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谏议制度与修辞(第一稿)

《修辞学》课程论文古代谏议制度与修辞学发展

学生姓名：黄春霞

学号：

专业：翻译实践与理论

学院：外文学院

导师姓名：谢晓莺

学期：2011-2012/下

任课老师：温科学

摘要：政治体制和文学文化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中国古代的谏议制度是君主专权制度的重要补充，负责着维护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利益和修正方针政策的重要作用。而用于古代通讯、交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谏官的意见多以文本的形式呈现。而合理的使用修辞法可以使古代的谏官令自己的谏言起到更大的作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气会导致谏官使用不同的修辞方法以期达到目的。于是，朝代的更迭与同一朝代不同的政策都会影响修辞学的发展，修辞学以不同时代政策影响下不同的些微差别共铸了修辞学发展的长河。

关键词：古典修辞学；谏议制度；君主制度；得体性

1.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谏议制度

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以君主间接统治为主要特征的有限君主制,从夏朝的氏族联盟到商朝的方国联盟,再到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有限君主制的统治效率逐步提高。[1]随着时代的发展有限君主制始终在春秋战国时期慢慢变成以郡县制为基础、以君主直接统治为主要特征的绝对君主制。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主题是强化君主在军事、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力。为了提高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各国君主对游说各国的方士和谏言阶层抱着特别宽容的心态，这是春秋时期文化大繁荣的原因之一，也是游说集团和劝说集团起到重要作用的年份。

自汉朝到隋朝时期，谏议制度一直发展完善，到唐宋时期达到顶峰，随后的元明清时期，根据不同情况，又在唐宋的基础上不断改变以适应不同的统治方式和统治需求。在这期间，每一次的王朝中兴，都伴着谏议制度的发展和谏议制度对王朝各方面建设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君主向来强调君主专权专制,谓之:“古人有言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故可以观利害之极致;断之独,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谋而不知断,则群下人人欲逞其私志,斯衰乱之政也。”强调君王的独断并不是中国古代君主政治不重视下级官员信息的反馈，而是要让君王要通过朝堂的议事，士大夫的谏议、上书言事，各级官员的监察和考绩活动来敲出振聋发聩之声。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齐桓公设“大谏”之职,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齐国中央官制的主体是在相的下面,设置五个行政部门,即所谓“五官制度”。

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官僚阶层力量的日渐成熟,各级官员的分工日益明确通达,在君主权力逐渐强化、集中的过程中,以三国魏晋南北朝为代表贵族集团对君主的权力制约逐渐减弱。对下情上达的方式就有了更多的要求，由原先游说集团（张仪苏秦之辈）和劝说集团（各国变法和治国代表如商鞅、韩非子、孙武等人）较为直接的意见上达方式逐渐让位于更为制度化的信息传递渠道——谏议制度。于此同时春秋战国这一文化大繁荣时期谏议的修辞法由汪洋恣肆，百家争鸣,海纳百川之势向更加言之有物，解决具体问题和提供研究方法等更加细化的方向发展。

朝代更

迭

君权集

中程度

谏议制度

发展

图1 朝代更迭、君主制度与谏议制度

2.中国谏议制度与修辞学发展

2.1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个人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安危常常系于游客辩士的三寸不烂之舌，正所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本篇文中把这一时期所有的进言活动也都看成是稀疏的或者是自由度极大的谏议活动，这一活动是被各国君主所允许的谏议制度下的活动。这一时期，游走于各国的先秦诸子们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庄子都是修辞家。奥利弗说，孔子的修辞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他把孔子关于修辞目的的学说分为七个方面，都是为了如何达到社会的和谐而论的:(l)修辞能够使思想交流更清楚，“辞达而己矣”(论语·卫灵公);(2)修辞能打动听众的意志，“法语之言，能无从乎”(论语·子罕);(3)修辞具有维系社会的功能，“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4)通过劝说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5)修辞能赢得个人的进步，提高个人的能力，因为经验证明，“不有祝跄之俊，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论语·雍也);(6)修辞能得到别人真正的理解，因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7)修辞能清楚地表达演说者的真实本性，因为“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2]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隐喻学家，《庄子》一书中存在着极为丰富的隐喻现象。庄子根据隐喻的表现形式、功能、效果、结构以及认知特性,以显性隐喻与隐性隐喻、根隐喻与派生隐喻、发现相似性的隐喻与创造相似性的隐喻、语词型隐喻与篇章型隐喻等多种类型来阐述其观点。[3]然而这一过程中庄子的“政治”观点是其世界观、哲学观，劝说的只是平民百姓甚至是其自身。大量隐晦的观点由于晦涩难懂而且脱离现实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不深。反而是韩非子商鞅这些变法派代表以及鬼谷子武子孙子这些兵家代表能产生更加大的影响。《鬼谷子》、《孙子十三篇》、《韩非子》中有着更加贴合现实的举例，反讽和众多的逻辑推断。《孙子兵法》有云“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这一段就严格交代了将军带兵的作法，意义和可以达到的效果，甚至将其通俗的比喻为常山之蛇。这时的中国古典修辞学还处于万花怒放的时期，既不都是抽象化的哲学道理和也不是没有放弃逻辑推断的形成于头脑之中的无源之文。这些著作中也都有着与西方修辞学相近甚至相同的修辞方法，善用严密的推理和通篇严格的布局。也并不是所有的主流学派都强调“实用性”或者和哲学密不可分，而是可以独立出来，以一种朴素的思考和强烈的实践观来劝说统治的君王接受其意见。

有学者认为古雅典的演讲针对自由人，演讲的行为，修辞的好坏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建议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它能否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来，修辞学要满足的不是真理而是对听众的所处的背景，利益趋向的迎合。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例子也是普遍存在的。《触龙说赵太后》是《战国策》中的名篇。主要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机，大举攻赵，并已占领赵国三座城市。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威后溺爱长安君，执意不肯，致使国家危机日深。触龙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利用以退为进的修辞布局和战略智慧说服了赵威后，让她的爱子出质齐国，解除了赵国的危机的故事。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层的专断独行，往往国家大事仅仅于一念之间，缺乏约束。这就给了先秦诸子们在修辞学方面极大发挥的空

间。这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也是善用修辞进谏的。

《周易》的“言有物”、《老子》的“言有宗”等，都主张言辞要有内容，有宗旨。各国贤明的君王们对于言而无物的游士们敬而远之，不敢怠慢这些人只是怕了天下真正有才之士“裹足而止”。另一方面孔子及其门生要求修辞与道德修养，与情理相结合。如“名不正言不顺”的“顺”，就是以合理性而言。古希腊罗马时代盛行公众演讲和法庭论辩，西方古典修辞学所研究的也就是演讲和论辩的艺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口语修辞。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游说论辩中，十分重视口头表达的艺术，《战国策》中记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一定意义上讲，先秦的修辞理论就是在口语修辞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比如《论语》《墨子》都是记载言行的合辑。其这是我国修辞理论萌芽时期的一个特点。然而到了汉代，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允许游说论辩，因而口语修辞的研究也就被书面文辞的研究所取代。

到此时，谏议制度开始由自由度大，突发性强的以口语修辞为主的活动向制度化、规范化、定时定量的方向发展。谏议的阶层由自由不受各国政治约束的学派，以及各个贵族阶层向吃着国家俸禄的固定官员和零散的民间“万言书”、谏议、乡老议言等转变。中国古代修辞学从有着自由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修辞方法向有着浓郁的官方色彩和教化色彩的修辞学方向发展。

2.2汉、三国直到隋朝时期

汉时期，谏官初为加官，皇帝将谏议之职委于领有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等职衔的私人顾问，此类谏官在秦代多为武将。汉代任源官者身份各异，汉武帝(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曾任命并无官职的孔安国为谏议大夫。谏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多时可达数十名。东汉时，谏官成为定官。六朝时期，中央机构进一步改善，逐渐分为三大部分：尚书省负执行之责，中书省(又称内书省)和门下省负指示之责。中书省代皇帝草拟敕令，门下省联络中书省和尚书省，即沟通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它一方面将皇帝的旨意传达给执行机构，另一方面将执行机构呈递的奏折等文件转呈皇帝。进谏的使命由门下省承担。此时，封驳已渐成定规，给事中既可驳回官员向皇帝呈递的奏折，亦可将皇帝的命令退回中书省。[4] 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晁错为人刚直苛刻，直言敢谏，为发展西汉经济和巩固汉政权制定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政策，还写出了《论贵粟疏》、《言兵事书》、《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谏议性文章。晁错在《言兵事疏》中“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虽然，兵，匈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这简短的几句话就把对匈奴用兵的万全之策提了出来。其中心是“以蛮夷攻蛮夷”，言简意赅，质朴平淡。同时晃错的语言峻厉、瘦硬，具有森严之貌、凛然之气，都与其“峭直刻深”的个性有关。晃错政论文的文体形式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晃错上疏言政，向统治阶层输送了大量针对性强的政论文，文中修辞建立在诚的基础上，以清楚的言辞表达了施政的方针政策的缘由和对策，一定程度上照亮了后世政论文学的发展道路。此时著名的谏言已经开始表现出了其官僚色彩。这些谏言所讨论的内

容更为宏大，修辞或朴实无华言之有物或华丽已极务虚外之虚。晃错还把分层推理法应用到削藩问题上去。“吴有豫章郡铜山，溟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吴王曰:‘同宗，死长安口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为说明“吴王必反”这一论点，晃错首先从诸侯王土地之广展开，把吴王刘潺公然私自铸钱，贩卖官盐，收容阴谋叛乱之徒等，一方面说明他具备了谋反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谋反的政治野心。加之与先前吴王之子死于太子之手而未得到妥善处置的事件，更是加大了吴王谋反的步伐。最后才导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这个论点。[5]这个意义上讲，汉代中国的古典修辞学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有严谨的推断和朴实无华的修辞方法。从人的心里角度来分析事物发展的结果。

2.3唐宋时期

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予讨论。唐高祖和唐太宗当唐代开国之初，常以秦隋之亡为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馅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反谏如流，泊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诈。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良足深诫。”此时的他们都将求言劝谏作为政治的头等大事，居安思危的政治意识，使得唐太宗特别注重与臣下的关系，无论来自哪个阵营，也无论其官职的高低，只要有治国的才略，就委以重任。此时的唐代谏官们其言之深刻，其言亦甚繁琐。不断的协调、调节、说服让唐朝这艘大船不断微调。此时的谏言修辞大多直白干脆，甚至不管皇帝的感受，并以直谏为荣。唐太宗看到魏征的谏言后“几欲杀征”这里的“直”甚至颇为凶悍，甚至没有普通人互相提意见那种简单的修饰。这种违反了常理的直白式修辞谏言一直持续到了宋朝。

宋代作为言谏机关的门下省，除了对皇帝献纳谏正，封驳诏书之职司外，又新加了对百官违失有谏正之权责。“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同掌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官事有违失，皆得谏正。”门下省以三省至百官违失为其规谏对象，这是宋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君主绝对专制在吏治上的表现。历代对百官的监督，往往在事后予以弹劾，而没有在事前予以谏诤。宋代开此政途，一方面强化了皇帝对宰相及百官的直接控制，维护了中央集权；另方面将宰相及百官置于言谏监督之中，防止和减少违失的产生。此路一开，宰相成了规谏的重要对象。这样，在相府内部形成了一种掣肘和制约的力量。自汉开始，御史官可以纠弹宰相非法；自宋开始，言谏官则可以规谏宰相违失。这两件事都是监察制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它有利于抑制相权，强化君权，故为历代帝王所承袭。然后由于有的直谏过于没有内容或者干脆捏造事实，宋朝还有自己的反查制度，对于随意诽谤的要追究责任，这就在一定意义上克制了直谏的文风，让谏言的修辞更加委婉，加入了大量的排比和比喻，文风多变。讲究把哲学与修辞法深深的链接在一起，“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万物和谐,谏议行为固然有与君主争求君道、形成冲突的一面,但总体上要求臣下委曲求全、不可则止,以维护表面的和谐一致,而大量的冲突则形成暗流,从量变到质变,直至形成非制度化的冲突,对政治造成巨大危害。

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臣下对君主的谏议不乏批判,但这种批判充满着改良气息,且有形式主义之嫌。不可否认,臣下对君主的批评、批判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多数情况下并非异己力量,而是“小骂大帮忙”。其实大凡统治阶级,都需要一定的自我否定与批判,因为“一个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没有自我批判是难以长久维持下去的,这一点对剥削阶级也是如此。只有实行自我批判才能实现自我调节”

[7]。这种批判是一种政治制度设计中必要的“自我调节”,而不是外在力量的强制性改造,因而“自我调节”才是中国古代君主政治主调。即便属于对君主的劝说,如君主不采纳或认为不合意,谏臣最终也多会退身、顺上,而极力避免冲突。此时的文风少了封建王朝初期的桀骜和务实，多了谄媚和务虚。这样一来,君臣之间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深层矛盾并未消除,随着历史的延续,谏议传播的协调、调节功能必然会渐渐流于形式,呈现衰减趋势。

3总结

综上所述，古代的谏议制度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谏言因为自由独立，修辞法也诡谲多变，不为一端。随着君权的集中和谏议的官方化，谏言的修辞向委婉方向发展，更具有得体性，缺少了独立思考加入了更多的维护统治的哲学。在政治黑暗，帝王昏馈，谏官无能为力，谏议言之无物，大空虚的陈列排比成为文章主要的内容。可见，修辞学随着谏议制度和君权制度的变化而改变其方式结构，也随着文化的成熟而又被赋予更多的内容。

参考文献

[1]雷恒军.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转型——从有限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过渡.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2010.28（3）

[2] 温科学. 中国古代修辞学属于哲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修辞学(之一). 修辞学习

[J]2002.110

[3] 刁生虎. 《庄子》隐喻类型的现代修辞学解读. 兰州学刊[J].2012.3：135-138

[4] 中国谏议制度[EB/OL].. https://www.360docs.net/doc/5d18473715.html,/lishi/Show.asp?id=9643

[5] 李庭凤.晁错议论文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6] 傅绍良. 唐代谏净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 陈谦. 从“协调关系”的传播功能看中国古代谏议. 广西社会科学2008.7：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