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的习俗与饮食习惯

立春的习俗与饮食习惯

立春：送春

鞭春之后要送春，即地方政府给乡绅送小芒神和小春牛，有的地方还送给政府各部门。这种作为礼品的春牛芒神有的是泥塑，有的是画像，小巧玲珑，精致可爱，以盘或以亭装饰托送j送春由鞭春时的胥役和乐队以官府的名义执行，例如在河北永平“随从鼓乐，将别塑小芒神、土牛分献各官府及乡宦，谓之送春”。在湖南长沙，“胥役别以小牛、丝鞭鼓乐送乡达，谓之送春牛”。这些小芒神和小土牛要由官府事先预订，由工匠制作，并事先送到官署保存，例如在河北宣化“县令偕属诣府堂，打春毕，另将小牛芒神送各衙门及本城缙绅，皆预令工先期备办，送县待用者。”在江西德化，“是日多为小土牛，置纸亭中，佐鼓吹送诸荐绅”。在湖南零陵“礼胥以盘贮小土牛送乡绅家”。在有的地区，地方政府要送小春牛给乡里，例如广东潮州“胥吏以小土牛贻里社，谓之发春”。有些地区由春官送春，例如湖北郧县“春官于绅士人家送土牛，乘阳气也”。春牛送到之后，乡绅一般要给赏钱，例如在福建漳平“鼓吹导送泥塑芒神土牛于绅衿家，以邀赏赉”。有的地区不是送泥塑芒神土牛，而是送芒神土牛的画像，例如河南林县“颁送芒神、土牛画像”，河北延庆”以纸画芒牛之形，令鼓乐春官遍送乡达，谓之送春”。

送春活动同样也体现了社会等级差别，送春的对象是乡绅，而

不是平民百姓。例如在山东济南“为小土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乐以献，谓之‘送春’。”对“缙绅家”不仅要“遍送”，而且要“鸣鼓乐以献”，正如山西翼城春官和春吏的报春，“凡官长、荐绅之家，皆叩谒之”，而对于平民百姓则不予顾及，甚至欺压，“民间有市货者咸避焉，不则挈以去，无给直者。”但是“人盼幸福树望春”是民族的心理定势，春牛在整个汉民族文化中被公认为是春天的象征，而象征符号在民族文化中是共同的，没有阶级和阶层的区分，那么平民百姓也想得到小春牛这个春天的象征，则必须自己买。在一些地区，小春牛在集市上可以买到，例如在河南洛阳“百姓买小春牛，依官式五色装，或相献遗”。据乾隆<洛阳县志》载，这些缩小了的芒神、土牛和春仗由塑匠制作，“勾芒神像及土牛各长三寸许。又以细竹苇作胎，黄纸裹之，彩丝交缠，日春仗。绅宦官送，士民自卖买。”送春并不是清代的发明，而是早已有之，正如同治《德化县志》所说，送春“盖仿古太守颁春遗意”。早在北宋时期，在开封、祥符两县“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南宋时，朝廷“掌管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分送殿阁，巨趟各随，以金银钱彩段为酬”。但是清代的送春主要是地方政府送给乡绅，已经不是一般的节日应景活动，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地方上的迎春活动可以增强官绅关系，送春也体现了这个功能。由地方政府购置春牛和芒神作为祝贺立春的礼物，并在鞭春仪式过后，委派乐队分送给地方乡绅，这是对乡绅的尊崇和对其社会地位的肯定。在当时的社会，官绅关系对于地方长官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许多地方豪绅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常常掌握着地方上的经济命脉。由于采取回避制度，地方政府主要长官均为外地人，如果没有本地乡绅的支持，他们就不能有效地对这个地区进行统治，甚至连自己的乌纱帽也保不住。因此，官府便利用这个官方可以操纵的机会，以报春、送春的手段来提高士绅的社会地位和表示官府对他们的敬重，以此增强官绅之间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合作。

立春：吃生菜

在中国北方立春吃萝卜，而在南方却是吃生菜。关于立春饮食的文献记载中常出现生菜，但是各地生菜的含义并不尽相同。广东乾隆《顺德县志>说立春“啖春饼、辣菜”，但是咸丰<顺德县志》说立春“啖生菜、春饼”，可见此地的辣菜就是生菜。在这里生菜是一物二名。但是《花县志>载：“以素粉拌生菜”，《鹤山县志》说：“以姜葱拌生菜”，又只称为“生菜”。

《三水县志》则说“食春菜”。很明显，辣菜、生菜和春菜都是同一种蔬菜。这里的“春菜”不过只是以节日命名而已。但是《中国食品事典>的解释却与此不同，认为春菜就是芥菜，认为“芥菜”是“辣芥、辣菜、春菜和春不老的别名”。这种芥菜其味辛辣，一般需炒食或腌渍食用，这显然不是上面所说的立春生食的春菜，更不是生菜。早在南宋时期，芥菜就与生菜和莴苣并列，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北方的地方志关于立春习俗的记述中，有时也出现“生菜”、“春菜”和“辛菜”。山东<夏津县志》载：“如期食生菜迎新，阴阳生送春牛。”在河北遵化“立春日啖饼食生菜迎新”。《定

州志》和《陵川县志>也都提到立春吃“春饼”和“生菜”，但是这里的“生菜”不可能与南方现在称为生菜的叶菜相同，因为山东、河北和山西并不出产这种蔬菜。在这些地区地方志中的“物产志”中也不见关于“生菜”的记载。此外，在这些地区的其他县志中，也没有提到立春食用“生菜”。这里说的生菜有两种可能，一是指“生食的蔬菜”，例如河南称立春吃的蔬菜为“生菜”，即萝卜和其他可凉拌的蔬菜。河南《辉县志》载：“杂切生菜，日春盘，裹以薄饼食之，日咬春。”河南《郑县志>载：“举酒则切粉皮，杂以七种生菜，供之筵间。”很显然，这里的“生菜”

和南方所说的生菜并非一义。“七种生菜”是指的七种可以生食的蔬菜，那么《夏津县志>、《定州志》和<陵川县志>中所说的”生菜”也应该与此相同。二是指一种叶子可以生食的莴苣。<中国食品事典》和《简明农业科学词典>都认为生菜又称为“叶用莴巨”。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白苣、苦苣、莴苣俱不可煮烹，……通可日生菜。”高士奇《北墅抱瓮录>说：“生菜，花如苦菜，春秋可再种。略点盐醋，生援，食之甚美，故名。”吴其溶认为生菜即白苣，“与莴苣同而色白，剥其叶生食之，故俗呼生菜”。光绪<肃州新志稿>载：“莴苣：有黑白二子，俗名生菜，可生食。”《甘肃通志稿>载：“莴苣：二种，叶圆而薄者日生菜，叶尖而生笋者日莴苣。”这里的生菜是指莴苣的一种。

立春食生菜的习俗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东汉崔塞<四民月令>载：“凡立春日，食生菜，不过多取迎新之意而已，及进浆粥，

以导和气。”<遵生八笺>说：“晋于立春日以萝菔、芹菜为菜盘相馈。唐立春日春饼、生菜号春盘，故苏诗‘青蒿黄韭试春盘’。”东汉和唐代的生菜究竟是何种蔬菜，此处并不明确，但是《遵生八笺》以苏轼诗‘青蒿黄韭试春盘’解释唐代的春盘，可见唐宋时期的生菜并不是今天南方的“叶用莴巨”，而是指青蒿黄韭等可以生食的蔬菜。《清波杂志>载：“绍兴丁巳岁，车驾巡幸建康。回跸时，先人主丹徒簿，排办新丰镇，物皆备。御舟过，止宣索生菜两篮，非所办者。官吏仓卒供进，幸免阙事。前顿传报，生菜遂为珍品。”如上所云，立春的春盘在宋代可以用青蒿黄韭制作，但是这里的生菜并非韭菜。《东京梦华录》以韭黄与生菜共列，《梦粱录>以生菜、葱、薤、韭、大蒜并提，可见生菜并不是韭菜。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载：“苜蓿、勃公英皆可为生菜”，是说可以生食。但是宋代和明代的生菜已经确有所指，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将芥菜、生菜和莴苣列举，《大明会典》：“荐新物品”中“正月”有“韭菜四斤，生菜四斤。”这里生菜也与韭菜并列，是一种具体的，可以与韭菜同样生食的青菜种类，而不再是泛指。看来古时所说的生菜如果泛指的话，均与清代南方及现在所食的生菜并非一物。只有在南方出产这种生菜的地区才盛行立春食生菜的习俗，南方有的地方也吃类似于萝卜咬春的代用品，例如福建《永安县志>：“家各立春树，取接春之意，或取甘蔗、胡萝卜啖之，名H咬春。”则可能由于这些地区不出产生菜。在地处上海附近的华亭县，立春在清末由吃生菜转变为吃萝卜，光绪《华亭县志>载：“春日茹春饼，以生菜作春盘。”但是又加按语

说：“今立春日食芦菔，云杜喉患。”说明吃萝卜的习俗在这个地区逐渐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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