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第一单元

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第一单元《生命的律动》导学案

一、学习目标：

1、理解现代诗歌的基本特征

2、体会中国现代诗歌的生命律动

3、体会诗歌抒情主人公的人格魅力

二、学习重点难点

1、理解现代诗歌的基本特征

2、通过现代诗歌的生命律动来体会中国现代诗歌的思维方式

三、相关链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笔名沫若，四川乐山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

剧作家、思想家.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

他青少年时代接触了大量古典文学，喜欢屈原、李白、苏轼等的诗，受到浪漫主义影响。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天狗》，《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1921年6月，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 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杜运燮（1918—2002），福建古田人。生于马来西亚的霹雳州，在那里念完小学和初中后回国，在福州英

国教会创办的福州私立三一中学（现福州外国语学校）高中部就读，1937年毕业后考取浙江大学生物系，因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迁往贵州，故借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1939年又转学到西南联大（昆明）外语系就读，先后在昆明、湖南担任“美国志愿军大队”（即陈纳德的“飞虎队”）翻译一年，后又到印度比哈尔邦的“蓝伽训练中心”任少校翻译官两年多，1945年回西南联大毕业。同年，到重庆《大公报》任国际版编辑一年后，出国到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任教三年；随后在香港《大公报》任《文艺》副刊编辑兼《新晚报》电讯翻译一年，1951年10月回国在北京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工作，直至1986年退休。其间，1974年到临汾山西师范学院（现改为山西师范大学）任外语系教师及系主任四年。

杜运燮在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期间，因选读林庚教授的“新诗习作”课程，而影响了他的一生历程──放弃理科学习而改为文科学习和诗的创作。他经沈从文先生介绍，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诗作，最早发表的一首诗是《粗糙的夜》。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于1940年参加西南联大最有影响的文艺社团──冬青文艺社。该社主要成员有林元、杜运燮、刘北汜、汪曾祺、查良铮（穆旦）等，聘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为导师，出版专门刊登杂文的《冬青》壁报以及《街头诗页》等。1946年，他的《诗四十首》被巴金列入《文学丛刊》第8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部诗集。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南言集》《晚稻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杜运燮诗精选100首》《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等诗集，散文集有《热带风光》等。

关于“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以《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包括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九位诗人。因九位诗人的作品合集《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而得名，也有人以其发表诗歌作品的刊物而把他们称为“中国新诗派”。

袁可嘉在《九叶集·序》里这样说：“这九位作者忠诚于自己对时代的观察和感受，也忠诚于各自心目中的诗艺，通过坚实的努力，为新诗艺术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智性与感性的融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相互渗透，把思想、情感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来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度和密度，韧性和弹性。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

秀传统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力”，“他们认为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这个现实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绘，而更要写出时代的精神和本质来，同时又要力求个人情感和人民情感的沟通……他们的基调是正视现实生活，表现真情实感，强调艺术的独创精神与风格的新颖鲜明。”

他们的理论观念“新诗现代化”的核心主张是“新诗戏剧化”和“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在这些观念指引下，九叶诗人写出了不少关注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刻画战争灾难后的社会现象、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表达个人心灵震颤和情感的诗篇。代表性作品有《风景》（辛笛）、《逻辑病者的春天》（陈敬容）、《滇缅公路》（杜运燮）、《复活的土地》（杭约赫）、《金黄的稻束》（郑敏）、《时间与旗》（唐祈）、《骚动的城》（唐湜）、《沉钟》（袁可嘉）、《赞美》（穆旦）等。

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铮，另有笔名梁真，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他自幼聪慧，小学二年级

时，他的习作《不是这样的讲》被天津《妇女日报》选用。1929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随即开始创作诗歌，校刊《南开高中学生》经常刊登他的诗文，其中1935年发表的杂感《梦》，是他以“穆旦”为笔名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35年，穆旦考上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先后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及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那里，穆旦在诗歌表现方法方面开始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写出了许多具有独特风格的诗，多数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昆明的《文聚》杂志上，成为当时大后方最受瞩目的青年诗人之一。1940年，穆旦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赴缅甸抗日战场担任翻译工作一年多，回国后辗转于昆明、贵阳、沈阳等地工作。他的第一本诗集《探险队》于1945年由昆明文聚社出版。1947年，他在沈阳自印了《穆旦诗集（1939—1945）》，次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旗》。1948年，穆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1951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初，穆旦与夫人周与良一起回国，在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大量地翻译诗歌，至1958年他共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集十余种。1958年，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错判为“历史反革命”（1979年平反）。直到逝世前夕，穆旦仍在不懈地翻译和创作，翻译了《唐璜》《丘特切夫诗选》《欧根·奥涅金》等。

邹荻帆（1917—1995），湖北天门人。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36年发表长诗《做棺材的人》《没

有翅膀的人们》。抗战开始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湖北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大别山、桂林、香港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40年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和经济系学习。1948年初被迫去香港。解放后，一直从事文化文艺工作，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等职。邹荻帆是抗战开始后出现的“七月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属于政治抒情诗系列，但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政治抒情诗更注重诗的艺术性。他的主要诗集有《在天门》（1937年）、《木厂》（1938年）、《尘土集》（1937年）、《雪与村庄》（1941年）、《青空与林》（1943年）和讽刺诗集《噩梦备忘录》（1948年）、《跨过》（1949年）等。解放后，有《总攻击令》《走向北方》等五六本新的诗集出版。同时，他还有一些小说和译作。

蔡其矫（1918—2007），福建晋江人。1930年入培元中学，在学校壁报《激流》上首次发表文章；1935

年转到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参与“地下救国会”。1938年11月，入延安鲁迅文学院文学系，次年10月前往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之后任文学系教员，讲授“作家与作品研究”课，受普希金和雨果作品的影响开始写诗。1942年因阅读惠特曼《草叶集》而受影响，写成成名诗作《肉搏》。1948年秋被调到平山东黄泥中央社会部培训班，1949年4月随中央进入北京。1951年起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教员，1955年冬到海军东海舰队的舟山基地和厦门基地的观通站、海岸炮阵地和炮艇上考察并写作。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诗集《回声集》，同年秋至次年春跟随南海舰队从厦门到广东旅行，远至西沙群岛。1957年1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专写东海和黄海的诗集《涛声集》，不久去武汉长江规划办公室挂职政治部宣传部长，在考察汉江、长江途中写成《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等诗。1958年1月出版诗集《回声续集》。同年被错划为“右派”，于年底回福州，在省文联当专业作家。1979年出版《司空图〈诗品〉今译》，次年起陆续出版诗集《祈求》《双虹》《生活的歌》《福建集》《醉石》《倾诉》等。

四、学法指导、

（一）品读现代诗歌的方法

诵读——直觉，混沌（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么样）

初解——表层意义、字面意义

深入——知人论世、技法应用与目的

咀嚼——深层寄寓（滋味、情感、哲理、美感）

（二）结合导读分析文字，从语言（技法）、滋味、情感、哲理、美感等角度中，选择一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和交流。

要求：

⑴自主式的思考（即要求读出自己的感觉，品出自己的滋味，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⑵开放式的交流（即与同学、老师进行多向的交流探讨，）

⑶有条理的表达

五、课中探究

《天狗》、

1、问：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忱，郭沫若以饱蘸激情的如椽之笔，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中。那么，在这首诗中，“天狗”有什么样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内涵是什么？

2、思考“我”是谁？

《井》

1、这首诗里的“井”有哪些形象特点和性格？

2、如何理解“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它在世间的命运遭遇？

3、试剖析“我的生命来自黑暗的地层∕那里我才与无边的宇宙相联”的内涵？

4、“井”有什么样的深层含义（象征意义）？

⑶《春》

1、这首诗的两个诗节之间有什么关系？

2、如何理解这首诗里的青春主题？

⑷《无题》

这首诗为什么采用虚拟的情景？

⑸《川江号子》

这首诗是怎样表现“川江号子”的？

六、拓展阅读

（一）谈诗和诗的灵感（郭沫若）

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中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论诗三札──致宗白华》）

《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放好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索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

《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着华格纳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我的作诗的经过》）

《炉中煤》

-----眷念祖国的情绪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朗诵后思考：

1、“年青的女郎”的形象应是怎样的?

2、诗人为什么用“年青的女郎”来比喻自己的祖国？

3、这一比喻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二）雪

---杜运燮

随着陆陆续续的闪电警告：他们来了！

阵阵风都传播着到来的确讯：他们来了！

每一片叶每一枝条都遥指着：他们来了！

没双眼睛在渴望，没张嘴在颤动：他们来了！

越过一张又一张被撕掉的树叶标语，他们来了！

越过一个又一个监狱的铁窗，他们来了！

越过一条又一条报纸捏造消息，他们来了！

越过一堆又一堆难忘的血泪，他们来了！

为这撕人心肺的被窒息的呻吟声，他们来了！

为着惨绝人寰的最低层的挣扎声，他们来了！

为着回响在无数街道和炕头的怒吼声，他们来了！

那就是冲破冰冻严寒的春雷欢呼声：他们来了！

1948年于新加坡

朗读后，思考这首诗中“雷”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3、关于蔡其矫20世纪50年代的诗

蔡其矫20世纪50年代初的作品，大都与海（海岛、渔村、军港）有关，是“献给保卫海疆的士兵、水手和渔夫的歌”。这期间，他的艺术道路上显然有过犹豫和矛盾。作为“革命”所培育的诗人，他自然会欣然应合20世纪50年代的颂歌潮流，也加入了对新生活的合唱。不过，因为个性和对艺术理解的差异，也明白在这方面，他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施展空间，后来，便不再把精力放在缩短与“工农大众”生活的距离上，而更重视创作主体在感知、体验和思考方面的能动性。对蔡其矫来说，这意味着以人道主义立场，关注人的心灵、情感的健全、美和纯洁。而这一切又与自然风物紧密相联：大自然不仅是思想情绪的“对应物”，在他眼里，而且造就了对人的理想生活的“万千暗示”。

南海上一棵相思树，

在春天的雨雾中沉沉入梦；

它梦见一株北国的石榴花，

在五月的庭院里寂寂开放。

它梦见那里的阳光分外明亮，

是因为它把雨雾留在南海上；

但它的梦永远静默无声，

为的是怕花早谢，怕树悲伤。

──《南海上一棵相思树》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蔡其矫考虑较多的，还有如何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衔接的问题。有一些四行诗，如《福州》等，学习绝句的结构；而《中流》等作品，则运用律诗的方式。在《莺歌海月夜》里，尝试那种区分上、下片的词的方法。这种偏于形式的实验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原因在于“感到它对思想感情的束缚过甚”，他想更多“从精神上，从表现意境上去学习古典诗歌”；但精神、意境等等，却又容易成为难于捉摸的东西而流走。

1957年冬末，蔡其矫写了最受责难的《川江号子》《雾中汉水》。它们偏离“规范”之处是，在诗界几乎都沉迷于对“大跃进”的乐观歌唱时，蔡其矫于长江汉水，却听到了另一种属于“悲歌”的声音。

尽管诗中留有“光明的尾巴”（“那新时代诞生的巨鸟，/我心爱的钻探机，正在山上和江上/用深沉的歌声/回答你的呼吁”），并且在到了长江水利工地后，蔡其矫也尝试“改了洋腔唱土调”，写了模仿“大跃进民歌”的《水利建设山歌十首》，但也没有免除他受到一再批评的命运。这两首诗，连同《红豆》《南

曲》《灯塔管理员》《船家女儿》，以及他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三个诗集（《回声集》《回声续集》《涛声集》），它们的思想倾向、艺术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受到多次严厉的批评。列举的理由有：不触及重大政治事件；“脱离政治”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意识”等。蔡其矫20世纪60年代初被迫离开北京，回到故乡福建。虽然发表作品的机会渐少，但仍执著于自己的生活信念和艺术追求，继续坚持写作。“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写有大量作品，它们大都在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公开发表。

（节选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