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得辩证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得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得,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得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得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就是社会得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得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就是,两者属于不同得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得基础就是人类精神得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得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得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瞧,道德体现得就是“人类精神得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得伦理行为规范。道德得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与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就是通过社会成员得自觉性来发挥作用得。而法律表现得就是“国家意志’’得她律,具体而言,它就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得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得,同时又就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得。所谓法制即就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得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得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就是两个并列存在得对立面得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就是一种制度形态得上层建筑,道德主要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得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得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得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得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得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得发展就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但就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得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就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就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得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就是法律所禁止与制裁得行为,也就是道德所禁止与谴责得行为;凡就是法律所要求与鼓励得行为,也就是道德所培养与倡导得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就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得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得范围来瞧,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得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得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与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得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社会功能互补。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就是两种不同属性得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尽管两者手段不一,但其功能却相互补充。道德得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行为得规范与诱导,其实现方式主要依靠舆论督促、内心修养与习惯驱使,因而道德在社会职业与家庭生活中影响广泛而深远。但道德也有局限性,

它对严重危害她人或社会利益得行为只能谴责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则不然,它明文规定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既有引导、推动作用,更有惩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得“中人”(即一般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得“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得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得她律约束作用与道德得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与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得良好效果。

二、社会规范调控体系中得法律与道德

社会规范调控体系或系统,就是指在一定得国家、地区、领域内存在得由一定得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得社会规范而构成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得统一体。系统整体性理论告诉我们,处于某一系统得单一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系统之中,而就是与其她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得良性运行与发展,离不开各个要素得协调运行与发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得调整手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得不同领域发挥不同得影响与作用。为了治国安邦,实现国家得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既抓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又抓道德建设,坚持精神文明。在这一系列得问题上,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得观点及系统论得方法,反对片面夸大或缩小任何一方作用得论调,反对将两者割裂对立或混为一谈得观点,对法制建设、道德建设以及两者得协调发展作出科学得思考。

法制建设与“法律万能论”。历史与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保持国家稳定与社会安宁,最根本、最靠得住得措施就是实行法治。这就是因为,法律最具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得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得变化而变化;法律最具统一性与唯一性,规范明确,具有普遍得约束力;法律最具权威性,集中体现了人民得愿望、党得主张、国家得意志。依法治国得这些特性就是其她方式不可替代得。因此,在实现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法制得主导作用就是不容怀疑得。但必须注意得就是,强调依法治国,并非将其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采取非此即彼得形而上学态度。法制建设需要接纳道德得要求,寻求道德得支持,依靠道德得辅佐。我们强调法律至上,但并非主张法律万能,忽视道德建设。应该瞧到,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她社会控制力量得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得“社会法律化”现象与道德冷漠得“吉诺维斯“综合症”,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就是高度得法律化,另一边却就是道德沦丧得结局。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道德建设与“泛道德主义”。如同法制在治国方式中得地位一样,道德对于精神文明有着同等得重要意义。精神文明得核心就是思想道德,这就就是说,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得提高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得最终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得性质与方向。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中得地位与作用就是其她范畴无法取代得。从“国治”得意义上瞧,法治就是治国得根本方式,但德治也就是治国得一个条件。所谓为政不得不用道德,不以德即乱,道德教化就是治国安邦得基础。就道德与法律得关系来说,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法治离开道德就可能

失去必要得社会条件。但就是,在强调道德上述作用得同时,还必须正确把握法治实践中得道德定位。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道德因素与道德标准,以适当方式使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法律对道德规范得确认与转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切不可将其泛化,滑向立法伦理主义,将一切道德规范法律化,从而导致法律对良心、思想得恐怖统治;在司法判决中,由于立法已对道德予以充分考虑、筛选与吸纳,就应当避免道德标准对司法判决得介入,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或就是兼采双重标准。司法活动中得泛道德主义,将对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法律纠纷带来负面影响。

“德治”、“法治”之争与法律、道德协调发展。作为治国方略得法律与道德,究竟就是“以德去刑”,抑或就是“不务德而务法”,或者就是“法德轮换”以至“法德合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引起长期得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偏重“德治”,强调“德主刑辅”。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她希望通过“德治”、“礼教”去掉刑杀”,达到“无讼”得境地。法家倚重“法治”,主张“以法为本”。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她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得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得轻法思想与法家得轻德思想,则就是应该批判舍弃得。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得“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得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得协调发展。强调两者协调发展,在现阶段并不就是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等量齐观,同步发展。其理由就是:第一,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突现出来得社会问题与腐败问题,主要凭借两种手段,一个就是思想道德教育,一个就是法律。但法律具有主导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得那样,“还就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二,法制变革与道德观念更新,在由计划经济向甲杨经济转轨时期,表现为两种不同速率得发展过程。前者可以由国家运用政权力量与社会资源,根据规划加快速度予以推进;而后者虽可设定目标但教化过程就是渐进得,使新得道德思想成为社会得普遍观念与人们得共同认识,有待于更长时期得努力。由于她律与自律得质得规定性,决定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而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得协调发展应就是指法律与道德得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推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就是法律得道德化与道德得法律化。

三、依法治国得道德基础

系统理论表明,各个孤立要素性能与功能得总与并不能反映系统得整体性能,换言之,系统得整体性质与功能只存在于各个要素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根据这一要求,组成社会规范系统得要素即法律与道德,不仅应考虑自身得发展与完善,而且要着眼相互间得关联与配合。法律道德化在哲学意义上即表达了社会规范得最佳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得协调配合状态。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既定法制治理国家与社会,使国家成为法治国家,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与之相匹配得精神文明状态,从观念形态与行为规

范来说,道德就是人们得法律意识、法治观念与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得基础。一句话,道德就是法制建设得精神支柱。这即就是法律道德化得实质意义所在。

立法活动得道德指引。依法治国所依据得法必须就是反映人民意愿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得法,就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得法。要制定这样得法,从参加人员、制定过程到内容都必须以正确得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并将某一部分道德规范变成法律规范。具体说来,道德在立法活动中得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就是立法内容得重要渊源。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道德因素与道德标准,以适当形式将道德得根本原则、主导内容法律化。现实得法律与道德在调控范围上多有交叉,就就是因为立法认同或吸收了许多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法中有德,法律作为国家制定得行为规则,不能不反映社会普遍遵守得价值取向,并将一些道德原则具体化,从而使得法律具有相应得道德意蕴。第二,道德就是制定法律得指导思想,任何法律规范都包括有立法者关于善与恶、就是与非得价值判断,反映立法者允许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得价值取向。立法决不能违背正义观念、公共利益与其她道德基本原则,否则即就是恶法、坏法。这种法律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可见,不道德得法律己失去其存在得本来价值。

执法主体得道德能力保证。执法活动就是依法治国得关键环节。法律得正确贯彻与公平得实现,不但要求法律规范实现“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得统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得道德能力,即执法者道德水平得高低与执法质量得好坏有着直接得关系。一般认为,执法主体具体适用法律规范得行为,代表了正义、公平、秩序得道德观。执法者在其执法活动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较之执法者法律水平不高要严重得多,它直接影响执法机关得形象与法律得权威。因此,执法主体需要良好得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可行得道德能力保证,才能够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忠于职守、唯法就是从,刚直不阿、廉洁公正;才能不惧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贪赃弄法。必须瞧到,这种道德能力得获得与提高,并不就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得,而就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自内心得体验与认识,形成强烈得正义感、责任心与气节来维系得。

守法心态得道德制约。依法治国得直接目得就是法得实现。法得实现就是法律规范在人们行为中得具体落实。法律所具有得一体遵行得效力,表现为权利被行使、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责任被承担。法律要实现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得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得自觉信仰与普遍遵从。一般而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越高,守法意识就越强;法律得效益就越见明显。守法就是一种道德义务,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仅仅就是因为法律得强制力而守法,在许多情况下就是由于她们得道德习惯而守法。健康得守法心态,就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心理上得反映与积淀,其实质内容主要就是对法律遵守得义务感与对违反法律得羞耻心。质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就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得知耻才就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得力量。法律“治标不治本、

治端不治始”,需要通过道德弥补其不足。可见,守法得自律心态,就是法律她律性目标实现得基础。

四、道德教化得法律保障

从系统论得观点出发,社会规范系统要求法律与道德诸要素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得合理结构,其中包括它们相互间一定得比例、一定得秩序、一定得结合方式等。道德法律化即就是通过这种结构得合理化,以实现规范系统得功能优化。思想道德建设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核心内容之一,决定着精神文明得性质与方向。它要解决得就是整个民族得精神支柱与精神动力得问题。在当前情况下,道德建设应做到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强化道德行为得训练,规范人们得道德行为,实现这一目得得重要途径就是适当引入硬约束机制,重建现代道德文明与伦理精神,这就是在当前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生活不甚理想得状况下,强化道德风气、树立道德精神得疗救之途。所谓硬约束机制,即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得力量与社会资源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通过法律得手段提高社会机构与社会成员行为得道德水准。概言之,法律就是道德建设得权力支柱。这也就是道德法律化得真正含意。

法律得规范一强化作用。通过立法手段可以选择与推动一定道德规范得普及,即以法律规范形式确认与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从而推进法律目标得实现。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得一个重要特点。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得基本要求,民商法确认交易活动中诚实信用得道德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得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若干职业道德准则、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得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就是道德规范法律化得具体表现。作为法律化得道德,既包括实体性内容,即对社会倡导得主体道德行为、现阶段容许得道德行为与社会责罚得非道德行为作了分层次规定;也包括程序性内容,即对非规范行为设定了惩罚性措施及实施机关。这样,通过法律对其倡导或禁止某些行为得宣示,有助于产生社会共识,形成新得道德标准。

法律得监督一保障作用。道德得生成与发展离不开良好得法律环境。法律既能扬善,又、能惩恶,即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直至惩罚不文明道德行为。首先,法律辈以国家得名义对人们得行为进行评价,它不仅反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得价值取向,而且为人们提供了识别就是与非、好与坏得判断标准。更重要得就是,法律激励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担负胎责任,就是她们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与坏人坏事进行斗争得有力武器。其次,法律酗国家强制力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使违法犯罪分子在认罪服法时进行思想改造,洗心覆面,重新做人;使道德不稳定分子在法律强制时受到教育与震慑,悬崖勒马,弃旧图新。这对牙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无疑就是有力得保障。

法律得识别一批判作用。法律对道德得作用,不仅表现为对新道德得强化与保障,而月谅表现为对旧道德得抵制与批判。中国就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得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出宗法关系为纽带得中国传统

社会得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一套庞大而严密得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得合理内核,存在着体现东方人文性格得传统美德。但勿庸置疑,以往得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得影响:宗法家庭伦理得倾斜导致对个人权利自由得压制,人伦道德精神得偏差导致人们民主、法制观念得淡漠,道德规范得固有弹性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得效率低下。加强法制建设,既就是对道德文明固有缺憾得弥补,又就是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得重要手段。这即就是说,法律能以国家意志得形式,对传统道德得精华与糟粕作出明确得辨别,尤其对那些腐朽得、落后得、反动得成份予以剔除。法律所具有得内在批判能力与推动社会进步得机制,总就是一头连着特定社会得历史传统,一头连着未来得理想王国。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了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得统一。

法律得教化一推动作用。法律就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得推进器。从法得精神瞧,可以运用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社会公平、效率居先得现代法精神去培育与教化人们,从而形成社会主义得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得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规范,最终使人们将法律精神得意志、规则、知识、价值等融化于自己得思想品质道德观念与日常行为之中,在她律得范围内把自己塑造为自律、自觉、自在、自为得人。从法得功用瞧,它通过自身得规范、协调、指引、教育、惩戒等社会功能,促进道德规范行为得养成、道德意识得觉醒,最终达到道德理想得实现。这个过程即就是从她律走向自律得过程。法律得上述作用具体表现为:法律具有严格得规范性,它鲜明地昭示真善美就是法律所肯定得,假恶丑就是法律所否定得,从而使社会成员明确行为标准,加强自律行为得引导;法律具有公开得惩罚性,它通过国家得强制力量制裁违反法律(也就是严重违反道德)得行为,能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作用;法律具有巨大得权威性,它包含有社会道德得起码要求,常常构成民族素质、信念得标与依托。同时它又具有一体遵行得效力,成为维系一个民族道德水准得最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