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心性道德思想与意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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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傅伟勋教授以及弗兰克(Frankle)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的启发，笔者自80年代以来即开始研究儒佛道和新儒家的意义治疗思想，本文即是在多篇论著的基础上，尝试将儒、道、佛心性道德思想的基本义理运用于教育和心理治疗。儒、道、佛的心性道德思想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华人文化土壤里，它们已经交融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本文对儒、道、佛三家所作的概括各有异同，儒家用“意义治疗”一词，道家用“存有治疗”一词，而佛教则用“般若治疗”一词。但总体来说，皆可用“意义治疗”来概括。

一、儒、道、佛心性道德思想的异同与融通

1.儒家：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性（仁）

儒家强调“孝悌人伦”，“孝”其实是对于我们生命根源的一个崇敬；而所谓“悌”，其实是顺着那个同样生命根源而来的一个横面展开。在华人文化传统，儒家讲“孝悌”，通过“孝、悌”而讲“仁、义”。仁，在孟子书里面讲：“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仁义其实是从孝悌转过来的。当我们讲“孝悌”的时候，是落在一个“血缘性的自然联结”里，这血缘的自然联结的方式，也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而通过孝悌讲“仁义”的时候，就由“血缘性的自然联结”转到了“人格性的道德联结”。“仁”强调的是“人跟人之间”

的一种真实的互动感通；而这种真实的互动感通从哪里来呢？是从家庭中对于自己生命根源的一种崇敬所引发出来的。“义”指的是在这社会上的一个客观的形式法则，而这客观的法则从哪里来呢？是从家庭中由“敬长”学来的。

“仁”和“义”就道德来讲，他的概念就比“孝”和“悌”更高一层，“孝”、“悌”可以把他当成一个道德的德目，而“仁”、“义”则从这个道德德目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可以一直往上升，升到最后是一个对于善的追求。顺着孝悌人伦关系所形成的一种客观的法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义”。所以从孝悌到仁义，是放在一个人最自然的亲情脉络里头，一步一步展开——由家庭进而跨入到社会。

儒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回溯到那个宇宙造化之源，所以他进一步谈“道德的创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所说宇宙造化的源头，是一个价值的源头，就儒学而言，宇宙论、道德哲学，两者是连在一块说的。

儒家认为，人活在这世间，家庭是他最基本的生活场域。从家庭里头开始伸展，人活着，他不是一个“个人”，人活着就是放在家庭的脉络里，自然而然地去理解、诠释与体会，在这过程中参与促成，别人帮助你，你也帮助别人。在整个华人文化传统提这个问题时，一定是不离家庭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就在家庭，我们现在的教育之所以不好，家庭教育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我常提“教育三要素”，好像植物成长三要素“阳光、空气、水”，“阳光”是家庭教育，“空气”是社会教育，“水”是学校教育。没有阳光，没有空气，猛灌水，

根就烂了，这里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儒家强调家庭这个脉络，“人”的概念是放在一个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可以ｙīｎ＠②ｙūｎ＠③调节生长的脉络下来看待你自己。“自我”的概念不能与外在事物分离开来，不能先把自己孤立起来作为一个认知主体去认识这个世界；而是人和家所形成的一种情感互动的关联，生命的互动关联。我从这样的一个场域来说明自我，可见华人的“自我”概念，与西方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自我”概念有很大不同。

这就牵涉到当我们展开心理辅导的时候，自我如何安顿的问题。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安顿自己，就儒学来讲，有几个层次来安顿自己，从家庭的脉络，亲情的脉络，跨出去在社会里头，仁跟义，人跟人，社会跟社会之间的互动感通。社会上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忠诚与信义的关系，这样形成一种新的朋友群。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儒家认为人跟天地造化亦有一种冥契的关系。所谓“默契道妙”，就是宇宙造化之源，跟我们内在的心性，两者有一种同一性，所以只要我们做深刻的内省活动，就可以企及那个宇宙造化之奥妙。

因此，儒学由几个层次来安顿自己：从家庭到社会，到宇宙造化之源。当然，儒学还有一个“生命资源”是来自于整个历史记载所形成的典型。所谓“古道照颜色，典型在夙昔”，而这些典型通过一大套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成为一整套文化教养，成为我们这个族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儒家将之落实，而形成一套统系，把宇宙造化之源的那个价值本性跟整个人的传递连在一块，名其为“道统”。

“道统说”对于儒学来讲，是一个历史的根源性力量。至于溯及

到宇宙造化之源，谈到天理，谈到天道，谈到天命，那是一个宇宙造化之源的奥秘，是一个神秘的力量。另外回溯到自己内在的良知本心，以良知本心来说，这是内在心灵的力量，从而在心灵的力量，到历史道统的力量，到宇宙造化之源的力量。“天道论”、“道统论”、“良知学”，这三者是儒学所不能或缺的三个面向，它们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体。认为人活着，是活在世间的实存脉络之中。当他们谈到自己时，一定放在这样三个脉络里面，要问是否对得起天理、良心、古圣先哲；并且把古圣先哲连着自己的列祖列宗说，还有整个历史哲学的一个道统，这种思维向度会促使个体在思考问题时更为深思熟虑，人生在世，就要担当社会责任，如此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当然，如果没处理好，也可能会被层层罗网束缚。

2.道家：尊道贵德、兹俭虚静、自然无为（慈）

道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跟儒学显然不太一样。儒家将人放在血缘性的纵贯轴里，一谈就谈五伦，后来又在帝王专制时代谈三纲。道家认为儒家太繁文缛节，故认为要回溯到真正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宇宙造化之源，就是大自然。道家认为人应该回溯到这个源头。回溯到整个自然的场域里，把人在那里放开，人不必被太多语言文字符合系统所形成的文明所限制，因为文明造成另外新的遮蔽，造成文蔽，所以应该把文蔽解开，放在大自然里。大自然里反而有一个“自然之明”存在。所以人的问题常常是因为人文这个“文”太过而造成的麻烦，所以必须把这个文饰所造成的异化、疏离、遮蔽解开，让人回返到原先自然无为的状态，一个自发的、和谐的秩序。

道家认为，天地人我万物所形成的这个场域本身就拥有一个自发和谐的次序，人不应去破坏这个次序，而应该去参与促成这个自发和谐的次序。我们从《庄子·逍遥游》中许由与尧的对话可以看出，道家强调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在世间建构什么伟大，而应该是放到这个自然里头去求，去跟自然浑而为一，很真实诚恳地活着。

老子强调“尊道而贵德”，这里所强调的“道德”其实就是“自然的生长”。“道生之，德畜之”，“道”就是总体的根源；“德”就是内在的本性。道是总体，而回溯到自然上谈，也就是自然大道、自然的总体。“道德”就是天真的本性回到自然的大道，而且人人都有天真的本性，如果我们的整体根源调理得良好，那么每个人内在的本性就自然获得良好生长。

儒家非常强调“自觉”的重要性，而道家则强调自然和谐所隐含的一个调节性力量。举个例子，儒家可能一直强调你必须要反躬自省，你要做一个具有自由意识的自律人；而道家则言，你如果活在一个场域之中，这个场域是隐含着一个自发的和谐秩序，恰当地面对这个秩序，与之浑而为一，你的生命就在这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里得以安顿。道家着重的是人的生命的真实生长，是从整个场域去思考的，认为万物的存在都是人们经由一个话语系统去制定以后所形成的存在。任何存在都经由人们话语系统的介入，经由一种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之后，使得对象成为决定的一个定象。在这过程之前，对象都应该跟我们的生命浑而为一，都是无分别的，归本于无的状态。道家认为，人间的美丑善恶是非等一切价值判断，都是人们通过一套话语

系统去论定，而在还没有论定以前，通通可以把他解开，还归到一种存在的真实。

道家强调把那个名取消掉，回溯到地个真实，而儒家是要审定那个名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经由正名的活动去求那个实，即“正名以求实”；而道家是“去名以就实”，去除名而回溯到实本身。道家认为最真实具体的东西来自于我们生命内在，而不是一种外在符号系统介入的论定，所以道家强调场域的思考。

所以道家思考问题用negative的思考，否定性思考、负面的思考，回答问题、思考问题，道家不一定是vertical，而是horizontal，是平面的，水平性的思考，他很清楚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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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的对比

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的对比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基石，按照过去人们通常的理解是道家以哲学为主，儒家以思想为主，而释家则以宗教为主。还有一种理解是儒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道家与释家都称为宗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哲学的基本概念还比较模糊，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还认识不到位。那么什么是哲学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广义而又很难表述的问题，但又是每个研究哲学的人都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正面对着曹雪芹的这部绝世经典，如果对哲学定义都含糊不清的话，那就很难从根本上去解读《红楼梦》的整个哲学体系。可以这么说，自从人类有了思维、有了意识之后，哲学也就随之产生了，但那不过是一种自发的、零星的、朦胧的哲学思维而已，而哲学成为一种体系，并通过一定的载体问世，最早的要算是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在易经里也包含了很多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理念，孔子的《论语》也是这样，但都不象《道德经》那样成为专门的哲学理论体系。不过在当时还没有人提出“哲学”这个词汇和概念，只是被世人当作一种高深莫测的思想来加以膜拜。 “哲学”这一词汇最早是出现在古希腊文里，当时的意思是“爱智慧”。根据这一概念，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哲学应该就是一门研究智慧的学问。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伯拉图，他对哲学的经典注解就是：“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只有神才配拥有它，我们人类只能是爱智慧。”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也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话：“哲学几乎就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当代人学家张荣寰在2003年5月给哲学的定义为：哲学是人理性的工具，哲学从起源就肩负着解决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有关生命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有关各门类知识总结的问题的使命。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尽管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都对什么是哲学，阐明了自己的理解和描述，但总是让人

儒释道

苏轼思想中的儒释道哲学【前言】 “儒释道”一词是为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文化视野范围观，滥觞于南梁，在元明清时期发扬，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儒教，世界三道宗教之一的佛教和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演变创立的道教三教合一，体现了中华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的初次融合。而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处于一个儒释道三源慢慢走向融合的特殊时期。再加之苏轼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促就了苏轼诗词中独特的三种思想的韵味。研究苏轼人生中的儒释道哲学，不仅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对这一家文豪的文风笔触有更深的理解，从大层面上更是对文化融合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可以从中汲取有利于中国推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新启示。【关键词】儒家佛家道家苏轼文化融合【正文】一、作为治世之具的儒家儒家作为统治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意愿。所以儒家所代表的“用世”、“建功立业”或是“治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苏轼也毫不例外。苏轼出生于儒学浓厚的文学世家，父亲苏洵文风纵横恣肆，有汉唐之风，对苏轼从小寄予厚望，亲授史书，论古今成败，所以苏轼从小就有着高远的抱负。并且仁宗时代人才辈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思想普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的以天下为己任，奋发自强的儒家用世的精神对苏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轼26岁便踏上仕途，一番豪言壮语“致君尧舜，此事何难2！”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所提出的仁政思想：“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人；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与忍人。”苏轼的政治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儒家“入世”精神。以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的前后赤壁赋来看，《前赤壁赋》中有言：“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表面上像是一首求取美人的缠绵悱恻的情曲，其实言下之意是指美人就是苏轼想要报效的朝廷，宛转地表达出自己身怀大志，却不受朝廷重用的郁结。再如《后赤壁赋》中有写入睡的苏子梦中得见化作孤鹤的道士，在“不答”、“揖予”中表露了作者虽有着入世思想却在政治上屡屡失意，结尾一句南柯一梦“开户视之，不见其处”更是将苏子的茫然和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苏轼的诗词中，带有这种思想的诗句并不少见，都深深浸透着儒家的“用世”思想。“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3虽有自慰、超脱之意，但是包含着浓浓的伤感与无奈，壮志未酬引发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他迷茫，“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4都是心中仍然有着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的表现。二、作为修身之术的道家 1《岳阳楼记》【宋】范仲淹 2《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3《念奴娇·赤壁怀古》 4

用儒释道思想解人生万象

用儒释道思想解人生万象儒释道思想的合和传承成就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昌盛不衰。通过理解运用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结合道家的太极双鱼图和释家的佛教符合”卍”，我们能够解开宇宙人生的秘密。太极双鱼图是有阴与阳，明与暗，空与色等相对的两极合和而成，并不断循环往复。根据佛教”卍”的形状结合现实世界的存在，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世界有五个相组成，四个不断变化旋转的相和一个居于中心的相，这四个可变相分别是：时间，空间，物性，能量。一个固定相是：心核。这和道家的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有些相似。对于这五个相分别给出的定义如下：时间：心核自身运转的周期，及心核围绕或被围绕其他心核运转的周期。空间：心核自身的形态，及心核与心核之间处于相对平衡位置的状态。物性：心核自身的特性，及心核与心核相互作用产生的其他特性。能量：心核得到，失去或保持自身状态的能力，及心核与心核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状态的能力。心核：是时间，空间，物性，能量的合和体，心核是宇宙存在的基本单元，即是有形的亦是无形的。（如：地球，太阳，人，树，山，海，光，电，磁场，思想，意念等等。）通过以上简单的定义，我把这五个相每个相分为两个极时间：加快，减慢空间：扩大，缩小物性：吸引，发散能量：聚合，释放心核：聚合，发散四个可变相都以固定相为基础，每个可变相都与另外三个变相相关联，其中任意一个可变相的发展会影响另外三个可变相发展，任何三个可变相可以确定第四个可变相。通过排列组合，形成两个基本心核：聚合，发散。即两个相反的佛教符号心核聚：“卍” 物性吸引------时间加快------空间缩小------能量聚合当物性，时间，空间，能量同时达到平衡时，心核就停止继续聚合心核散：“卐” 物性发散------时间减慢------空间扩大------能量释放当物性，时间，空间，能量同时达到平衡时，心核就停止继续发散对于“聚”的心核来说，当物性吸引时，时间就会变快，空间就会缩小，能量就聚合。同样的道理，当空间，时间，能量其中的任意一相发生相应改变时，其他三个相也随之改变。对于“散”的心核来说，当物性发散时，时间就会变慢，空间就会变大，能量就释放而减弱。同样的道理，当空间，时间，能量其中的任意一相发生相应改变时，其他三个相也随之改变。根据佛教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想，我们可以理解，每个心核都可以同时代表心核聚和心核散。这样的话，一共有32个心核。

试析苏轼人生分期的儒释道思想及其成因

试析苏轼人生分期的儒释道思想及其成因分享到：更新日期：2012-05-07 | 点击：5次 | 一键收藏本论文摘要：苏轼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步入仕途之时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然而在其政治受挫、遭遇“乌台诗案”后，身心疲惫的苏轼又试图在佛道中寻求心灵的宽慰。心胸宽广、生性乐观的苏轼在与佛道的结合中自身的文人心态发生了积极转变，他没有完全沉溺于佛道以寻求解脱和避世，而是将佛道思想为我所用，进而转化成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部分。儒释道的积极融合标志着苏轼人生哲学观的正式形成，而“超脱旷达、随遇而安”便成为他人生的真谛。关键词：苏轼人生儒释道反思一、苏轼早期的笃信儒学苏轼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尊尚孔孟，十岁时便由母亲教授儒书，他在启蒙学习中受书本的影响：“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东坡先生本传》）贾谊是汉文帝时“通诸家之书”的儒士，以儒治国。陆贽是唐德宗时名臣，以儒学为宗。苏轼以他们的学习榜样，建构自己的政治蓝图。所以他曾对朋友这样说道：“我非因农家，安能事耜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送宋军用游辇下》）年轻的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改变一切的力量，只有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的洪流中，才能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1］苏轼这种早期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由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这三方面共同形成的。当他在回忆当年（公元1061年）与乃弟子由双双赴科举考试时，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完全是以儒学为指导的，“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充分展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潘苍崖在评东坡所写的《范增论》时说：“子瞻祖其家学，气焰赫奕，人多慕之。要之自六经出，则源深而流长，人见其正大温粹，不知其所养者本也。”他自己在《上梅圣俞书》中也说：“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苏轼早期博览经籍群书，思想上深受六经儒学的影响。二、壮年受挫后的佛道思想与积极转变（一）苏轼与佛道渊源

儒释道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中国古典园林史结课论文题目：儒释道对中国园林的影响学院：园林与林学院班级：风景园林1102 姓名：王旭学号：20110997 2013年7月5号

儒释道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摘要：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框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对中国园林施以影响：“道”之自然为其提供形象化的基础，“佛”之自我为其提供抽象化的依据，“儒”家的中庸思想则在二者之间提供了适当的“度”，来取得平衡。中国园林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创造出了别具特色的园林美学。关键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中国古典园林、影响、发展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远，几千年的风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责任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与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学在中国存在的几千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一种艺术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一个处处蕴含深意的人文世界。人本精神——台在园林中的变迁。儒家思想注重人的作用，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一种开拓进取、雄姿英发的的文化精神。中国建筑基于对人和社会的重视，以服务人间为主旨，使建筑与人相辅相成。人的舒适度要求以及人的审美感知，文化理解与接受能力一直控制着建筑体。台在夏商周三代还具有极强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而且在最古老的园林中是最为重要的建筑。台是与神话思维紧密关联的，随着人的理想思维的发展，人和天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在原始人、夏商周人那里，人必须依附天帝来获得生存的意义，王权的观念也是必须从天帝那里获得自己的神圣性说明。从周公旦的“以德配天”到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开始，人不再是膜拜神灵的卑微小人，人们把自己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凡尘而非天国。通神之台的神学意义也开始慢慢隐退，而登台眺望的游乐功能渐渐成为了造台的唯一目的。台的功能演变是从春秋战国时开始的。春秋中叶，礼崩乐坏，诸侯们兴起了一股造台的风潮，在他们眼中台只是作为一种审美享乐之物。楚灵王建造的章华之台极为精致，到处都极尽彤镂之能事，作为供人游乐嬉戏的场所，体现了帝王与民同乐的仁政精神。到了汉代，虽然也有通天台、通天铜柱、承露盘等，但这都仅是处于一种模拟上古的心态表现。后来，在“仙人好楼居”的观念之下，横木逐层向上堆积的井干楼开始兴起，积土高台开始向木结构转变。台的建筑在园林中的主体地位开始渐渐被其他宫殿建筑和山水景观所取代。东汉以后积土高台建筑开始衰落，逐层叠堆横木的井干式楼也被斗拱式楼阁所取代。楼阁建筑取代了高台建筑，台也就但除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舞台。君权至上——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儒家思想也非常注重‘礼”。“礼”字本为宗教的仪节，后来则包括一切社会风欲，习惯与规矩．儒家讲中庸之道，注重万物的合谐，中正，均平，循环的观念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规范更深深影响中国文人的思想。中国传统建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四合院，宫殿、寺院建筑的布局，都喜欢用轴线引导和左右对称的方法求得整体的统一性。中国古典园林主要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要求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主张返朴归真，无拘无束，任其自然，其建筑无论在情趣上或构图上都表现出曲哲多变，自由活泼，与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气一种强烈的对比关系。首先，园林建筑不追求建筑本身的雄伟壮丽、规整、统一，而一开始就与诗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经过造园家的苦心经营，成为其抒发感情的一种手段。其次，园林建筑的构图法则及形式也与传统形式大相径庭。园林建筑强调的是有法而无定式，即不受任何法规戒律的

浅谈《前赤壁赋》中苏轼的儒释道互补思想

浅谈《前赤壁赋》中苏轼的儒释道互补思想福建建阳张叶华摘要：苏轼《前赤壁赋》一文情、景、理相交融，在对赤壁那优美的山水风月的描绘中蕴含了丰富的儒释道思想，他以赤壁为依托，反思人生、审视历史、参悟天地，以宏博开放的胸襟，对儒释道思想兼收并蓄、灵活运用，撷取各家精华，弃其糟粕，得以超脱、释怀。关键词：苏轼前赤壁赋儒释道思想苏轼《前赤壁赋》一文情、景、理相交融，在对赤壁那优美的山水风月的描绘中蕴含了丰富的儒释思想，这些思想几乎贯穿苏轼一生，了解此文思想内涵对解读他的其它文章亦大有裨益。这篇赋仍然采取主客对话的形式。据考证，这吹箫者是道士杨世昌，苏轼《次孔毅父韵》曾说“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吹箫者的身份说明苏轼与道家往来甚密。但吹箫客的箫声及言辞，与其说是经苏轼组织润饰的道士之语，不如说是借道士之口，抒苏轼之思。苏轼与客的问答，正是表现了苏轼思想中矛盾冲突的两个方面。而苏轼最终说服客，则说明他思想得到了解脱，乐观积极的一面战胜了消极的一面。《前赤壁赋》的思想十分丰富。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的龙晦教授在他的《从<前赤壁赋>谈苏轼的宗教思想》一文中提及：“我们仅将它分为两个大段。第一段从‘壬戊之秋’起至‘寄遗响于悲风’止，这一大段是运用的道家思想；自此以下为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倾注了佛家思想。”但我认为，苏轼的《前赤壁赋》不单是体现了佛道思想，而是儒、释、道思想的融合。苏轼学问博大、宏博开放，对儒释道思想了然于胸，将三种思想融合一体又不着痕迹，这不仅表现其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反映了他已形成与众不同的儒释道互补的思想及“君子如水，随物赋形”的行为准则。下面，我将对《前赤壁赋》一文逐段分析，兼以苏轼的其它文章印证，探索此文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舒卷自如、超逸旷达的襟怀。一

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髓

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髓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家孔子。他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还提出“中庸之道”。对于“中庸”的概念，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辛博士介绍了自己的观点，‘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去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中庸”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张博士对发源于齐鲁大地的“中庸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山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从山东走出来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此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

道家的思想道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人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医养生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关于“道”的具体阐述。所以，人的生命活动符合自然规律，才能够长寿。一个国家只有顺应自然和民意，才能国运昌隆。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贵柔”等主张，对中医养生保健有很大影响和促进。庄子在《应帝王》中认为只有凭借天地的正道，驾御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遨游于无穷者，才是无所待、无所累的至人。至人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达到了超越生死、物我两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绝对的自由。至人是庄子的理想人格，《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极端发展。顺应自然，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赤壁赋儒释道

从《前赤壁赋》看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赏析《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这时苏轼谪居黄州已近四年。作者无辜遇害，长期被贬，郁愤之情，实在难免。但他又能坦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不被颓唐厌世的消沉情绪所压倒。他在这篇赋中自言愁，而又自解其愁，便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心情。赋主要抒写作者月夜泛舟赤壁的感受，从泛舟而游写到枕舟而卧，利用主客对话的形式提出矛盾、解决矛盾，深微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隐忧，同时也表现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文中“客人”之悲由三方面的感触产生：一是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二是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三是要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赋写“客人”的生悲之因，实为下写苏子的开导之词蓄势。文中苏子的话针对“客人”的感触而发。他从宇宙的变化说到人生的哲理。认为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一刻也不会不变，人生短暂，自然可悲；但从不变的角度看，那就是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都会无穷无尽。况且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如此，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忧乐便不足为念了。最后他为“客人”指出出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显然，赋中客人和苏子的话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意识。他所谈的人生哲理，有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佛老思想中随遇而安、惟与自然相适的消极因素。因而“客人”的话却很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好友钦之时，特地写信叮嘱道：“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赋分三层意思展开，一写夜游之乐，二写乐极悲来，三写因悲生悟。情感波折，层层深入。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景则水月流光，情则哀乐相生，理则物我相适，杂以呜呜箫音，悠悠古事。体物写志，妙在不离眼前景，而议论、见识又不囿于眼前景。情因景发，景以情显，两两相触，缥缈多姿，创造出美妙的神话般的境界。又借景说理、寓理于情，使得赋充满诗情画意，而兼具哲理。作者用清新的散文笔调作赋，中间有骈词、俪句，也用了韵，更多的是散句成分。这种赋称为文赋。《前赤壁赋》除采用赋体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外，句式长短不拘，用韵错落有致，语言晓畅明朗，其间有歌词，有对话，抒情、说理自由洒脱，表现力很强。这些都是对赋体写作的一种发展。苏轼怀有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突出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然而，苏轼一生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使他陷入苦闷、迷惘、感慨和悲伤。于是，当苏轼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但是，苏轼也并非是简单地抛弃和抉择，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他对儒、释、道三家，均有吸收，有批判。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形成达观自适的独特思想。这种思想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所作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 ? 赤壁怀古》）中有集中体现。三篇赤壁文代表了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窥悉苏轼思想的一条管道。关键词：儒家道家释家儒道互补达观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我国北宋中期的文学巨匠，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其作品风格豪迈豁达，为文奔放不羁，为诗挥洒自如，为词豪放清旷、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苏轼一生所创作的无数篇章为人们世代传唱；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倾倒；他传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吸引了无数文人为之嗟叹、

浅谈儒释道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

浅谈儒释道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总是看到那么多人匆匆忙忙，追逐着这个时代的脚步，也是，在这个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在这个眼花缭乱的电子时代，发生变化的不只是人们的思想，还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所谓中国文化应该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可是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思想方面就有很大改变：不难发现，电脑手机的普遍造成了年轻人的好逸恶劳的堕落感，出现了“手机族”，“低头族”这样的新兴词语。而成年人更是奔走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盘算着这个月的工资与开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忙忙碌碌，还哪里有时间传承六艺文化、书法、棋、曲之类的。再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内容生产与文化传播渠道的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现代科技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以电视为例，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使电视频道增加。再如，在纸质媒体时代，由于印刷成本比较高，发表一篇小说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而网络平台能够为各种文学作品提供几乎无限的发表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产业特别是纸质图书出版业、报刊业市场份额将不断减少，实体书店有不少倒闭，电子书籍甚至要代替纸质书籍。我一向奉承：人，要有自己的思想。我认为建立自己对世对事的思想系统的指导性思想体系莫过于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首先儒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主要提倡人的自身修养，与身边人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在国际矛盾随时会一触即发的当代，在社会矛盾屡有发生的现代，在电子技术阻隔了亲友的距离，在在好逸恶劳的一代中，在社会关系复杂的现代，”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当被遗忘。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它讲究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因果循环。世间的一切都是平等的，人不应该是万物的主宰，你此生为人，是前世种下了善的因，所以此世对万物应慈悲为怀。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作恶的人来说是很好的教育思想，并且在环境越来越差的现在，在地球已经被人类的贪婪破化的千疮百孔的现在，在各种珍稀动植物濒临灭绝的现在，佛家的这些思想值得我们去学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道本来就是抽象的，无法言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是仍能探索到它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讲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老子认为，坏的社会风气，都是由于背离了”道“，而引起的后果。当今社会，很多官员也是因为不走群众路线，急功近利的追求政绩，所以常常折腾来折腾去，事情没办好，还捋老百姓坑了。所以”取天下常以无事，以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這样的道理也应该作为官员们常常温习的思想。

略论儒释道思想与苏轼的创作

略论儒释道思想与苏轼的创作苏轼，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学问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兼糅释、道两家。他的人生观比较复杂。有时从老庄的旷达出发，轻视功名；有时又站在儒家立场，批评老庄和佛家。在政治上他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主张以“仁政”治国并且始终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投身政治斗争，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得到各阶层民众的爱戴。这些都与他坚持儒家思想有关。在生活上，苏轼却更多地采取佛家和道家的处世态度。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上看待人生、看待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的关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作为追求心灵解脱的基础。政治上他并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生活上他则“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佛老思想使他遇事达观、超脱、开阔。无论何时，他都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人生始终采取执着的态度。他不管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始终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 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 岁时被贬往惠州，62 岁时贬至儋州，前后在贬六年。对于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

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他对社会的看法和人生的思考都体现在了他的文学作品中。苏轼前后的诗文创作以贬谪黄州为限，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早期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得苏轼积极要求上进，建功立业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数意气澎湃，豪气冲天。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政治上的打击、遭际，使其黯然思退，感伤颓废，甚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但苏轼终究未曾正式挂冠归隐。元丰三年（公元1080 年），苏轼贬官谪往黄州。谪居生活引起了苏轼思想情感上最激烈最复杂的变化。对于当时掌权派统治集团所加给自己的打击，苏轼内心十分的愤懑，十分的不平。这种愤懑与不平，有时比较隐晦，有时比较明显，有时采取自嘲、自讽、自咒，有时采取托物赋情与比方。一般来说，苏轼是一个比较乐观，比较倔强的人，但对于“乌台诗案”与谪居这样的沉重打击，像他这样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以及观点上原来就有的软弱消极的一面，就不能完全抵抗得住，所以苏轼在愤懑与不平之余，时时流露出伤感与颓废，深深为自己的命运悲哀。苏轼思想感情上这种复杂的色彩，在他初到黄州时的一系列诗作中就反映的特别鲜明。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寓居定惠院之东》）“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生死。” （《侄安节起来，夜坐》）在黄州，与苏轼来往最多的朋友是隐居山林的方仙子。苏轼经常向其请教老庄养生之术以及养气炼丹之术，并自创一方（即苏氏养生益智功），记载

儒释道对苏轼性格的影响

儒释道对苏轼的性格影响苏轼的性格很复杂，有儒家内核，又有道家精神，兼有佛家的境界。因而在政治上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其开放的一面。表现在变法上的犹豫就可以看出。 2.1 苏轼的儒家内核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苏轼最早接触的更多的是儒家典籍，因此儒家思想在其人生中占据着深层次的地位。正如他小的时候问母亲，如果自己是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是否愿意一样。还有他关心社会矛盾，体察百姓疾苦。如“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坐；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岁晚三首?馈岁》)[7]还有在黄州之时，“救治时疫，养育孤女”[10]等等善举，无一不体现他的天下为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文情怀，也就是儒家的真正精髓。他的政治生涯，本可以顺风顺水的，但是由于心中的执拗，却饱受排挤，处处受制，险些丧命，及时行将就木的人生最后几年，也是在酷热难耐的海南岛度过的，一生虽然总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虽说名满天下，粉丝无数，上至太皇太后，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吟唱着他的诗词。可是政治生涯确实艰辛。苏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改革。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给友人陈慥》）。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如果说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爱民惠民则是苏轼坎坷一生的

感悟三教思想

感悟三教思想春风一过，万紫千红！即便你是如何的懒惰和封闭，花自然会开！虽不艳丽，但也会有淡淡清香，不会迷醉他人，却让自己也嗅出一丁点的味道。 2015年3月7日，一个特殊的日子，贵州师范大学吕传汉教授到黔西四中搞讲座——学科教学重在教思考，教体验，教表达。这对于困惑于教学的我们，真的是雪中送炭。通过吕教授精彩的两小时讲演，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其它方面，使我受益匪浅，现将我的感受和讲座内容作简单记录。 1.作为77岁高龄的老头，不是停下脚步享受也许已所剩无几的天伦日子，而是依旧奔赴于还需要他的每一角落，用自己的思想去引领一线教师的前行，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化“学生”，将自己毕生心血始终思考于如何培养和促进创新型人才的成长一直前行着......而我！三十不到却已感七十出头，精神焕发只是一个词语而已，不思进取，懒散缓慢倒是诠释在生活点滴之中。 2.上好一堂课的侧重点：重视情景导入数学学习。能用问题激活课堂（在这过程中要善于把握住学生学习心理的脉搏，提供机会让学生在碰撞中自己求知求新）。重视从学生感受体验中上升到数学知识数学思想。重视教学生辩证思考（给学生出错的机会，捕捉学生的错误想法，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的错误显现出来）。

3.解决——如何创设和利用数学情景进行数学教学。怎样用问题激活课堂，如何科学提问。如何传输数学思想，方法，教会学生辩证思考，获得思维训练的体验。（围绕教学学生思考，即从知识的理解中传递比较分析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等思想方法，从解题实验实践的反思中，探索辩证的思想方法。教学生获得体验，即引导学生关注知识内涵与逻辑网络的学习，重视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研究，讨论辩论中获得勤于思考，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体验。教学生表达，即在教学中重视学生表达的训练，引导学生在解题实验实践的反思中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表述自己的思考。）——吕传汉教授三教思想：教思考教表达教体验。 4.灵活应用“三教”教学方法：弘扬启发式教学，恰当引进探究式教学理念。用“三教”理念引领“情景问题教学”，用“情景问题”教学模式践行“三教”。 5.教师的成功=经验+反思。在教学中，要善于及时反思，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材施教，不断调整教学策略，在学习和创新中逐渐形成自身的教育，教学风格。精彩的时间总容易悄然溜走，漫长而短暂的两个小时就这样结束，他让我回顾这几年的教学原来是多么的粗超，肤浅得只会教会学生模仿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巨人的思想也在这刻停留，飘扬在学校上空。而我！却不知能否卸下以往的装备拾起这他山之石前行......

论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精神

论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精神吴永洪学号40151802018 摘要：苏轼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词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基于他的雄厚的文艺功底，他的散文在当时的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同于前人的创作手法，而从他自身对文化历史的独立思考中又呈现出了儒释道精神魅力。关键词：苏轼散文儒释道比较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争议和无可替代的，是一颗光芒永恒的明珠。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序》中是这样概述苏轼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姿多彩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观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①在文学史上苏东坡的诗词独据一方，被人奉为经典。人们一提起苏东坡往往在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他的诗词，然而，另一方面，在当时散文并未得到大众广泛青睐的时候，苏东坡却经常尝试写作散文用以记录自己的心境，由此，用真心写真情的散文使得留给后世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精辟的言语，优美的意境。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能毕究。故虽大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麟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帝口）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之学而窥其涯涘矣。②” 一、苏轼散文创作的背景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峨眉人，苏轼一生传奇，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据《宋氏·苏轼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气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史》卷三三八），由于政治生涯的颠沛流离，使得丰富多彩的游历决定的他的文章内容的宽度和深度。（一）大背景——散文创作的风气北宋初期的散文应当时北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时代要求，多是以实用性的散文出现在文坛中。因为，北宋的中央集权制的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中的反应首先应景的就是诗词文章思想的高度统一。因而，在北宋初期就出现了古文运动。掌首的两大流派一时以柳开、穆修为代表的复兴儒道派，他们是借用古文运动的名义实则是为复兴儒道派提出合理的幌子；另一派则是王禹偁为代表的“道”“文”派，他们不仅重视“道”在散文中的体现，同时也对“文”给予一定的地位。随着欧阳修主持文坛，欧阳修他们开始大刀阔斧的批判改革，首先批判的就是风靡 ①1、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3-474页 ②2、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3-474页

对儒林外史中儒释道思想的浅析

对《儒林外史》中儒释道思想的浅析 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吕亚骞 2012110480 摘要:《儒林外史》，较为公认的看法是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近年来，研究者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主要集中在小说的人物形象，叙事特点，讽刺手法，题材来源等方面，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学界对《儒林外史》中的儒释道思想还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在深度广度上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儒释道文化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三大支柱，他们对我国古代小说影响尤为深远。作为古典小说名著《儒林外史》与这三种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一方面对作品进行探讨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关键词：儒林外史儒家思想佛学底蕴贵真思想引言：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多元精神复合体，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在这一复合体中分别处于特殊的地位，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发挥着各自的社会功能，相互冲突，又相互兼容，共同构建着中国人的心灵境界和精神家园。儒释道鼎立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格局。各个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总是在其宗教和哲学中体现的最为集中。所以，吴敬梓与儒释道的渊源使我们有必要从儒释道文化角度对其不朽的名著《儒林外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一、儒林外史中的儒家思想《儒林外史》是一部表面上充满讽刺，笑骂，实际上是深藏着无奈感伤的小说，作者的感时伤逝就是基于自己尊崇的儒家思想全面没

落、世风日下、古风不存的现实而发的。《儒林外史》与儒家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正统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之。”【1】士当作为“礼”的捍卫者，以礼规范自己，整个价值取向必须以礼作为准绳。这样，在出仕的问题上，所当考虑的应该是礼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进退、出处的大节都应当以道为标准。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而遗，则民不偷。”【2】儒家学说一直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士人的理想抱负。从主体思想方面来说，仁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功利实用角度来说，经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综合考虑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士子们来说，探求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和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政治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责任。在士子们身上，“求善”的道德理想是求治的政治理想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儒家的核心是要讲究仁义。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3】很有意思，作者仿佛要专门设计一个人物体现真儒的出处之道。《儒林外史》突出地写了一个“姓庄名尚志，字邵光”的贤人，他克绍儒士尚志之光。儒士能够不论贫富都以“仁”“礼”为依归，始终保持一种独立人格，发出一种不为权势所属的尊严感，推导出道尊于

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思想

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思想（摘选）关于和的思想三位讲述者分别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十八届中央委员叶小文先生；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叶小文先生：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和而不同”则是儒学所肯定、倡导和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和同之辨”古已有之，孔子加以总结，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竟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以“和而不同”为主线，儒学追求的“和”似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以“和”对“多”，集散成大。和，以多为基础；多，以和为归属。第二层面：以“和”制“合”，平衡互补。和，并非简单的相加，亦不是硬性的拼凑，更不是强行的并吞；而是和谐相济，合而不乱，协调平衡，“和实生物”。第三层面：“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孟子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礼记·乐记》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果说“和而不同”是主线，“仁爱”则是儒家贵和哲学的灵魂和源泉。泛爱万物，树立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协和万邦，树立天下一家的人类观；政通人和，树立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厚德载物，树立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文化观；诚信正直，树立义利统一的道德观；慈孝恩义，树立家道和顺的家庭观；成己成物，树立崇德广业的人生观。

任法融道长：毛泽东曾经说，有关黄老讲的这个道，是宇宙之间的普遍真理。专家评说，道是宇宙的本体根源，运动法则（规律），它的属性是“和”。道的规律性就是老子说的“自然无为”。什么叫“自然无为”？从广义上讲就是宇宙之间、天动地静、日月运行、四时成序、万物的长生收藏、枯荣交替，其中没有任何主观、意气、感情、私心等个人行为，均属自然。从狭义上讲，就是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无论大小多少，都蕴含着各自的自然情理。在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及日常生活中，必须遵从事物的自然情理，不该任意妄为，不该将个人的意气、主观、感情、私心，强加于事物之上。如此之者，处事即成，交人必和，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道的属性是“和”，如何理解？《道德经》42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宇宙之间大千世界森罗万象，芸芸众生虽然千差万别错根盘结，但都蕴含着两重性，老子用阴阳二字概括。事物的两重性（阴阳），达到“和”的境界，就是最佳状态。因为“和”是道的属性，它才有无限的生命力。故常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道即生，无道即亡，正指道与事物紧密而不可分离的关系。传印长老：儒、道、释三家，是中华传统文化主体。自伏羲氏画“八卦”，开始有儒教；自老子著《道德经》，始有道教经典，自张道陵修道青城山，开始有道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伊存来汉向博

苏东坡的文学思想

苏东坡，是位了不起的文学家。有人把他列为李太白之后第一豪放的诗人，评价是够高的了。但是，秦少游还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说：“苏氏之学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尤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答傅彬老简》）。事实上，苏东坡既称得上伟大的文学家，又称得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政治人物。以苏氏为中心，在中国哲学史上曾形成“蜀学”。侯外庐认为，“三教合一是蜀学的主要宗旨”（《中国思想通史》卷三）。这种思想，苏东坡是尤为突出和执着的。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东坡集·后集》卷十六）儒释道三家学说，都声称其宗旨是救乱世，都使人“止至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确是殊途同归。苏轼认为它们各派学说，犹如江河，虽有南东之不同，但最终都汇于大海，归结为一。他的这种观点是博览群书和随着阅历的加深而逐渐铸成的。若就学识而论，说苏轼学富五车是并不夸张的。苏轼的《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迦文”，可见他少时确是儒释道等百家之书，无不毕读。开蒙之后，他的老师是颇有名气的道士张易简。他自己说：“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东坡志林·道士张易简》）他还颇得意的。

从名师，又独被张易简所赏识，足见他的聪颖和对道士传教所接受的情况是不错的。可谓是得意弟子。大约在宋神宗以前，苏轼应举求仕期间，也是他广泛吸取诸家思想学说期间，他受传统统治阶级思想的支配，崇儒而排斥道释。很显然，封建时代的举子必须攻读儒家学说。苏轼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东坡集》卷二十九《答李端叔书》）正如他在《答刘巨济书》中说：“时以此取之，不得不尔耳。”前面所说的跟道士张易简学习，则杨朱、老庄之说必然学得可以；而专为应举而苦攻的家传儒学，自然得天独厚。苏轼早年的一些文章、奏议等，对孔孟推崇备至。他认为孔子之说“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子思论》）；盛赞孟子“有所守”。对老庄有不专一的时候，非难老庄申韩。认为韩非正是由于发挥了老庄虚无的思想，于是才有“轻天下，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申韩之罪”皆“老聃、庄周使之然”（《东坡应诏集》卷九《韩非论》）。可以认为，他在中年以前，对待各家学说还不是从各自的实质要害出发，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期间他应诏、上奏议，当然要以儒家学说为本。其它各家学说他虽早有接触，但多持批判的态度。他说老庄那种“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著而不可挹”的思想是不着边际的，“此其真能然哉！”即使有人能做到这样，对统治者亦是不利的。因此，“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