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_史记_汉书_比较研究综述
2009年3月 第25卷第1期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Mar.2009
Vol.25 No.1近3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①
曾小霞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摘 要:1979年以来,《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远的进步。从研究总貌上看,此30年大致又可分为20世纪后20年的研究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可看出其演化之迹。在如此可喜的研究形势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尤其是《史记》《汉书》文学性比较研究专著的出现。
关键词:《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文学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8X(2009)01-0034-05
1979年到2008年,学术自由度逐渐增强,《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也更趋多元化,从古代简单的“史汉优劣论”,发展到对《史记》、
《汉书》两书的文字、风格、思想、史法以及文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日益成为显学。从总体研究面貌上看,这30年研究可以以世纪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后20年以及新世纪以来两个时期,本文拟对这两个阶段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状况及其特征进行论析。
一、20世纪后2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
1979年以前初步具有现代意义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只有1930年郑鹤声的《史汉研究》,此书着重对前人的《史记》《汉书》研究评论进行汇总,对两书叙事特色也略有论及,具有承前启后的功用,可惜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后继者乏人。1979年以后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试图从研究专著、期刊论文两方面着手,以期比较全面的把握20世纪后2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总貌。
(一)风格不一的研究专著
1979年以来,随着学术风气的自由开放,研究者视野逐渐开阔,论述渐见系统,《史记》《汉书》研究进一步深入,专门论及《史记》《汉书》比较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施丁1980年定稿的《马班异同三论》长达十二万言,可视同一部专著。该文从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历史文学三方面对《史记》《汉书》两书作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细致比较,既汇集前人评论,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分析相当细致。第三部分专论“马班历史文学之异同”,认为“司马迁是用画家的彩笔写历史……史篇是活生生的历史;班固是用工细的墨笔写历史,因而在班固笔下,历史的帐单较为清楚,然少彩色,有格式化的倾向。”[1]362对《史记》《汉书》的文学特色论述颇到位,然将《汉书》评之为“历史的帐单”,不无偏激之嫌。该文论述全面,尤为可贵的是,与之前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相比,它并不以人民性、阶级性判断两书高下,而是对两书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此文堪称《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史上的力著。1984年徐朔方的《史汉论稿》亦是一部论班马异同的专书,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将《史记》《汉书》研究论文汇集在一起,多为考证文章,下编对两书中重要传记的文字、段落异同作具体比较。其中上编《论<汉书>》一文较明确地对两书作了比较,并举例说明《汉书》对《史记》承袭和删改部分的优劣,认为“作为文学,《汉书》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
①收稿日期:2009-01-12
作者简介:曾小霞(1981-),女,湖北衡阳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汉书》对《史记》有所发展”,[2]36对两书史学性和文学性的评价相当到位。该书总体而言,多为微观比较,较少宏观大论。韩国学者朴宰雨1994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也不失为一佳作。此书主要从两书编著体例上比较,书中研究多有新颖别致之处,如表格的大量利用,体现出研究的严谨。作者以《史记》《汉书》文本为基础,不厌其烦地对两书异同进行比较,在有关《史记》和《汉书》的大量专著与论文中,如此系统地罗列两书异同的仅此一书,这部专著对查询《汉书》袭用《史记》情况颇有参考价值。
三书论述或宏观或微观,然都不是专门从文学性上对两书进行比较,因此,立足文本、从文学角度考察两书异同便非常有必要。
(二)视角多样的期刊论文
与专著相比,单篇论文论述更为灵动,视角也更为多元,其中不乏短小精悍、启人耳目之作。就研究视角而言,有关《史记》《汉书》比较的单篇论文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从语言文字学角度比较。1982年《上海海运学院学报》第4期杨松浦的《<史><汉>语言风格的比较》,认为文字和语句可孜孜以求,而文气与文势须终身修养方能得之。在对两书共同篇章的分析上,认为《汉书》沿袭《史记》,但并非照抄照搬,也有独具机杼之处。1988年第一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黄荣发《<史记><汉书>俗语歌谣的引用及比较》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文章分析了两书在引用歌谣谚语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资料丰富,论述清晰。
2、就《史记》《汉书》相同篇章或专题比较。1987年第二期《内蒙古师大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阎崇东《就<史记>与<汉书>同一段历史记载之分析比较》,认为“《汉书》除了新增加的那些大臣的谏议、奏疏以外,其他基本上都不如《史记》”,扬马抑班态度可见。1992年《晋阳学刊》第5期傅正谷的《论<史记> <汉书>写梦》可谓别具只眼,通过分析,认为《汉书》一方面承袭《史记》中的记载,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新的记载,其广泛性超越了《史记》。该文着眼梦文学,论述详细。1995年《川东学刊》(社科版)第1期韩云波亦有《<史记><汉书>游侠考述》,文章从游侠发展史的角度论述,指出司马迁游侠观的两种片面性,并根据《汉书》总结了西汉游侠的六个特征。此文主要从两书对中国游侠史的贡献着眼,认为“自《史记》之后,侠的道德评价体系基本确定;自《汉书》始,侠的基本行为模式大致形成”。
3、两书比较史研究。1985年《史学史研究》第4期许凌云《刘知几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刘知几的《史记》《汉书》研究作了分析,认为刘氏评论正误相参,对纪传体的认识基本不正确,但是他的正确与失误,可给今人提供参考。1994年《渭南师专学报》(社科版)张大可《略论马班异同的内容与发展历史》一文将马班异同的内容分为有形和无形两方面,认为有形异同是指《史记》《汉书》两书的文字异同和体例异同,无形异同指马班二人的思想意趣和文章风格情采,并对《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史作了简述,语言简洁明了,分析相当到位,不愧为大家手笔。2000年《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第1期徐家骥《试论赵翼对<史记>、<汉书>的研究》,论述了赵翼对《史记》《汉书》两书的研究以及对《史记》《汉书》的比较研究,认为赵翼在熟练掌握二史文字、忠实的基础上详加比勘,此方法值得后人学习。
4、从两书看社会风气或文化现象。1988年《求索》第5期宋超《从<史><汉>货殖传看两汉义利观的演变》,从两书作者不同的义利观考察两汉社会由重利轻义到重义轻利的演变轨迹,本文从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着手,论述两汉风尚变迁,颇有深度。1998年《昆明师专学报》(哲社版)第4期向敏功《从<史记><汉书>的匈奴传看汉匈民族关系》,将自古以来的汉匈关系梳理了一遍。
5、综合比较。1979年《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苏渊雷《马班史汉异同论》一文在倾向上推崇两书共有的人民性、爱国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作为早期的《史记》《汉书》异同比较,其艺术分析颇有可取之处。1990年《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刘一龙《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肯定《汉书》在史法和语言文字的某些方面超越了《史记》,认为《汉书》有叙事从实详明、语言准确简练等优点。论述层次清晰,对两书语言艺术的分析比较准确。
除以上几方面外,亦有从文献学角度作比较研究的。1985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赵克《<史> <汉>两<货殖传>对勘》,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两书作校勘,通过校勘比较异同,班固删除了司马迁的议论,
增补了部分史料,在移易、剪裁上肯定班固,并不以此论两书优劣,但在思想上,肯定司马迁的崇货殖而羞贫贱。其实微观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献学,都需要对两书文字异同进行对比,类似论文还有不少,兹不赘述。
(三)小结
总体而言,20世纪后20年研究论著大幅增多,在文献整理、研究史述评、两书综合比较等方面成果颇丰,研究方法上也突破了近代以前学者注重感性评点、论述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缺陷,表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1、观点重复。有关司马迁、班固的生平、思想、史学观点等阐述过多,造成不必要的重复论述。
2、引用材料单调。大多数论著只注重重点作品的分析,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货
《苏武传》等,对两书中项羽、刘邦的比较分析尤为见重,甚至举例必举鸿门宴,对此外《信陵君列传》、
殖传》、
的绝大多数篇章较少论及。
3、文学性研究视野狭窄。大致不外乎互见法、讽刺艺术、人物形象、语言艺术等几个方面,不惟专著中论述,单篇论文亦多涉及,创见较少。
因此,笔者认为,在总体上对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一边倒的学术氛围中,立足文本,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加强《汉书》的文学性研究以及《史记》《汉书》的文学性比较研究便显得很有必要,这方面有待新世纪学者进一步深入。
二、21世纪以来《史记》《汉书》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的《史记》《汉书》比较呈现出新的特色,首先研究者身份由中老年学者转为中青年学者,不少研究生选择《史记》《汉书》比较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其次对两书的文学性比较研究有所加强;再次不同专业研究者的介入大大拓宽了《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视野。依论文类型可将有关《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论文区分为硕博士毕业论文和期刊单篇论文:
(一)日益繁荣的相关硕博士毕业论文
新世纪以来,有关《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硕博士毕业论文共有八篇,到现在为止(2008年),平均一年一篇,其中优秀硕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两篇,以下按年代顺序对它们依次介绍:
2003年湘潭大学历史学硕士生李庆华的毕业论文《从<史记>、<汉书>看汉代妇女地位及其成因》,以两书所写女性为研究对象,分三个部分阐述汉代妇女地位,对西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作了比较准确的解读。2003年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生王海平的毕业论文为《<史记><汉书>异文研究》,对《史《汉书》异文中所有的字、词、句作了比较,考察了两书异文产生的主要原因,研究异文在古籍校勘、词义记》、
训诂、词汇研究、语法研究、修辞研究及句读等语文学科诸方面的运用。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生丁致中的毕业论文《<史记><汉书>校读札记》,对两书异文作详细考证,断定二者是非,并对中华书局版的标点错误作了纠正,其学术勇气相当可嘉。以上两文虽然均系异文研究,由于作者专业不同,两人着眼点也不同。2005年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方向毕业的沙志利,其博士论文为《<史><汉>比较研究》,该论文采取文献学方法,在详细比勘的基础上,对《史记》《汉书》两书在体例、史料、文字、叙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从史学角度对导致两书异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2006年湖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生邹军诚的毕业论文为《<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此文在界定《史记》《汉书》论赞序的文体特征、源流和体例的基础上,对两书思想和艺术成就作了比较,该文论述详备,资料丰富,颇有可取之处。2006年西南大学电影学专业硕士生黎光容的毕业论文《从<史记><汉书>到汉武大帝》,副标题为“对电视历史连续剧《汉武大帝》的创作研究”,此文并非专门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它展示的是粗略的历史记载是如何演化成注重细节的电视剧的,将《史记》《汉书》中凡有关剧情的文字都析离出来,史载的简洁与粗略清晰可见,摘出来的文字因为孤立而有了比较和阐述的可能。2007年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生
“酷”列传比较》,认为三人都对循吏持肯定态度,孙希勇的毕业论文《司马迁、班固和范晔思想管窥———“循”、
对酷吏持否定态度,三人笔下的酷吏、循吏都体现出各自时代特色。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潘定武的毕业论文《<汉书>文学研究》,2008年略作修改,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汉书>文学论稿》。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目前为止第一部对《汉书》作文学研究的专著。诚如作者在“序论”中所说:“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前代历史散文特别是《史记》对《汉书》的影响力,……《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与个性特色的创新。”[3]2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书》文学特征的专著,其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可知,每一篇硕博士毕业论文都有不同的视角,八位研究者来自专业有历史学、汉语言文字学、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电影学、中国史学史,其中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各两位。他们并不人云亦云,而是力图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传统的学术研究添砖加瓦,这是学术界的新生力量,我们有理由信赖这一群人。
(二)“金”“沙”并存的期刊单篇论文
新世纪以来有关《史记》《汉书》比较的单篇论文也大量出现,主要研究角度有:
1、从民族学角度比较。2003年《西域研究》第4期刘春华的《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认为两者共同点是都以儒家关于民族的认识为理论基础,都持民族一统观,都注重“夷夏之辨”,并对二者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作了分析,肯定了班固的民族政策主张,认为更加实用。
2、从文献学角度比较。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徐日辉论文《<史记>、<汉书>书、志序列比较研究》,从体例方面对两书作比较,比较了《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的序列,论文引用资料甚多,涉及面较广,论述时多涉及政治经济学知识,并运用了图表等格式。从文献研究、古籍整理方面着手的还有董树利的《<史记><汉书>正误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方铁的《<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徐晓青的《<史记>、<汉书>正误六则》(《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赵满海的《李广两任上郡太守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总第63期)。
3、从语言学角度比较。《史记》《汉书》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研究的,有胡继明的《史记汉书疑问代词“孰”与“谁”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1期),通过比较,认为二者从先秦到东汉的发展演变十分复杂,东汉时期“谁”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孰”日渐衰落。
4、对两人思想和写作态度的研究。2003年《史学月刊》第6期张光全的《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论述了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游侠观,并对导致两人游侠思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除了个人遭际外,两汉统治阶级对待游侠态度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从崇侠到抑侠的转变才是根本原因。2006年《安徽文学》第8期朱萍的《司马迁、班固与游侠》也对两人游侠观作了探讨。司马迁和班固,一褒游侠,一贬游侠,将司马迁对游侠的颂扬归结为其自身善恶观念、平等意识、人生遭际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该文主要论司马迁的游侠观,比张光全论述更详细。
5、对两书的文学性比较。2007年《中国典籍与文化》总第62期美国学者柯马丁写作、中国学者林日波翻译的《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该文将西方诗歌理论和中国传统诗论相结合,对史籍中的诗歌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肯定史家在历史人物绝望和毁灭的高潮时刻安排主人公的悲歌。
6、其他。2001年《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南生桥的《走向边缘与矛盾反弹》,副标题为《<史记><汉书>的梦幻话语》,在叙梦方面,认为班固的梦观念远比司马迁高明。2005年《泰山学院学报》第4期沙志利的《唐以前的<史><汉>比较研究综述》应该是国内第一篇对《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作综述的论文,作者对唐以前琐碎的《史记》《汉书》评论作了归纳汇总,对后学者了解唐前的《史记》《汉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小结
新世纪以来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不惟数量较多,角度也更加多样,其中,对两书的文学性比较研究有所加强。总体而言,有关思想、文学等的宏观研究是主流,从文献、文字学等微观角度着手的论文比较少。
研究面貌“金”“沙”并存,既有精彩之作,亦有平庸之论,重复研究依然存在。
三、总结
新世纪以来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基本上摈弃了简单的《史记》《汉书》优劣论,研究者在对《史记》《汉书》进行比较时,用词相当谨慎,不再轻易褒贬,而是能比较客观地从各自遭际和所处时代等大背景上找原因,指出各自优势。与20世纪后20年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相比,这一时期除出现了较多的硕博士毕业论文、拓宽了研究视野外,在具体研究上也有新的特色:首先,引用材料拓宽,不再局限于名篇,而是将相关题材事无巨细地搜集出来,如柯马丁的《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将两书中的诗歌及其相关的历史情景一一作了勾勒;其次,文学性比较研究加强,有关文学性比较的论文增多,有些精彩篇章不再局限于过去反复论及的“互见法”等写作手法,而是立足文本,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再次,上世纪《史记》研究一边倒的状况略有改变,对《汉书》的文学研究加强,出现了《<汉书>文学论稿》这样的专著。总而言之,新世纪以来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形势是相当可喜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史记》《汉书》文学比较专著,重复研究还依然存在,但在众多学者的参与下,《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定然会出现新的面貌,让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2] 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3] 潘定武.汉书文学论稿[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李兆平]
The Summarization of Thirty years’s Studies of Records of t he Historian and Hans hu
ZEN G Xiao2xia
(School of Humanity S oochow University,Suzhou215123,China)
Abstract:Since1979,comparative study 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nd Hanshu has acquired quite a great progress.On the whole,the thirty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latter20years of20th century and21st century.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of the two phases,and we still can follow the evolvement.In this situation,we ex2 pec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onographs about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nd Hanshu,especially literature study books.
K ey w ords:comparative study 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nd Hanshu;literature study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 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
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 冠德于百王。”④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因此，司马迁与 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⑤ 二、体例内容 《史记》、《汉书》同为彪炳千秋的历史巨著，体例上都是纪传体。《史记》首创纪传体，内容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体配合，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书》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内容上有纪、表、志传。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
《史记与汉书》比较
《史记》与《汉书》比较 汉语言专升本071 曹燕萍 07011102 一、音关系 1a.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1b.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此例“为”与“伪”字音相近（匣疑旁纽、同属歌韵），“为”假借为“伪”。 2a.汉使马邑下人聂翁一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史记?匈奴列传》） 2b.汉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书?匈奴传》） “详”与“阳”字音相同（喻母阳韵），“阳”假借为“详”。 3a.相如不得已往，一坐尽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b.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汉书?司马相如传》） 此例中“疆”与“强”为异体字。 4a.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史记?佞幸列传》）4b.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汉书?佞幸传》）《史记?佞幸列传》中有宦官名为赵同，而《汉书》中所记此人名为赵谈。记同一人之名而用字不同是因为司马迁之父字“谈”，于是用一同音字“同”字来代替“谈”字。 二、义关系 （一）义同 5a.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史记?匈奴列传》）5b.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汉书?匈奴传》）此处“先”与“生”为同义异对应。 6a.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謁者。（《史记?汲郑列传》）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 导读：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
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
《史记》、《汉书》异同之我见 相同点： 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同点：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 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因此，《汉书》虽
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 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比班固更丰富多彩，《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汉书》更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汉书》也有它的独到之处：第一，班固写人叙事不以夸张场面见长，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地渲染气氛、描写情节，而是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以简炼准确的笔调勾画人物，使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理神情也生动地闪现在读者眼前，如《苏武传》写苏武就是如此。第二，《汉书》的语言不像《史记》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它简洁规范，韵味悠远，自有一种妙处。《史记》取材广泛，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含真情，笔势雄健，显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汉书》则多取材于《史记》，汉武帝以前的史实记载大都沿用《史记》的原文，往往倾向于已有文献的复述和保存，具有“文人习气”，在写法上也是平实稳健，组织严谨，语言富丽典雅又很凝练，在描写的生动性方面比之《史记》相差甚远，在文学性上也逊色不少。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
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 一、体例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略加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史记》、《汉书》都长于刻画人物，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取得了一定成就。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史记》五种体例。 第一、"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三、思想比较 《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 （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史通.采撰》） 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 （三）、叙事笔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2018年《史记》《汉书》项羽传比较研究-文档资料
《史记》《汉书》项羽传比较研究晋代以来便有学者对《史记》《汉书》内容和写作手法进行比较批评和研究，因两书著述宗旨和行文风格之差异，历史上曾出现尊史抑汉和尊汉抑史两种观点，但多由全书或纪传各类下手，立论概括，少有以单篇对校者。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综合近代以前各家《史记》注说，结合《史记》、《汉书》传文考证谬误，为现代人研究《史记》及史汉比较研究必备书。徐复观《〈史〉〈汉〉比较之一例》对史汉纪传书志及文字作细致比较，其中亦涉及两书项羽传文字的对比，然多概言之。朴宰雨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论述史汉比较之历史与现状，对史汉纪传体例、传文对比及写作方法、文势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传文对比方面不及徐文细致，但在比较方法上提出独到见解。近有刘德汉《史记汉书李广传之比较研究》与阿其图《汉书•匈奴传与史记•匈奴列传对校刍议》，以文本对校方法细读传文，考辨优劣，然尚未有以《史》《汉》项羽传详细比较者。除行文风格等不同之外，两传传文尚有谬误，本文在比较时亦一并指出。 一、传文要旨 《史记•项羽本纪》将项羽以秦汉之际实际统治者的身份列入本纪类，且列于《高祖本纪》之前，为《史记》卷七本纪第七。全文以项羽称霸天下过程中的三个重要事件为分
水岭，记述其由弱而强，极盛而衰的一生，即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鸿门宴一段，《史记》描写生动，记叙犹详。司马迁以项羽勇武善战、三年霸有天下却因目光短浅而致身败名裂，于行文中多致惋惜之意，感情充沛洋溢。《史记》传文在记史的同时多用散笔，穿插故事，错综印衬，文学性较强，具有历史散文的特点。《汉书》以陈胜项羽二人秦末之际曾先后号令天下故，将二人合传，名为《汉书•陈胜项籍传》，为《汉书》卷三一列传第一。班固从尊汉思想出发，仅以残暴戾狠、逆时代而行之贼人记项羽，且以其名“籍”为题。《汉书》传文注重史实，行文严谨，按历史顺序安排文章，不露情感，较《史记•项羽本纪》条理更为清晰。 二、传文比较 《汉书》项籍传袭用《史记•项羽本纪》。《史记》为项羽专著一本纪，而《汉书》将陈胜与项羽合传，传赞部分亦将《史记》陈涉世家赞与项羽本纪赞合并。《汉书》项籍传大幅删减《史记•项羽本纪》中字句，以互见法移置段落至《汉书》他传中，并调整后半部分传文顺序，使《汉书》项籍传字数缩减为《史记•项羽本纪》的三分之二左右，并占《汉书•陈胜项籍传》字数的三分之二。关于《汉书》传文中的删补移置，兹分述例证如下： （一）、大段变动方面，《史记》第1-9、11-15、20、25、
《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高后纪》的比较
从《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高后纪》看吕后的历史地位 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2班张维201104040249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巨著，《史记》和《汉书》以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流传于后世。“本纪”是两书共同的部分之一，主要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多以帝王的事迹居多，而吕后作为一介女子，司马迁和班固都把其列入本纪之中，足以见她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整体上来说，司马迁《史记》注重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吕太后本纪》的描写中，以吕后为中心，叙述了她在位时期的史实。而班固著史则注重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以时间为线索，叙述吕后的事迹。相比《吕太后本纪》而言，《高后纪》稍显简略，文笔不如《吕太后本纪》优美，读起来有点枯燥乏味。就本文而言，《高后纪》叙述的史实基本和《吕太后本纪》相同，没有新的史料加入。班固在评价吕后的观点与司马迁也基本相同。吕后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她的功绩是巨大的： 第一，吕后执掌朝政十五年，临朝称制八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实际 上的女皇，结合《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以及《汉书·外戚传》我们可以发现吕后本人性格具有两面性，但总体上功绩更大，司马迁和班固都赞誉她在位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可见吕后在位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第二，吕后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女子。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在高 祖刘邦尚为一亭长之时，她与刘邦“攻苦食啖”，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生活，是一个贤惠妻子的形象。在汉朝建立不久,有个别将领心怀异志,蠢蠢欲动。吕后对刘邦除了关怀备至外,更能帮他出谋划策,巩固天下。刘邦在平定黥布叛乱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诛韩信,灭彭越,则皆吕后一手所为。诚如司马迁所言:“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然而，人非完人，吕后也犯下了许多的错误，她所犯下的那些错误，导致 她在长期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乖戾跋扈、冷酷刻毒的专制者。 其一，在《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外戚传》中都提到她与戚姬的 恩怨。“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可以说这件事给了吕后很大的打击，因此当高祖去世以后，吕后便疯狂报复戚姬，“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手段之残酷，可见一斑。面对这残酷的一幕，她的亲生儿子惠帝“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并且指责道：“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这也给世人留下吕后恶毒的印象。 其二，吕后还诛杀功臣、部分刘姓王，封侯吕氏家族等。吕后佐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虽然体现了她的果敢和武断，但同时体现出了他好杀的一面。为了巩固政权，她还对部分刘姓王进行了迫害，据《吕太后本纪》，对赵王刘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馋之于太后，诬以罪过。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把赵王活活饿死。《高后纪》也对此事加以记载：“春正月丁丑，赵王友幽死于邸。”班固未对赵王之死做出解释，记述过于简洁。从司马迁
《史记》与《汉书》叙事艺术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叙事艺术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通史与断代史之先河，同时也在文学史上也见证和演绎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和中国文学文体散骈渐分的阶段。《史记》、《汉书》之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但在过去大量的比较研究中，多以两者孰优孰劣为比较之根本，多少年来，“扬马抑班”亦或“扬班抑马”，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史记》、《汉书》叙事方而的对比解析，解读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由散向骄发展之痕迹，探求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特点。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 班固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从写作动机、结构体例、思想内容、文章风格、影响等多个方面来比较《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异同，并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二者异同产 生的原因。透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这两部历史 名著，看到他们各自的特色，最终能正确的评价这两部同样伟大的历史 名著。本文采用对比分析，归纳的方法，务求全面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二者的异同，在比较的时候能够较深入地说明二者差异的具体表 现，如对二者结构体例的分析，在分析中发现二者治史理念的分歧；对 二者在史学上、文学上的影响，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史记；汉书；异同；对比分析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皆是汉代史学家所撰写的史学著作，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以求在比较中得出二者在史学史领域里究竟谁的贡献较大。下面，本人将尝试从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二者对史学史的贡献谁多一点。 一从编撰的方法上比较 ㈠体例的比较：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虽然《史记》包含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史书所不曾有的。”赵毅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中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汉代以后，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便有“二十四史”的形式，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本人认为《史记》可以贯通上下3000年的历史，要将这么长的时间内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记载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司马迁可以综合各种体列，然后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使得《史记》得以有序地记载过去和当时所发生的事，在创造性方面的确比班固的《汉书》强。《汉书》是断代史，它记载的重大事件是固定在汉朝范围内。众所周知。对过去特别是先秦的史实搜集远比对汉朝史实的搜集要困难得多，花费的精力当然也要多。因此，本人认为《史记》在创造体例方面的贡献比《汉书》大。 ㈡在编写形式、原则和态度等方面的比较：“《史记》为后世著史创立了序、论、赞的史论形式。《史记》有篇前之序，篇后之赞，有篇中夹叙夹议以及《自序》一类的论传形式，既整齐又灵活，多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最具理论色彩，感情色彩，并能揭示著作宗旨，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PDF.pdf
《史记》、《汉书》异同之我见 相同点： 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同点：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 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因此，《汉书》虽然对统
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 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比班固更丰富多彩，《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汉书》更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汉书》也有它的独到之处：第一，班固写人叙事不以夸张场面见长，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地渲染气氛、描写情节，而是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以简炼准确的笔调勾画人物，使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理神情也生动地闪现在读者眼前，如《苏武传》写苏武就是如此。第二，《汉书》的语言不像《史记》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它简洁规范，韵味悠远，自有一种妙处。《史记》取材广泛，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含真情，笔势雄健，显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汉书》则多取材于《史记》，汉武帝以前的史实记载大都沿用《史记》的原文，往往倾向于已有文献的复述和保存，具有“文人习气”，在写法上也是平实稳健，组织严谨，语言富丽典雅又很凝练，在描写的生动性方面比之《史记》相差甚远，在文学性上也逊色不少。
史记汉书比较
《史记》与《汉书》中的韩信传记之比较 丛昊学 西汉开国功臣韩信传奇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韩信在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两部史书——《史记》与《汉书》中均有传记。 为什么韩信的传记能够出现两次？这主要取决于两部史书记载的时间范畴。《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传说以来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而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则记述了上启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共230年的历史。这就使得这两部史书在时间上存在着229年的重合部分。而在公元前196年，吕后与萧何将韩信骗入长乐宫钟室处死，这说明韩信正好生活在这重合的时间范围之内。 这两个传记文本有哪些不同？先要说明的是，《汉书》中的前一半与《史记》重合，班固基本上都是照录《史记》，《汉书》中的《韩信传》大多数的文字是对《史记》的《淮阴侯列传》的抄录与翻译。当然，细细比较后，也会发现一些不同之处。《韩信传》在开篇部分与描写韩信攻打魏的部分，两个传记略有不同，但都是换位和简单地增减。第三处的不同，也是最为明显和关键的部分，就是《韩信传》删去了蒯通的大量对话。在《韩信传》中，只有一句；“信欲止，蒯通说信令击齐。”而在《淮阴侯列传》中，则进行了详细的利弊分析。与韩信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对话是劝说韩信自立为王，与项、刘二人三分天下。《韩信传》中，只是概括地讲了一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于信，深说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而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所记述的蒯通的进言过程生动而且深刻，可谓字字珠玑。 那么，为什么会删掉了大段的关于蒯通的言论呢？原因是两个传记体现出两位史家乃至不同时代的思想变化。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自己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这样的治史方式，正是深受时代和自身经历的影响的结果。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汉武帝是西汉王朝第一位提出儒家独尊的皇帝，这就使得司马迁的思想除了受儒家的影响外，还有其他的思想精髓。因此，他在书写韩信传记时，可以将蒯通的充斥着法家色彩话记录下来。相反地，班固则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深受儒家正统教育，忠义思想深深影响着班固。他在《汉书》中就突出了皇朝史的地位，并积极维护封建秩序，体现了浓重的正统思想。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韩信传》中班固删减了蒯通劝说韩信独立为王的话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司马迁坎坷的人生经历也使得他对韩信这样的悲剧英雄产生极大的同情。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以英雄惺惺相惜的笔触记录了韩信的一生。太史公在最后发表自己看法时，一方面写出了对韩信英雄气概、军事才能的肯定与赞许，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韩信最终悲惨结局的惋惜之情。但是在《汉书》中，无论是韩信“有血有肉”的人物特点，还是其卓越的才能、不忍背叛的思想，甚至是在楚汉之争中的重要地位都没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品读韩信在《史记》、《汉书》中的两篇列传，虽然内容大体相同，但是还是能够看出司马迁与班固写史的不同特点。总而言之，二者皆有所长。《史记》更具史学人性化的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 异同 IMB standardization office【IMB 5AB- IMBK 08- IMB 2C】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着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
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从文章风格的差异看来，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