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一）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寻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农民阶级革命派绘制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蓝图。康有为等希望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学说，矢志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从这些理论及其产生的实践结果看，均告破产。中国依然是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愈加严峻。

十月革命给中国提供了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良好机遇，先进的中国人放弃了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追求，转而以苏俄为师为友，开始接触、宣传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接触、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他们长期以来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屡屡碰壁而改弦更张的必然性结果。

（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它满足当时中国理论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关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从根本上说，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点恰恰满足了中国由其“特殊国情”决定的“特殊需要”。要比较快地比较彻底地改变中国的命运，就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比较激进的革命措施。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后逐步悟出了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决定了它恰好能治中国的保守势力和历史惰性特别强大和严重这个“毛病”。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它彻底的人民性和对暴力革命给予充分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对暴力革命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使它能够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强大的革命对象和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科学的和符合中国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的理论，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拒绝接受它呢？

（三）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

中国工人阶级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产生的。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产业工人人数达到200多万人。工人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发动了革命斗争。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当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立即受到他们的欢迎。这就说明，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确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来武装，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客观的实践需求。总之，五四前后，中国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工人阶级这一物质力量，二者在起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连接下实现了正确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四）特定国际环境的双向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失望和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平等外交政策，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促使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信奉西方民主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话语在表层上有不同程度的契合，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因素。

从文化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这两者在话语上又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民众所认同和接纳。首先，以国家为本位的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的关联。其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思想政治化和学术伦理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实践性（实用性）的共振。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远景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的耦合。

（六）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反复鉴别和慎重思考后作出的正确选择。

五四前后，是一个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其他形形色色的学派和思潮也纷纷涌进中国。它们的观点主张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一时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中国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无畏的探索精神、高度的责任心和敏锐的判断力，经过反复的学习、研究和慎重的思索、分析、比较及认真的鉴别，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