群中国渔夫去抢劫。绳子和渔网都是值钱货。这是抢劫，我承认，可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精髓。资本家们以克扣的手段，或是背信弃义，或是收买参议员和高级法院的法官来抢夺自己同类的财产。我只是不加掩饰而已。那是唯一的区别。我用了枪。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船员效率极为低下，资本家多半是会严厉谴责的，因为效率低下的确会增加支出，减少分红。这两点我的船员都做到了。他不小心点着了船的大主帆，把它完全烧毁了。那晚没什么分红可得，而且那些中国渔夫比我们还富裕，因为他们抢了我们没能抢到的绳子和渔网。我破产了，那会儿连买新主帆的65美元都掏不出来。我把我的船抛了锚，和一艘海湾海盗船在萨克拉门托河上游抢劫去了。在我离开去抢劫的时候，另一伙海湾强盗抢劫了我的船。他们偷走了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锚；后来，我修好了漂浮的船体并把它卖了20美元。我又滑回到原来爬过的那级台阶，之后再也没有尝试过商业之梯。

之后，我被其他资本家们无情地剥削。我有力气，他们利用这点从中挣钱，而我却靠着力气过着非常惨淡的生活。我做过普通水手、码头装卸工人、舱面水手；我在罐头厂、制造厂和洗衣房工作过；我除过草、洗过地毯，还擦过玻璃。但我从未得到过辛苦劳动应有的报酬。我看着罐头厂主的女儿坐在她的四轮马车上，明白我的力气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拉动车子的橡胶轮胎了。我看着制造厂厂主的儿子去上大学了，明白我的力气也在某种程度上支付了他所享有的美酒、换来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可是我并不憎恨这一切。游戏就是如此。他们是强势群体。很好，我也很强壮。我会开辟出一条路使自己跻身于他们之中并从别人的力气中挣钱。我不害怕工作。我喜欢努力工作。我会比以前更投入、更努力地工作，最终成为社会的栋梁。

就在这时，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和我想法一样的雇主。我乐意工作，而他也更乐意我工作。我以为我在学习做生意。实际上，我自己顶替了两个工人。我以为他在训练我成为一名电工；实际上，他每月从我身上榨取50美元。我顶替的那两个工人每人每月的薪水是40美元；我干他们两个人的活儿，每个月却只有30美元。

这个雇主让我过度工作，几乎把我累死。一个人也许很爱吃牡蛎，但是太多的牡蛎会让他对这种食物失去兴趣。我也一样。过度的工作让我心生厌恶。我再也不想看到工作了。我躲避工作。我成了一名流浪汉，挨家挨户地乞讨，在美利坚到处游走，在贫民窟和监狱中流着血汗。

我出生在工人阶级的家庭当中，而现在的我已经十八岁了，却生活在我的起点之下。我身在社会的地下室，在痛苦的深渊中，去谈论这种处境既不讨人喜欢也不合适。我处在陷阱、深渊、人类的污水池、屠宰场和人类文明的停尸房中。这是社会体系选择去遗忘的那部分。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忽略这一点，我只能说在那里的所见给我留下了极大的恐惧。

我不敢回想。我看到，我生活中的复杂文明被赤裸裸地简化了。生活就是关于食物和

住所的问题。为了得到食物和住所，人们出卖东西。商人出卖鞋子，政客出卖他的人性，而人民的代表，当然也有例外，出卖别人对他的信任；而几乎所有人都出卖他们的荣誉。同样，女人们，无论是妓女还是受婚姻的神圣的束缚的女人，都很可能会出卖她们的肉体。一切都是商品，人人都在买卖。劳动者拥有的唯一能出卖的商品就是力气。劳动者的荣誉在市场上是没有价值的。劳动者有力气，也只有力气可以出售。

但是这里有一点区别，很重要的一点区别。鞋子、信任和荣誉都有更新的习惯。他们是不会腐烂的储备物。相反，力气却无法更新。商人在卖鞋的同时，也在不断补充他的库存。可是没有办法去补充劳动者的力气。他的力气卖出得越多，留下的就越少。这是劳动者唯一的商品，而且每一天他的库存量都在减少。最后，如果他还没死去，他也已经卖光了所有的力气关门歇业了。他的力气耗尽了，一无所剩，他只能回到社会的地下室痛苦地死去。

我还了解到，大脑也是一种商品。它也和力气不一样。脑力劳动者在五六十岁的时候才会达到他的黄金阶段，他的脑力也能卖比以前高很多的价钱。但是一个劳动者在四十五岁或是五十岁的时候就会被耗尽或是垮掉了。我曾经处在社会的地下室，而我不喜欢这个居所。管道和排水沟很不卫生，呼吸的空气也很差。如果我不能生活在社会的大厅里，不管怎么说，我都可以试一试阁楼。的确如此，那里的食物很少，但至少空气还是纯净的。所以我下定决心不再出卖力气而是去出卖脑力。

Unit12我有一个梦想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的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贫困的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支票。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始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因此，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给我们以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我们来到这块圣地还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现在不是从容不迫悠然行事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现在是走出幽暗荒凉的种族隔离深谷，踏上种族平等的阳关大道的时候。现在是使我们国家走出种族不平等的流沙，踏上充满手足之情的磐石的时候。现在是使上帝所有孩子真正享有公正的时候。

忽视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对于国家将会是致命的。自由平等的朗朗秋日不到来，黑人顺情合理哀怨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希望黑人只需出出气就会心满意足的人将大失所望。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饮渴。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们应该不断升华到用灵魂力量对付肉体力量的崇高境界。席卷黑人社会的新的奇迹般的战斗精神，不应导致我们对所有白人的不信任——因为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自由同我们的自由休戚相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集会就是明证。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后退。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满意？”只要黑人依然是不堪形容的警察暴行恐怖的牺牲品，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在旅途劳顿后，却被公路旁汽车游客旅社和城市旅馆拒之门外，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限于从狭小的黑人居住区到较大的黑人居住区，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的孩子被“仅供白人”的牌子剥夺个性，损毁尊严，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不能参加选举，纽约州的黑人认为他们与选举毫不相干，我们就决不会满意。不，不，我们不会满意，直至公正似水奔流，正义如泉喷涌。

尽艰难困苦来到这里。你们有些人刚刚走出狭小的牢房。有些人来自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风暴袭击和警察暴虐狂飙摧残的地区。你们饱经风霜，历尽苦难。继续努力吧，要相信：无辜受苦终得拯救。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亚拉巴马去吧；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吧；回到佐治亚去吧；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吧；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黑人居住区去吧。要知道，这种情况能够而且将会改变。我们切不要在绝望的深渊里沉沦。

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判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阿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着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够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怀着这种信念回到南方。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之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把这个国家刺耳的争吵声，改变成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优美交响曲。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

在自由到来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儿女们将以新的含义高唱这支歌：“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我为您歌唱。您是父辈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骄傲，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冈。”

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峰巅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山的顶峰响起！让自由之声从科罗拉多州冰雪覆盖的落矶山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加利福尼亚州蜿蜒的群峰响起来！不仅如此，还要让自由之声从佐治亚州的石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田纳西州的了望山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密西西比州的每一座丘陵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片山坡响起来。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来时，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