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文学

十九世纪后期文学——俄国文学

1．俄国文学后期繁荣的原因

19世纪俄国文学在40年代出现自然派以后，就开始逐步摆脱模仿西欧文学而走向独立，到了60年代，俄国文学迅速繁荣，七、八十年代以后，反过来影响到西欧文学。俄国文学能够在19世纪中期迅猛发展，赶上并超过西欧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首先是西欧1848年革命的失败，带来了西欧文化的低潮，反映在文学上，前期大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创作的独创性、独立性和英雄气概已经消失，整个意识形态笼罩着一种阴郁气氛，文学创作中流露出悲观情绪，这可以在狄更斯的后期小说中见出。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出现衰落，巴尔扎克们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一时难于产生可与前期文学巨头并列的第一流作家。俄国文学正是在西欧文学低谷期崛起并上升到欧洲文学首要地位的。

在40年代前，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眼光向着西欧，接受西欧文化的影响，在文学上模仿西欧文学。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俄国知识分子感到失望，他们把眼光转向自己祖国，发掘民族文化，创造新文化，使俄国文学以它不同于西欧文学风貌的独创性令世界瞩目。

其次是贯穿19世纪的俄国解放运动表现了俄罗斯民族高涨的斗争热情和英雄气概，一代又一代作家坚持不懈地在文学中表现正面人物与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步步把俄国文学推向高峰。前期作家从十二月党诗人到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以经久不衰的斗争热情和大无畏精神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在文学中描写具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主题，如多余人主题、新人主题和小人物主题。这些主题表现了俄国文学的独创性。独立性和英雄气概，令世界读者耳目一新。

第三是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力量在文学中的显示。俄罗斯民族文化品格中的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反思精神和忏悔意识，使俄国人具有深沉、厚实的民族底蕴，他们总是面向未来，不怕牺牲，与悲观主义绝缘。因而当19世纪后期西欧社会被悲观主义所笼罩的时候，俄国文学仍以强烈的热情去表现人们的追

求和斗争，即使结果是悲剧，是失败，也在所不惜。这种性格的力量使俄国文学在欧洲获得成功。

第四是俄国的国情适合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19世纪俄国比起西欧要封闭、落后得多，更适合进步作家暴露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表现贵族和农民的矛盾，描写城市的贫困和人物的不幸。因而19世纪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相比，主要描写的是贵族和农民，其中农民是文学的中心问题。

第五是俄国文学经过半个世纪的积蓄，必然要从发生、发展走向繁荣。19世纪后期，正是俄国文学繁荣期到来的时候，这时西欧文学走过了他们的繁荣期，正步入低谷，进行新的积蓄的时候，俄国文学的繁荣就显得格外耀人眼目，满足了读者的期待，丰富了世界文学。也就是说，从系统观点看，从耗散结构理论看，俄国文学的崛起和繁荣是历史的必然，它能在19世纪后期处于世界文学的首位也是历史的必然。

俄国后期代表作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2．俄国文学特点

人民性。和西欧文学强调个性相对，俄国文学首要的特点是强调人民性，这是由俄国民族的集体意识和文化品格所决定的。人民性的观点最早由普希金提出。他的诗歌特别强调把根种植在人民生活的土地上。他主张文学要抒发人民之情，反映民族特殊的容貌，认为“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赏识的优点”。这就把人民性和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具有民族性。18世纪和19世纪初，俄国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必须用法语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普希金主张用民族语言俄语写作。为了通晓俄语的特性，他研究民歌、古代歌谣、童话等，创建了俄罗斯文学语言。这也是人民性的表现。

普希金坚持文学的人民性，这是他和拜伦主义分道扬镳的最重要的因素。他在谈到历史剧《鲍里斯?戈都洛夫》时说：“剧本里发展了什么东西？这部悲剧的目的何在呢？人和民族，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4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诗中写道：“人民爱我，把我永远记在心。/因为我总是唤起他们对善的追求。/因为在苦难的日子里我赞美自由。/并给牺牲了的人民带来安慰。”他在《茨冈》中批评阿乐哥的个人主义：“你生来不是这粗野的命，/你只要自由属于你个人。”这说明他本人坚持人民性，作

品反映的也是人民性。

在《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就包含了诗人对人民的理解和善意，体现了诗人创作高度的人民性，他把达吉雅娜的美好性格和人民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又跟地主庄园环境相对立。自达吉雅娜形象之后，俄国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理想妇女形象都具有俄罗斯的灵魂，体现了人民性的特点。

果戈理作品的人民性集中反映在《狄康卡近乡夜话》里，描写美丽的乌克兰和善良的乌克兰人民，充满作家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普通人的勇敢、机智、热爱故乡和向往自由的优秀品质。“屠格涅夫的少女”《猎人笔记》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父母是农民，是作者肯定和歌颂的，巴扎洛夫临死前谈到俄国需要的是鞋匠、裁缝等普通下层人民，这是作品人民性的表现。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也体现了人民性。托尔斯泰作品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不仅感到自己对人民有罪，自愿过平民的生活，而且让他笔下的忏悔贵族与人民接触，改变人生观。这些都是俄国文学人民性的表现。

只要比较一下西欧文学，就可以看到，在西方19世纪文学中，很少有抒人民之情，反映本民族所欣赏的优点，民族精神和道德美好的作品和人物。

西欧浪漫主义文学虽然讴歌自由、大自然的美，但作品描写的都不是本国环境发生的故事，作品对自然美的热爱，描写的是异域的风光，塑造的是东方异族的英雄，并且这些英雄大都脱离人民，是孤独者，个人奋斗者。

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立足本国现实，绝少歌颂人民和描写人民，主要暴露人性中的种种邪恶、罪恶，正面人物的性格很少与人民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的理想妇女，在西方文学中是没有的。

民族性。俄国文学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集中体现为爱国精神，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土地，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西欧文学很少写理想主义和思考社会性问题。浪漫主义追求理想，但他们的理想是具有全人类解放意义的理想（如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而不是民族解放的理想。因为背景不一样，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理想主义就是空想社会主义。俄国还处于解放农奴，废除农奴制的阶段，追求的理想就是民族的解放，反对专制主义和农奴制。

在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中，很少思考社会性问题。英国文学主要描写小人物的

命运，他们的奋斗主要是争得一己的独立、幸福，没有远大抱负和理想。法国文学主要描写资产阶级发家史和贵族的衰亡，为金钱奋斗的人们从不思考国家前途命运这样的社会大问题。左拉作品描写了城市工人，作家着力接触社会性问题。这些人物主要忙于生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反思的习惯，也没有远大的理想。不能说西欧文学一点也没有表现人民性和民族性的东西，但和俄国文学比起来，它们没有形成贯穿整个19世纪的文学特点，所以说，俄国文学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特点。

3．俄国文学主题

整个19世纪，阻碍俄国文明进程的两大障碍是沙皇专制统治和封建农奴制。这是俄国解放运动所要推翻的两大堡垒。反映在文学上，反专制主义和农奴制就成了贯穿整个19世纪的鲜明主题。从普希金开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到契诃夫，都不遗余力地表现这一主题，从而使俄国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政论色彩。

揭露批判贵族地主、官僚集团的罪恶、腐朽，是反专制农奴制的具体化。贵族地主阶级是农奴主的代表和沙皇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官僚集团构成了俄国的专制制度，是农奴主的政治代表。官僚和地主是统治俄国的两种主要社会力量，沙皇是最大的官僚和地主。这一主题主要表现在《克雷洛夫寓言》、《聪明误》（奥斯特洛夫斯基）、《偷东西的喜鹊》（赫尔岑）、《猎人笔记》、《木木》等作品里，突出表现在《钦差大臣》、《死魂灵》里。

俄国文学中的这两大主题矛头主要指向专制农奴制，和俄国解放运动相一致。而西欧文学主要指向资产阶级金钱统治。

4．文学表现手法

心理描写。俄国文学擅长心理分析，它是由俄罗斯民族忏悔意识生成的。最早进行心理分析的是莱蒙托夫。他在《当代英雄》中对毕乔林的行动作了细致的心理分析。《当代英雄》对毕乔林的心理分析主要是毕乔林的自我反省。“所有我的过去生活都从我的记忆中流过，我不由得问自己：‘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生来是为什么目的呢？’啊，真的，目的一定有过，并且真的，命运留给我的一定是一种崇高的使命，因为我在我的心灵里感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但是我却不能猜到这种使命，我醉心于空幻而卑劣的情欲的诱惑；从它们的熔炉里我被锻炼得

又硬又冷，像铁一样，但是却永远丧失了崇高憧憬的热情，——人生的最美丽的花朵”。这段心理分析是人物对人生意义的反思。莱蒙托夫的心理分析形成了俄国文学心理分析的传统。在描写多余人的一系列小说中，都有突出的心理分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分析的大家，被称为现代心理小说家。他主要描写人的病态心理、双重人格，展示小人物内心深处的恶。例如《死屋手记》中苦役犯戈良契科夫因忌妒杀死了妻子，他在监狱里记下了自己的病态思想。他说：“我曾惭愧，我竟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感觉到某种秘密的、不道德的、卑鄙的享乐欲死灰复燃了，也曾在一个最丑恶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角落里，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今天又干了丑事——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蹈覆辙呀！内心里秘密地在咬痛，我咬紧牙齿痛恨此事！责备自己，折磨自己到如此之甚，以至苦味终于变成了一种可耻的、可诅咒的甜浆，于是，毕竟又陷入无可救药的严重的享乐里了！”这段心理分析表现了人物双重人格的病态心理。

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擅长描写人物心理发展的自然过程，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这种心理分析被称为“心灵辩证法”。

抒情描写。俄国文学的主题尽管很严肃，但作品充满抒情性，作者常常把抒情和议论，抒情和故事结合起来，成为叙述的组成部分。在《死魂灵》里，果戈理第一个把抒情和议论结合起来，有的是作家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有的是作家对祖国的歌颂，有的是对祖国未来的展望，有的是对批评界的反批评。它们和主题密切联系，也就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死灵魂》中的抒情性议论常是作者直接出面以第一人称抒发自己的感受。第七章写道：“凭着神秘的运命之力，我还要和我的主角携着手，长久的向前走，在全世界，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览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至于崇高的灵感的别一道喷泉，恰如暴风雨一般，从闪烁的、神圣的恐怖中抬起奋迅的头来，使大家失色的倾听着别的叙述的庄严的雷声，却还在较远的时候……”这段抒情议论表明了作者对人生的看法，人生是以喜剧形式表现的悲剧。

小说结尾关于三驾马车的描写，是著名的抒情议论段落，以至“三驾马车”成了俄罗斯的象征。“我的三驾马车呵，唉唉，我的鸟儿三驾马车呵！是谁发明了你的呢？你是只从大胆的，勇敢的国民里，这才生得出来的——在不爱玩笑，却如无边的平野一般，展布在半个地球之上的那个国度里……车子飞过去了，飞

呀飞呀！……俄国呵，你奔到哪里去？给一个回答罢！你一声也不响。奇妙地响着铃子的歌。好像被风所搅碎似的，空气在咆哮，在凝结；超过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动弹的一切，涌过去了；所有别的国度和国民，都对你退避，闪在一旁，让给你道路。”这段抒情议论，把俄国比作奔驰的三驾马车，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对俄国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和乐观情绪。

屠格涅夫也擅长抒情描写，他是把抒情和故事统一起来，形成抒情性叙述。为此有人把他称为“一位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作家”（莫洛亚《屠格涅夫传》）。他的六部长篇都采用了抒情描写。例如《父与子》的整个基调是十分浓郁的抒情气息，形成富有情感的背景色彩。它和小说的悲剧故事的现实意义结合在一起，构成作者独特的抒情风格。《猎人笔记》的叙述非常委婉，用富有诗意的笔调来控诉农奴制的残暴，把抒情性和故事性统一起来。例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叙述“守击”，作者写道：“春天，在太阳落山前一刻钟，你背着枪，不带狗，到树林里去。你在靠近树林边缘处给自己找一个地方，向四周探望一下，检查一下弹筒帽，对同伴互相使个眼色。一刻钟过去了。太阳落山了，但是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清爽而澄澈；鸟儿唧唧喳喳地叫着；嫩草像绿宝石一般发出悦目的光彩；……你就等待着。”作者在“守击”的叙述中融入了自然景色的描写，富有诗意。屠格涅夫是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师，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描写春夏秋冬的四季风景，就是一幅幅充满生气的乐观向上的风景画，读来能闻到大自然散发出的芬芳气息。小说最后的结束语也是抒情的。“但是现在应该结束了。我正好又讲到了春天：在春天容易别离，在春天，幸福的人也会被吸引到远方去。……再见了，我的读者，祝您永远如意称心。”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抒情描写主要是一种抒情插笔，用以表现对理想的追求。例如《怎么办？》对薇拉第四个梦的描写。“太阳升上来了，大自然欢笑着，也使人们欢笑，它把光和热、芬香和诗歌、爱和幸福倾注到人们的心胸中，同时人们也从心胸中唱出欢乐与幸福、爱与善的歌——‘大地啊！幸福啊！爱情啊！啊，金光灿烂的爱情，像一片朝云，笼罩着那边山顶！’”又如作者在书中对读者的谈话：“你们完全能够达到我描写得很充分的那三个人的水平，假如你们愿意提高自己的修养的话。……请你们怀着一个做幸福的人的愿望——只有这个愿望最要紧。因此你们一定愿意注重自己的修养：有修养才有幸福。啊，有修养的人多快

乐！甚至别人觉得是牺牲和痛苦的事，他也会感到满意、快乐；他的心随时都在欢跃，他有说不尽的欢乐！试一试吧，那真好啊！”

总的说来，俄国文学具有抒情性的传统，原因有三。一是由于俄罗斯美丽的大自然，俄罗斯民族的理想主义激发了作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理想的真挚情感，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这是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相区别的一点，西欧文学没有抒情描写的传统。二是俄国抒情大师基本上都出身贵族，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贵族地位使他们有闲情逸致，看问题达观，眼界开阔，陶冶了他们闲适的心性。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的抒情描写。不是贵族写不出打猎。陀思妥耶夫斯基平民出身，为生计奔波，写作匆忙从没有抒情描写。三是俄国抒情大师大都侨居西欧，远距离看祖国，对祖国特别富有感情，充满想象和抒情色彩。如屠格涅夫、果戈理均在国外写出代表作。长期居住国内，身在其中，常常以冷峻眼光看现实，较少抒情，如托尔斯泰。仅以我国作家老舍和台湾作家林海音为例。老舍居住北京，写《骆驼祥子》无抒情，林海音住台湾，写《城南旧事》，对旧北京充满抒情描写。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离开湘西后写的《边城》，充满抒情。

讽刺。讽刺也是俄国文学的表现手法之一，由此形成19世纪俄国文学讽刺艺术的传统。讽刺带着嘲讽的意味，它以讥笑为武器，针砭某种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某个人、某类人、某个阶级、某种制度、某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在运用这种手法时，作者的讽刺往往缺乏对人类的缺陷和愚行的宽容。俄国文学运用讽刺技巧，主要是批判专制农奴制，贵族地主官僚集团的病态和人性的弱点。

普希金在《叶普盖尼?奥涅金》中，第一个对地主作了嘲讽。“那个肥胖的普斯嘉科夫/带着太太，也同样肥胖；/格渥斯金，一个出色的地主，/他的农奴都穷得精光；/斯科金宁老夫妇，白发苍苍，/他们的子女数目不少：/从两岁到三十，排成一行；/彼杜式科夫，乡间的阔少；/还有退休的参议符连诺夫/那个老坏蛋，小丑，贪官，/好吃，肥胖，暗地里传播谰言。”

普希金在这里对地主的勾画和果戈理《死魂灵》的地主具有同样的讽刺色彩。要知道《死魂灵》的题材正是普希金提供给果戈理的。果戈理是俄国第一个讽刺大师，他的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讽刺艺术。

托尔斯泰的讽刺主要是针对官僚集团，他在《复活》中恶毒嘲笑副检察长

是“天性很蠢”，蠢得很“出格”；银行董事“他的肚子活像西瓜，头顶光秃，胳膊瘦得没肉，像是两条木棒”。贵族科尔查庚像一头肥猪，肥脖子，红脸，贪吃得嘴唇啧吧得很响。等等。明显地继承了果戈理的讽刺批判传统。

契诃夫的讽刺针对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丑恶面，主要用夸张手法表现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