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焦悲剧之我见 作者：刘洵

焦刘爱情悲剧之我见

《孔雀东南飞》描写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得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谴丞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焦二人双双命赴黄泉，后两人合葬，林中化鸟，成为千古绝唱。

《孔雀东南飞》是一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的杰作,也是我国古代长篇叙事诗的艺术典范。它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具体,语言精当凝炼,紧紧扣住刘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家长制之间的矛盾,独具匠心地展开丰富曲折的经历和尖锐的悲剧性的冲突,令人读后耳目一新。《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关于焦，刘爱情悲剧的原因众说纷纭，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是礼教迫害说。关于刘兰芝为何被遣，传统的权威解释是：以焦母和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对焦仲卿和刘兰芝的迫害，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武断。本诗所表现的决非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批判，而是为了歌颂人间至真至纯的的爱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创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编者的编选诗歌的标准上看出来。

诗前有这样一段小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序文中的“时人伤之”是我们解读诗歌的一把钥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在当时的社会，“出妻”是较为常见的，不足以引起作者的创作冲动。故事中真正感动作者，使作者提笔创作的原因在于兰芝和仲卿的双双殉情，兰芝夫妇誓死捍卫爱情的行为震撼了作者，在爱的力量的感召下，作者才写下了如此哀婉动人的诗篇。可见，作者的创作动机在于肯定刘兰芝的美丽、忠贞，歌颂人间至真至纯的爱情。

《孔雀东南飞》最早被《玉台新咏》收录。《玉台新咏序》中称编者“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忝于雅颂，亦糜滥于风人。”唐李康成在《玉台后集序》中说：“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可见，《玉台新咏》所收的诗歌，是乐府艳诗。从编者的角度看，《孔雀东南飞》被定位在艳歌题材上，是一首歌颂爱情的诗篇，而非为了批判封建礼教。可见封建礼教迫害说不成立。

其次，无子说。有人认为，刘兰芝之所以被遣，是因为无子嗣。的确，从书中可以推断出，刘兰芝并无子女；而且，古代“无子”也可以构成被休的一条重要理由。汉末，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依然承袭西周有关规范。汉律中法定的离婚理由是“七出三不去”。所谓“七出”，又称“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其中，不顺父母(公婆)是“逆德”，无子是绝嗣不孝，淫是乱族，妒是乱家，有恶疾者不能共祭祖先，口多言会离间亲属，盗窃则是反义，故为人妻者若有此七项之一，夫家即可休弃之。

倘兰芝无子，焦母大可援引“七出”之条遣之，而不必横加挑剔。而且，虽然古代允许出妻，但从中国文化的总的倾向看，并不赞成出妻。夫义妇顺，琴瑟和鸣，白头偕老才是中国古代追求的理想婚姻。即使构成了出妻的条件，古人也不会轻易出妻，而是尽力维持夫妻关系，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以无子为原因出妻一般也要等到50岁后。况且，古代有纳妾制度，以无子为理由出妻实在没有必要。书中也从未公开或隐约提到兰芝无法生育，兰芝20左右，正当妙龄，自遣后，求婚者踏破门槛，试问，如果兰芝真得无法生育，怎么

会有这么多的求婚者呢？可见，“无子说”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原因，已有很多文章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从总体上看，大多把悲剧主因归结到焦母和刘兄身上，认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赋予他们迫害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权利，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刘兰芝是位勤劳、善良、美丽、富于反抗精神的女子。如果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与婚姻爱情、美丽勤劳互为克星，那么，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度早就应被婚姻爱情美丽勤劳的“垂天之云”所吞没了，无力延续几千年；如果《孔雀东南飞》主要是反抗和迫害的关系，那么也就不可能时过千年还是那么辉煌。应当承认，《孔雀东南飞》是根据生活原形，经过艺术创作，再经过民间或文人润色逐步形成的文本，是生活方式，也是精神方式，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文化的，因此，它的悲剧原因具有多元特征。

第一，人物性格。刘兰芝性格坚强、持重、自尊，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自请遣归”；不卑不亢、有教养，辞别归家时还牵挂婆婆和小姑；她勤劳能干，多才多艺；她外柔内刚，自有主意，不为威迫所屈，不为荣华所动；她对仲卿温柔体贴，深情专一；她果断忠贞，为爱情而牺牲。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维护自己人格尊严。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焦仲卿忠于爱情却不敢直接抗争，懦弱拘谨、消极反抗，忍辱负重；他善良孝顺，为了爱情最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焦母是一个反面人物，在诗中，她是封建旧礼教的代表人物。她极端蛮横无理，独断专行，是一个摧残爱情的封建家长。《孔雀东南飞》中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刘兰芝的性格因素。这种刚烈、专情、易绝望、易轻生的性格，是悲剧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内因，同时，焦母“母老虎”式的“死性子”、焦仲卿的“拘谨懦弱”和刘兰芝上述性格的矛盾碰撞，共同促进了悲剧的快速发展。也就是说，这样的三个均具有悲剧因素性格的人的偶然组合（即组成了一个家庭），才造成了诗中两位主人公双双殉情的惨剧的必然发生。

第二，社会的悲剧。《孔雀东南飞》舞台上活动的人物众多，焦家有仲卿、焦母，刘家有刘母、刘兄，兰芝以外还有邻家女、媒人、县丞、县令、主簿、三郎、府君，以及从人四五百，这些人或贵或贱，或富或穷，构成人物活动、悲剧形成的社会环境。在如此众多的不同身份的人物中，找不出一个诚心帮助与理解焦刘婚姻或维持婚姻的人物，不能不说焦刘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第三，爱的贫乏。“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呜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从君开始到公姥，兰芝都没有得到应该享有的爱，爱的贫乏使她产生了君家妇难为的想法，这是悲剧的开始，也是悲剧的原因刘兰芝生来就缺乏爱，无论是自然之爱还是理性之爱皆异常的贫乏，因此悲剧的发生也就势在必然。无论是仲卿的守节情不移，还是贺卿得高迁，抑或自挂东南枝都体现了人性的隔膜和爱的贫困。焦仲卿既不是惧内风下的好好丈夫，也不是举案齐眉的温柔鸾俦，也不是具有大丈夫品格的伟男，是位哕嗦、无能、自私、庸俗、幼稚的差吏，他既没有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爱的满足，也没有给他妻子以充分的仁爱。

第四，妇女教育和接受。先秦以来，男尊女卑已形成社会传统，女子只是温柔地顺从丈夫生儿育女的配角性质，女子对于男子有着明显的人生依附关系，连名字也没有。因此，只是有许多的规定，将礼法渐以从精神转向习俗化，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规定与习俗也就成为女性教育的内容。《孔雀东南飞》中也提到刘兰芝的教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女诫》认为女方适人“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俱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兰芝却以君家妇难为，希望早日还家门。所谓刘兰芝的教育、教养显然与当时的女性教育思想格格不入，也就难怪她为世所不容了。

第五，早婚的习俗。汉代以前的中国人结婚年龄普遍很早。《谷梁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男子二十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礼记·曲礼篇》注女子许嫁，十五着笄，也就是说十五岁就可以议婚嫁人了。从刘兰芝的生活经历看，从小

出野里，自由放纵，“长大后”的教育期也并没有领略过重负，所以当她为人妇时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处在花季的女子必然难以承受，所以心中常苦悲也是正常现象。为媳和为女的不同生活及其反差使她公然站在与公姥对立的一面，使婆母久怀怨愤也就毫不奇怪。也就是说人的天性本性和社会的理性约束之间存在着对立，造就了婆媳间的对立。再说，拖到“过时”的年龄才嫁人也会引起婆家和社会的贱视，这大约也是彼此难能的原因之一。

第六，家庭和等级社会。从《孔雀东南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焦刘两家的婚姻是一个畸形的婚姻。在漫长的封建等级社会里，婚姻既然属于关于政治的活动，那么本身就具有某种无情和残酷性。焦刘两家可称为封建家长式的人物刘公和焦公皆没有具体主动的活动，一般以其死亡论，总之，作者出于某种目的已把他们隐去，我们不妨先看看刘兰芝的穿着：“鸡呜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刘兰芝的严妆非常华贵，就是《陌上桑》中号称太守之妻的罗敷也不过“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与其相比相差甚远。所以刘家无疑是非常的富贵。她的娘家闺房也不寻常：“移我夹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太守家尚要外出市鲑珍，而兰芝家却华贵之什，物物俱全，以琉璃作榻。就是她死时亦“揽裙脱丝履”绝非劳动人家。至于焦家，显然色厉内荏，是个空架子。新媳妇整日地劳累，并无什么精神或物质的享受，儿子不过是一般的“小吏”，还自视了不起，大约如兰芝所言是个落魄的“贵家子”。焦家贱视刘家的门第和富有，兰芝嘲弄焦家的虚伪和空名，“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家君亲自劳家里，这样的大家无疑是缺乏实质性意义的。

焦，刘的不同家庭环境培养出各自不同的文化氛围和人物性格。《孔雀东南飞》中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性格造成的，封建礼教、封建门阀观念及封建家长制充其量只是悲剧形成的外因，而刘、焦的性格因素则是悲剧形成的内因。而且必须是刘兰芝、焦仲卿及焦母三者的性格发生矛盾碰撞，悲剧才会必然地发生。焦刘的婚姻悲剧和围绕婚姻的爱情悲剧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等级社会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焦母、刘母、兰芝、仲卿皆是悲剧的牺牲品，不能把焦母看作是凶手，若从广泛意义上说凶手，兰芝和仲卿是真正的凶手，畸形婚姻由他们自己动手埋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