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确证偏见的危害及其预防措施

从卡杜尔·梅亚威案中看确证偏见的危害

所谓确证偏见，是指在论证中，对其待证论点（假说）存在轻信或者偏执的信任，对自己的论点只满足于确证，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漠视、贬损或者掩盖对之不利的证据，对论证缺乏批判性态度的不当思维表现。严重的确证偏见表现为不惜伪造证据和进行诡辩，极端的确证偏见就是心理偏执症（偏执狂）。

确证偏见反映出一种人性普遍的弱点，它是一种主导论证的人类习惯思维，因此它不是一种一般的错误。即使非常理性的人在一定情况下也会产生确证偏见的错误，因为它深深地与人性的自我中心有关。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受过逻辑训练，那么确证偏见将难以察觉，从而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思维方式。

心理学证明没有“白版的”认知，一切观察和认识都有“前认识”，尤其是被我们确信不疑的独立观察，其实也渗透了我们的先念，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客观。举个例子，有份报纸上将菲律宾打成了“菲宾律”，大人旁边的小孩大声地把“菲宾律”念出来，正在看报纸的大人才发现原来报纸打错字了，而他由于惯性思维竟然没有注意到。再如一个城市里的警察追小偷追到乡下，乡下的警察受请援助，小偷被两个警察追得穷途末路，突然发现田里有稻草人，他急中生智扮成稻草人，两个警察都路过这里，但却是城市里的警察发现了破绽，因为乡下的警察由于思维定势而没去太注意那个稻草人。在卡杜尔·梅亚威案中，卢瓦佐警长基于凶手的极端残暴手段就将凶手认定为外国人就是基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断定的，产生这样的怀疑并无不妥，但如果将这种怀疑一味认定并为了证实怀疑的真实性而忽略别的可能性就是可怕的。材料中说，卢瓦佐警长提出案发地的脚印和梅亚威家里的脚印吻合，但这一说法后来被证实是伪证，这就体现了确证偏见的危害——心中认定梅亚威是凶手，便觉得哪怕为定罪而制作伪证也不会将梅亚威冤枉。这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常见，而这样的确证偏见便很可能导致有罪推定的后果。

如果有一种制度或者环境的诱导因素（例如特定职责、角色定位、社会认同、兴趣偏好、舆论影响等），那么它可能成为社会种群偏见。在司法活动中，确证偏见是司法活动的痼疾，司法活动在制度上的便利或者稍有理性要求的放松，就难免发生确证偏见。在梅亚威案中，居民就认定了阿尔及利亚人是凶残的，于是就像着了魔一样去证明梅亚威的罪行，最后，这一确证偏见已经深入到了审判层

——法官竟然对嫌疑人供述做不利于嫌疑人的引诱！再如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如果对某一高官提起公诉，则哪怕没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该高官的罪行，民众也会认为随便抓一个高官来判个五年十年也不会冤枉他，有时候，这样的偏见也会深入到审判层，且在中国，社会舆论很容易对法官的独立判断造成影响和压力。由此可见，对某一群体的偏见最终会导致那一群体成为司法审判面前的弱势群体，便得不到公平正义的保护。

有测试表明，相信超感存在的人100%记得确定性的材料，而否定性的材料只记得39%；怀疑论者可以记住两方面的材料达90%。这一测试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有先入为主观念的人会选择记住对自己有利或认同的信息而忽略对自己不利或不认同的信息。这个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处于消极中立地位的法官较处于积极审问的法官所产生确证偏见的可能性小。梅亚威案中，庭长德马西尼问梅亚威夫人：“您的丈夫买了双新鞋，当时这是他的权利！我们想知道的是，他为何买了新鞋，却把旧的扔掉了。”这其实是法官在做引诱，而同样的事实，还有很多问题，法官都不会问，这表明法官已经在心理产生偏向了，这对司法公正是危险的。同时，这个测试还表明，平常的推理是不能对一切可能的解释进行思考，且推理偏重于设法证明论点而不努力弄清论点有无错误的可能，因此，相关司法人员是否受过高强度的逻辑思维训练对于能否克服确证偏见很重要。不承认社会舆论背景的影响，是司法机关自相矛盾的错误，因为后来的存疑判决说明了一切，舆论左右了一切，不仅左右了民众，而且左右了陪审团。

梅亚威案属于存疑判决，存疑判决从学理上讲属于有罪推定，有罪推定的价值倾向是不错冤枉无辜以求法网严密，无罪推定的价值倾向是宁可放纵罪孽以求自由不受威胁，这些都与人权观念的强弱有关。价值取向填补了认识缺憾，从而才可能实现裁判，人们容易误解的是，把这种源于价值取向的裁判理解为是认知确认的裁判。

综上所述，要克服确证偏见，首先要深入贯彻和领会无罪推定这一理念，其次要经过逻辑思维的强化训练。可以向司法人员传授科学方法论和逻辑推理体系来强化逻辑思维，为证据学和诉讼法学提供元科学理论，向公民提供法律上的基本科学理性和逻辑理性观念。对于互相矛盾的言词证据，要予以排除，在梅亚威案中，互相矛盾的言辞证据就没有予以排除，而是想方法完善有漏洞的言词证据

去给梅亚威定罪。对于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也要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