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县特色文化

临县特色文化——伞头秧歌

第一部分临县地方美

临县简介

我的家乡在临县，位于晋西北，西靠黄河,与陕西佳县、吴堡隔河相望;北接兴县；东连方山、离石；南与柳林交界。总面积 2971 平方公里，现辖10镇28乡，人口54．55万，是吕梁地区人口最多的县。

临县辖13个镇、10个乡，地形以黄土丘陵为主，由于长期受流水切割，地形破碎，河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整个地势呈东北向西南倾斜。一般海拔1000米以上，主要山峰有北部紫金山；东部柏榆庙山峰海拔1924米，为该县最高峰。境内主要河流有湫水河，发源于兴县白龙山南麓，从东北部阳坡村入境，由南部碛口汇入黄河，流长90公里，沿河两岸大小支流26条，均系山地河流，夏季水量暴涨；县境西缘黄河自北而南经本境流程 102公里。该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8.8℃，一月均温--8.1℃，7月均温22.6℃，年均降雨量521毫米，霜冻期为九月中旬至次年四月下旬，无霜期170天左右。

临县历史：

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置临水县（亦作陵水），属西河郡。西河郡属36县，地跨秦晋两省，黄河以东为15县，临水县其一。县境的南面为皋狼、蔺、平周。

王莽时期，临水县曾改监水县。东汉，复名临水县。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西河郡36县并为13县，郡治（平定县，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境）南徙509里置于离石县。

临水县并入离石县，仍属西河郡。汉末，西河郡并入太原郡。三国初，仍属太原郡。魏黄初二年（221年）设置西河郡，仍属西河郡，治所在兹氏（今汾阳县）。

两晋时县境辖于离石，为匈奴占领。十六国时期，属离石镇。南北朝时期，北周时置乌突郡、乌突县，故治在今县城南30里府底村。临南（三交镇以南）置定胡郡、定胡县，故治皆在今柳林县孟门镇。临东（三交镇以东）置窟胡郡、窟胡县，故治在今方山县南村。

隋开元年（581年），废郡，改乌突为太和，窟胡为修化，定胡仍旧。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三县俱属离石郡。

唐武德三年（620年）改太和县为临泉县，属石州，故治在今城北25公里故县村。县境南部仍为定胡。五代因之。

宋仍称临泉县、定胡县，隶石州，属河东路。

元符二年（1099年）改属晋宁军，军治在陕西县下葭芦岩。

金天会元年（1123年），复名为临水县，废晋宁军，属石州。金明昌六年（1195年），定胡县改孟门县，区域未变。金贞祐末年，赐临泉为大定府。

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改临水为临泉，属太原郡。故治仍在今城北故县村。元至元三年（1337年）升为临州，不领县。

明洪武二年（1369年）州降为县，属太原府。临县之称由此而定，至今未变。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改属汾州府。

清因明制，县属汾州府，冀宁道。民国废除府州，县直属省辖，仍置冀宁道。境内实行区所制，划为东、南、西、北、中5个区。

民国29年（1940年）本县解放，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全县划为10个区；10月，为抗日战争所需，将临县分为临县、临南两个县，临县设7个区，临南设5个区。民国35年（1946年）1月，南北合并，仍称临县，下设10个区，2个市（临县市、碛口市），民国36年（1947年）8月，改碛口市为第十一区，属晋绥边区所辖。1949年后，属兴县专署管辖。1952年兴县专署撤销，划归榆次专署管辖（后改晋中专署）,全县为11个区，1 个市。1953年3月，又增设2个区，共设13个区，144个乡。1955年3月，将13个区划为4个中心区，144个乡未变。1956年4月，撤销四个中心区，将原来的144个乡合并为74个乡、1个镇。1958年3月，全县75个乡、镇合并为61个乡。1958年10月，撤销61个乡，设立15个人民公社。1959年3月增设为20个人民公社，4月又增设为26个人民公社。1961

年7月，全县有增设为40个人民公社。1965年4月，又增设为41

个人民公社。

1971年吕梁地区组建行署，由晋中专署划归吕梁行署管辖。1971年5月，石站头、韩家山、阳泉三个公社划归方山县管辖，离石县的坪头、西侧则两公社划归本县管辖。1972年8月，阳泉公社划归本县。1972年3月，坪头、西侧则两公社划归离石。1973年2月，将兴县的蔡家会、圪垯上两公社划归临县管辖。1975年11月撤销城镇公社。1976年1月，蔡家会、圪垯上两公社仍划归兴县管辖。至此全县划为38个人民公社。1984年4—7月，改乡（镇）村制。全县设10个镇，28个乡。2002年撤乡并镇，全县设13个镇，10个乡。2004年7月吕梁撤地设市，仍由吕梁市管辖至今。

临县社会

临县现有耕地 141.15万亩，粮食作物有小麦、谷子、高粱、玉米、糜子、豆类、薯类、莜麦等。经济作物有枣、油料、棉花等。临县矿产资源丰富，品种众多，开发前景广阔。该县主要工业有发电、采煤、炼焦、冶铁、化肥、水泥、酿造、纺织、印刷、陶瓷、造纸、食品加工等。

临县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境内碛口至兴县的干线公路纵贯全县南北，城关至岚县的干线公路横穿县境东部。此外，还有乡镇级公路多条，连接着各乡镇及矿区。克虎黄河大桥的建成，对晋、陕两省的物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临县红枣年产量居全省各县之首，有

“红枣之乡”的美称，加工的红枣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打进了国际市场。临县豆腐和优种驴也颇有名气。坐落于临县碛口镇卧虎山的黑龙庙，始建于清代乾隆年初，于光绪26年竣，庙宇面对滚滚黄河，整个建筑布局严谨合理，造型奇伟壮观，是人们参观游览的好去处。

第二部分伞头秧歌火伞头秧歌是中国北方众多社火秧歌中的一种。因以手执花伞者领头舞蹈和演唱秧歌，故称“伞头秧歌”。其主要流行在黄河流域的晋西和陕北黄土高原，具体指山西省吕梁市的临县、离石、柳林、方山、中阳、石楼，和陕西省榆林市的吴堡、绥德、佳县、榆林、米脂、子洲、青涧等十几个县、市，以及延安市，其中尤以临县最盛，因此又称“临县伞头秧歌”。

主要特征

原始性

伞头秧歌是古代腊日帷祭活动、春社活动、以及汉代兴盛起来的元宵节活动的复合，是原始宗教仪式在民间的遗存。

全民性

伞头秧歌的最初功能是向神灵祈福和驱鬼逐邪，歌舞的目的是娱神祈丰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秧歌的娱神功能愈来愈淡化，借娱神以娱人的目的愈来愈明显，渐渐演化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歌舞活动。秧歌队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充分体现出伞头秧歌的全民性。

狂欢性

闹秧歌是狂欢情绪的肝肠淋漓的宣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显露和释放，是对平常日子按部就班的规范性生活的临时突破，是黄土高原上盛大的狂欢节日。

艺术性

伞头秧歌是一种大型的民间歌舞活动，小则百八十人，多则数百人在伞头的带领指挥下，各自施展自己歌、舞、吹、奏才能且井然有序，是群众性歌舞活动的艺术大展示。这种艺术性，一是指组织工作的艺术性，二是指表演的艺术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集体艺术性。表演形式

伞头秧歌的表演主要是扭和唱两个方面，特点是扭时不唱，唱时不扭，扭唱结合，交替进行。扭秧歌主要集中在“过街”、“掏场子”和“小会子”在场内的表演三个方面。

唱秧歌主要是伞头的事。伞头肩负着指挥全局，调动情绪，编派节目，评论演出以及秧歌队与外界交往、答谢、祝贺等一系列职责，而这一切都得通过唱秧歌来进行。

秧歌队伍

伞头秧歌的内容丰富广泛，形式活泼多样，气势粗狂豪放，规模宏伟壮观。一支秧歌队（俗称一班秧歌），除了乐队和仪仗队外，其余皆扮各种角色。大致顺序为：①仪仗队；②乐队；③龙舞；④伞头，即手执花伞的秧歌艺人，是秧歌队的头领；⑤架鼓子；⑥小会子，即

民间小演唱；⑦杂会子，即传统折子戏；⑧民间传统舞蹈；⑨旱船，也叫“水船”；⑩狮子舞收尾，至少是一对狮子。

上述这些众多的民间歌舞艺术串在一起，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游行队伍，犹如一条翻滚前进的彩色巨龙，又像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这恰好是我们华夏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也可以说伞头秧歌是黄河文化的典型代表。

秧歌唱词

伞头秧歌的唱词通称为秧歌，是伞头秧歌这一民间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一般四句体的民歌，又与戏剧性质的秧歌唱词有着本质的区别。是民间口头文学中稀有的艺术品类，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泥土气息和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其特点归纳如下：即兴编词的演唱特点

即兴编唱是伞头秧歌最显著的特点。几乎所有的秧歌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气氛中产生的，一首好的秧歌唱词更是如此。歌手们或触景以生情，或遇事而有感，或因人而议论，或互问互答，绝没有毫无对象的无病呻吟之作。

灵活多变的格律结构

伞头秧歌的唱词一般为四句一首，可以独立存在，一首秧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大致可分为七字句、十字句、九字句、十二字句四

种格律结构。一首好的秧歌，不管采用哪种格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立意要深刻，结构要完整，布局要合理，结尾要巧妙。

通俗明快的语言艺术

伞头秧歌所使用的语言，基本是以方言为基础，其主要特点是通俗明快，自然流畅，雅俗共赏。伞头秧歌语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既不同于书面文学语言，又不是原始的口头语言，而是经过加工、提炼、修饰之后的口头文学语言。此外伞头秧歌还调动了几乎所有的修辞手法，来增加它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和谐独特的地方音韵

至目前为止，伞头秧歌基本上是按方言的发音吐字来演唱。伞头秧歌的唱词统一都押脚韵，即每句末尾一个字要求合辙押韵。四句同韵是伞头秧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有许多名家的秧歌还特别讲究四句用同一声调，即同声同韵的特色。演唱起来音韵更为和谐，从而增强了秧歌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部分秧歌的渊源与发展趋势

秧歌，说文解释：“秧，从禾，若秧穰也。”唐代高适曾有诗句：“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见《高常侍》）。又据《帝乡纪略》载：“泗州......插秧之时，远乡男女，击鼓互歌，颇为混俗。”这一击鼓互歌的习俗，唐宋时称“三杖”，明清时称“三棒鼓”。《留

青日札》里解释说：“吴越间妇女用三棒击鼓，江壮凤阳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南宋郑樵也曾作《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这些大约是“秧歌”一词的最旱文字记载吧。上述文字记载说明，在我国江南，古代劳动人民在插秧季节，有一种男女互相击鼓对唱的习俗，这实际上是产生于插秧劳动中的田歌。因此秧歌也叫“田歌”、“田植歌”、“秧戏”、“作业歌”等等，故秧歌为插秧之歌。

阳歌，顾名思义，应为阳春之歌，完全不同于秧歌。阳者，温也。阳气始于亥，生于子，农历十月为建亥月，故十月又称阳月。俗语云：“冬至亦阳生，夏至亦阴生。”即冬至之后，日照时间一天天增长，阳气一天天旺盛。而夏至之后情形恰恰相反。诗小雅“采薇”有“岁亦阳止”句。十月阳初，到春节期间已当阳春季节。民间在除旧迎新之时，陈酒食，祭诸神，载歌载舞，喜庆丰收。并祈求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四季平安。所唱之歌便称为“阳歌”或“春歌”。即阳春季节演唱的歌。

秧歌和阳歌本是截然不同的两大民间艺术体系，但解放以来，见诸报刊书籍的文字，统统称作“秧歌”。匡扶同志在他的“秧歌小考”（见《民间文学论文选》199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文中作了这样的结论：“秧歌是中国农民在从事集体的农作劳动中，为了统一动作，减轻疲劳，增加速率而集体创作出来的。又说：“秧歌流行的区域是极广泛的，也可以说是全国范围流行的。”匡扶同志的这一结论，如果是单指江南插秧季节的“田歌”，大约是无可非议的。

如果把全国各地的众多阳歌（也称秧歌）一起囊括在内，显然是不妥的，至少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秧歌（实为阳歌）不可一概而论。我国北方的许多秧歌，从演唱内容到表演形式、活动季节、演出习俗均与插秧劳动毫无干系。这些地方也极少有插秧劳动，又何以产生与插秧劳动密切相关的秧歌呢？因此产生并至今广泛流传在我国北方的众多秧歌，实际应为“阳歌”。

郭丕汉（伞头秧歌研究家）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查阅过一些县志中有关秧歌章节的记载，发现有不少地方就把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称作“阳歌”。如陕西《葭州志》（民国二十二年版）风俗篇载：“元宵张灯火，放花炮，具酒肉，歌声四起......是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阳歌。”又据河曲县志载：“是元前后三日......热石碳于门首，谓之火龙，取其明也。插灯数百只，排列其阵图，谓之灯游会也。锣鼓喧闹，歌舞于市，唱凤阳歌也。”又据陕西《米脂县志．风俗本》载：“春节闹社火，俗名闹秧歌。（又名阳歌，言时交阳春歌以乐）。”上述文献中记载的“阳歌”、“春词”恰与临县民间传统的称谓：“闹阳歌”、“闹春歌”作了互相映证。“阳”与“春”乃一脉相承，而“秧”与“春”便风马牛不相及了。

又据白云观老道士张明贵介绍：道教的祭祀活动中，举行一种超度亡灵的仪式，目的是让死者少受地狱之苦。其中所唱“绕灵”、“扬帆”、“十方礼游莲”等曲统称为“阴歌”。我国民间的传统观念是神为阳，鬼为阴。人间为阳间，地府为阴间。既然祭祀地府和娱鬼的歌为阴歌，那么祭神和娱人的歌就一定是阳歌了。综上所说，至今流

行于我国北方的众多社火秧歌，（除极少数外）实为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阳歌”，“伞头秧歌”亦应为“伞头阳歌”。那么长期以来何以将阳歌写作秧歌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交往日趋频繁，南方的秧歌艺术也伴随着商业活动传入北方。如著名的晋中“祁太秧歌”就是清朝初年由商人从安徽传带来的“凤阳花鼓”，后被当地民间艺术吸收、溶化，发展演变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社火活动。后来又搬上舞台，形成现今的戏曲艺术，但习惯上仍叫“秧歌”。秧歌与阳歌这两种不同艺术长期并存，互相融合，便有了混为一谈的可能。二是阳与秧读音相同，也很容易混淆。当然说北方秧歌应为阳歌，并非要重新正名，但作为学术研究却是必须弄清楚的。否则可能因名不正而导致言不顺，使人无法理解。

伞头秧歌的社火祭祀意义

社为土地之神，社火是祭祀土神之火。祭社是我国十二腊祭的一种遗俗。古代社火之日，乡民举行迎神赛会，以鼓乐、仪杖、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王明清《挥尘前录》卷四中载：“李定文亦奇，欲予赛神会。”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赛神中介绍“赛社”（即社火）：“农事毕，陈酒食以祭田神，相与饮酒作乐。”宋代范成大《石湖集》二三卷“上元纪关中节物”中有诗句：“颠狂社舞呈”，并注云：“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上述我国古代这种迎神赛会的社火活动，至今在伞头秧歌中仍有明显的痕迹。

首先是当地民间一直把闹秧歌也称作“闹社会”、“闹社火”、“闹红火”、“闹会子”等等。这里所说的“社”与“会”，显然同我国古代的“赛社”与“赛会”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在活动时间上，伞头秧歌都集中在春节期间，这正是一年农事完毕之后，人们一面欢庆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在活动形式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据《临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版）风俗志载：“元宵，张灯结彩，献戏，赛毕，各坊社醵金合脯，谓之破盘。”这里所说的“醵金合脯”，就是文艺演出结束之后，各社措钱大家一起吃喝一顿。这一习俗至今尚存，恰与古代的“相与饮酒作乐”吻合。又据《临县志》（民国六年版）艺文志中刘如兰的一首“竹枝词”：秧歌队队演村农，

花鼓斑衣一路行，

东社穿来西社去，

入门先唱喜重重。

末尾注云：“新春田家多扮秧歌相互为乐。”这首竹枝词比较准确地记录了伞头秧歌在民国初年的表演形式、演唱内容、活动时间和演出习俗。“秧歌队队”，说明闹秧歌的地方很多，“花鼓斑衣”指秧歌队的装扮，同时也道出了相互交流的活动形式和入门先唱祝福贺喜之词的习俗。这正好和现今的伞头秧歌以及山西众多社火秧歌的活动形式相一致。其中“东社穿来西社去”又与我国古代迎神赛会时“周游街巷”的习俗相同。

从活动内容上分析，祭神拜庙一直是伞头秧歌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虽经多次破除迷信运动，但在民间这一习俗仍然流传不止。秧歌出场的第一天，必须由社主或纠首领上秧歌队，端着水酒、祭品到村外祭祀风神、雨神、田神、谷神、河神等等，并拜谒大大小小的庙宇。行祭时所有人员一起跪拜，社主焚香献酒，伞头跪唱祭祀秧歌。内容多为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收，人口平安。郭丕汉先生在民间采访时，曾收集到不少这类秧歌唱词，现选录几首于下：「拜风神」

风神爷爷显一显灵，

行雨离不开你铺云，

你老家掩住半扇扇门，

千万不要叫起黄尘。

「拜观音庙」

锣鼓打得将军令，

观音老母在上听，

你老给咱多显灵，

保佑全村都安宁。

从以上两首秧歌，我们可以看出它有着浓厚的祭祀遗俗。此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伞头秧歌“祭瘟神”的习俗，它与我国古代傩舞又有极为相似之处。据《吕氏春秋．季冬》载有“命有司大傩”句，高诱注释：“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曰大傩，谓之逐

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百二十人为伥子，皆赤帻皂制，执火，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者三过，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水中。”这种驱邪逐疫的歌舞活动，开始只在宫庭里举行，到春秋时已遍及乡村。《论语．乡党》篇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指孔子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村的傩舞。

到目前为止，一些偏远山区，闹秧歌必先祭瘟，然后是跑院禳瘟，秧歌结束时（一般都是日落之后），还要举行送瘟仪式。即由社家事先制作一条小船，多为高粱杆扎成，并糊上色纸。讲究的地方用木头制成，船上设置灯和一纸人，象征瘟神，或者只写个瘟神的牌位。由秧歌队护送至河边，人们焚香叩拜之后，伞头唱一首送别秧歌，当即将纸船（或木船）放入水中漂走。送瘟之后秧歌活动便告结束。返回村时偃旗息鼓，大家谁也不再说话。此俗凡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都将瘟神送入黄河。离黄河远的山村，则用一只大红公鸡代替纸船发送瘟神，行至最高的山顶上将公鸡朝沟里放飞。

伞头秧歌这种“送瘟”遗俗，与古代傩舞的“逐疫”如此之相似，这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伞头秧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艺术，它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祭祀活动。

伞头秧歌的称谓来源

伞头秧歌之所以有此称谓，全在于秧歌队中有一举足轻重的角色──伞头。伞头是一支秧歌队的统领，其主要职责是指挥全局，选派节目，带领秧歌队排街、串院、掏场子，并代表秧歌队即兴编唱秧歌，

向外界答谢致意。伞头衣着整洁，（随时代变迁而选定服装，如民国初年多为长衫礼帽，现今却是西装革履）。伞头须是风度翩翩，举止文雅大方。其右手执花伞，左手摇响环。响环俗称“虎衬”，是用响铜铸造而成的环状圆筒，直径约十公分，朝外沿开缝，形似手镯，内装小园球，摇动时发出串铃般响声。响环的作用，一是作为导具使用，象征威武。二是摇响后作为唱秧歌或行动前的信号，以指挥锣鼓乐队。伞是普通的花伞，周围缀有红绫，表演时随着音乐节奏向左旋转，上下飘动，轻盈自如。据民间传说，伞和响环又都是降妖捉怪的法器，果真如此，那便更接近古代傩舞了。只是目前尚末找到可靠依据。

伞在现今秧歌队里的形状，实际已是几经变革的产物。民国年以前并不用花伞或雨伞，而用相当于古代的黄罗伞盖。著名伞头高万清先生曾在四十年代唱有“红罗伞挑落紫金盔”的秧歌词句。足见使用花伞的年代并不久远。黄罗伞是我国古代威严的象征，只有帝王出巡时才使用。所以秧歌队里的花伞除了作为导具使用外，亦是一种威风庄严的象征。

伞在秧歌队里的使用不独伞头秧歌，我国北方许多地方的秧歌亦有伞出现。山西介休县踩街秧歌中的伞是用红绸制成，顶端有一白锡圆锥，伞柄为一根两米长的红漆木棍，伞上刺绣着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图案，绿色丝绦缀在红伞周围。这一形状的伞又和伞头秧歌中的红罗伞十分相似。晋东南沁源县的“挑高秧歌”里，也有两个歌手，他们一人挑伞，一人摇响环，你唱我对，即兴编词，互相挑逗，越挑越高，故称挑高秧歌。此种演唱形式也和伞头秧歌极为相似。至于陕北

黄河流域的大秧歌，则与伞头秧歌更为接近。所有这些使用伞的秧歌，实属同源而异流。

对于伞头的来历，民间有各种传说。一说是姜子牙打着神伞，带领各路神仙下凡拯救万民的象征，一说是紫微星刘秀手擎黄罗伞到民间巡视的模仿。这些均不可靠，倒是在《山海经．海外西经》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夏后启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意思是说后启乘驾着两条龙，在三层云簇拥下，左手打羽伞，右手握玉环，威风凛凛。他的这一形象，恰与伞头秧歌的阵势，即两龙开路，彩旗簇拥下的伞头形象十分相似。

据说这个启还把天庭里的乐章《九辩》和《九歌》偷偷带到人间传授，并编成歌舞，吩咐歌童舞女手持牛尾巴在大运山北方大乐之野表演（见《中国神话传说》）。启是禹的儿子，后继承禹作了夏的国君。禹在人民大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伞头秧歌这一形式是否与启的传说有关，也未可知，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它不会拒绝任何事物的影响，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戏曲等等。

伞头秧歌的传承情况

伞头秧歌是临县最普遍的群众性广场舞蹈艺术，男女老幼均参与,耳濡目染,代代相传，形成习俗，属社会自然传承,没有特殊的师承关系，只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国至1949年间临县伞头秧歌代表性人物有渠朱喜、高万青、高有贵等；1949年至1980年间临县伞头秧歌代表性人物有王易风、许凡、李铭瑶、杜云峰、王茂林、渠英、刘凤山、陈兆珍、樊如林等；1980年至今临县伞头秧歌代表性

人物有郭丕汉、李光福、孙善文、武振瑞、康云祥、薛金明、贺升亮、张有贵、高文显、武兴国、薛青爱、王俊奋、高峰、薛管旺、高林锋、赵江、王继平、高艳明、刘宇兵、李泽峰、段保平、樊春明、张保勤、刘凤成等。

伞头秧歌的发展现状和保护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巨大变化、文化消费的多样性，临县伞头秧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1、舞蹈方面，受现代舞蹈的冲击，传统的舞蹈动作如“拉花的”

（女角）、“架鼓的”（男角）、“扇风的”（丑角），

如今很少能看到。

2、音乐方面，传统伞头秧歌曲牌如“过街板”、“柳青娘”等，

如今己很使用。

3、演出形式方面，由原来的“祭神”、“跑院”演变为拜机

关、拜领导，装饰、表情等也都呈女性化变化趋势。

4、老艺人的相继去世使许多具有丰厚艺术价值的舞蹈动作、曲

牌失传，伞头秧歌后继无人。

所幸，多年来，在临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些有识之士对临县伞头秧歌研究、挖掘、整理及保护，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临县伞头秧歌的代表性传承人郭丕汉先后编著了《临县伞头秧歌》和《伞头秧歌精选》，杜云峰编写了《伞头秧歌史话》，这几部作品为伞头秧歌的发掘与研究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文字资

料；1994年，临县成立了“临县伞头秧歌协会”，坚持每年举办

一届全县青少年歌手大奖赛，致力于推陈出新，为伞头秧歌的保护发展铺路。目前，《伞头秧歌》已经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西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2008年，“临县伞头秧歌”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伞头秧歌的发展前景

伞头秧歌作为黄河流域的一枝文明奇葩，有着深厚的文化发展底蕴和历史发源积淀，面对中国十二五规划文化产业大繁荣大绽放的良好机遇，临县伞头秧歌会有更好更长远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