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

李大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

《哲学动态》在2012年第2期刊出的文章《高语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看，高语罕是开启者和杰出代表，艾思奇等人则是继起者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各在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这种观点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我认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面早于高语罕，其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研究贡献以及影响力较之他人也甚为突出，可以说，李大钊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

《高语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一文认为，高语罕撰写的三本书信体著作（如1921年的《白话书信》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零突破。然而，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在1920年，李大钊又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具体阐述了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绝大贡献。

首先，李大钊论述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三部分：“社会组织进化论”是关于过去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是关于现在的理论；“社会主义运动论”是关于将来的理论。李大钊强调，不能离开唯物史观去考察他的社会主义，因为“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亦根据“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2]的思想进行了立论。这些论述表明，李大钊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唯物史观的重要地位。

其次，李大钊概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3]这一论述比较科学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

最后，李大钊阐明了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之一，其创立将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驱逐了出去，李大钊在此指出了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和学术上的历史进步。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传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起到关键性作用。由于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加之该专号同时刊发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陈启修的《马克思研究》、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文章，所以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少的注意。之后，杨匏安、陈独秀、李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也开始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俨然成为时代的“新潮”。正如大钊所说的那样：“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5]教授尚且如此，学生们自然也不甘下风，纷纷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如罗家伦在《今日之世界新

[1]胡为雄：《高语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哲学动态》2012年第2期。

[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页。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1页。

潮》中，认为：“俄国式的革命在二十世纪就是社会革命”[6]傅斯年也发出了：“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的呼声。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大为流行。如1923年12月，北京大学一次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问及“现代中国流行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时，被调查的426名男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203人；30名女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22人。在问及“中国之外谁是最伟大的人”时，列宁在497票中独得227票，比威尔逊的51票高出176票，罗素排在第3位，而号称实验主义大师的杜威仅名列第11位。[7]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革命先烈李大钊、陈独秀等的领导和传播下，迅速向全国扩展，其影响力不断深入人心。可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实现其大众化的进程中，李大钊作为旗手和先驱者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

（一）刊出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

李大钊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试图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唯物史观，探索历史发展的动因。“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8]紧接着又从现代社会学方面再次强调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9]从史学和现代社会学等方面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论述，充分展现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掌握的思想深度，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学术价值的认识。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倡导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他对当时流行的“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封建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10]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来探究思想变革的原因，并大胆推断：“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11]这对于探索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是非常可贵的。

李大钊在发掘并适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进行思想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研究，并且也提倡要将唯物史观的研究做深做细，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24年，李大钊认为，应该研究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12]，可见李大钊不仅深入研究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中的观点，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看法，这是革命先驱探索中国出路的先声，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家革命事业结合的伟大设想，是具有开创意义和重大历史进步的。

李大钊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理解方面虽不能面面俱到，却始终走在研究的前列，与同时代的其他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相比要高出一筹。

（二）创办和编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报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改为《新青年》，由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轮流编辑。1919年，《新青年》出版了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之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9年1月，“学生救国会”的自办刊物《国民》杂志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正式出版，先后刊发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1919年的11月份里，《国民》杂志（2卷第1

[6]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下注见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号。

[7]《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页。下注也出自此页。

[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40页。

[1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6页。

[1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48页。

号）刊出了李大钊的文章《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第2卷第2、3号连载了《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第2卷第4号发表了《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文章。

1919年2月7日，李大钊开始参与《晨报》的副刊改组等相关重要工作。在同年的5月5日，李大钊在完成一些列关于《晨报》副刊的重要工作任务之时，设立了“马克思研究”专属栏目。根据统计，从1919年的5月5日到同年的11月11日，该刊发表了5篇论著，使得该刊成为除《新青年》外的又一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劳动者》，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紧接着，从1921年7月《工人周刊》的创立到1922年6月其成为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刊，李大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4年5月，李大钊又创办了《政治生活》，也就是之后北方区委的机关报。这些凝聚着李大钊政治信念的报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在此前后，其他刊物甚至包括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和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等刊物，也都刊登了一些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据统计，当时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200篇之多，这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十分少见的。有人评论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13]

（三）主持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栏目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几段译文。编者在按语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14]

《晨报》副刊的重要栏目“马克思研究”，刊登了论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作，渊泉译)等，李大钊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同年5月和11月，《新青年》第6卷5号、6号连载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19年11月起，直至次年的5月1日，另一个由李大钊鼎力相助的杂志《国民》也相应地在其极具马克思主义特色的专属栏目“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刊登了一系列译文和著作[15]。除此之外，李大钊还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翻译工作，在1920年，他组织专业人员翻译《宣言》的全部内容，同时也力求油墨印刷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实际的努力和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时期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200多篇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

（四）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争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认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6]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观点，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国情。李大钊同时认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7]针对如何彻底解决问题的想法，他反对片面化的改良主义。可见，在李大钊看来，彻底地解决旧中国问题，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着手，解决经济基础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是李大钊始终奉行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

[13]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14]《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15]参见张世飞.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4期。

[1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针对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李大钊于1920年1月指出：“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18]可见，理论和主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是一定社会背景下经济基础的体现，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带来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变革，不解决经济基础问题，仅仅局限在观念上层建筑中的讨论是无意义的，对社会的实质性进步是徒劳的。

“问题”与“主义”所掀起的一场激烈论争，以及之后开展的关于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传播的促进。

此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利用大学讲坛、图书馆、研究会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可见，与高语罕只是单纯地著书立说相比，李大钊不只是在传播途径和方式上的多样化，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是高语罕所不及的。

李大钊也十分注重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一）注重向进步青年和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

我国在大学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第一人是李大钊。他被聘任教授后，在北京大学开办了《现代政治》等学术讲座和一些史学方面的、关于社会主义方面的大学课程，并且在1918年起至后来的四五年时间里，长期以他主管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中心，开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广泛而深入的学习，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毛泽东等进步学生和青年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19]据不完全统计，仅受到李大钊影响的北大学职员就有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张申府、范鸿劼、朱克靖、杨景山、任国桢、王懋廷、刘天章、袁玉冰、李梅羹、于树德、屈武、杨杏佛、张仲超、罗章龙、刘仁静、黄绍谷、王仲强等。这些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在全国撒下革命的火种。

（二）注重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

除向进步学生和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外，李大钊等人也注意到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李大钊在1919年2月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20]接着，他在1920年1月《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中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1]通过一系列例如1920年1月的平民夜校等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努力，平民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与学习机会。是年底，李大钊委托邓中夏等人坚持在北京多地区有重点地进行工人骨干的培育和农民教育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将新思想切实地直接传播到我们劳动界，使我们劳动界的兄弟们受到这新思想的洗礼”[22]。《劳动界》在劳动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在长沙，一般新文化刊物主要限于学界购阅，唯有《劳动界》除学界外，工人购阅者也不少，故其销量颇大。[23]

（三）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24]，会员120余人，有学生、工人参加。研究会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馆。“‘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的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它一些革命团体

[1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49页。

[19]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80，第127页。

[2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4页。

[2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74页。

[22]《劳动界》第２册，1920年8月22日。

[23]《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64页。

常在这里集会活动……有一个时期守常常到这里工作。”[25]随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设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意在“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26]。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对同时期的上海、广州等地影响明显。1920年5月，陈独秀又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武汉、济南、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起到重要作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通过创办工人刊物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相结合。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推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维度，更为重要的是直接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由于李大钊注重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效果最大化，因此创造了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当时的知识界、工农群众中较为流行，还影响到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基层的奇迹。

第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大为流行。就连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和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也都刊发了许多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建设》自1919年8月创刊到1920年4月，刊登了20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主编胡汉民着重研究唯物史观，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阶级与道德学说》等文章，试图用唯物史观解释解释中国历史和哲学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中，他试图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分析中国历史和哲学问题。他说：“我这篇文章，是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其结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学术思想的产生，“经济事情是一个最重大的原因关系”

[27]。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他对当时批评唯物史观的一些错误观点，如“以法律的概念代替经济概念”的观点、“以历史的进化不认经济有最强决定之势力”的观点、唯物史观是宿命论的观点等，进行了批评，进而指出唯物史观“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28]。

国民党的另一骨干分子戴季陶则侧重研究劳工问题和经济学说，撰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我的日本观》等文章。在《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一文中，他认为，不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从表面上枝节地分析社会现象和决定对策，是无法拔除病根的。他说：“历史上许多次大小革命的事实，都是一个‘阶级的生活斗争’”，而这种革命就是“社会上种种经济的反常状态的证明，是阶级的生活压迫的结果。”[29]他还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译成中文，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登。

此外，林云陔、李汉俊、徐苏中等人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或译文。林云陔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14篇文章，其中多篇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如《社会主义国家之建设概略》、《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阶级斗争之研究》等。李汉俊翻译了罗利亚著的《道德底经济的基础》，徐苏中则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著译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迸发了明亮的火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助推器。

第二，通过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工农群众，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通过平民教育讲演团、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农民夜校等组织，不仅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影响到北洋政府的军队内部。1919年6月23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在给陆军部的信中说：“准陕西督军电称，陕省近日邮件中发现一种印刷品署名士兵须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词意不外提倡共产及无政府主义，并详述法国式革命与俄国

[25]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482页。

[26]《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4日。

[27]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建设》第1卷第3、4号，1919年10月1日、11月1日。

[28]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1日。

式革命之区分……”[30]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已经传播到不同层次、群体的人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总之，尽管李大钊、高语罕两人在年龄上相去不多，但从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和影响来看，高语罕实在不能与其相提并论。而且，从高语罕是李大钊成立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等情况看，高语罕还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被传播者”，并深受李大钊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李大钊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