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姓名：刘汗青

学号：1341001219665

年级：2013春期

学校：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崔红庆

完成时间：2014年4月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前言 (1)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1)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2)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3)

(三) 懦弱女类型 (5)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7)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7)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8)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8)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9)

结语 (10)

参考文献 (10)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封建家长制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使七巧丧失了人的常性，沦为金钱的奴隶，扭曲了她的人格。她以近乎残酷的报复从中获得压抑的宣泄及感官的快慰，殊不知她为自己戴上了黄金枷锁，最后变成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变态的女人。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1]鲁迅这样评价她。她开始疯狂报复。在“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禁锢下，七巧心理扭曲，终于从被害者变为害人者。她一手导致了儿子长白婚姻的悲剧，一手摧残了女儿长安的爱情白日梦。母子的情意、人性的良知，对于曹七巧来说却早已灰飞烟灭。如果说这时的曹七巧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的话，那就是她对小叔子姜季泽的痴情与渴望，她憧憬从他身上得到温情与爱意，体验一下爱情的喜悦。当她最终明白季泽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时，她暴怒了，彻底

抿灭了残留在她身上的最后一点人性，戴上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她终于成了一个幽灵，“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曹七巧的婚姻悲剧发展成为人生悲剧，心理变态与人性泯灭是深层的原因。她的疯狂来自金钱与情欲的双重压迫，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

曹七巧由一个纯真少女变成一个疯狂报复者, 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不正常人, 由一个知廉耻的人变成一个寡廉耻的人，这不是曹七巧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女子由于封建的门第家族观念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被迫走进畸形的婚姻，最终成为社会的悲剧。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逼良为娼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而其中的葛薇龙一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写了一段自甘堕落的纯情少女凄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葛薇龙处在等级森严、人情冷漠、人人逢场作戏的一个特殊的早期香港时代, 社会风气影响了她的人生选择, 贪慕虚荣使她走向最后的堕落，最终被逼良为娼。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完整人格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致人格的丧失，不管她如何挣扎，终究是别人棋盘中的一枚棋子。纯洁的青年就这祥自甘堕落，最终为污浊的环境所吞没，陷入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造成葛薇龙的悲剧原因有多方面的：姑母阴险、冷酷、狡诈，给她设圈套，逼良为娼。遇人不淑：本想投靠姑母，不料姑母把薇龙当

成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本想找一个可以寄托终生的男子，却碰上了乔琪这样的花花公子。她曾一度想离开姑母的寓所，不巧又天降大雨，自已生了病，耽搁了行程。大多数评论家认为: 葛薇龙是个单纯的少女, 是为了爱才掉进陷阱走向堕落的[2] 。有的认为: 薇龙的堕落与那个浪荡子乔琪乔有很大的关系, 是他玩弄了薇龙的感情才迫使薇龙不得不走向淫靡的生活[3]。这些都是造成葛薇龙悲剧的原因，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她自身人性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她对物欲、情欲的痴迷上。姑母逼良为娼的陷井从一开始就已明确摆在葛薇龙面前，是葛薇龙自己清醒地一步步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可以说物欲是走向人生深渊的动力；对一个热衷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葛薇龙从一开始就知道，但葛薇龙却愿意牺牲自己来供养他,爱到迷失了自我，她为自己选择了绝路。张爱玲以非理性的情欲和物欲来解释了葛薇龙这个上海小女子的悲剧，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在物欲、情欲、性欲的碾压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变得令人不寒而栗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张爱玲笔下塑造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女子形象。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她们的痛苦，与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产生情感共鸣，透过这些人物，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对她笔下女性形象的关注，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和人生，

获得全新的认识。

（三）懦弱女类型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一个典型的柔弱女，她的懦弱心理让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也在许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故事发生在春节的第四天，许与沈到一家小饭店吃饭，遇到顾曼桢也在小店，此后三个人就常一起到饭店吃饭，外出游玩。顾在照相的地方失落一只红手套，沈不声不响，独自冒着雨，踏着泥路去找回来。第二天中午悄悄的递给了顾。顾因受伤风感冒没有来上班，许、沈正想要去看望她，顾遣弟弟到办公室送抽屉的钥匙，请许帮忙取出昨日打好的公文。两个男人吃饭时，就谈到了顾叫弟弟送钥匙的事情，好像怕人家上她家，对她的家庭有一种神秘感。顾病愈上班，三人又外出吃饭，许因另有应酬。席间，顾坦白的告诉他：家里有祖母、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因负担家庭生活，先当舞女，后做交际花。她家住的房子就是姐姐的“朋友”送的。现在将要嫁给一个吃交易饭的祝鸿才，搬出去住。沈也说出自己家庭的情形，母亲和年轻的寡嫂带着三岁的侄子，开一家皮货店。父亲和一位从良的姨太太，带着娘家母亲及三个小孩住在南京。沈的父亲病重，将事业交给沈接管，要他辞职回家，沈回南京后想念顾，请许陪顾同到南京来玩。沈的父亲，见到顾很像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舞女，他认为她们俩是姐妹。沈到上海看顾，就将父亲的话告诉顾，引起顾的愤怒和误会，她认为姐姐逼于生计，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沈家有所顾虑，趁早算了，两人闹

得不欢而散。祝鸿才婚后发了不义之财，在外花天酒地。曼璐由于自己堕胎二次，不会生育，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小姨，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为恐沈来找曼桢，立刻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找到曼璐，她假说妹妹不愿见他，退还他私订之戒指。曼桢住院生产，将不幸告诉同产房的产妇蔡金芳，金芳的丈夫帮助她逃出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来相求，仍不为所动。有一天路上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说是曼璐病死，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这附近。于是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一天看见鸿才老家带出来的女儿招弟，也看见自己的儿子。另一天，她看到从鸿才家出来一口小棺材，原来是招弟得了猩红死了。她进屋去看她的儿子也得了猩红热。鸿才不在家，女佣告知鸿才虐待小孩，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在鸿才家中照顾小孩十多天，最后，决定嫁给她最恨的鸿才。婚后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不理曼桢母子。有一天曼桢在诊所发现鸿才带了情妇和孩子也在看病，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这时沈父死分家，婚后也搬到上海，心中常常想起曼桢。出国十年的许叔惠从美国回来，沈去许家找叔惠，不意遇见曼桢也在。二人一起离开许家，在一家饭店谈谈别后，沈才说出曾去找她，她家搬了，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给母亲的侄子张豫瑾医生。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俩见面，对望半，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枕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又半，她方道：“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道：

“怎么叫幸福？”他和嫂嫂的表妹石翠芝结婚，没有爱，相爱的人不能结婚。论学历，她是大学毕业，不比其他女人差。其他方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她懦弱的性格，却注定她悲剧的一生。有些东西，比如爱情。一旦错过了，就不再。她与沈世钧如此相爱，原本排除万难在一起的。在她姐姐嫁人后，她承担起家庭重担，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拖累世钧。此时，已心生退意。再加上沈家对她的偏见，让世钧夹在中间，不知如何面对。后来，被祝鸿才强奸，让她觉得配不上世钧。种种误会，让他们越走越远。一次误会的决定：嫁给祝鸿才，更是让她悔恨终生。即使，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离婚，自己带着儿子过。但年华已逝，爱情早已在岁月中褪色。多年后，与心爱的人相遇，心中有再多的相思，也是回不到过去了。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总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面临着生存与婚姻的困窘与危机。对女性的生存状况,张爱玲是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的。在张爱玲看来, 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与以下四点有关: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首先,它与时代相关。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说的,我写作的便是这么一个时代,这是一个“乱世”, 一个“大而破”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个时代是沉重的,它象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所有的人都是这个

时代的负荷者”。[4]对于这个时代的名门闺秀来说，不仅负荷的是一个没落的封建时代，另一方面是破落的封建旧家庭套上的种种禁忌, 同时又要在社会上应付各种人事纠纷,身出书香之家的名门闺秀闲在家里有许多不是, 出了差错又要被家人指责, 真正的两难境地，对于广大的小市民来说, 他们负荷的时代充溢着战乱、沦陷、封锁、物价飞涨，然而致使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和危机，当之而然的与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是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自母系制被父系制代替后,千百年来,女性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女性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利,这就决定了她们一生可悲的命运。正如张爱玲在作品《张爱玲文集》中所写:“她一辈子也想不通,但是她这世界里的事向来是自管自发生的,她一直到老也没有表示意见的习惯。”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没有人格,没有自我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曾一度相信超越经济利益的所谓的爱,但梁太太和乔琪的世界终于让她醒了梦。张爱玲对女性的缺点常抱一种嘲讽的态度,以为她们“小性子,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同时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环境所致，以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人性的自私有关。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人与人互相倾轧、互相猜疑, 就连最可靠的亲情也不可靠。

无爱的世界使原本荒凉的女性世界更多了一份苍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姑母梁太太不过是利用侄女薇龙的年青美貌拢络她有钱的情人们。《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害死了儿媳, 霸住自己的儿子, 又用疯子的审慎和机智葬送了女儿长安的爱情。亲情何在? 人性里有的只是自私, 在这样无爱的环境里, 什么都是苍凉的。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表达：女人的情感本能比之男人而言更圣洁,更简单。她对女性的情感本能似乎是赞赏的,但这种赞赏里无疑含有悲悯的成份,因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带给她们的往往是恶果。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 她多以四十年代旧中国的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 描写在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冲击下, 形成了一些女性的惘怅、悲苦、疑惑、无奈，甚至心理的畸形与变态，从抽象的哲学意味上对人性进行探素，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着她对生命、人生价值的思考。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独特、鲜明的女性形象, 她用局外人观俗世的故事，采取旁观者式的客观写作角度，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复杂和现实的黑暗，揭示了人生在现实重压下的脆弱与盲目，控诉了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对人性的残害。

结语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思想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新文化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女性渴望从禁锢中解脱出来；由于有机会体验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使得她能够了解到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貌，也使得她能够对进步的思想有所吸纳，当她拿起笔来描写这样一群人时，能够把她们表现得更加的深刻。张爱玲认真的书写着女性命运的血泪史，让我们感到了女性在生存层面上无奈的挣扎，今天我们继续对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还能够对当今社会地位提高给予文化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集《灯下漫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 金宏达，《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 北京: 北京文化出版社, 2003。

[3] 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4]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 卷[C].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