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十年观察,读书笔记

梁治平先生的《法治十年观察》是一本考量和反思中国法治进程的书，书中所收录的文章笔者曾经零星读过，但是，汇集在一起，从整体上可以显现出十年来中国的法治进程与社会的变迁。梁治平从底层视角审视法治建设后提出：“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开始同法治有密切关联，中国的法治进程也因此而获得新的意义和持久的动力。”确实，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法律诉求的增强，法治开始从政治动员成为一种民众共识和行为自觉。社会越是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人们对法治的依赖越是强烈。

一、法治的关怀在当下

人类拥有一部漫长的法制史，但是法治的关怀却永远在当下。无论法治的历史多么复杂，法治的理想多么灿烂，最终都无法绕开现实的社会利益关系，无法脱离社会生活的各种需求。梁治平在书中并没有高谈阔论法治的理想是什么，而是透过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案例，例如“‘一块二官司’与诉讼成本”、“他们为什么不回报社会？”、“‘小产权’之大”等，来思考它们对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价值和意义。

一位法学家说过，在社会冲突交织的时代，法治即使不是一副灵丹妙药，至少也是一种止痛剂。中世纪神学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说：“法律的首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是公共生活的安排。”法治社会强调秩序，更在乎权利，对于权力滥用尤其敏感。互联网时代，在拆迁、信访、突发事件中，公民对自我权利的追求与表达越来越丰富，公民对正义的体验越来越直接甚至咄咄逼人。

譬如网民常常会借助一起非典型事件宣泄仇官、仇警情绪，使公权力部门陷入有口莫辩的境地。这种非理性的法治话语既有可能是步入法治时代的契机，也有可能成为埋葬法治的“无物之阵”。考察十年法治，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由弱者的极端表达最终转化而成为公共事件往往成为推动法治进程的标志，而领导号召、上级发动、文件推广的作用则相形见绌。网络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作用甚至超过职责所在的政法机关。这种被动式改革偶尔以媒体审判的胜利而告终，其修辞意义远远大于法治意义。孙志刚、邓玉娇、赵作海等等这些弱者的名字在众声喧哗中满足了媒体商业利益和网民的心理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治理性的深入。

法治成了一个由舆论所控制的舞台，每个人都带着面具出场，用非法律方式推动法制进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拧巴”的事情。呼唤法治更多的是一种话语行为，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心态和动机，有的人甚至对法律缺乏真切了解和真诚对待，也参与到法治话语行为中，导致整个社会的法治表达没有同质性，众声喧哗，自说自话。梁治平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法治究竟只是国家的事情，还是同时也是社会的事情？我们应当像现在这样把法制理解为只是国家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还是让非正式制度也参与其中？或者，说得更简单些，今天中国的法治究竟应当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梁治平先生没有给出答案，这留给了我们更大的思考空间。法治需要建立在共识和秩序之上，如果把法治当成一种标签或符号，各行其是，就无所谓法治了。

二、以法治的方式实现法治

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在焦灼、浮躁的语境中讨论法治显然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作为文化学词汇的“大众”与作为法律词汇的“公民”显然不是一回事。公民是启蒙的产物，是对抗专制主义的天生力量。而大众却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依附性群体，在一定意义上是滋生个人崇拜与集体暴力的土壤，他们常常是疯狂的、非理性的。

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一书中描述到：“一个群体或者一群民众就是摆脱了束缚的社会动物，道德的禁忌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人们通常都在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情感，以及所有的英雄主义、野蛮残暴、稀奇古怪和自我牺牲。”

当下大众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泛娱乐化已经影响到公民权利、社会稳定、国家利益等严肃话题，网民中的大多数是“看客”或者“哄客”。他们在商业网站和媒体的牵引下，以辱骂、调侃等形式宣泄某种莫名的情绪。当然，这种群体性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批评政府、监督公权力的角色，但是由于网络平台后面的利益交织复杂，公共精神实质上难以彰显。网络上口无遮拦的“意见领袖”往往并不是正义和良知的代表，而是出于某种利益而操纵舆论的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民意被绑架、正义成空谈。可见网络并非是法治的盛宴。

作为“乌合之众”(借用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的书名)的网民群体借助个案来宣泄对社会不满，从治理策略上，只能疏而不能堵，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将法治归于法治。法治只能用法治的方式来实现。

梁治平指出：“法律的世界是一个人为构建的世界，因此，不仅法律用语往往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的含义不同，而且法律上的对错、真伪和正义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媒体审判、全民皆法官是一种荒诞的局面。网民依据某个来历不明的帖子、某篇无法证明是客观真实的报道来口诛笔伐、兴师问罪，是有违法律精神的。柏拉图有言：“没有自制能力，正义绝不会产生。”

公正的实现需要一个合法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思考和审查过程，决不能“跟着感觉走”，更不能以“取而代之”的造反心态来消解司法的权威性。即使个别法官有腐败行为，我们还是应当相信司法过程比道听途说更可靠。大众话语对司法的评判是要有节制的。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都不会把法院当成任意攻击的靶子。因为失去司法的庇护，无异于放弃规则、粉碎秩序，后果将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化是司法现代化的一个障碍。保持法律帝国的专业品质和精英地位是通往正义之路的必要途径。中国乡土社会天然有一种排斥司法职业化的倾向，用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冲突成为一种更为高明的智慧。所以，基层司法的高手往往不是法学院培养出来的。

三、理性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

“推进法治建设”已经成为公权部门和官员的常用词汇，但是何谓“法治”，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以及老百姓的理解有很大差异。让老百姓听话是专制思维，让权力受制约才是法治的真谛。梁治平在书中也有多篇文章直接谈论法治的问题，如“什么样的法治？”、“两种法治观”、“法治和法律职业”等，他认为，法治并不是便于治理的工具，对公权力进行约束的治理才是能够保持长久稳定的治理。

“作茧自缚”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治理理性。对法治构成威胁的恰恰是那些在主席台上大谈法治的人。这一悖论是由于运用政治动员、外部强化的方式推动法治所造成的，法治只有内化于公民生活才会具有实际意义。法治在中国社会中之所以成为“两张皮”，是因为法治只是外壳，实质起作用的确是熟人、关系之类的东西。

梁治平在书中谈到，“关系”之盛行不是因为它符合事物的本性，更不是因为它有益于社会，而只是因为它是一种习性，一种风气。它的力量越大，法治的空气就越稀薄。在中国构建法治秩序，只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往返，在习惯与法律之间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要格外小心，一旦脱节，就会面临无法避免的尴尬和困境。

建设法治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重要部署。回首过去十年，中国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步伐一步一个台阶，法治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2011年，中国宣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立法机关民主立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建设公平正义司法体制、全体公民学法守法用法等方面取得的明显进步，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为未来坚定不移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平台，是坚定不移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新起点。

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后，中国的立法工作开始从重点解决立法空白问题，向全面实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转变，从主要靠移植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向更多地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转变。近年来，推动立法公开、实行开门立法，已经成为立法工作的常态和立法活动的必经程序，各级立法机关普遍重视在立法过程中对公众意见建议的征集、吸纳，这无疑会对提升立法的民主性、可行性，对切实提升立法质量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行政与司法改革渐入佳境

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我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不断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着力建设透明政府、服务型政府。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2010年，又发布《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就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出了具体要求。10年间，国家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批又一批的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或下放，各地依托政务服务中心，推进行政审批权的集中管理与科学配置；借助电子政务平台，推行网上审批，提升了政务服务水平。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中国首次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确认了政府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和公众通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5年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获取信息和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的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作用，权力运行公开、预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正在逐步深入政府管理的核心领域，提升透明度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机关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司法体制方面，改革也获得了逐步深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司法保障的高度，提出要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截至2012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所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推动法院体制改革，注重提高案件审判质量，提升司法专业化水平，破解司法判决执行难，推动司法公开工作，落实司法为民的指导方针。

三、人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不断完善

过去十年中，中国的人权有了更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2004年《宪法》修正案实现了人权入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国家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原则，由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理念，为保护人权提供了强有力的宪法保障。10年间，中国两度出台人权行动计划，推动人权保障机制的落实；立法工作更加注重规范公权力，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其间，我国出台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以及制定与完善涉及民生的各项法律制度。这些举措既强调了对公权力行使的规范，也充分注意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

民生领域的法治保障不断完善。中国进一步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劳动争议仲裁法》等重要的劳动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相继实施，为进一步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完善了职业病防治的保障机制和配套措施。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险法》系统地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为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

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国家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对弱势群体的保障逐步加强。在住房保障领域，国家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着力解决广大公众的住房难问题。

未来，建设美丽中国，描绘践行科学发展、管理高效有力、权力廉洁为公、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蓝图，离不开法治的保障。为此，国家必将进一步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制度，提升全社会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不断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继续推动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切实发挥司法作为解决纠纷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

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迎来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1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和总结的历史跨度。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保障人权……10年，我们见证了法治的进步和成就，见证了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成就值得珍惜，教训必须汲取，经验需要总结。实践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决定当代法治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抬头向前，我们坚定而清醒，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务将十分繁重而艰巨。

法治对中国的改变、对生活的改变，给了我们信心，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期许的法治明天。10年前的今天，“依法治国”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弹指一挥间，法治走过10年。

一、抉择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法治，没有法治的进步。风云变幻，潮起潮伏。21世纪，世界瞩目和平崛起的中国。13亿人口大国，底子薄、基础差。连续20多年经济高位增长和社会持续稳定，靠什么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不容遗漏的答案——法治。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成为其中最光辉的词句之一；2002年12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07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铿锵有力：“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执政党选择了法治，人民选择了法治。回首来路，从人治到法治，中国走了几千年。几千年的封建中国，有君权无民权，有人治无法治，有臣民无公民，特权横行，权利不张，人民饱受奴役。古人把治国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却逃不过“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共和国的建立，让中国人民的法治梦看到了曙光。然而，法治之路，并不平坦。新中国成立早期，法制初创，却不幸经历“文革”，有了“人治导致灾难”的切肤之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方针；而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法制”变成了“法治”。从“制”到“治”，中国走了20年。许多人问，两者有何区别？

数十载为法治鼓与呼，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法治，16字方针难以完全概括。例如，不仅要求有法可依，而且法律应当良好，符合时代精神；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主要“治官”而非“治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出发点和落脚点等等。

一个国家法治的路线和状态，执政党起决定性作用。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法治，没有法治的进步。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孙国华所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依法治国服务于社会主义，走上了保障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金光大道；社会主义实行依法治国，就找到了人类文明积累的最佳治国方略。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阔步迈入法治时代。

法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二、人权

人权入宪，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定权利。法律保护所有公民，更要保护弱者！让人人都能照到法律的阳光

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短短九个字，人权一大步。宪法，成为人权的最高“保护伞”。曾几何时，对人权，我们闭口不谈、讳莫如深，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禁区早已打破：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政策昭告天下；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中，“尊重和保障人权”闪耀其间……

人权入宪，标志着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定权利。呵护人权，法治快马加鞭。让我们看看这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初审，各界大呼“保护公民权利”，限制过于强大的警察权。此后，“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成为新增原则；并增设“执法监督”一章。参与立法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们说，如此大的修改，在以往审议法律草案时并不多见。

立法多了人权理念，法律多了人文关怀：《劳动合同法》加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物权法》细致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农业法》专设“农民权益保护”一章；孙志刚事件，催生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让我们听听来自司法的声音——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这是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又一标志性事件。继去年死刑案件数量成为近10年来的最低点之后，2007年上半年同比继续明显降低。法官们说，生命权，堪称最重要的人权。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超期羁押，曾是司法“老大难”，久治不绝、反复发作。在2003年开始的这场规模最大的清理超期羁押“风暴”后，更完善的长效机制启用。2003年，全国刑事案件超期羁押24921人次；今年截至目前，锐减至43人次……

让我们说说法律的温度——“农民工维权中心”、“少年法庭”、“残疾人权益保护中心”，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国家赔偿……法律保护所有公民，更要保护弱者！让人人都能照到法律的阳光。

让我们回眸这些普通人——状告公务员录用存在歧视的乙肝病原携带者张先著；为家乡征地批复状告省政府的浙江农民张召良；因拒开发票状告“铁老大”的法律硕士郝劲松；质疑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不一致而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河北老太太王淑荣；15年与高速公路不合理收费不懈斗争的北京市人大代表李淑媛……

在法律的平台上，为保护普通人的权利，他们执著先行。

三、治权

权力越大，行权者越没有自由。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重在治权、重在治官，为权力划边界，为权力定规则，为权力套上“紧箍咒权力信”。马由缰，权利就摆脱不了被践踏的命运。

2004年早春，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引起世人瞩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向世界宣告：10年建设法治政府。此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法治政府”并不熟悉。国务院法制办对此的说明相当朴素——法治政府，不仅要求人们守法，更要求自己带头守法。

法治，重在治权、重在治官，为权力划边界，为权力定规则，为权力套上“紧箍咒”。一句话，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没有界限，权力就会无休止扩张。比如审批。“公章旅行”曾是一个“万能剧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不同人物和部门中上演。有人抱怨，自己一个建设项目盖了上百个公章。

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带来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撤销了重重“关卡”。仅仅几年，国务院部门、31个省份取消和调整了半数以上的审批项目。从“权本位”到“责本位”，行政执法责任制给权力量身划界。全国30个省级人民政府厘清“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布；23个省份及国务院执法任务较重的10多个部门，开展执法考评，从细节限权……

有人感叹：执法变得“规矩”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06年元旦正式运行，权力的执行者随时向主人报告言行；到2006年底，国务院74个部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今年1月，国务院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信息公开，拓展为从依据到程序再到结果的全过程公开……权力，正从“暗箱操作”转为“透明运行”。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今天，中国对于权力的监督日臻严密：党内、人大、政协、司法、舆论等监督，让权力监督不留死角；“审计风暴”连刮5年，更加重视纠正问题。今年，有关单位和地方共纠正问题金额358.7亿元，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249项；“二十年磨一剑”的监督法，将人大对权力的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

治权，也要靠民主。目前，全国超过70%的市县政府建立了政府决策公开听取公众意见制度。决定利益调整前，听利益相关者说话，让公众知情、让公众参与。

10年前，“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当年一位公务人员对权力的认识，似乎代表了相当数量的执法者。如今，“合不合法”，成了更多官员的口头禅；“官不好当”，成了更多官员的共同感受。

四、良法

法律乃公正之准绳。人民的声音成为最高的法律。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内在要求，必须贯穿于立法活动的整个过程。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过统计，近些年，每次常委会基本上都要审议3—5部法律，这样的密度前所未有。

法治对中国的改变，正是通过这一部部法律。九届全国人大期间，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113件；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截至今年8月底，这个数据为93件。

梳理这些立法项目，我们不难发现，民生开始成为立法者的偏爱。除了公司法、证券法等经济领域的立法外，劳动合同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就业促进法等社会领域的立法，得到更多关注。

专家评价：立法离生活本身越来越近。时代在进步，法律也要紧扣其步伐。黑格尔曾这样说：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

法治，是良法之治。近年来，“立法驶上快车道”之类的表述，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甚至出现了劳动合同法的“四审“、物权法的“八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这样说：“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内在要求，必须贯穿于立法活动的整个过程。”不再追求立法的快，不再追求立法的量，优质成为立法最核心的标准。

有人作过分析，从法律草案提交审议到通过，绝大多数法律草案1/3以上条款经审议后，被修改或调整；少数法律草案一半以上条款被修改或调整。这说明什么？立法机关不单是“举举手”，更是“火眼金睛”。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人大主动委托专家、律师参与法规草案的起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感叹，“这在以前是不敢想像的事。以前的法律在公布前都是机密文件，不能对外，根本不可能让专家提前介入。”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40天时间，物权法草案收到各界意见上万条；一个月时间，劳动合同法草案多达近20万条。立法大门，越开越大。

对法律草案中专业性强、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通过立法论证会、听证会等深入讨论，集中民智。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举行听证会——个税法修改听证会。来自重庆的一名企业一线工人吴志才，至今记得自己当年在最高权力机关说过的话：“虽然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我要尽量享受自己应有的权利……”

是的，人民的声音成为最高的法律。

五、彼岸

和人治相比，法治的意志更坚强，处置更公平，监护更有力。和谐社会，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更权威的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我们走了20年。从书上的口号，到治国的工具，再到信念的约束，要真正渡到法治的彼岸，中国又将走多久？

君不见，法治与法制不分的仍大有人在，甚至一些专业人士也不例外；

君不见，“拍脑袋”决策大有人在，甚至变听证等法治手段为“掩护伞”；

君不见，依靠行政命令管理大有人在，甚至有意无意违法行政、以权压法；

君不见，“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从领导批示到领导讲话，再到红头文件、法律法规，效力反而层层递减……

法律的生命，在于不折不扣的实施；法治的效力，源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在路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使命，让法治肩上的担子更重。

2005年2月，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个个与法治紧密相联；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位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首。

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要靠法治。和谐社会，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更权威的法治。选择法治，因为和人治相比，法治的意志更坚强，处置更公平，监护更有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依法治国”大旗。法治的信念潜移默化，法治的力量深入人心。

回首10年，见证法治，记忆中不尽是甜美的片断，但法治对中国的改变、对生活的改变，是不可改变的。这改变，给了我们信心，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期许的法治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