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是封建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城芹是封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统一的。刚性体制下如此，弹性体制下更是这样。

在宋朝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十分稳定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的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不会发生大动荡，不会发生经济的凋敝或社会的危机，而是指：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大动荡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危机，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封建社会照常运转，封建秩序始终都能维持下来。宋朝开国以后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宋太宗继太祖承继皇位，明成相夺了建文帝的宝座，都是皇族内部权力斗争，夺权成功后，封建制度不变，弹性体制也不变；又如金灭了北宋，元灭了金，再灭了南宋，明朝赶走了元朝的统治，清朝又代替了明朝，这些都是皇朝的兴亡更替，封建社会一直照样运转着，封建社会中的弹性体制继续起着作用；再如，元末明初群雄割据，割据者不管是起义军的领袖，或是乘元朝衰微而独霸一方的军阀，还是亲元的旧势力残余，他们混战不已，但在所统辖的区域内仍然维持着封建秩序。此外，像明末李白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依旧按照封建皇朝的统治方式来发号施令，封建制度既未因此瓦解，也谈不上制度的更替。这一切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主要指弹性体制下封建的超稳定性。统治舞台上的角色可以变换，朝代名称可以变换，某些具体的统治方式也可以变换，甚至一个朝代之下对不同地区实行了不同的政策①，但制度始终不变。

在弹性体制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体制外权力中心和体制外异己力量不存在的角度进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国的封建制度下缺少可以取代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第二，从封建制度再生产的规律性进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任何一种动荡与危机的条件下都有可能重现或再生。第三，从基层社会组织的构造和运作状况进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剧烈震荡之后依然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一、中国封建制度下缺少可以取代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

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使得社会流动性大为增加，这里既包括了社会的垂直流动和社会的水平流动。

从社会的垂直流动来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一般人可以通过三种主要途径向上流动，即读书，从军，经商。

1．读书。如果走读书这条途径，最有前途的是参加科举以进入仕途。宋朝以后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和走向规范化，使得不少读书人为争取科场成功而付出一生的精力。只要还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就总是存在希望。当然，除了科场成功而进入仕途以外，读书人还有其他的向上流动的途径，例如可以充任吏，以后由吏而官，也可以受聘于高官，作为幕宾，等待东家日后的推荐而进入仕途。此外，读书人只要学有所成，又有名声，还有被地方官员荐举的可能。荐举是一种对官员队伍的补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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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仁宇在《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一文中，以元朝南北税制不同为例(江南实行秋税、夏税，仿唐朝的两税制，北方实行丁税、地税，仿唐朝的租庸调制)，说明政策不统一，不连贯是元朝政局不能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载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第67页。

2．从军。从军的途径对一般人基本上是畅通的。虽然宋朝和以后各朝兵制各不相同，但募兵制和征兵制的并存则是共同之点。在北宋，乡兵通常实行征兵制，带有强制性，但也有一部分乡兵是招募来的。地方军称厢军，他们有兵籍，而禁军则是正规军，由乡兵和厢军中挑选出来的精壮之士组成。从军后可以按战功而逐级被提升。南宋时，正规军称“大军”，以区别于已溃散的北方地区的禁军，而南方地区的禁军有一部分也编人“大军”。南宋的“大军”同北宋的禁军是相似的。明朝初年“创卫所制度，划出一部分人为军，分配在卫所，专负保卫边疆和镇压地方的责任。军和民完全分开。中叶以后，卫军废弛，又募民为兵，军和兵成为平行的两种制度”①。军是有军籍的，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辖，世代为军服役。兵则是任何个人自愿应募充当的，和家族、子孙都无关。军有一定的驻地，兵是流动的，无一定驻地。应募当兵就成为一条可供选择的垂直流动的途径。清朝的正规军是八旗军和绿营兵。八旗军是有旗籍的，采取抽丁服役的制度。绿营兵是汉人充当，原先是为了安插明降兵，在战斗中起辅助作用，后来在平定三藩和平定噶尔丹叛乱战争期间屡立战功，所起的作用增大了。雍正以后，八旗军战斗力下降，绿营兵开始成为军队主力，直到太平军起义前仍保持这一地位。太平军起义后，绿营兵连连溃败，清政府改用勇营，即湘军、淮军，以对抗太平军。绿营兵和勇营都是招募而来，入伍后按功行赏，有逐级上升的可能。此外，明朝、特别是清朝，武举趋于规范化。没有功名的习武士子，可参加武举考试。考试分外场与内场，外场考马射、步射、硬弓、舞刀、掇石，内场考默写武经一段文字。考试获胜者授予武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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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晗：《明代的军兵》。载吴晗：《读史铡记》，三联书店，1961年，第92页。

3．经商。经商作为垂直流动的渠道，在宋朝以后，随着民营商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等级制的淡化、消失，而日益受到一般人的青睐。有钱的平民子弟可以自行经商，开肆营业，穷人子弟则往往先送到某一行业的作坊或店铺中任学徒，满师后作为店员，并可被提升为高级管理人员，也可在适当时候自立为业主。由于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一般不再存在，经商所积累的财富可用于购置土地，兼为地主，有些也可进入地方绅士行列。有的朝代甚至还可以捐个官职。

这样，通过读书、从军、经商三个主要的垂直流动渠道，一般人家的年轻人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始终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这三个主要的垂直流动渠道等于社会的三个安全阀，使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有适当的排放口。如果再考虑到弹性体制下，只有财产可以继承而官职不可以继承的情形，处于下层的人们的心理也就多少得到一些平衡。具体地说，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子弟科场成功，进入仕途，做了大官，他死后如果儿子没有能取得功名，于是官场之路可能就此终结。再隔一代，儿子如果未能考取，又不会经营家业，家道便中落了。对各个家庭来说，有的上升、兴盛，有的下降、衰败，但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这种升升降降、兴兴衰衰的状况不妨碍制度的照常运转，不妨碍封建秩序的继续维持。

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家庭财产可以继承，不存在平民或佃户不能继承家产的情况，但有影响的则是家产的继承通常采取诸子析产的方式。这样，一个地主官宦人家，主人死后留下一大笔田产，如果子孙中没有人再飞黄腾达，进入仕途或经商获利，为家庭挣得更多的财产，那么几代以后，经过多次析产，肯定会穷困潦倒。家产的聚聚散散，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制度不会因某些家庭由富而贫、另一些家庭由贫而富而发生变化，相反地，反而会因为一般家庭都有机会通过读书做官、习武从军或经商开店而购置田产，成为富人，即使由富变穷了也有可能再度使门第增光，所以封建社会下现实存在的安全阀起

了维护封建秩序的作用。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是没有这种垂直社会流动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安全阀的。

一个社会中，最担心的应是出现一批绝望者。绝望者不仅仅对当前处境的改善感到绝望，更重要的是感到今后前途渺茫，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在现存体制之下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在一般人面前仍有读书进入仕途，从军可以谋生甚至升官、经商可以致富等可供选择的途径，绝望者的数量就会减少。当然，饱受官府赋税劳役压榨和地主残酷剥削的贫苦农民也常被迫得无路可走而聚众起事，或投奔到起义军或地方割据者的队伍中。元朝末年和明朝末年，这种情况十分突出。但农民起义的成功只是使皇朝换一个统治者，这种方式的改朝换代不会使封建制度不存在，因为农民起义军和封建地方割据势力都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外异己力量。如果这些贫苦农民逃进了城市，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无论在刚性体制下还是在弹性体制下，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体制外的权力中心，所以逃进了城市的贫苦农民在那里也不可能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

在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陷于绝望境地的读书人也是存在的。他们主要是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失败的人，此外也有受到官府欺凌，或受到土豪恶霸压迫而上告无门的人，或因身陷冤案而对前景感到失望、绝望的人。他们自己是不会聚众起事的，而会投奔农民起义队伍或封建地方割据势力，成为那里的谋士或官员。即使如此，他们仍然不是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他们只不过为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努力，封建制度依然如故。

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即使在弹性体制下，封建社会始终缺少可以取代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有垂直流动的渠道可供选择的一般人还是陷入绝望境地的人，都不可能成为威胁封建制度本身的体制外异己力量。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应当注意唐宋以来儒佛道合一的思潮的形成及其深刻影响。先秦时期，儒家是作为一个学派参加学术争鸣的。汉朝的尊儒实际上是突出儒家思想中维护正统秩序这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广为流行，儒家失去独尊地位，但仍是封建思想的正统。从唐朝开始，儒佛道合一的思潮开始形成。在合一的过程中，儒仍是为主的，因为维护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的绝对服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正统学说，这一正统学说始终被认为是主流。佛道则从宗教方面对这种世俗学说起了配合、补充的作用。“这种思潮，对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起了稳定作用，从而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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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载《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

为什么会得出这一结论?这是因为，唐以后，尤其是宋以后，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皇权迫切需要一种能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和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服务的精神力量。儒家关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关系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君权、父权、夫权，这正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需要的。于是合一的思潮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中心位置。同时，“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它必须接受封建宗法传统思想，即纲常名教思想，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除了它的宗教修养以外，它也是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基本内容的，不得不与儒教合流”①。在这种情况下，宋以后人们的思想大受禁锢，即使社会上存在种种矛盾，但维护社会秩序，也就是维护既定传统的思想使得各种不满现实的力量在心灵上受到束缚，正如“一个人长期囚禁在幽室，必然苍白失色，一株树生在大石缝中，其根枝必定盘结扭曲。儒教压

制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抬头”②。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不曾出现体制外异己力量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宋朝以后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连明朝后期起传人中国的天主教，也试图儒学化③。“然而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因为它尽管使天主教曾一度有较大发展，得到相当一部分儒生的认同，但最终并未使天主教与儒学真正地融合，而这正是天主教在清代中叶销声匿迹的深层原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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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载《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

②任继愈：《儒教的再评价》，载同上书，第167页。

③参看《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3年。

④陈卫平：《明清之际天主教之兴衰与儒学》，载《跨文化对话》(3)，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1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