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秦汉隋唐著名帝王的政治思想

第六章秦汉隋唐著名帝王的政治思想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了解帝王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了解和掌握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了解其沿革、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对后世的影响。

教学重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政治思想

教学难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教学课时：4课时

教学方法：对比法、讲授法

教学内容与教学步骤：

秦始皇

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分裂和战争，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生命财产遭遇无情劫掠。所以，到战国末年，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意识到结束分裂、建立一统政权，是摆脱苦难的唯一选择。但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则有不同的观点。

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从奉劝统治者推行王道、仁政的角度，提出只有不喜欢杀人者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而统一天下；一度掌握秦国大权的吕不韦，则在《吕氏春秋》中高标“义兵”之说，认为正义的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得到秦王政（秦始皇）赏识的韩非，则宣传“以战去战”、“以杀止杀”的法家理论。

秦的统一，是按照吕不韦、韩非的务实思想完成的。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之上，秦国统治者始终注意奖励耕战，提高国家实力，养成了“闻战则喜”的尚武风俗，造就了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成功地运用“破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外交、军事策略，最大程度地分化、瓦解敌方联盟，最终各个击破，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规模空前的帝国版图，在此后继续扩展。秦的统一，无论是从版图的幅员广大、还是从统治的严密有效来看，都是此前所谓的“三代盛世”所难以企及的，它真正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

然而，强大的秦帝国，仅生存的十五个年头。秦朝的大起大落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课题。秦始皇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的，那么秦的灭亡是不是也应归咎于法家呢？后来的儒家大多持这一观点，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简单。从历史的联系来看，秦朝许多号为法家的东西，有不少被后来崇儒的帝王、乃至儒家所继承，因此，对秦朝的政治思想要作具体分析。

一、秦始皇生平

皇帝，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政教合一的领袖。皇帝拥有法律制定权，行政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是秦始皇最先确定，也是他最先使用的。皇帝，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意。

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起，到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在2131年的时间内，共产生了230位皇帝。

中国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中国最末一个皇帝是宣统帝。

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清朝的康熙帝，在位62年。中国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是明朝的明光宗，在位仅1个月。

秦始皇，名嬴政。生于公元前259年，死于公元前210年，活了50岁。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的人物。

秦始皇童年却是很不幸的。他的不幸与他父亲的不幸遭遇，有着直接关系。他的父亲是秦国的公子，叫异人，后来改名叫子楚。异人的祖父是秦国的国君秦昭襄王，异人的父亲是秦国的太子安国君。异人虽然生在富贵的国王之家，但就在他十五六岁时，却被派往和秦国敌对的赵国。

中国那时是战国七雄争霸的时期，这七雄是秦、赵、魏、韩、楚、燕、齐七个大国。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相互制约，往往把自己的兄弟、儿子或孙子送到别国作抵押。

质子异人的日子很难熬。他虽然是秦国太子的儿子，可是他的兄弟太多，有20多人，他又居中，将来很难接班。同时，秦国在各国当中又不讲信义。因此，在赵国，人家也不把他当回事儿。有一段时间，他的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这时，他的命运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然而，恰在此时，他遇到了大商人吕不韦，他的命运从此有了巨大转机。

吕不韦是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他很有政治远见。他从穷愁潦倒的异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曙光。他潜意识里深深感到，这位落难他国的公子异人，是一个难得的奇货，可以用他来囤积居奇。于是，他决定在异人身上预先投资，弃商从政，去干建国立君的大事。

吕不韦拿出500金送给异人，又携带500金到秦国去游说。他在秦国游说很成功，异人终于当上了太子。回国后，他又把他的能歌善舞的美妾赵姬，配给了异人。过了10个月，生下了一个婴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他的名字叫嬴政。

嬴政在赵国过了9年孤独的生活。直到他的父亲异人做了太子，他才随母回到了秦国。这之后，嬴政的祖父死，其父异人即位。在嬴政13岁时，其父异人死，嬴政便即位了，是为秦王。尊母亲赵姬为太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夫。国事都是吕不韦说了算。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岁，举行了成年加冠典礼。从此，他便开始亲政，执掌政权了。这位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国君，迅速平定叛乱，幽禁太后。次年，罢黜专横跋扈的相国吕不韦，吕不韦自杀。提拔重用李斯，并确定了统一天下的决策。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终于灭掉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诸侯割据、战乱不已的混乱纷争的局面，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

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自此，秦王政称号皇帝。皇帝是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意。此后，皇帝一词就取代了王，而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专有名称了。秦王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即秦始皇。

二、政治思想

1、皇帝至上理论的极度发展（尊君）

先秦法家，特别是韩非，极力倡导绝对的君权主义，秦帝国的建立在实践上为强化君权提供了历史条件，同时，皇帝至上的理论也获得了全面的进展。

在秦始皇之前，有“皇”和“帝”的称号，如“三皇”、“五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皇和帝连起来，称“皇帝”的帝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帝王观念的实现，它把帝王的尊贵推向了顶峰。

功盖一切，这是皇帝至上理论的基础。丞相王绾和李斯等上书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也。”说秦始皇“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总之，就是秦始皇把整个天下带入了和平与安乐的境界。应该说这类颂扬是言过其实的，但是它在政治思想上却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既然秦始皇给天下带来了无限的美好，那么他就有权支配一切，拥有一切。事实上，他正是这样宣传和这样做的。

秦始皇在刻石上一再宣称他是天下的主宰，在琅琊刻石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天下地下所有一切都是皇帝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占有、支配一切的最主要的根据。

皇帝权力还表现在为民立极，即对全国臣民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作了详尽的具体的规定。所有的臣民都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和命令行事。

秦所创设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号、最显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它通过朝议和文书、舆服、后宫、陵寝等相关规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制度化，树立了绝对皇权的统治秩序。

秦王朝虽然很快灭亡了，但秦始皇时期发展起来的皇权至上观念为后世帝王所承继。

2、中央集权的思想

秦帝国建立伊始，就对国家选择什么样的行政体制问题即选择分封制还是郡县制问题上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最后，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郡县制。郡县作为中央政府辖属的地方行政机构，各级长官的任免、考核、奖惩之权，悉操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与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较，郡县制把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

同时，建立自上而下的专制官僚体制，取代了此前的贵族等级制。即中央，在皇帝以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设置郡县。

中央有以丞相为首的政治中枢机构，即三公。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首脑。太尉是秦官，为武官之长，地位与丞相对等；御史大夫一职，在秦及西汉时，

地位十分显赫。既掌握监察百官的实权，又负责为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既是丞相的辅贰和递补者，又对丞相有监视和牵制之实—由此可见是为皇帝的耳目亲信之臣。另有习惯上所称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体政务。

在地方上，不仅郡县各自设官分理行政、军事、监察诸事，还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设立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乡—里机构，以及负责治安管理的“亭”、负责教化的“三老”，使当地有威望、有实力的“长者”充任。从而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统治体系。

这样，秦始皇与李斯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而严密的政治管理体制，不仅有效地巩固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而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政体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家结构上实行皇权之下的郡县制，废除分封制。他认为，在各地分封侯王，形同设立小国，对中央集权不利。为此，他下令废止分封，而在中国首次实行了郡县制。全国分设36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或亭，乡下设里。郡设郡守，县设县令，乡有三老，亭有亭长，里有里宰。官僚机构上设置三公九卿的官僚制。中央国家机关，设立了三公九卿之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官僚体系，最高权力归皇帝所有。这是秦始皇的首创。）

3、皇帝极欲与重刑主义

秦始皇统一天下，诏令一统，至尊至贵，“以为自古莫及已”，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主。他的权力是无限的，欲望是无穷的。

他的欲望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权力欲。这又表现在横纵两个方面。所谓横指空间，凡是人迹所至，日月所照的地方，他都要君监临其上。为此，他对四夷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不惜任何代价。所谓纵，指上下级关系，他不仅要高居于所有臣民之上，深居禁中，诡秘不可测；而且还要独揽一切权力，独断各种事务。

二是穷奢极欲。天下的臣民、土地都是属于皇帝所有的。他自然就有权使用一切，进行享乐。秦二世更是借助韩非的理论，把极欲合理化。他的生活哲学是“彼贤人之有天下也，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李斯竟顺应二世之论，说什么“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甚至提出“以人殉己”的主张。二世、李斯搬出申不害、韩非为自己辩护，申不害说过：“有天下而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韩非并没有说过君主要穷奢极欲，但绝对的君权与极欲是相通的，因此，他的绝对君权至上理论无疑为君主的穷奢极欲提供了前提。

至高无上的权力加上极欲，必然导致重刑主义。这主要表现为法律的烦苛和轻罪重罚。秦统治下的中国，变成了一所大监狱，形成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的局面。

4、“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思想

专制君主和国家如何处理与士人的关系、如何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如何对待其它思想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士人，可以在列国统治者之间从容择主，道不合则全身而退，另投明主，当时颇为流行的“从道不从君”之说，足以表明士人的自尊和清高；各国统治者

为了笼络贤能之士为己所用，也极力显示“求贤若渴”的诚意。因此，以至于有“士贵王不贵”之说。士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君主与士人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专制皇帝在要求士人效忠于自己的同时，更注意防范士人的反抗意识。换言之，在皇帝的心目中，士人已经由可以依靠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控制、打击的对象。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其中，统一天下、遍置郡县等内容也倒符合事实，但阿谀奉承是通篇主旨所在。历代歌功颂德之言，其实大都如此，原本不必过于认真。偏偏有位博士淳于越，针锋相对地提出驳论，他认为殷周分封子弟功臣，得以享国久远，“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如果突然出现专制朝政的权臣，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国家势必面临危机，结论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淳于越与周青臣的分歧，集中在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是否是最好的统治方式？本来，作为两种不同的政见，在统一后不久，就由当时的丞相王绾和李斯分别作过阐述。王绾等人主张在燕、齐、楚等边远地带，封皇子为王，以利镇抚。淳于越的旧话重提，只是希望能就采用何种方式对统治最为有利展开讨论，体现的是士人对时局的关心。在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中，不论当政者是否采纳他的政见，都不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是，专制欲极强的秦始皇，在独享最高权力多年之后，已容不得半点批评，他把淳于越的忠谏视为诽谤。

丞相李斯迎合君主之意，在驳斥淳于越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允其所请，随之出现了“焚书”浩劫。李斯提出如此极端的主张，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以暴力控制思想的学说，“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正是他们所心仪的政治秩序。焚书、禁学的目的在于取缔政治批评，扼杀思想自由。士人的社会批评功能被废止，不仅是士人的悲哀，也是当局者的不幸。不闻谏言，唯闻颂词，政治只能走向黑暗。在“焚书”后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之事。

“焚书坑儒”与秦统治集团追求思想统一的努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来，在国家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谋求思想统一，是一种顺乎当时思维习惯的选择。战国后期的思想家们，实际上都在一定范围内涉及到对它的论证。但是，用什么手段、用哪种方式去实现思想的统一，原本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

用非暴力的手段，以综合诸子学说、兼采百家精华的方式，建立起与政治统一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这样的历史机遇在秦朝统一之前就已经出现过，那就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意在为未来的一统政权提供治国蓝图。由吕氏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一书，本来就是开放的文化政策的体现，也是兼收并蓄诸家学说的产物。在他的理论结构中，原本尖锐对立的各学派，可以各安其位，各展其长。

如果按照吕不韦的治国理论，秦的统治方式应当有很大不同。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与赢政的权利之争中失败，他的主张也被轻易地抛弃了。秦始皇所欣赏的是申、商、韩非之学，在统一完成之后，骄横自大情结更使他不可能从容选择和构建稳妥的治国方略，遇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冲突，自然就会沿用军事征伐时期的思维定式，采用强硬的管制措施，去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

“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知识群体和统治者离心离德。显然，文化高压政策，并没有达到统治者预期的统一思想的目的，而是走向了反面。在社会尚能

保持稳定之时，士人们保持着沉默，或在暗中作着各种形式的反抗。天下一旦有变，他们就把对统治者的不满，转变为拼死一博。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儒林代表人物、孔子后裔孔甲（或作孔鲋）迅速投身其中，他率一批儒家士人携带孔门礼器往投陈胜，最后战死在反秦战场上。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向秦王朝发起了拼死反抗，全然没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犹豫观望之态，因为他们是在复仇，并认定推翻秦的暴政，是履行士人文化使命的必要前提。秦朝统治者不得不为他们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付出了代价。这是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景帝子。字通，幼名彘，汉朝第七位皇帝，汉武帝4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

汉武帝创造了六个“第一”；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二：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三：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四：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五：第一个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六：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正如历史连续剧《汉武大帝》所云：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

一、独尊儒术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非常注意借鉴秦朝的历史教训，变酷暴为宽缓。就思想文教政策而言，西汉前期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府避免对思想领域进行强制性干预，各家学说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的西汉王朝进入了繁荣时期，但是，一些新产生的矛盾日渐加深，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这主要表现在地方分封势力与皇权的冲突已成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的多元化发展与国家集权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突出。

汉武帝这位年轻的皇帝，深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奋发求治的时局，他决意借用儒家学说，实现自己为后世子孙垂范立制的远大抱负。他任用喜好儒术的官僚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并破格提拔儒生赵绾和王臧分别出任御史大夫、郎中令，执掌实权，还礼聘在野的儒师入朝主持改制之礼，摆出了以儒学治国的姿态。信奉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氏（文帝皇后），发起反击，迫使武帝罢免窦、田，诛杀赵、王，武帝尊儒的第一次努力归于失败。窦氏逝世的第二年，尊儒重教的进程重新启动。儒家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借“对策”之机，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影响最

大的是建议废止儒学之外的各家异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的理论依据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认为以儒术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是天经地义的。汉武帝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有了后人总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

同样是为了确立国家的统治思想，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所采取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他不是依靠政治暴力手段，而是利用舆论诱导和利益驱动，来推动思想统一的进程。

首先，以儒学垄断教育，并进而影响仕途。在董仲舒的建议中就有“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内容。太学是最高学府，以养士、兴教化、培养官僚后备力量为其主要的办学目的，以《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而原来所设置的诸子传记博士皆被罢黜，这就意味着其它学派失去了在太学中授课讲学的权利。

为了贯彻太学“养士”的宗旨，笼络天下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必须解决好学生的出路安排，即把读书与做官连为一体。起初，在一年一度的考试中，只要通过一经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仕进的机会，成绩优秀者可以身据清要之职。一时间，入太学成为做官的捷径，史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

后来的太学生们已不及他们的前辈那般幸运，但入仕之门毕竟对他们敞开。大一统政权留给普通读书人的发展空间，实在是以此为最大了。不仅太学中成绩优异的儒生不断被选拔为官员，社会上有影响的儒师也可以被聘任为高级官员。例如，与董仲舒齐名的公孙弘，官至丞相。这批由平民儒生跻身高官的人，博得了“白衣公卿”的美名。读儒家之书可以换来官场得意，难怪社会上要趋之若骛了。正如班固所言，汉代经学的兴盛，主要是出于利禄之路的诱导。

其次，儒学的伦理道德（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被奉为全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必须遵守，一旦有人背离，就会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再则，置儒家经典于国家法律之上。最明显的象征就是“经义断狱”（或称“《春秋》决狱”），儒家经典成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当着它与国法条文的规定不一致时，通常的取舍是依据儒家教义而不是遵循国法。如此以来，国家表面上并没有以强制手段推行“尊儒”，但这种诱导力所形成的约束作用，却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案例1：甲把儿子乙送给丙收养，待乙长大成人后，有一天甲喝醉了酒，对乙说：“你是我儿子”。乙发怒打了甲二十下。甲到县衙告了乙。按照汉律，子殴父即构成不孝罪，要受严惩。董了解案情后认为，甲生了乙，自己不养育却送了人，“于义已绝矣”。乙虽打了甲，不必问罪。

案例2：某女的丈夫驾船出海，遇风暴翻船溺死，连尸体都未寻着。四个月后，该女子由母亲作主，改嫁他人。有人提出，法律规定，夫死未葬之前，妻子不得改嫁，违者要按“私为人妻罪”弃市。董则援引《春秋》中“夫死无男（子）有更嫁之道”的成例，认定她既是遵“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子”，不当论罪。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儒家学说能够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与它自身的与时俱进有密切关系。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之后的汉代儒学，有其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

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退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汉儒已从批判时政而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正因为如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锐思想家往往批判汉代儒学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转而与专制统治妥协。其实，汉儒如果想要在实际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做出妥协是必要的，否则不可能得到当政者的承认。而汉儒取得统治思想地位之后，其代表人物仍在致力于继承先秦儒学的社会批判精神，置天意于天子之上，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对专制帝王实施约束的努力。当然，其实际效果大小，却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够操控的了。

二、杂霸政治术

尽管董仲舒建议对其它学派加以“灭”、“绝”，但汉武帝并未实际推行。其它学说只是被剥夺了在官方学校中的传授资格，而未受灭绝式镇压。就是在官场之中，武帝也重用了一批分别具有法家、黄老道家、阴阳家色彩的人物。所以，有人说汉武帝治国、用人之术实际是“外儒内法”。司马迁甚至说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技）之士，咸得自效。”无疑是说武帝实际在兼用百家之学。武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给儒家以尊崇的地位，又给其它学派留下适度发展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容忍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明统治术。因此，汉武帝明倡儒学，实际兼采百家，杂用王霸。

武帝的政治思想的特点：

1、求变

“变”主要是指从实际政治要求出发，根据不同情况作灵活的调整。

2、求治之本

使汉武帝长期困扰，夜不能寐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政权得失兴亡的根本原因是天命还是人为？

二是治平天下的根本方略是什么？

三是自然灾变与社会政治的治乱究竟是什么关系？

最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

同时，坚持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专制统治。如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效果非常明显。朝廷在允许各王国“推私恩，分子弟邑”的名义下，实际是把王国的领地割裂成许多侯国，达到了不事声张而削藩的目的。此外，汉武帝还以“左官律”、“阿党法”等立法手段，打破封王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联系，从对人才资源的控制上，堵塞了诸侯王国势力坐大的通道。

3、德刑兼用

把德治教化和刑暴惩恶作为维护君权的两手。

4、任贤

一是扩大征选人才的数额，使方举荐人才制度化和经常化。

二是放宽选贤的标准，对于“茂才异等”不计其出身或其他小节。

唐太宗与贞观时期的统治集团

一、唐太宗生平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599年—649年）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是唐朝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唐太宗在位23年，在位期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人称他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早年】唐太宗于开皇十八年（599年）在出生，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公元614年娶妻长孙氏，（登基后称长孙皇后）。

炀帝大业末，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李世民随父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遂于大业十三年（617）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今山西霍县），西渡黄河，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太原起兵之初，李渊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都督，统右三军。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618）李世民徙封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此后，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自武德元年起，秦王李世民亲自指挥了三场大战役：一、破李轨，平定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杲（薛举之子），铲除了唐王朝来自西北方面的威胁；二、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唐王朝的大后方；三、在虎牢之战中，一举翦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军事集团，取得了唐代统一战争决定性的胜利。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武德四年冬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玄武门之变】此后，李世民与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的猜忌日益加深。大臣间互相倾轧，分为两派:宰相裴寂、谋士王圭、魏征、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跟随李建成；李元吉为一派；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王君廓等跟随李世民为一派。大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持李世民。将领李靖、徐世绩、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公元626年，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玄武门发动“玄

武门之变”，李建成、李元吉被杀，而后高祖让位，他即位为帝，次年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儒家之论，聚经国之才，同君臣之心。实现了政治修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贞观之治”。

二、贞观集团的基本政治主张

1、以隋亡为鉴，居安思危的思想

吸取隋亡的教训，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直接原因。唐太宗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个曾经“统一寰宇，甲兵精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隋王朝，由于炀帝暴政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事实。他心里产生强烈震颤：“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一深刻认识，使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以维护李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贞观政要》中就有许多关于吸取隋亡教训的论述。他评述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史家认为隋虽亡于炀帝，但却起始于文帝，在于他晚期性多杀人。唐太宗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在谈到隋炀帝败亡时，他说：“炀帝暴虐，臣下钳口，率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之。”在他看来，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炀帝过于残暴，结果失去了大臣的谏诤与辅佐，身死国亡。因此，他要求群臣吸取隋之教训，极言规谏，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至道。

2、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

（1）仁政思想

在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唐太宗曾经把隋朝与秦朝灭亡的历史作了分析。认为秦和隋都仅仅经过了两代，统治政权就被推翻。但是，秦亡国的原因是秦二世的昏庸无能，而隋炀帝在历史上确是个人能力突出的皇帝，并且国力强盛。通过分析，贞观时期的统治者认识到隋朝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崩溃，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不施仁政，最终引发了民众的反抗。贞观元年，唐太宗说：“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以仁义治理国家的朝代国祚绵长，而以实行严刑厉法、不恤民力的王朝很快就会丧失统治权。因此，贞观集团推行属于儒家的“仁政”，主要政策有：与民休息、刑罚宽平、轻徭薄赋、少兴土木兵戈等等。

（2）民本思想

隋末，曾经一度繁荣兴旺的隋王朝，由于隋炀帝推行暴政，被隋末的农民起义所推翻。贞观统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可怕，认识到民心的向背是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基础。唐太宗在同辅臣们总结以往历史上政权兴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周取代殷，秦吞六国，为何帝业长短这样悬殊？根本在于周施仁义，秦行暴政”。仁义符合民心，暴政背离民意，谁背离了民意，谁就会被民众抛弃。尤其是隋王朝由繁荣到覆灭的迅速转变，更清楚地提醒贞观统治集团：如果认识不到民众的重要性，这样的君主很快就会丧失统治权。

在贞观时期的统治者看来，民众是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没有民众国家也就会灭亡。唐太宗在这一点的认识犹为深刻，他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要命题。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因此，唐初贞观时期的统治者把摆正君与民的关系，把安抚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作

为立国的基本政策。他们在深切体会到传统儒家所说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治含义的基础上，强调“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确立以“民为国本”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存百姓”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3）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

在立国必须“先存百姓”的思想指导下，唐太宗君臣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方针，其要害就在于“安人”。唐太宗说：“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稳，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安人宁国”方针的制订是由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但它也有在思想方面的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唐太宗君臣杂冶儒道两家思想于一炉；一方面极力崇儒，以实行“德政”、弘广“教化”相标榜；另一方面又大讲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提倡“清静无为”，宣扬“无为而治”。这两方面的思想，都使得他特别重视保持社会的安定，甚至把它当成治国的根本来对待。

（4）以法为治的思想

贞观集团治理国家坚持“礼法结合”，“礼法结合”的特点是礼治为主，法治为辅。其法治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论：法要公平、稳定、宽简。鉴于隋末的苛法滥刑，法纪败坏的局面，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活动，并将整顿和加强封建法制视为政本，摈弃“严刑治国”的观点，以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主张，治国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立法“务在宽平。”同时，唐太宗鉴于历史上繁法的弊害，主张立法要简明体要，易知易行。他提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交。”

唐太宗不仅要求法律简约易明，还对法律的稳定性提出相当有益的见解。地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

第二，守法论：帝王要带头守法。

第三，执法论：严格以法为治，明正赏罚，不避亲疏贵贱，“一断于律”。

三、贞观集团的治国策略

1、求谏纳谏

纳谏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个帝王像唐太宗这样善于纳谏的。

（1）纳谏原由

唐太宗纳谏，除了基于“安人理国”的政治需要之外，主要与他在吸取隋亡教训过程中，形成的君臣观分不开。他说：“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

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太宗仔细分析了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行事不合君道，却又没有臣子的匡谏，结果君暗臣谀，王朝倾覆。

从隋亡教训中，唐太宗对君臣关系有了新认识。他认为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遇到君主失误的地方，臣子必须进谏，才能挽回损失，匡正社会。反之，若君主失去了国家，“臣也不能独善其家”。因此，君臣是“义均一体”的。遇到君主做得不对的地方，臣子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指出。这样唐太宗指出了君臣是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利益，理应共理天下。这就是唐太宗的君臣观。

（2）纳谏措施

唐太宗以善于纳谏扬名于世，自然在他的纳谏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方法：

第一，虚心求谏。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为了鼓励群臣进谏，唐太宗把他们的奏章粘到墙壁或屏障上，朝夕瞻仰。唐太宗纳谏的这种虚心态度，对臣子谏诤是个有力鞭策。

第二，恭谦听谏。太宗深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指出君主即便至尊至圣，也不能自圣、自贤，要承认别人的长处。他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子守谦恭，常怀畏惧；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尚有不足之事，谁肯犯颜谏奏？”在太宗看来，君主虽贵，但思虑难免有失，需要臣子的辅佐。倘若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再没人敢进谏，而危亡也就不远了。

第三，师友视之。唐太宗在读史的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的君主都因知识、道德上的缺陷而败亡，即“骄淫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他吸取教训，意识到处于政治中枢的君主有必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这就是把那些有才能的人作为自己的老师。他说：“每思臣子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代之。”身为九五之尊，且才华横溢，却愿屈己做别人的学生，可见太宗纳谏的诚心。

第四，进行奖迁。唐太宗在纳谏过程中为了表达自己的虚己之心和感激之情，不但进行言语上的赞赏，而且进行物质奖励和给予官职升迁。如贞观元年，有个人被判死刑，大理少卿孙伏迦进谏，此人“法不至死，无容泛加酷罚”。太宗认为说得对，便赐给他兰陵公主园，价值百万。许多人表示不解，太宗说：“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太宗不但给予物质奖励，还给予官职提拔。像魏征因谏诤中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与朝政。王圭能直言谏诤，马上被迁黄门侍郎。这对激励谏诤之风是个有效的手段，取得了显著成效。

2、重农和轻徭薄赋

以农为本是李世民治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唐太宗即位之后，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租庸调制中规定：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服徭役二十天。唐初，租税赋役都比隋代大为减轻，尤其在以庸代役方面，隋朝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役，而唐代不再规定年龄限制，从而把以庸代役的办法加以推广和制度化，使农民有了更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颁布和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稳定了民心，激发了广大农民对生产的积极性，流散人口渐归乡里，接受授田，从事生产，荒芜的土地重新被开垦。因而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很快，粮食产量大增，粮价平稳，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安定，出现了“囵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社会景象。

3、重贤

唐太宗集团的重贤思想中有三点最为突出：重视人才、任人唯贤、用人之长。

4、依法治国

主要表现为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和严格以法治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