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之间的关系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话题，中苏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曲折。

一、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1956年后到1966年是中苏开始论战并走向决裂的阶段。分歧的开始，固然有思想意识上的关系，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家利益的矛盾。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

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1960年是中苏关系演变的一个决定性年份：1960年7月，苏联片面决定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243个合作书，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同年9月，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在会前散发一封长达6万字的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并在会上带头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1962年，苏联当局趁中国经济暂时困难、美蒋敌对势力不断骚扰大陆之机，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跑到苏联那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责中国反对印度入侵的战争，并认为中国在加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把印度往资本主义国家一方推。伊犁叛乱和中印边界战争使中国感到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已受到来自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一年苏联的对华政策和行为完全没有苏联老大哥的兄弟友谊，反目成仇。1963年，中苏两党举行高级会谈。其间，苏共于7月14日公布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道姓地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1965年3月，苏共单方面发起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莫斯科会议，中共等7个反对苏共路线的党拒绝参加。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邀请，没有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从此，中苏两党彻底断绝关系。正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的独立自主方针的严重对抗，导致了双方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这是中

苏矛盾发生发展并最终导致论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70年代，这是一个转折时期，从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形势变化十分微妙。1969年，苏军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境增兵百万，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开始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并且把苏联作为头号敌人，与苏联霸权主义进行斗争。这一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70年代初，美国在同苏联的争霸中转入战略防御。为了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局面，美国提出了“尼克松主义”，转而同中国改善关系。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压力，也需改善同美国的关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公布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关系开始改善。1973年，毛主席提出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横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1974年，毛主席进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具体指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争取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霸，侧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中苏敌对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50年代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80年满30年。条约中规定，在期满前一年，如任何一方不表示中止，则条约自动延长五年。这一条约早已名存实亡，但如何处理，是废除还是中止，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于1979年4月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的方式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并非中方的原因，条约遭到践踏，决定期满后不延长。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将上述内容照会苏方，并建议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苏方表示同意。1979年9月至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的谈判。这

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这次谈判的核心问题是，要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1月，中方公布，在苏侵略阿富汗、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新的障碍的情况下，进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显然是不适宜的。后来，实际上两国边界谈判也中断了，而且一断就是9年。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进人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两国都开始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1982年重开国家关系谈判，1982～1985年的三次“葬礼外交”、纽约外长会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善关系的步伐加快，1987年恢复边界谈判。中苏两国于1989年按邓小平设计的方案实现关系正常化。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从中国与美国在70年代的建交；苏联解体形成新的国际框架；俄罗斯辗转与中国建交，相互取得，相互稳步发展。

二、中苏关系的意义

从新中国建立到苏联解体，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俄)建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别国的新型友好合作国家关系,已成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典范。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

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至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

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 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

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由于双方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这使两国关系置于更现实的基础之上，两国相互心理要求和预期更为适度，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三、中苏关系的反思

中苏两国都为对抗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积聚了要求改善关系的愿望。中国已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步。俄罗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进行了自身的发展，国力上有了飞的发展，两国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过分计较历史的恩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平等合作。

总结中苏建交历史，可以从中吸取以下教训：

第一，“弱国无外交”，增强自身国力是确保国国关系长久稳定、良性发展的根本。以史为鉴，外交是国国之间由于国家利益的作为桥梁建立的关系，强国需要弱国的依附才会形成弱国的外交，但这种外交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弱国的命运只有两种，一种是完全的依附，成为强国的傀儡，另外一种，就是在一边倒中，国力逐渐增强，主权意识的觉醒，那结果，无异于中苏关系在60年代的决裂。增强自身国力，国国之间地位平等，相互利得，挖掘、扩大和巩固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加强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是保证两国长期战略协作的基础，

外交上的友好关系所代表的深度和广度才会真正的为发展带来好处，在此基础上才能稳定发展，良性发展。

第二，国家关系不能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国家关系就是国家关系，国家关系只能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意识形态定好恶，过去没有成功，今后也不会成功。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外交关系的关系，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历史依然让我们了解，对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使中国和苏联都进入了混乱停滞的社会状态，对国家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尊重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共同发展。列宁曾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无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要适合各国的国情，体现本民族特点。至于探索是对是错，只能由实践做出检验，绝不能形成某个国家为固定模式，以“老子党”对待其他国家的多样性发展。求同存异，用最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三，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制度建设，妥善处理边界等敏感性矛盾，建立坚实的睦邻友好关系。安全保障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卫国土不受外来侵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安全是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安全因素影响着国家之间冲突、合作等政治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国家关系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因素。中苏交界很广，中苏之间就珍宝岛差点引起强烈冲突，对于现在的中俄关系，边界问

题依旧是两国之间的易着点。对于中国来说，边界问题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地位相当，也是各种矛盾的产生之一，从近几年，中俄关于边界问题的处理，达成了很多的和平协议，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世界各国间处理这类敏感关系的楷模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