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学与当代小学教育之比较

古代蒙学与当代小学教育之比较

中国古代“蒙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蒙学”逐渐发展、成熟。无论是在教育方式、教学模式还是在教学方法、教材上对我们今天蒙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古代“蒙学”的教育方式与现代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没有师范教育，但文化教育却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在世界最早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惟一保存古代文明的国家，就是由于中国古代“蒙学”教育起到巨大作用，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中国的科举制首先是选拔政府官员，其次是培养各种层次的教育人才。不能中举的秀才就在乡村里进行“蒙学”教育，也就是类似现代的小学，正所谓“秀才没落，下乡教学”。明清时代中国的小学完全是“私立”，也称为“私塾”，不需要国家一文教育经费，就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以机动灵活的教育方式办学，秀才的家里就可以作为学校，家族的祠堂也可以作为教学场所，惟一的开支是作为教师的秀才的“束修”，或各家分摊，或由家族中几家富有的家庭承担。而家族中较贫困家庭的子女，就免费入学。而且是要求家族中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要去读书，若有失学儿童，对其父兄还要追究责任。现在中国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差，失学儿童多，学者说原因是“穷国办大教育”，其实古代生产力远比现在低下，但蒙学教育发展却比较成熟。古代的私塾和蒙学给我们今天解决贫困地区教育也会有一定启发。

其次，古代蒙学的教学模式也和现代小学教学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教学规模，现代小学一个教学班都四五十人，而私塾一般10人以下，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从学生的角度分析，私塾要优于现代小学，一个教师面对四五十个学生，要把学生完全教会学懂，的确不易，再优秀的班也有没学懂的学生，只不过落后面小一些罢了。而多数的班级落后面较大，倘若有的教师不负责任，就极易形成“放羊”式教学。而私塾先生所教学生较少，因而可以对每个学生负责到底。旧时的私塾无什么优秀教师之称号，也无什么升学压力，学生读书更无什么选择重点学校的困惑，“教不严，师之惰”。对教师的要求只有一个严字。

古代教育没有年级的概念，因材施教，不求进度统一。有的学生学习能力强，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进入新内容的学习，而学不好的学生就继续背诵旧课文，直到能背诵到滚瓜烂熟程度再进入新课文。教学是复式教学，针对每个具体情况来进行教学进度，这才是对学生负责到底的教育，而不拘泥于年级的升留级的形式。有关资料显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是半年读一本，也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读三本书。学业负担同现在的学生相比是较轻的。鲁迅幼年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课余还到百草园捉虫玩，古代的学生无需配备教科书，因为所读的书都已背熟牢记在脑海里，到运用时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第三，说教材，“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基本上定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统一定型的教材，简称为“三”、“百”、“千”。

首先最惊人之处是教材使用时间之长，《千字文》使用了千年，而其它教材也用了五六百年。作为小学教材，使用时间之长，使用范围之广，可以说是个奇迹。而且这并不是政府编写，颁发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而是民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统一教材。更惊人的是朝代在不断地更替，政策和方针也在不断地改变，而教材却一如既往地沿用。教材基本上是统一的，科举考的四书五经历代也是统一的，正由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使全国的学子处于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上，科举考试中，穷乡僻壤的学子也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这也是华夏文化得传播到边远地区的根本原因。

古代蒙学有一种教学方法被广泛使用，那就是“背诵”。先秦还处于“漆书竹简”的时代，就是用背诵的办法把所学的知识完全地记在脑海里，正是这种特殊的学习方法解决了书籍奇缺的问题，也为平民接受教育创造了条件。这种被近现代教育家所批判的“死记硬背”的学习

方法，保存了中国的古代经典著作，保存了古代先哲们的思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中国先秦文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西汉初年还有几个背得先秦经典的老人健在，凭借这些老人的记忆，才得以把先秦的经典保存至今。所以“背诵”乃是中国古代教育最优秀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维系之根本。

教材是几百年不变的，秀才们读私塾时读的就是这些“蒙学”教材，现在教学生的仍然是同样的教材，而且全国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开始都是“三、百、千”，所以不必要印什么教材，更不必学生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因为这些教材秀才们都能滚瓜烂熟背诵，不必备课，只要学生坐定，便可开口上课，而教学方法又如此之简单，每天领着学生带读四五句课文即可，学生读会后，就让学生进行背诵所学的课文，要求连同先前所学课文背诵到滚瓜烂熟的程度，接着进行习字训练，背诵和习字成为学习的基本模式。而现在的小学教学主要精力放在思想教育上，语文课的主要内容是教师讲课，归纳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而放松了背诵和习字的基本训练，虽然也有背诵和习字，但仅是点缀，而且方法也不当。

古代的蒙学，课文只进行最简单的讲解，根本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讲解，古代经典是“微言大意”和“博大精深”的，教师何苦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更何况许多高深的政治、哲学、人生的重大问题，纵虽讲得清楚明白，七八岁的小孩子又怎么懂呢？因而公开宣称“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让学生滚瓜烂熟地背诵，牢记于心中，让学生慢慢地去理解，在今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去领悟和体会其中的深刻道理。《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进入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三字经》里不但有适合儿童心理的“昔孟母，择邻处”、“融四岁，能让梨”的典故，也有深奥的为人处世的哲理，这些哲理蒙学的儿童或许不能一时明白，但作为一种储备，为今后听发展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把学习中文称之为“识字”，这是非常恰当的认识，任何一个“汉字”都要掌握“音”、“形”、“义”。作为初学者，首先要掌握的是“音”和“形”，在牢固掌握前两者的基础上学习“义”。因而古人就把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音”和“形”上，通过背诵来使每个字的读音牢记于口耳之间，成为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通过大量的书法训练，使“形”牢记于手眼之间，达到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正确无误。对“义”却是不够重视，粗略讲解其含义，甚至不讲解，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让学生自己领悟和感知，这才是真正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另外，“三、百、千”在形式上的共同特点是韵文化，三四个字成为一句，隔句押韵，都不一韵到底，中间要换韵，读起来都是朗朗上口，容易记忆。

现代的小学课文第一课，要学的是汉语拼音，是一些既难读又难写的字母，这对那些刚入学的儿童来说既无形象可言，也更无兴趣。在短暂的儿童特有的新鲜感之后，便是对拼音的厌恶。让学生在入学的一开始就失去了学习的乐趣。那么学习汉语拼音的效果又如何呢？通过调查，有很多学习过汉语拼音的学生，到了中学后竟然不会使用汉语拼音，把汉语拼音忘的一干二净。拼音之后便是一些单字的学习，这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相比，更有着层次上的区别，蒙学要真正有启蒙的作用，给学生思考的余地。现代教材贴近了生活，却没有思考的内容。到了成年后，问小学中读过哪些课文，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出来，至于课文的具体内容就更记不得了。

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明令废止私塾，各地纷纷成立新式中小学堂，蒙学教材被废弃，采用白话文为主体的语文教材。从叶圣陶等编写的新式语文教材起到现在70年间，教材不知改过多少次，近年来教材的更新越来越频繁，使用时间越来越短，和蒙学教材使用了几百年相比，成为强烈的对比。

小学六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语文教学上，中学里语文课一直作为主科备受重视，大学里有专门的中文系，语文教师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语文教学效果总是少、慢、差、费，其效果总是令人失望，书写水平普遍差，写作水平也普遍较差，近年来不少人对语文教学也提出了质疑。

现在很多人已经在回首过去，从古代蒙学中寻求答案，为什么看似平白无奇的古代蒙学教育能培养出王国维、郭沫若、毛泽东那样的大家，而在取得巨大人类进步的今天却很难出现一位国学大师，这不由得我们不去深思，因此我们要回首过去，从古代蒙学中汲取营养，来丰富我今天的蒙学教育。

参考文献：

1陈才俊编译.《中华蒙学精粹》m.海潮出版社2006版。

2张剑.《蒙学教材探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 144：105-107。

3顾树森著.《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m.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4宋洪、乔桑.《蒙学全书》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