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慎独功夫

曾国藩的慎独功夫

“慎独”是《四书》中《大学》、《中庸》里面的说法。过去的读书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所以，这一“理论”是无人不知的，但光知道理论，不加实践，不过是梦中吃饭而已，无补于实际。曾国藩的高明，不在于他创造了一套什么新说，而是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既使自己大受其益，又使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他在逝世前的一年零一个月，即同治9年l1月初2、初3日，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四条，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三条是枝叶，是“用”。此文着重讲一讲他是如何慎独的。

曾国藩20岁的时候，即改号涤生。他在29岁（道光20年4月）的日记中回忆：“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可见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即在人格上对自己有一种很高的期望。

这种期望，不同于外在的功利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是驰逐于外，还是修治于内，这是天理人欲的分水岭。他的价值取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他在咸丰6年9月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吾有志学为圣贤。”这就亮了底了，那么，圣贤的根本特色是什么呢？有一句古语：“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我们纵观历史，环顾现实，发现有许多人，有能力征服别人，甚至征服天下，却没办法征服自己。“英雄难过美人关”，就是不能战胜自己色欲的典型表现，此外还有金钱关、名誉关、权势关……自古至今，许多人都过不了，过得了的，即入圣贤之域，他们都是一些有本事“降伏自心；的人。曾国藩以他们为榜样，可见其志趣的超凡脱俗。“降服自心”也就是征服自己，也就是《大学》里所说的“正心；、“诚意”，用功的方法就是“慎独”。我们读一读曾国藩四条日课中的第一条即知：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的心念，是最难控制的。所以，内省就成了第一步的功夫，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省察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步的功夫：“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心静”又是前提。一个人若是天性恬静，自知极明，则没有话说；若这一方面的禀赋有所不足，则不得不借助于静坐等手段，以牢锁心猿，紧拴意马。宋、元以后，许多儒者都试用过这一办法、曾国藩也不例外。

曾国藩做慎独功夫，以道光22年10月初1日为分界线，在这一天之前，他的用功是零碎的，偶然的。前一年的7月14日，他拜访了唐镜海先生，请教读书、修身的要领。唐先生劝他以《朱子全集》为课程，身体力行；又向他介绍了当时著名理学家倭艮峰先生的用功方法；据他这一天的日记记载，他听了唐先生这一席话之后，“昭然若发蒙也。”但从这一天起，到第二年的lO月初1日，一年多的时间，他在日记中的自我批评只有两次，一次是道光21年9月初1日发誓戒烟，另一次是第二天，他责备自己“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他的静坐，也是从这一年的12月12日才开始，13日、16日、18日、19日，共五次，其目的也不在于慎独，而是为了治病，“竹如教以静坐法，谓可不药有喜，”他真正自觉地做慎独功夫，是在他3l岁这一年，即道光22年l0月初1日，这一天，

他拜访了倭艮峰先生，他日记中这样记载：“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几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所谓“知几”，这是《易经》中的话，几者，动之微也，也就是内心深处每一个念头的活动；每一个念头都自己察知，叫做“知几”，与“慎独”的意思差不多，在倭艮峰先生的督促下，他真的不再因循，就从这一天开始，他每天都学着倭艮峰先生的样子，静坐，读《易经》，写日记检查自己的心理、行为。本月26日，他在给弟弟们的书信中，介绍了这一段时期他修慎独功夫的情景：

“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功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要之药。…余自lO月初1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余自10月1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9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13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故，前嫌尽释矣！

前面讲过，一个人若要慎独，其前提是心静，假如欲火炽然，心粗气浮，则慎独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他在这一年lO月27日的日记里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曾氏自称）素有忿狠不顾习气，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务当力主求静，使神明如日之升……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

他这一段时期给自己确定的十二条日课，第二条就是“静坐”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他这时候的静坐，已不同于一年以前那样只求一些身体上的效应了，他此时的目的，只在于心性修养上的提高，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我们今天亦有许多人学静坐，且名之曰“气功”，但也多半是求一些身体上的效应，这是很低的一个层次，曾国藩能够很快从这一层次突破出来，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远的人生理想有关。

初学静坐，自然如初学骑马，或初学驾车一样，功夫很不容易上路的。我们且看看曾国藩蹒跚学步的足迹吧：

道光22年lO月初2日：“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昏昧，默坐片刻，即已成寐。神浊不振，一至于此；

初3日：“一早，心嚣然不静……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14日：“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

l9日：“饭后，会客一次，静坐不得力。。’

25日：“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功夫，须是习熟，若不勉强苦思，更说甚？”

28日：“起，杂思，静坐半时，不得力。”

11月13日：“树堂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所言皆阅历语。静中真味，煞能领取，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

14日：“起亦不早，焚香静坐半时。饭后……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饭后，静坐半小时，颓然欲睡，可恨之至。细思神明如日之升，身体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怎么搭配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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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静坐中的这一些情形，是任何初学者所必经的过程。一个人，当他心浮气躁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觉察出自己的毛病；一旦稍稍入静，就会恍然大惊，自己原来是如此不象话。这就真正开始有自知之明了，而这一觉悟，正是转凡入圣最关键的一步。随着静功的深入，就不必特别借助于静坐，也能刻刻警觉，每一个不象话的念头，都难逃自己的洞鉴，而为善去恶，也就可以步步落实了。曾国藩一生，立德、立功、立言，誉满天下，但我们从他的日记、家书和其他文字里，根本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的骄矜自负之气，倒是自始至终，都是一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这就证明了他静功的深厚，所以能一辈子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从不被自己的私欲所蒙蔽。查查历史，具有这种功力的人可是寥寥无几啊！

曾国藩力求心静，所以他对自己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改过迁善的愿望也就特别迫切，人格境界的提高也就非常之快。我们读读他的日记，就不能不佩服他自我认识的深刻，以及自我批评的严厉：

道光22年l0月初2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7日：“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过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

初8日：“果然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未正诗成。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11月初9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初l0日：“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27日：“……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29日“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

这是他初用功时的情形。但他的努力，实在是一辈子未尝稍懈，我们再读他晚年的几段日记吧：

同治8年（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9年3月30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同治10年10月初1日：“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同治l1年2月初1日（逝世前第四天）：“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

我们看看他在逝世前的第四天，此时他已62岁，但那种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1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他是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啊！

正因为他没有一天不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一切事业，均由诚敬中发出，故感人至深。我们已经知道，天下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能征服他人，甚至征服天下，人们一般称这种人为“豪杰”，但豪杰们的这种征服，只是一种外力的控制，服从者并非对他们心悦诚服。人们跟从他们，或出于利诱，或出于威逼，其心理基础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卑鄙和脆弱是其根本特点。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其秩序的稳定若仅仅建立在这一基础上，那是极其危险的，只要控制者一旦失势，就会全线崩溃。历史上的秦朝、隋朝，以至近代的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都是最好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能过于迷信票子（奖金）和刀子（刑法）的效力，那是要吃大亏的。人们服从别人，除了贪婪（趋利）和恐惧（避害）两种心理之外，还有一种心理，就是感动。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这一批人，都是受孔子人格力量的感召，而自觉地追随他的，这不同于人们的跟从豪杰，那是出于被动。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绝非威逼利诱的结果。我们只要读一读这些国家元首们的传记，就会深深敬仰他们的道德，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有圣贤修养的人，所以能使老百姓感激涕零，心甘情愿服从他们的领导。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所在功绩赫然，天下瞩目。他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他刻刻慎独，心地干净，从而感动了他人。当他感动了一个家庭的时候，便全家大小都自觉地遵循他的教训；当他感动了整个军队的时候，便全军上下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当他感动了一带地方的时候，则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他的后继者李鸿章，后来政治地位比他升得更高。李鸿章接待他人时，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播弄之，惟事曾国藩，有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见梁启超《李鸿章传》）。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不怒而威的感化效果，充分证明了他慎独之功的深厚。他这样的人格，发而为诗，便为感人之诗；发而为文，便为感人之文；发而为事，便为感人之事……他这一特点，也正是一切圣贤的共同特点。圣贤们征服的虽只是自己，却能感动天下人。所以，豪杰们的事业如花炮，虽然显赫一时，转眼就烟消火灭；圣贤们的事业则如长江大河，源远流长，万古常新。今天，曾国藩去世已有一百多年，已无法用权势逼迫我们，也无法拿金钱诱惑我们，但他所写的书，仍然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可见人格的力量，是不受时空限制，而可通天下古今为一体的。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曾国藩“感人”的特点，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小事件，以概见其余。

他在道光22年l0月初1日自觉地实践慎独功夫之前，曾与一位叫小珊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他初1日下决心重新做人，初9日，即撕下“面子”，主动找小珊认错，他这一天的日记，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自责：

“晡时，赴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l3日，他又与另一位朋友请小珊吃饭，释怨于杯酒之间。我们试站在小珊的立场上想一想，面对曾国藩这位朋友的这种主动上门、至诚自责的态度，焉有不深受感动之理？所以，他给弟弟们的信中说，他与小珊“从此欢笑如初，前嫌尽释矣”，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啊！做他的朋友是如此，那么，做他的儿女，做他的部下，又有谁不对他心悦诚服啊！这样的人生境界，若事业不成功，那才是咄咄怪事呢。但一般人都只是在外观上艳羡他的功成名遂，假如我们站在他本人的立场上，长期累月过这么一种纯洁内心的慎独生活，又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呢？

他有几句自我总结，说得很精彩：“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原来，他一辈子都心无挂碍，一辈子都自在快乐啊！这正是颜回的“不改其乐”的境界，也正是孔子的“乐以忘忧；的境界，这才真正是值得我们羡慕，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