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回答（上）

独特的要素组合和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低成本竞争优势，目前正面临着向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转型的紧迫挑战

增长方式是过去长时间沿用下来的概念，主要是指效率高低、消耗大小等意思。增长模式这个概念除了上述涵义外，还有要素组合和竞争优势等涵义，包容性更宽一些。简而言之，“增长模式”包含了“增长方式”的内容，又多了一些涵义。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全面、客观、无偏见的认识，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具有国际范围内少有的要素组合优势。首先是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丰富。这两条都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为基础。过去我们讲人口多，基本上看成是负担，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人口多带来了经济学上所说的“人口红利”。除此之外，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节俭、勤奋、守纪律等优良传统，特别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都是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条件。国际上，具备上述某一两种要素的经济体较多，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经济体却很少。

第二，改革开放使上述要素组合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禀赋接近的国家之间存在发展鸿沟。问题是仅仅拥有某些要素，并不必然具有竞争优势。关键是要有将要素很好地组合和利用起来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创造这样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和机制。改革开放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促进要素流动，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二是改变了要素组合和使用方式，效率大大提高了。其结果是要素组合的比较优势转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竞争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上，所以，我将这一阶段的增长模式简单地概括为“低成本竞争”模式。

第三，由于存在着体制和效率上的“二元结构”，“低成本竞争”仍然不足以概括我国经济的全貌。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主要是市场竞争充分的领域，非国有企业和改制成功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而在行政性垄断严重的领域，国有企业集中而又未得到实质性改造的领域，低成本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成为劣势。举一个例子，我国某大型国有石化

企业与国际某大型石化企业比较，我国企业人均工资水平比国际企业低很多，但由于我国用人比国际企业多许多倍，结果单位产值的工资成本我国企业比国际企业还要高。所以，当说到“低成本竞争”优势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经济的一个部分具有的特性，而在经济的另一些部分，“粗放”、“低效”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相当突出。

第四，随着我国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受到削弱，需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促进竞争优势的动态转化。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实施，被低估的要素价格的校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等，都对低成本竞争优势形成挑战。当然，我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消失，但这种优势逐步削弱是大势所趋。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会集中地表现在这一地区。由于这一地区的产出比重在我国最大，经济活力最强，低成本优势削弱的影响不可低估。迎接这一挑战的选择是培育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

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问题，本质上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

在近年来关于增长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转型、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或争论。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发展重工业”。有人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重化工业阶段不可逾越”，有人则认为这个阶段大可不必经历。讨论者可以有各自的论点和理由，但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与发展何种产业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套用一个著名的论证范式：重工业可以是“集约”、“高效”，轻工业和服务业也可以“粗放”、“低效”。当然，相反的论证也能成立：轻工业和服务业可以“集约”、“高效”，重工业也可以“粗放”、“低效”。许多年来大家认为我国的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但在过去的长时期内，我国产业增长是以轻型工业为主的。造纸业是污染严重的行业，它属于轻工业；金融业是大家公认的低效率、加入WTO后抵御冲击能力最弱的行业之一，但它属于服务业。事实上，在不同类型行业中，都能找到好的和不好的增长模式。

“资源约束”只是表象，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价格失效”，价格所带动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近一个时期，“资源约束”问题讲得很多。那么，人类经济活动何时曾未受到过“资源约束”？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以上的人，而资源是有限的，就会存在资源约束问题。经济科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其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资源约束的强弱将表现为价格的高低。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经常看到一方面资源供给紧张，另一方面浪费严重的情况？是因为价格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当事人利益与资源节约缺少相关性。价格起作用，一是刺激供给，在开放条件下，既包括国内供给，也包括国际供给；二是促进节约，少花钱、多办事；三是鼓励技术创新，发展各种替代品。当然，也有价格“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管制加以补充，如在能耗、环保等方面实施强制性规定，但价格起作用还是基础性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加快，规模扩大，重工业比重增加，资源约束的压力确实加大了。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国内某种资源储存、生产量“少了”，还是我们使用资源的机制有问题，资源价格受到扭曲，价格所引导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如果我们确实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位了，仍然无法打破资源约束的瓶颈，那才是“山穷水尽”。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包括那些资源禀赋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包括经历几次石油危机，资源约束都没有阻挡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步伐(尽管有一些波动)，相反，成为技术创新的诱因(如发展节能、节材的家电，节油汽车等)，并为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就目前大家关注的供给约束压力大的几种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来说，增加供给的潜力，包括利用国际资源的潜力还不小，节约的潜力更大，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替代品的潜力则不可限量。因此，所谓“资源约束”只是表象，它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价格失效”，价格所带动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资源约束”上，而轻视乃至忽视其背后的真实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就不会仅仅是资源约束了。

处在高端与中低端，并非一定显示经济发展能力的强弱，更多的是不同类型能力和竞争力的分布

“两头在外”，搞加工贸易，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国人赚大头，中国赚小头———于是，有人呼吁不能再为老外“打工”了，要升级到产业链的高端。

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积极发展研发、品牌、供应链、营销渠道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环节，无疑都是正确的，是我们所强调的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问题是如何才

能实现这个转变？

进行劳动密集(和部分技术密集)的加工制造，劳动力价格低只是条件之一，正如前面所说过的，还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和好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的支持。这正是当年东亚“四小龙”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我国则不能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一些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不能替代中国位置的原因所在。就发达国家而言，并非不想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放在本国，而是因为要素成本过高，“养不起”。如果低成本的普通劳动力能够大量跨国流动，发达国家未必愿意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起国家转移。所以，在中低环节进行加工制造，当“世界工厂”，是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做不到”，发达国家“养不起”的一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也不丢人，不能说明“无能”，相反，表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独到的竞争优势。即使将来一部分环节向高端“升级”了，我们产业中的相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是要做“中低端”，做加工制造，而且在这个领域把事情做好的潜力还很大。道理很简单，没有中低端，高端何以存在？且不说能力如何，大家都去做高端，也就没有高端了。

我们产业中的一部分，应该向高端升级，而且这种紧迫性和可能性较前大大增加了。实现这一升级，首先要把中低端的事情做好。例如，在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形成竞争力，都要以对加工制造环节的深入理解为基础；要有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企业体制；要有能够促进产业链上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条件；政府在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培育高级生产要素等方面，能够提供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支持；最后，要有长期努力和承担风险的准备。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不确定性增加，高端投资的风险相应增加。既有投资成功获利丰厚的例子，也有投资失误，损失惨重，企业长期陷入困境的例子。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有紧迫感，使有可能升级的企业尽快升级，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拔苗助长”，使一些企业原有优势丢掉了，新的优势又没有形成，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反思

近年来经过几番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宏观调控之后，人们发觉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越伸越长，市场的无形之手配置资源的范围越来越小；国有企业的垄断越来越强大，民营企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从短期看，相对于美欧国家政府财政的窘境和经济增长的疲弱，中国这种由政府强力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风景亮丽”。但从长期看，恰恰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使得体制难改、结构难调，发展方式难以根本转变。

我国1992年设计经济体制模式时就指出:“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种表述从体制上框定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也表明，中国实行的确实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与此相应，市场权力边界与政府权力边界有着清晰的界定，这种界定决定了政府不能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只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但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政府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却被“边缘化”，甚至被完全挤出了资源配置过程。因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相对立的。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往往是速度型的、粗放型的。因为，首先是政府信息不灵。政府不可能像企业那样，非常及时地掌握市场运行的状况，政府收集信息的不完备性及决策过程的迟缓性导致了相当高的中间成本。第二是对政府的约束不力。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产权约束对其并不表现为直接约束，因此，经济发展的效率高低对其没有切肤之痛；同时，由于政府自身是一种权力主体，高高在上，容易导致其放纵自己的行为。第三是决策程序不严谨。政府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光靠要素的堆砌也足以把经济增长速度搞上去。政府的很多决策往往缺乏科学论证。政府审批制度往往在程序设计上比较复杂或者低效率，最后导致错过了时机。相反，由企业主导的经济一般地说是有效率的。企业信息掌握比较灵，对市场能作出及时反应，另外其利益也是直接的，始终在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对比分析，产销比是非常讲究的，决策的程序也是最快最优的。当然，这里所谓的企业是真正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自主自由的企业，是既有较强发展冲动，又有较好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收效甚微。我们还在以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劳动力换取低效益、低效率、高污染的快速增长。在这种模式下，各级政府都制定有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指标分解到各个部门，甚至分解到各企业。政府通过手中的公共权力，鼓动企业投资，出面为企业招商，封锁市场，影响银行贷款，制定特殊优惠政策，监督检查指标落实情况等。由政府这样一个组织来承担主导经济增长的角色，必然导致追求速度和数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

经过这些年改革，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政府主导性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等问题已基本解决，由政府管制价格的产品已不多。但是一个要害的问题是要素市场的问题没有解决。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和一般的市场经济相比，差别就在于政府现在还垄断着、控制着要素，要素市场没有得到很好发育。目前的格局是，中央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和依靠的是资金要素；地方政府控制和依靠的是土地要素；在各级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依靠的是劳动力要素。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控制着要素，而要素市场的改革却滞后。

政府在经济中之所以能保持强势地位，主要有三个体制原因:一是国有产权占主导的微观体制基础强大。目前庞大的国有经济及相关的企业产权制度，为政府干预经济、主导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微观基础。如果微观基础不改，政府主导是改不掉的。二是政府体制本身的改革滞后。比如，在现行以干部制度为基础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官员的行为就要逐级向任命他的领导负责，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会忽视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忽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现行财税体制和法律制度问题。比如现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体制，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不利于政府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局面应尽快改变。要想由主要依赖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使提高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就必须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让位给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经济增长的模式。政府减少资源配置权，主要职能转向公共管理和服

务，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作用，放手让企业创造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从维护全局、长远和公众利益出发，

通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政策工具，对企业行为进行引导和施加影响，矫正企业的非正常行为，实现经

济高效、协调、快速、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消除政府扩张投资的冲动。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业绩考核体系，创造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魏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时间:2011年12月06日 09时53分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作者:魏杰

字号：『大字体中字体小字体』我要评论内容提要中国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需要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而发展变化。当前，中国模式正发生下述重要变革：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新成本优势，在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下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在资本化进程中有效控制资产泡沫化问题，在激发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成果是形成了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模式并不是在形成之后就永恒不变

了，恰恰相反，中国模式也需要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而不断调整和创新，在应变中不断完善和发

展。在当前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发生着新的重要变革和

转型。

一、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1998年我国为了阻止经济增长速度过速下滑的趋势，出台了许多启动经济的举措，尤其是非

常重视出口的作用，试图以外需来弥补当时内需的不足，因而我们实行了退税率极高和退税范围

极广的出口退税政策，大幅度地推动出口的增长，以达到保增长的目的。我们在保增长中重视出

口的作用是对的，无可指责，但问题是后来过度地强调和发挥了出口的作用，使中国经济增长模

式逐渐转变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埋下了风险与危机。

大家知道，推动经济有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投资和消费被称为内需，出口被称为外需。投资、消费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和构成比例，决定着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当出口对GDP的贡献保持在20％左右，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保持在80％左右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出口对GDP的贡献远远高于20％，而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远远低于80％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当消费和出口对GDP贡献太小，而投资对GDP的贡献过大，例如对GDP的贡献超过40％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消费对GDP的贡献保持在60％左右，而投资与出口对GDP的贡献保持在40％左右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

实践证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可取。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由于我们过度强调出口的作用和推动出口的增长，我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潜伏着两种风险：一是当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有需求，我国能够持续保持出口增长时，由于出口太大，必然会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也就是大量外汇会涌入我国，央行为了收购这些流入我国的外汇，必然会在外汇占款项目下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太多，必然会引发总需求膨胀，我国2007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二是当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急度萎缩，国际市场无法支持我国出口继续增加时，我国企业因为没有市场，必然会收缩生产和投资，甚至倒闭，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失业率快速攀升，生产力过剩的压力很大，我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起到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也就是必须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是启动内需，也就是启动投资和消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启动内需，例如在投资上开始启动民生投资、生产性投资、资产投资，在消费上开始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但是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的是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要远远低于对投资启动的力度。因此，我很担心我们在启动内需中，由于过于注

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同样也是难以维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对消费的启动。当然，消费的启动要比投资的启动难得多，因为它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及财产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层次的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我们也必须要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目前保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改革的深化。

二、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新成本优势

所谓传统成本优势，就是指企业因为外部原因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例如因为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等原因获得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我国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传统成本优势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但是自2004年之后，我国显然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土地、能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很快，再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在这种条件下，我国企业必须要寻找新的竞争优势。对中国企业来讲，新的竞争优势的获得，主要是靠两个转变：

第一，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企业竞争无非是靠两种优势，一个是成本优势，一个是技术优势，中国企业在丧失了传统成本优势之后，就必须要形成技术优势，通过技术优势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技术优势的形成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因而中国企业必须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如何进行技术创新？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创新必须推动：一个是核心技术创新，一个是非核心技术创新，一个是资源性技术创新（即更换原有能源或原材料的创新）。当然，技术上要完成这三个方面的创新，就必须要构建实验室经济，组建技术团队，筹措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要深化企业体制改革，使技术创新拥有良好的体制基础。

第二，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如前所述，传统成本优势是企业因为外部因素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而新成本优势则是企业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例如企业通过节约、

规模经济、管理创新等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我国企业的传统成本优势实际上已经开始丧失，因而我国企业必须要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新成本优势的获得，需要我国企业要做到五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在内部管理上不断实现创新，二是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三是选择自己最佳的规模经济，四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五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增值模式。总之，我国企业要通过自身的各个方面的努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为社会提供价格便宜但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得强大的竞争力。

三、在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下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

中国经济总量自2000年以后增长非常快，2008年的GDP已达到30万亿人民币，现在在经济总量上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经济总量的增加，必然会加大对资源的需求，当然也会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的条件下，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压力就更大，因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资源与环境问题就成为经济增长中必须要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必须消除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的问题，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

对于资源与环境问题，人们通常强调政府管制的作用，例如政府制定资源消耗标准，政府制定排污标准，等等，这是对的，我们仍然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问题，而不是做得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在解决资源与环境的问题上，还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是注重资源价格与环境价格的问题。如果资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资源是高价格，那么所有高消耗资源的经济主体，就会受到利益的损害，在利益约束下，它们就会自行节约资源。环境问题也是同样，如果排污者要对环境的污染支付高价格，那么它们就会受到利益约束，就会自行解决污染问题。因此，对于目前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我们不仅仅要加强政府管制，而且要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是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关键。我们如果能够形成良好的资源与环境的价格体系，我们就会在高增长的

条件下有效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压力。

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对政府来讲，关键是要调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例如不能为了GDP的增长而不顾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不能把GDP的增长作为压倒一切问题的中心，要在资源低消耗与环境能得以有效保护的条件下，实现GDP 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自身的指导思想。对于企业来讲，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建立在相应的责任的基础上，不能脱离自身的责任而追求利益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是以它在资源与环境上的责任为基础的，因而只有在对资源与环境负有相应责任的条件下，企业才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个人来讲，任何人都应该真正遵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从人的福祉的角度看待经济增长，不能追求以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为前提的经济增长，不能急功近利，而是强调可持续发展。

四、在资本化进程中有效控制资产泡沫化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进程必然引发资本化进程，资本化标志着市场化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但是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因为在资本化进程中，人们不仅交易有形资产，而且也交易无形资产；不仅交易资产的现在收益，而且也交易资产的未来收益；不仅交易实物资产，也交易证券化了的资产，因而资本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这种脱节的程度如果太大，那么就会在贪婪无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形成人们预期上的偏差和错误，再加之虚假信息的作用和有些资本大鳄的恶意趋利，其后果就有可能出现“集体性非理性”驱动，产生资产泡沫化趋向。因此，资本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防止资产泡沫化的形成。

当然，资本化与资产泡沫化并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由于资本化进程中会出现资产泡沫化而中止资本化，因为资本化是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和成熟阶段的标志，因而我们必须要推进资本化，关键的问题是要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也就是既不能在推进资本化中引发

资产泡沫化，也不能因为有出现资产泡沫化的可能而停止资本化。从我国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防止泡沫化的重点，是要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股价与房价波动保持在有序的范围内，严防股价与房价的大起大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防止过度投机与腐败影响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我认为，保持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是防止过度投机，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大鳄”的投机行为必须严惩，并提升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控；保持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是防止腐败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侵蚀，只有消除房地产市场中的腐败行为，才能有效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资本化进程与资产泡沫化是一对矛盾，我们不可能不实现资本化，但资本化又不能引发资产泡沫化，资产泡沫化不仅会中断资本化，而且还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因而我们必须要防止资产泡沫化的形成，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资产泡沫化往往都表现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而防止资产泡沫化，也要把重点放在稳定资本市场和稳定房地产市场上，绝不能让这两大市场出现泡沫化。

当然，资本市场泡沫化与房地产市场泡沫化，都与货币供应量的过速增加相联系，如果没有货币供应量过速增加的支持，资产泡沫化是很难形成的，因而防止资产泡沫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稳定货币供应量，不能靠非理性增发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不过，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加，有时是被动的，例如当一个国家处于双“顺差”时，就会被迫超常供应货币，我国2007年就是这样，因此，为了防止资产泡沫化的形成，就必须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由上述可见，为了防止资产泡沫化，我们不仅要尽力稳定币值，而且还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处理好汇价等相关问题。

五、在激发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巨大功能就在于能极大地激发各个要素的活力，而且赋予了各个经济主体最充分的自我选择权，因而市场经济既能保持经济活力，又能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结构合理化，从而有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关注市场经济作用中的贪婪与信息不对称问

题，因为在各个经济主体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又都难以准确把握信息的条件下，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经济发展过程中潜伏着重大的危机与风险。

我国近几年连续爆发食品安全问题，例如仅仅牛奶这种产品就相继出现过“大头娃”与“小孩结石”的恶性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及民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就生产者来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些企业及某些人将利益最大化原则演变为贪婪，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讲，之所以不能有效保护自身的利益，甚至于使自己的生命受到损害，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无法判断食品的质量和其中有毒成分。

在我国2007年房价与股价暴涨，以至于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出问题的背后，也是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在起作用。就股市来讲，明明股价已经出现了泡沫，股价已经大大超越了市盈利率的正常界限，而人们却还在追逐股价，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资本大鳄具有贪婪的冲动，而且也有中小投资者的贪婪趋向，这种贪婪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形成了“集体性非理性”自我驱动，最终使股市泡沫自行破灭，股价从6 300点掉到了2 000点以下。就房价来讲，房价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和某些投资者还在期盼涨价，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唱高房价，背后实际是已经演变成为贪婪的利益驱动原则在起作用：开发商和某些投资者希望在高房价中获得超额利润，地方政府则希望在高房价中卖个高地价，因为地方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卖地的收入，利益的趋同导致开发商、某些投资者和地方政府一起唱高房价；而对大多数住房消费者来讲，则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跟随这种高房价，只有当住房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已实在无法支持高房价时，房子就卖不掉了，房子卖不掉了，房地产投资就减缓甚至停止了，而房地产投资涉及51个产业，例如我国钢材产量中的30％左右是房地产钢材，因而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就萎缩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速度掉了下来；当然，政府的地也因为房子卖不掉而卖不掉了，对于依靠卖地来维系自己财政支出的地方政府来讲，日子就开始难过了。总之，一切问题都发生了。问题的背后仍然是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在发生着作用。

因此，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必须要有效控制贪婪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贪婪与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有可能会中止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如何解决贪婪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贪婪来讲，关键是通过强化利益追逐者的责任而防止利益最大化原则演变成为贪婪，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应有的责任的基础上的，并不是无约束的利益最大化，例如牛奶制造商只有在承担了保证消费者生命安全这个最起码的责任的条件下，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否则，追逐利润最大化就是贪婪。因此，制约贪婪的最基本办法就是强化与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责任，而且要将这种责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应有责任的经济主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以至于“身败名裂”。

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要实现信息的彻底公开，信息公开化原则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最好办法。当然，有些信息似乎具有天然不对称性，例如对于含有有毒物质的食品，消费者靠肉眼是无法做到信息对称的，只有靠食品检测机构才能实现信息对称化，因而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是要保证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和事件的信息，能够有效公开化，从而促进信息对称化。因此，致力于信息公开化，从而消除信息不对称，是政府重要的职责，我们必须加强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政府的职责实际上并不是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责是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对称化问题的。

总之，我们必须要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贪婪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并使这种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及全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没有更好地控制贪婪和促进信息对称化，例如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放松了监管，使得人们无法了解金融杠杆在运作中的真实情况，从而不仅使一些人的贪婪没有受到约束，而也没有有效促进信息对称化，贪婪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这场危机。因此，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要认真解决贪婪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构建中，将控制贪婪和促进信息对称化作为重要的目标和原则。

关键词：成本优势;资产泡沫;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