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君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周玉清王少安《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22日01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是独具中华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深入研究其历史价值及当代传承问题，对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源起于西周，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从孕育萌发到基本形成，再到传承演变，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重大变革。

第一个阶段是从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西周至孔子论君子之前。这是君子文化处于孕育萌发状态的阶段。从《尚书》《易经》等典籍的有关内容看，虽然这时“君子”一词的本义只是特指“君之子”，但“君之子文化”已初现端倪。《尚书》中“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之说，实质上表达了“君之子”的价值取向、文化内涵；《易经》中有关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谦，亨，君子有终”“居中”“得中”“处中”“安节，亨”“甘节，吉”“君子几，不如舍”等论述所蕴含的君子要警惕忧患、自强不息，要谦逊做人，要秉持中正，要崇尚节俭，要审时度势等思想，都是对君子品质的要求，是初期君子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阶段，“君子”一词的指向狭小，人们的君子意识淡薄模糊。但它作为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乃至传统人文文化的源点，为其后的孔子等思想家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资料，具有重要的“源文化”意义。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传统君子文化实现第一次重大变革达到成熟状态的阶段。这个阶段处于社会大变革之中，“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儒道法墨等各家思想相互争鸣、交流、融合，共同推动了君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中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孔子。孔子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前人的“君之子”文化加以继承和改造，创立了新的君子学说，实现了传统君子文化的重大变革。一方面，

孔子沿用前人的“君子”称谓，利用“君子”这个“题”铸就了中华传统君子文化稳固的“外壳”和思想库，使“君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绵不断的鲜明标记。另一方面，孔子利用“君之子”与“有德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在逻辑上进行从“君子是君之子——君子是有德者”到“有德者是君子”的命题转换，由此获得论述君子思想的广阔空间。经过孔子在《论语》中的充分发挥，君子被赋予深刻丰富的内涵，以至于如晚清思想家辜鸿铭所言：“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随着孔子君子思想的传播及不同学派间争鸣的展开，思想家们的君子意识逐渐浓厚；在孔子的私学教育推动下，社会的君子文化舆论和价值认知也逐步显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君子文化的核心要素已经形成。但由于这个阶段关于君子的表述过于散乱，也给君子文化的后续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第三个阶段始于西汉王朝并延续于其后的全部封建社会。这个阶段是中华传统君子文化实现第二次变革并实质上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传承发展阶段，实现第二次变革的主要推手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君子文化的精华思想提升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此，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君子文化，从民间走向官方；君子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同时，由于先秦君子文化的诸多不确定性，更由于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西汉以后的君子文化可谓腐朽与进步、精华与糟粕并存，在官方和民间以及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呈现严重的立场分化和观念分化。

二、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文化体系，其精髓是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人生观，弘扬君子文化精神有助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是由君子精神、君子观念、君子境界、君子胸怀、君子修养、君子作风以及君子价值标准、君子文化认同、君子人格教育、君子治国理念等各种文化要素构成的多因素多层次的文化体系。它携带着民族文化基因，养护着民族文化血脉，在历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一，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中道德经验和道德情感的人格升华，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和道德智慧，是凝聚中华民族道德力量的情感纽带。其二，它最精华的东西是自强不息、尊道崇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历史上发挥着涵养民族精神、弘扬价值观念、引领道德风尚的重大作用。人人都可以做君子、应当做君子，是君子文化环境下

的价值追求和民族共识；君子价值观念广泛深入人心，是人们道德生活历来遵循的价值标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民间传说所塑造颂扬的君子形象数不胜数，生动鲜活地感染人、引导人。

其三，它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传统和主要形式，以它为平台形成了独具中华特色的人文话语体系。在《论语》中孔子实际上把“有德者”应当具备的各种美德，如仁、德、义、礼、智、信、勇、和、中、忠、孝、悌、勤、廉、耻等，都打上了君子的烙印。在西汉之后近两千年的文化淬炼中，中华传统的人文话语体系同君子文化的话语体系一直呈高度重合状态，君子人格也就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主体人格。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历经数千年历久弥新，彰显其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永恒性和变动性、继承性和变革性相统一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一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包括君子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我们当今传承君子文化也必须遵循“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规律，从君子文化不断流变的历史长河中找到其永恒的东西，找对传统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接、融合的端口；在实现二者融合的同时，实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品质对传统君子文化的革新改造。其一，人学逻辑的对接。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传统君子文化在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世俗性、现实性上有着显著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同样，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也是关于世俗人的文化，它不是把人引向鬼神世界，而是要人立足现实生活；不是要人成神成仙逃避现实，而是教人成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现实社会关系的“君子”。其二，价值观体系的对接。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秉持的价值观念是对人类进步价值观的继承和升华。我们要保持价值观的先进性，就不能不从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其三，话语体系的对接。传统君子文化传承下来的人文话语体系是历经淬炼和总结、文化蕴意深厚明晰、中国人世代相传耳熟能详心领神会的话语体系，任何试图以其他话语取而代之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当然，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也必须接受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改造。

三、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是以官君子文化为核心的道德文化，凸显了官君子的道德示范作用，是当代社会主义官德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官君子是指官员中的君子或曰君子中的官员。由于孔子之前的君子特指君之子或国君之子，在奴隶社会的官位世袭制度下，君之子当然就是国家政治统治架构中的高层权贵、高级官员，那时君子文化直接就是官君子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早期官君子文化。早期官君子文化是传统君子文化的源头，孔子对早期官君子文化的变革，实质上是对贵族集团权力世袭制和文化垄断权的一定程度上的变革。孔子之后，君子不再仅仅指向权贵一族，君子文化也不再只是官君子文化。但是，官君子文化依然占据着整个君子文化的核心地位。

在传统君子文化中，一方面大力倡导君子之风，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但同时官君子又始终是人们期望的君子中的楷模，官君子文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原因有三：其一，官员们是社会发展的主导者、管理者，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示范者，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客观上提出了要求，即所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二，官员群体历来都是社会的精英群体，接受过相对良好的文化教育，较容易树立文化自觉和君子意识，在主观上具备主导和引领君子文化发展的条件。其三，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统治的世俗性和尊孔崇儒的意识形态是保持官君子文化核心地位的特殊环境。

官君子文化的实质是官德文化。官君子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为政以德”的传统政治优势，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数千年来，传统官君子文化一直是思想家关注和论述的重点并积累了博大精深的历史资料，从而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大量精辟论述，在其治国理政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中有着鲜明的体现，需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四、中华传统君子教育文化成为深刻影响数千年的主流教育思想，在当代具有重要传承价值

教育文化是指学校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目标、教育风格、教育环境等各文化因素的综合，其核心是关于“为什么办教育”价值理念和“怎样办教育”的教育思想。传统君子教育文化是传统君子文化特别是孔子开创的君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变革早期官君子文化、创立新君子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孔子君子文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冲击“君之子”世袭制。孔子极力反对官位世袭，主张

“仕君子”，其基本着力点就是君子教育。因此，孔子就是要培养君子型人才，按他所理解的君子的标准来开展教育，通过君子教育培养出君子型优秀人才，由这些优秀的新型君子来管理国家。

孔子君子教育文化的开创性在于：其一，确立了君子教育的人才评价标准就是以君子的标准为标准，既彰显其“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又需要教育者的个人修养、能力和方法适应这种要求，是全部君子教育文化的精髓。其二，强调君子教育的“学而优则仕”理念。“学而优则仕”等于明确宣告对官位世袭制的不满和挑战，指明做官的根本在于优秀的德行和学识，而不是靠世袭、凭关系；也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和“唯贤是举”的用人之道提供思想依据。其三，以君子教育推动教学双方共同对君子思想的关注和探讨。孔子成功利用教育平台开展教学互动全面阐述和传播自己的君子思想，是君子文化与教育文化有机结合的典范；孔子利用学生关心自身形象的心理，对君子提出的一系列特殊要求，如“君子怀德”“君子不器”“君子谋道不谋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至今都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重要品质和气节。

（周玉清、王少安，作者单位：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3AKS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