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民主化的发展

土耳其民主化的发展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1中东有着深厚伊斯兰教因素以及其特有的民族传统影响，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政治制度相对落后的地区，民主化进程也是处于缓慢向前的状态，有着深刻的自身原因与外部因素的干扰。这篇短文以土耳其作为典范，分析中东民主化道路的特点以及趋势。

一．土耳其的民主基础

自1839年11月3日“花厅御诏”为起点的“坦齐马特”改革，让原本入世性极深的伊斯兰教开始与法律及教育分离，使土耳其开始向世俗化发展，首倡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青年土耳其人执政之后，更是恢复了宪法，冲破了严密的新闻审查制度，释放了四万多名政治犯，仅在宪法恢复的一个半月里，就发放了近两百份新式报刊的发行许可证，极大的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为之后的民主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1923年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摆脱了奴役性的《色佛尔条约》，通过《洛桑条约》维护了国家利益，并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二战后，执政的共和人民党放弃了一党统治，转向了多党民主政治制度，而这个过程是通过了民主党执政时期的摇摆以及四次军人政变才逐步稳固下来的。由于土耳其彻底的世俗化，废除了素丹-哈里发，并将伊斯兰教从宪法中移除出去，完成了政教分离，宗教与司法、教育的分离并形成了高度世俗化的国家理念。1931年的共和人民党的六大原则中的“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即凯末尔主义中的一部分可以深刻地说明土耳其在建国之初已经表达出了比较清晰的民主化愿望，且通过“阿塔图尔克”对土耳其的影响，从教育习俗政治制度等方面深深植入了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基因之中。

二．土耳其的民主实践

凯末尔作为土耳其之父，即“阿塔图尔克”，虽然废除了六百余年的土耳其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但其有生之年却牢牢抓住政权不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生前一直担任共和国总统以及共和人民党主席，期间政治制度远非民主，实为一党独裁统治。但是这种集权是由其建国初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有利于当时土耳其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能够稳定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向。其深层原因有1.土耳其国内唯一能够代表全民族的只有以凯末尔为首的共和人民党，也是经历了革命一直维护国家权利的有战斗力的坚强核心 2.单一不承认库尔德人而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的错误民族政策，由于为了实现所谓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化，共和人民党拒不承认土耳其存在多民族的情况，单一的将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各个民族称为土耳其人，其中包括散布在伊朗、伊拉克以及土耳其境内且占有土耳其总人数约20%人口的库尔德人。3.建设国家时提倡的“国家主义”等重要因素，由于土耳其建国之初国内几乎不存在重工业部门，手工业也非常不发达，90%以上地区的人口主要从事放牧业等原始农业，生产力低下，工业化水平同样极低，社会由于贫穷差距不大，过于集中的支持群体以及对指导土耳其人民取得独立战争胜利的凯末尔的无限崇拜也促使共和人民党形成且发展为“一个政党，一个民

1引用自百度百科

2引用自《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族，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思想意识。凯末尔任总统期间曾经有过两次组成反对党的经验，第一次为1924年组成的进步共和党，领导人为凯末尔民族独立战争期间的战友卡泽姆.卡拉贝基尔等人，但由于其强调“尊重宗教信仰和教义”在刚稳定的土耳其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随着被革除宗教势力的不断加入以及东部地区打出了重新建立哈里发制度的库尔德人的起义而被取缔。第二次尝试在1930年，曾任政府总理的费特希.奥克亚尔在凯末尔的授意之下组建了自由共和党，组党之后，由于各个阶层反对派的不断加入以及全国各地掀起了不同程度上的骚乱，诸如伊斯兰势力以及左派共产党的活动，甚至发生了推倒“阿塔图尔克”塑像的过激情况，因此该党派在上述情况下被迫取缔。这两次失败的尝试说明了土耳其还远未准备好进行进一步的民主化改革，也缺乏改革所必需的稳定性并反映了民众对民主化的茫然无知，彰显出了民主化改革的艰难。在1946-1960年之间，土耳其经过了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的转变，结束了“土耳其体制最重要的缺点就是没有反对党”的问题。3自1946年5月共和人民党非常大会决定准许建立反对党派至1950年间，成立了二十个政党，最重要的反对党民主党亦在1950年获得了执政权力。但是无论是共和人民党还是民主党在执政之后都陷入了独裁的怪圈，疯狂的打压反对派，取缔反对党，出台新闻法限制新闻并将反对派领导人构陷入狱。由此，于1960年发生“5.27”政变1971年发生了“3.12”备忘录事件，1980年发生了“9.12”政变等三次军人集团为了维护凯末尔主义并维持土耳其国内稳定的军事政变。1997年发生了针对伊斯兰色彩浓厚的埃尔巴坎政府的“软政变”，同样也是维护了土耳其国内的世俗性。4前两次军事政变，相继推翻了一党独裁的状况以及对反对派的非法打压，第三次政变则是由于党争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由军方对党争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第四次政变更是因为由于民主化的进展，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必然可以通过选票形成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于明显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埃尔巴坎政府军方选择了政变的形式来保持土耳其国家理念中的“世俗主义”道路。

三．土耳其总体的民主趋势

由土耳其民主化可以看出其总体趋势为以下几点：

一．逐步纠正权威和民主的偏差。土耳其自凯末尔之后虽然鲜有诸如卡扎菲、纳赛尔之类的强人政治，但是在其之前的四次军事政变的过程中，军队的干涉虽然有助于国内政局的稳定，但是其亦是以破坏民主化根基为前提的，也为军人干政留下了前例，刺激了军方的政治愿望，不利于军政分离的总体方向。但是如果不加以相应的掌控，则国内伊斯兰潮带来的政治冲击以及政治伊斯兰化也会给原本高度世俗化的土耳其带来极其不利的宗教包袱。因此，善用军队这个政治缓冲剂，尽可能的在适当的范围内调整权威和民主的限度显得格外重要。经过了四次军事政变，军方高层也或多或少的参与到了政治之中，而由于军队是国家暴力机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极大的影响政局的左右，军人的利益怎么分配，军队到底有多大的话语权，除了政变怎么通过合法的方式表达自身的诉求也是值得商榷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民主政治将纵身拓展，随着经济发展，阶级差距不断加大。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一个经济基础极差的国家要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无异于缘木求鱼。随着近年来中东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使得民主化进程不断向前，土耳其人民参政议政积极性呈上扬趋势。但由于信息化时代的发展

3引用自《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引用自《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陈德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展现出“数字鸿沟”这一特殊情况，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土耳其建国之初统一的阶级基础已然不复存在，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各个党派在其执政之时通过不同的选票统计方式计算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民主”，从而也削弱了政治民主化在民众心中的期待，而变更不定的计票方式同样不利于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后续展开。怎么样形成一个统一、固定、且合乎各方期待的计票标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党派之间的合作，相互妥协则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前提与共识。

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逐步减少。土耳其从建国之初采取的国家主义，由国家掌控经济命脉到如今国家逐渐减少掌控，增加了经济领域内私有化的比例成分，活跃了经济状况，为国内的民主化打下了经济基础。但是对经济的干预的减少也必须防止私有化损害到国家利益，通过形成垄断从而变民主化政治为寡头政治。

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促进民主政治发展。中东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而土耳其从由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转向对外开放时间的进一步增长，通过互联网等及多重经贸方式为载体的多重相互交汇的新方式使西方思潮对土耳其的冲击在无形之中增加民主化的压力与契机。同样的，本土的伊斯兰文化也会不断的收缩，并对外来西方文化呈现抗力。目前伊斯兰文化圈随着全球化浪潮不断地走出去，伊斯兰教已然成为欧洲第二大宗教势力，并对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欧洲国家形成现实意义上的文化威胁，同样走出去的穆斯林也对伊斯兰世界的传统价值观造成了激烈反差，发生于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的“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价值观对阿拉伯世界巨大影响的一个集中爆发，甚至在伊朗这样一个以“乌利玛”阶级维持其神权统治的国家，也出现了新的思潮和变革。而同样的，以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派为代表的宗教势力也希望通过伊斯兰教的影响，研究《古兰经》中的论述为之后的改革找到理论依据，更有不断涌现的原教旨主义武装试图通过建立纯净的伊斯兰社会来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恢复“四大哈里发”时代的传统。因此，把握好开放与民主化的关系是未来土耳其需要重视的一个重要方向。

五．不平衡将继续扩大，不稳定仍将继续。现代化会带来贫富差距的逐渐增大，同样地区间的不平衡也会导致民主化的发展困境。作为土耳其国内第二大民族的库尔德人的建国愿望在各国政府的压迫下不断增强，库尔德人虽然人数众多，但由于其分散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三个国家中，由于各国关系的不断变化而被不同的国家组织相互利用，建国道路一直曲折艰难。但由于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割据势力，同样也会激发伊朗及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建国热情，必然也会给土耳其国内的民主化带来机遇和挑战。如何看待曾经被视为“山地土耳其人”的库尔德民族，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相应的政治变动也是土耳其必须正视的迫切问题。

六．逐步建立现代伊斯兰文化。虽然土耳其在建国之初采取了彻底的世俗化，但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回避国民中的伊斯兰属性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选民比例中伊斯兰选民占了绝对优势，由于伊斯兰教极强的入世性及其强大的凝聚力，非常容易用来获得选票上的优势，而许多别有用心的政客往往是通过煽动普通民众的宗教热情从而获得优势的选票，当政府通过法律解散了这种宗教政党，往往其会通过改头换面的形式再一次获得被选举权利。因此，伊斯兰因素必然是土耳其民主化道路上无法规避的重要议题，是凭借军人干政也无法驱散的持续影响因素。但是同样的，只有彻底的世俗化与政教分离才能够得到充分的民主化，因此，理顺与泛起的伊斯兰思潮的关系，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进一步推进建

设伊斯兰文化并建立起现代的伊斯兰文化必然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