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考试答案

白鹿原亮点一、影片很陕西，很地道，有着浓烈的陕西关中乡土气息，这一点和原著的精神基本符合。演员们的陕西话和所处环境都有陕西风味。华阴老腔这种地方艺术也成为电影特色的点睛之笔。亮点二、画面靓丽，麦田壮美，很有张艺谋风格。剧中以金黄的麦浪开场并随后多次出现，和符合历史时代的人物妆容造型，让人感到一种自然美和鲜明的民族风貌。亮点三、演员表演可圈可点。电影以田小娥为中心展开故事的，田小娥是全片灵魂人物。她的扮相基本符合原著，表演做到了行止、语言等收放自然。遗憾一、删减过度，支离破碎。原著反映了西安白鹿原地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电影的删减把很多过渡铺垫和人物删了，情节衔接上很突兀，看起来不连贯，和原著气质距离较远。二、成也情欲戏败也情欲戏。原著情欲戏场面的描写有5万字之多，田小娥成为男人的玩物，并在战乱和瘟疫使田小娥最终冤死。剧中情欲戏被大量删了，影片的悲剧气氛和人性表现大打折扣，大伤原著之元气。三、田小娥的戏份太多，整个影片虎头蛇尾。剧中的田小娥，对性爱持无所谓的态度，由原著中的二度无奈变成电影中二度轻浮和不检点，这也成了影片遭人诟病之处。不过电影《白鹿原》最大的问题在于删了大儒朱先生和白灵两个人物。由于删减不当或者难以取舍的矛盾所致，所以，后一个半小时节奏拖沓无比。因为删剪，《白鹿原》给人支离破碎的感觉。鹿兆鹏掀起的土改没有交代清楚，原著中的黑娃从农民成为了土匪，后来又拜朱先生为师改邪归正，但电影仅仅讲到黑娃当上了土匪就没了，影片在日本军机轰炸中莫名其妙的结了尾…结局仓促而不知所云不知所指，这些都使得公映版本的《白鹿原》和史诗电影之名不符。《青春之歌》之林道静是一名典型的女知识分子。第一次成长:抗争—无奈—软弱.林道静出生在一个腐朽的封建家庭里，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林道静毅然走上与家庭决裂的道路，这是她成长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跨越。第二次:彷徨—觉醒—奋斗.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从家庭的牢笼逃离，投亲不遇，求职无门,她想到投海自杀，余永泽拯救了她。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爱情的力量唤醒了林道静重新生存的希望，罗曼蒂克的幻想和情怀，使她投入了余永泽的怀抱。但两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念注定了他们分手的结局。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与余永泽的自私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她对家庭琐碎生活痛苦时结识了卢嘉川,在他的教育下，林道静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她下定决心离开永泽。林道静与人个主义小家庭的分裂，把自己出路，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是她在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林道静成长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摒弃小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和改造自身的过程。第三次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经过两次决裂后，林道静的思想开始健康成长。在与工农群众的共同战斗中,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林道静的成长史是一部由优美走向崇高的壮美的成长史。青春不在于碌碌无为，而在于胸怀理想，只有懂得自己所追求的，才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行动上的林道静，让我们为自己成长的岁月谱写一支青春之歌！

《百合花》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主题为“歌颂军民鱼水情”。《百合花》所表现的人物关系隐晦复杂，表达的情感微妙多意，其内涵似乎也超出了这层“军民关系”。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小说通过护送、借被、救护和献身献被等情节的描写，就在于小通讯员与两个年轻女性之间所构成的那种纯洁、美好而又微妙、含蓄的关系。贯穿朦胧的美感。茹志鹃以一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一种从容、优雅的叙事语调，一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力，抒写了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小通讯员的形象：我与通讯员是同乡,他腼腆羞涩，朴实、纯洁；从他借被子而又想送回去的敢于承认错误的精神；从他掩护群众和伤员，看出他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正像茅盾在评这篇小说时谈到，这篇小说“人物的形象是由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的清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新媳妇的形象：俊俏的新媳妇,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认识到通讯员的价值,她把嫁妆敬献出来。对那作为新娘子唯一嫁妆的新被子，开头出于舍不得借给伤员盖，后来给烈士收殓遗体。开始时,包扎伤员时开始又羞又怕，后来却庄严、虔诚地给重伤员解衣拭身子，通讯员牺牲后，她流着泪为他缝补肩上的破洞，并把自己的新被子铺在棺材里。开始新媳妇的娴静、美丽、忸怩、羞涩，随着情节的发展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有光彩。

《红豆》：红豆这篇小说的主旨是四十年代末，女大学生江玫是经过怎样纠结而痛苦的情感斗争而放弃自己的爱情,坚定地走向革命道路，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应当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从爱情本身出发，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写出了他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跳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在表达主旨的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宗璞的《红豆》下的女主角为了革命而舍弃爱情，通过她的经历，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革命中成长.江玫没有受齐虹的主宰，而是决定从事革命工作。寻求自己的事业。在自我救赎中维护了精神的独立。爱情，对于江玫是很重要，但对于她的人生。“已不是可为之生亦为之死的首要目标．它已经让位于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个人事业及与此相关的人生价值。”她不再是爱情生活中完全的从属者。她渴望情感的支撑。但前提是个体的独立。

红豆艺术特色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浪漫、含蓄、唯美、感伤的风格。首先是选择富有象征意义的物象，并对人物所处的环境进行描写。丰富多彩的物象的使用，为小说的浪漫氛围增色，使小说萦绕着一种诗意氛围。（1）“红豆”—蕴含诗意的象征意象，象征着人们对爱情美好期许。红豆的传说来源于古时一位忠贞妻子的伟大爱情。（2）“雪”是小说另一个重要物象。江玫与齐虹的相识相知相处相别的每一个关键情节几乎都是在冬天或下雪中发生，雪在小说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象征着纯洁浪漫，另一方面却同时伴随着寒冷与悲凉。故事的大部分安置在冬天和飘雪中，因为雪是营造童话氛围不可多得的工具，这与小说本身诗一般的浪漫笔法相吻合；暗示了人物的心情与故事情节的发展。（3）夹竹桃江玫家中的夹竹桃：“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粉红色的夹竹桃象征着江玫的懵懂青涩，做着透明的少女的梦，清高与世隔绝。齐虹把江玫搂在胸前，借着闪电惨白的光辉，看见窗外台阶上的夹竹桃被风刮到了阶下。”——夹竹桃花盆被打碎了，象征着江玫少女梦彻底破裂，她正在成长为一个成熟坚强的革命战士。（4）音乐—琴房、钢琴、月光曲组合成了一个浪漫爱情的序曲.小资情调“黄河大合唱”“你来我来他来她来大家一齐来唱歌”—大众情趣。（5）书籍《方生未死之间》萧素送给江玫的第一本书《火把》江玫在晚会上朗诵艾青的小诗 , 《

陈奂生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作者小说创作从未达到的高度。每一个层次挖掘，都体现了规定人物、规定情景中的规定心理，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独特性，但同时都是以其独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所共有的心理倾向，即作为小农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的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勤劳坚毅中有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对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又蕴含着麻木和顺从。陈奂生与阿Q的不同一．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形式不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以人格的受损为代价，以自我的伤害为前提，而且这种代价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代价，阿Q表现为一种主体性的残缺，而陈奂生并非表现为一种主体性的残缺。二、时代不同所赋予的内涵不同。精神胜利法对于阿Q表现为悲剧性，而对于陈奂生则表现为喜剧。三．精神胜利法在人物性格中所占的分量不同。对于阿Q，精神胜利法就是其全部，而对陈奂生，精神胜利法只是一小部分，本分、忠厚、勤劳等传统农民的优秀品质是其性格的主导方面。四．精神胜利法存在的层次不同。对于阿Q，精神胜利法存在于人性之中，被认为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精神胜利法往往表现为一种国民的劣根性。而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只处于情绪或思想方面的东西，只是浅层次的东西。而且，陈奂生既然坐上了主人翁的地位，思想上确存在着不该有的奴性，这在新社会当然是可笑的，也是需要克服掉的。五．作家的文化立场不同。鲁迅更多地发现了古老中国文化的愚昧、落后和残忍。鲁迅和其笔下的阿Q，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而高晓声虽然则取得了与农民一致的文化立场。

受戒主题《受戒》采取的是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与民间文学常用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表现的是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描写的内容包括和尚们的宗教生活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两部分。和尚们的宗教生活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世俗性的。当和尚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还可以还俗娶亲。寺庙里的生活充满了尘世气氛。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作品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小说结尾处以写景暗示了性的成熟。作品流贯着共通的精神－中国人的求生意志。受戒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汪曾祺贡献受戒是一次小说革命，把《受戒》看作是新时期小说的滥觞，汪曾祺是始作俑者。《受戒》的文学史意义，当然可以从刚刚说过的它在新时期小说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地位。汪曾祺用《受戒》，为新时期小说家进行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致使他的众多同道能够对小说的美学禅机。他的小说为新时期小说提供了一个独具审美品格的文本,超俗而超脱.汪曾祺有效运用的“回忆”、“风情习俗”和“传统文化”这几种招数，引进到自己的小说实践中。将“回忆”推进到历史的纵深层次而标榜为“寻根”。他的小说的短缺之处在于作品内蕴的轻浅。以讹传讹，被视为大忌。所以，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影响”愈“深”，就愈暴露出与文学史相悖的趋向。

但绝不是汪曾祺的过错。造成汪曾祺“影响”的本质原因，也是文学史的一种需要。这两种“需要”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恰恰由于这两种“需要”，才最终确立了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是较早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揭露和描写了多种类型的官僚主义主义。北京市某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宗秦是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主义者。区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是一个革命热情衰退，似乎看透了一切，对错误采取冷漠麻木态度的官僚主义主义者。区委组织部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是个浅薄的官僚主义者。麻袋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清泉是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作风简单粗暴的官僚主义者。以揭露共产党干部的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作品，建国后一段时间里几乎是空白。这篇作品是较早的，有突破“禁区”的意义。作品描写党中央所在地首都北京某区委的领导，这是较高层次的党的机构和干部。艺术描写也较成功，因而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刘世吾一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二，1，他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缺点，麻木不仁。表现在对玩忽职守的王清泉进行包庇，当林震向他反映王清泉情况时，他竟替王辩解。 2，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他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表现了他看透一切，极端冷漠的人生哲学，革命意志严重衰退。作者从人生观角度挖掘形成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就那么回事”是从四处体现出的。 3，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露了刘世吾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如“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等等，用这来掩盖问题。虚伪的理论客观上保护了官僚主义者。三，刘世吾的形象深刻地概括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和欺骗性，为党的干部抵御官僚主义的侵袭敲响了警钟。这个形象在今天反腐败斗争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艺术上也是个独创。

余秋雨的《西湖梦》作者把西湖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把西湖当作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在作者的叙述中，西湖是抽象的虚幻的，盛大然而缥缈。作者借西湖这个陈旧的梦境带来的疏离感，阐述了群体性文化人格日趋黯淡。《西湖梦》由一把旧折扇引出一个陈旧的梦境，向读者展现了文化的视野，作者引古据今，将栖息于西湖的历史名人和隐者，活脱脱地从历史的画册中走出。余秋雨此篇学者散文，格调超脱、亦褒亦贬，并明显带点调侃。《西湖梦》在把握对象的本质方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通过跟踪体察和全程观察，作者将西湖的文化由古及今地跟踪和梳理了一遍，通过对西湖的亲访，发出感叹,揭示了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的文坛现状以及西湖文化实质上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西湖的本质。联想是散文最重要的想象方式：这是因为散文注重真实。说到女人，《西湖梦》贬低了文人群体性的文化人格，却褒扬了几位和西湖有关的女人。作者指出人类大悲哀之所在：完美的理想状态，多为梦境。余秋雨说：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如果雷峰塔是一个怆然象征，那么白娘娘又是什么？坚强执著的女性代表吗？可惜她爱错了人。可是如果她的故事有另一种结局恐怕也不会流传至今了。难道不是吗？成为经典的不都是悲剧吗？《西湖梦》完成了余秋雨的梦，我们的梦呢？

改革小说在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几乎在“反思文学”的同时，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1983-1984 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创作高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80年代的“改革文学”则表现出作家们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参与精神。他们不但坚定不移地宣传改革政策的必要与必然，更注重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改革的因素的批判.“改革文学”的取材范围相当广泛：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和命运变化的事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的直接体现，但又因为它在文学的发生和演变上仍延续了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党纠正“文革”错误、否定极左政治路线和一系列实现现代化的措施，使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时又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用文学来为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推波助澜，是义不容辞的。

寻根文学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寻根派”的文学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文化寻根派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或反省，都投射在他们那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艺术风格中.“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

“伤痕文学”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中，作者坦诚又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及独立的姿态。以“木棉”和“橡树”的形象象征相爱双方真挚的爱情以及相对立的人格。“橡树”象征着刚毅的男性，而有着“红硕的花朵”的“木棉”则象征着具有审美气质的新时代的女性人格，她充溢着刚健、丰盈的生命气息从旧式女性妩媚和纤柔中走出来，由于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是诗人对爱情的理想，也是她对自我价值以及高尚人格的追求。诗歌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舒婷的诗歌充盈着理想和浪漫主义色彩，诗歌的创作具有探索精神 .舒婷的诗具有女性的柔美、委婉和细腻，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她选择永不放弃，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入的开拓和广阔的视野，在艺术上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及温柔典雅的艺术特色。

北岛《回答》北岛企图在一个封闭的逻辑空间内构建一个完整、自足的“自我”形象，并依靠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关系来强化这一形象的独立性。诗人对人类生存世界的黑暗体验并由此产生质疑。以“我”作为抒情主体，以一种理性的声音对世俗世界审判否定和挑战 .“怀疑一切”是理性的根本尺度，是“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它提醒一代人注意到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这是一次大胆的挑战。具有“北岛特色”：“审视—怀疑—否定—挑战”的抒情结构，以及“天空”“海洋”“陆地的上升”等意象的组合，追求陌生化和距离感，使用密集的意象群和飘忽不定的语义转换，从而产生“朦胧”的诗意和充满弹性与张力的结构。

《有关大雁塔》诗人消解了历史和权威，消解了英雄和崇拜，诗人关注的是当下的日常生活。利用记忆去挣脱历史与传统束缚。大雁塔一直是古城西安的标志性建筑，它本身就是历史与传统的浓缩象征。而《有关大雁塔》不仅是对有关大雁塔的历史及文化记忆的拒绝，更是对前代诗人写作方式的拒绝。诗歌语言比较口语，是一种本性的流露，而不仅仅是追求形式上或所谓新生代诗的反叛和超越的创作姿态。满腔的激情还原为生命的散淡，对阳光下的大雁塔、作为中华文明见证者的大雁塔，不再有崇敬之心，有的只是失去激动的冷视与茫然，反诗化的特点突出，是一篇不错的后现代诗歌代表作品。

杨炼的《大雁塔》属于朦胧诗，朦胧诗的思想核心是对人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还有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索；但作为新生代诗，它却是以追求思想内涵上的反文化趋向，美学精神上的反崇高，反叛和超越的创作姿态及游戏调侃的情感态度作为创作的指导。杨炼的《大雁塔》是以大雁塔的自我经历作为写作主线，以极为人性化的情感体验折射中国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渊源,。诗人把自己放在“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笔下的大雁塔以第一人称“我”出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民族悲剧的记录者。

舒婷的《神女峰》诗人用“我”作为感情表达的“旁观者”可以对强烈感情的表述，不致因“我”的直接宣泄而显得缺乏节制。内在的感情借助人物的动作情景构成的形象得以表达。诗人首先把神女还原成人，从而注入人的情感，这是对传统的妇女地位及爱情观念“新的背叛”。对一种充满人性关怀的新爱情观的向往与呼唤。在诗人潜意识里，一种背叛的洪流已在涌动，沿袭千年的伦理观终于动摇、崩塌了：“与其..

∕不如”神女的人性终于得以复归。诗人运用意象化的抒情方式，凭借神女浪漫柔美的意象打破神女坚贞守节观念，关于背叛的言说意蕴却又不仅仅止于爱情，它指向一切对正常人性构成束缚的礼教的锁链。

致太阳在诗中,诗人加强了我们对生存与生命的感受和认识，通过对太阳神的歌颂，象征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那些政治上的当权者，利用他们的权利来将人们的人性束缚，表面上是对太阳神的赞美，其实是对太阳束缚人性的讽刺。正话反说，先褒后贬，反讽的手法，表现文革时期身为知青被压迫却又想反抗情绪。一代人诗中大胆地运用想象，从捕捉意象入手。“黑夜”、“眼睛”等现象赋予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考。而“眼睛”用黑色来修饰，与“光明”形成强烈的对比.任何时代都会留下痕迹甚至创痛，而这一代人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同时又铸造了这一代人的叛逆精神，经过人们痛苦思考后聚集起力量，诗人正是这股力量的思想者。诗人用浅显而通俗的语言，营造了“朦胧”的艺术氛围，悟出了朴素而深远的道理。诗中的意象渗透着诗人的情感和思考，既不是纯概念的说理，也不是直抒胸臆的抒情，达到了“单纯”与“丰富”的统一，这是诗歌的特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