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家

菲利（Enrico Ferri , 1856~1929）

菲利继承了龙布罗梭的人类学立场，同时一并考虑了犯罪的社会学原因，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刑法学。即，认为犯罪的原因中除了人类学的原因外，还应该肯定物理的及社会的原因，但是，犯罪人不具有自由意思，自由意思只不过是“纯然的幻想”；犯罪，不外乎是由犯罪人的素质和环境必然地产生的。但是，犯罪人既然作为社会的一员生活着，就应当对社会负担所实施的行为的责任（社会责任论），也有针对危险的犯罪人来防卫社会的必要。因此，必须将犯罪人进行分类，分别进行了与其相适合的处置。他的立场也被称为实证学派，并且他提到，实证学派的基本目标，“是从犯罪本身及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方面研究犯罪的起源，以便针对各种各样的犯罪原因采取最有效的救助措施。” 他所主张的“犯罪社会学”，其本意是一犯罪社会学对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进行改正，这是一种刑事政策论。

菲利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有人认为他是名共产主义者，也有人认为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因其主张保安处分的一元论）。

1. 他于1921年曾经起草“菲利刑法草案”，但该草案中并没有涉及“责任”和“刑罚”，而只提到了“人身危险性”和“制裁”。该草案虽然没有被当时的意大利政府所采纳，但是很大的影响了1926年的苏俄刑法典。

2. 他还提出“犯罪饱和论”——每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之产生是由自然及社会条件所引起的，其质和量与每个社会集体的发展是相适应的。

菲利的刑罚观

恩里科。菲利，菲利于1856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曼托瓦省的一个商人家庭，1874年中学毕业后入波伦亚大学攻读法律，1877年毕业后又到法国攻读犯罪学，1879年归国。在法国期间著有《法兰西1826—1879年的犯罪之研究》一书。该书是关于犯罪统计方面的著作，当时被誉为法国学术界的权威著作。回国后又入都灵大学，师从犯罪学鼻祖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6—1909），研究犯罪学。但他突破了其师刑事人类学派的理论樊篱，更为关注犯罪的社会原因，由此向刑事社会学派转向，与德国的刑法学家李斯特等一起，成为刑事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以犯罪原因三元论，独立于刑事人类学派的犯罪原因一元论，不同于李斯特的犯罪原因二元论。

三元论，具体言之就是导致犯罪的原因有三：（一）人类学的因素。犯罪的为类学因素是指犯罪人生理、心理及种族方面的个性特征，人类学的因素对犯罪有很大影响，但这种人类学的因素必须与他种因素结合，相互作用，才能对犯罪有影响，单是人类学因素不足以成为犯罪的原因。（二）地理因素。地理因素是指人们生活于其中，但并未予以注意的物质环境，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地形、气候等。地理因素虽不能直接产生犯罪，但通过与其他因素结合能够促使犯罪行为的产生并影响犯罪现象的变化。（三）社会因素。社会因素是指能够促使人类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环境。其中包括经济、政治、道德及文化生活中的各种不安定因素。菲利认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的犯罪现象都是上述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因素尤为重要。作为菲利的刑罚观也就在此基础之上而建立的。

在菲利看来犯罪是由于犯罪人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缺陷，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诱发下完成的一种现象。亦即可以说是犯罪人的本身就是一个内因，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是诱发这种内因的条件，内因固然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如果没有条件的相辅，是永远不会存在的，诚如菲利所言：“一个人或许有天生的犯罪倾向，但他如果处在良好的环境之中，就可能到死也不违反任何刑法条文及道德信条。”一方面他承认人身危险性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对犯罪的极大影响，因而要对不同的犯罪人处以不同的处罚方法，即强调使不同的犯罪人处在各自不同的不利于犯罪的合理社会和自然环境之下，这样就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而且如此作法并非仅是道义的谴责以致报应，而是由于社会上生活的共同义务以致预防。依此，菲利也就进一步认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防卫社会，其根据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构成责任的关键不是各个具体的行为，而是对社会造成危险的行为人的危险性格。作为具有危险性格的犯罪人，社会为了保卫自己的有序存在必然会对其加以防卫性的处分，刑罚即为了防卫而对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人所采取的必要处分。只要所采取的刑罚方法能够起到防卫社会的作用，它就是合理的，进而提倡个别预防主义。

作为个别预防相对的一般预防主义，菲利认为刑事古典学派的基石意志自由是人们自己所假想的东西，没有经过实证研究的，是不科学的本身不存在的事物。想通过刑罚的威吓作用使人们对犯罪有所顾及是不可能的，也就否定了通过制定的刑罚制止犯罪以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而肯定了通过对个犯人的改造，使其人身危险性逐渐消失，以致不再危害社会的个别预防。以此为契机提倡刑罚的个别化。个别化是相对于一般化而言，刑罚个别化是指在量刑与行刑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个人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使刑罚的适用有效化，如此就可以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

同时，菲利认为刑罚未必是最有效的，根据其“犯罪饱和法则”一定的社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犯罪数量，犯罪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本身所决定的，动之于刑罚未必都是最有效的，而建立一系列的补充策略却是切实可行的，如移民自由、改革税制，增加就业机会、以金属币代替纸币以减少伪造、提供廉价的劳工住宅、改善城乡住宅条件、改进街道照明、改革选举制度、制定牧师结婚规则、革新结婚和离婚的法律以及确立一项有关卖淫的明智可规等。总之，是将社会政策及社会福利设施的确立都归入其中。这些刑罚补充策略，菲利称其为“刑罚的代用物”。在刑罚学说上他否认国家具有惩罚犯罪人的刑罚权，主张根据造成犯罪的不同社会情形，用不同的救治方法取代刑罚，这就是刑罚替代物论，强调对社会本身的改造。菲利关于刑罚替代措施的是极具实际价值的，实行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使所有的犯罪都不可能产生，但可以在任何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都力争使犯罪的数量最小化。同时随着刑罚替代措施的观念的发展，刑罚的价值逐渐不贬值，菲利甚至到了否定刑罚的极端，这主要体现在菲利关于刑罚和保安处分的一元论上。在菲利看来，刑罚的本质是矫正、预防的教育刑，是防卫社会。犯罪人可分为矫正可能者与矫正不可能者两类。对与矫正可能者加以矫正，对于不可能者进行社会的隔离。无论是刑罚还是保安处分，其目的都在于改善犯罪人，

预防犯罪，从而保全社会，其本质是一致的，无须区分，这就是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元论。1921年，菲利拟定的意大利刑法草案，又称菲利案，就是首次以“无刑罚的刑法典”的模式出现的，就是建立在其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元论的观点之上的，在此刑罚的概念消失了，彻底地被保安处分所替代，在菲利的影响下，也就出现了非刑罚的思潮。尽管这种思想并未转化为现实，但对刑罚制度的冲击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菲利的刑罚观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他极大地忽视了刑罚的威慑作用，因为他不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从而认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是不会畏惧刑罚而不敢实行。而实际上，人的自由意志是客观存在的，是被人所决定的。尽管不良的社会环境是产生犯罪的客观因素之一，但这种外在的客观因素必须通过犯罪人的内在的主观意志才能发挥作用。刑罚的威慑，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让犯罪人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忽视刑罚的作用是不恰当的。另外还有，由于社会防卫论是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既然社会有用刑罚进行防卫的必要性，那么，对即使尚未犯罪的人，只要他具有人身危险性，即危害社会的倾向，就应该对他实行强制隔离或矫正，以消除其人身危险性，使社会免遭其害，如此就可能导致一些刑及无辜，处罚思想和刑罚泛滥现象的产生。

总之，菲利的刑罚观是建立在其犯罪原因三元论基础之上，进而导致对社会的改造，提出社会防卫论，从而提出个别预防论和刑罚的个别化思想，最后由于过多地忽视刑罚的作用，提倡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元论。对刑罚制度的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Cesare Lombroso龙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刑事人类学派的创始人。生于维罗纳犹太人家庭。曾任军医、精神病院院长、都灵等大学的教授。重视对犯罪人的病理解剖的研究，比较研究精神病人和犯罪人的关系，运用人类学的测定法作为研究精神病犯罪人的其他犯罪人的方法，对于犯罪人的头盖骨和人相，特别加以注意。

主要著作

其主要著作有《天才与堕落》（1877年），《天才》（1888年），《女性犯人》（1893年），《政治犯和革命》（1895年）等。

编辑本段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

理论成因

龙勃罗梭的犯罪原因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著述中，龙勃罗梭主要注意遗传等先天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为一名监狱医生，他对几千名犯人作了人类学的调查，并进行了大量的尸体解剖。1870年12月，在意大利帕维亚监狱，龙勃罗梭打开了意大利著名的土匪头子维莱拉尸体的头颅，发现其头颅枕骨部位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处，它的位置如同低等动

物一样。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属于真正的蚯突（vermis）肥大，可以说是真正的正中小脑。这一发现触发了他的灵感，由此他认为，犯罪者与犯罪真相的神秘帷幕终于被揭开了，原因就在于原始人和低等动物的特征必然要在我们当代重新繁衍，从而提出了他的天生犯罪人理论。

1876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犯罪人》第一版。由于当时可供他研究的材料较少，故该书仅是一本小册子，而从1906年到1907年《犯罪人》第五版问世时，已经成为一部共有三卷和附图一卷的巨著。第一卷和第二卷专讲人类学、法律学和刑事学关系中的犯罪人；第三卷讲精神病学；附图中有一百零二个图表，画有犯罪人的头颅、犯罪人的容貌和身体各部的尺寸、犯罪人的身体和精神的症候，以及语言文字等。是他学说的基础。

天生犯罪人成为龙勃罗梭早期著作中一个核心命题。

理论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区别于非犯罪人。

2、犯罪人是人的变种，一种人类学类型，一种退化现象。

3、犯罪人是一种返祖现象，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

4、犯罪行为有遗传性，它从犯罪天赋中产生。

龙勃罗棱对天生犯罪人的特征作了如下的描述

1、生理特征：扁平的额头，头脑突出，眉骨隆起，眼窝深陷，巨大的颌骨，颊骨同耸；齿列不齐，非常大或非常小的耳朵，头骨及脸左右不均，斜眼，指头多畸形，体毛不足等。

2、精神特征：痛觉缺失，视觉敏锐；性别特征不明显；极度懒惰，没有羞耻感和怜悯心，病态的虚荣心和易被激怒；迷信，喜欢纹身，惯于用手势表达意思等。

作为犯罪原因先天因素，龙勃罗梭从种族和遗传这两方面展开。关于种族和犯罪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建立在对一些犯罪现象直观地认识基础上，没有直接的科学依据。龙勃罗梭侧重研究了遗传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从调查个案入手肯定了隔世遗传规律，还提出了天然类聚说，认为两个犯罪家庭联姻后，遗传的影响更大。

社会评价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一经传播，马上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当看到龙勃罗梭搜集的那些相貌不对称和有特征的罪犯画像时，法国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德尖刻地挖苦说：“这些肖像看起来与龙氏朋友们的肖像一模一样。” 英国犯罪学家查尔斯?巴克曼?格林（1870-1819）经过12年的工作，领导一项研究计划，根据96种特征考察了3000名以上罪犯，个人还进行了1500次观察，并作了300次其他补充观察。指出：“事实上，无论是在测量方面还是在犯罪人中是否存在身体异常方面，我们的统计都表现出与那些对守法者的类似统计有惊人的一致。我们的必然结论是，不存在犯罪人身体类型这种事情”在科学验证的事实之上，戈林断言，不存在天生犯罪类型，犯罪不是由遗传而来的，他呼吁犯罪学家把心理特征，特别是智力缺陷作为犯罪行为的原因来加以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龙勃罗梭在后期的著作中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从只注重犯罪的遗传等先天因素，到把犯罪原因扩大到堕落等后天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堕落是与一定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分不开，因此，龙勃罗梭分别研究了地理与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强调智力、情感、本能、习惯、下意识反应、语言、模仿力等心理因素与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宗教、环境等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作用，天生犯罪人在罪犯总数中的比例也一再降低。在1893年出版的《犯罪：原因和救治》一书中，天生犯罪人占33%，由此形成综合的犯罪原因论。

他在《犯罪：原因和救治》中指出：“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并且往往缠结纠纷。如果不逐一加以研究，就不能对犯罪原因遽下断语。犯罪原因的这种复杂状况，是人类社会所常有的，决不能认为原因与原因之间毫无关系，更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犯罪原因，他说：“实言之，每一现象中的真正特殊原因何在，即使是善于观察的人，亦不能下一断语。”

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1843-1904):Gabriel Tarde (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是西方社会知名的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犯罪学家，1843年 3月12日出生于法国多尔多涅省的萨拉。

简要生平

早年在地方耶稣会学校里接受传统的正规教育。（他于1843年3月12日出生于法国南部Dordogne县的Sarlat，他受教育于Sarlat学院的一个天主教学校，在那里他就表现出对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兴趣，后来在巴黎学习法律）1869年他在家乡开始了其地方法官生涯，直到1894年被召到巴黎。担任司法部统计局局长。到巴黎以后，塔尔德被聘为政治学学校,1900年又担任兰西学院教授，同一年被选为道德和政治学学会会员。塔尔德于1904年 5月12日逝世于巴黎。1869～1894年,在萨拉地方法院工作。1904年5月13日在巴黎逝世。

主要作品

主要著作有：《比较犯罪学》(1886)、《模拟的定律》(1890)、《社会逻辑》(1895)、《社会规律》(1898)。塔尔德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是“社会模拟论”。他认为,不存在任何超越个人心理体验的实体,一切社会过程无非是个人之间的互动。每一种人的行动都在重复某种东西，是一种模拟。模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相模拟的个人组成的群体。社会事实是由模拟而传播、交流的个人情感与观念。由于存在着许多可模拟的模式，作出不同选择的个人不可避免地发生对立和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双方调节以适应对方，从而实现社会均衡。这样，塔尔德便把社会规律还原为支配模拟的规律，社会互动还原为个人间的心理联系，认为社会学即是研究这种心理联系的“精神间的心理学”。

人物定位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与孔德、迪尔凯姆齐名为19世纪法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模仿理论创始人

著有《模仿的法则》社会心理学中模仿理论创始人，模仿理论对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传播在人格形成和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影响。后出版《舆论与群集》对舆论的结构及其形成、运动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报刊是公众的"精神纽带"，它在"理性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套的作用。塔尔德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是“社会模仿论”。他认为,不存在任何超越个人心理体验的实体,一切社会过程无非是个人之间的互动。每一种人的行动都在重复某种东西,是一种模仿。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相模仿的个人组成的群体。

关于模仿的理解

依据塔德的理论认为模仿是先天的，是我们生物特征的一部分。然而，经过米勒多拉德、班杜拉及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模仿性行为犹如其它许多种类的行为一样，也是习得性的。模仿是社会学习重要形式，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婴幼儿就是因模仿而获得最初的知识的。模仿也是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

代表作品

《刑法哲学》是塔尔德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西方近代犯罪学和刑法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塔尔德对其在长达25年的地方法官生涯中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很感兴趣。1880年，他在《哲学杂志》上写出了一系列批判龙勃罗梭（Lombroso）理论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批判了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塔尔德的第一部著作是《比较犯罪论》（1886年第一版，1902年第五版），在该书中他主张犯罪人是职业型的，提出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理论。这些观点在《刑法哲学》（1890年第一版，1903年第四版）得到更为详尽的阐述。塔尔德一生著述颇丰，除其代表作《刑法哲学》和《比较犯罪论》外，较重要的还有：《模仿的规律》（1890年）、《刑罚和社会研究》（1893年）、《权利的变化》（1894年）、《社会逻辑学》（1895年）、《对立的普遍性》（1897年）、《经济心理学》（1902年）、《隐的人》1903年，其中许多著作被翻译成英、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

本书共九章，作者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了刑法哲学的一系列问题。塔尔德在评述了实证派犯罪学之后，着重论述了责任理论、无责任能力理论、犯罪人、犯罪、审判、刑罚和死刑等犯罪学和刑法学上的基本问题。

道义责任问题

塔尔德认为，道义责任问题是刑法哲学的核心和关键。但是，在道义责任问题上存在着截然反的两种理论。自由意志论认为，关于人类选择自由的假定，是惩罚和矫正罪犯的哲学基础，国家和社会在绝对选择自由的基础上确定道义责任，并由此而确定惩罚罪犯的权力，如果否定选择自由，那么，应受谴责性的概念和惩罚的思想将荡然无存。决定论认为，人的行为决定于同行为人相关的医学、化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直接作用于人类的有机体，并且进而直接决定人类行为的开始与完成。塔尔德在批判以龙勃罗梭为代

表的刑事人类学派的同时，试图调和道义责任论与决定论，按照他的观点，可以更好地为犯罪学和刑法学的需要服务。

成功的逻辑

塔尔德在《刑法哲学》一书中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逻辑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并且必须用社会学的原则和方法解决。公正无私的职业性习惯促使塔尔德对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以及其他学说进行调和和综合，从而提供了一个非教条主义提简单明确的责任标准理论，这无论是对于犯罪学，还是对于刑法学都是非常有益的塔尔德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选择性的责任标准，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标准，它有两块基石：一个是自我同一性（theidentity of the self）,另一个是自我和自我环境之间社会相似性（Social similarity）的关系。自我同一性是责任的第一个标准。自我，心理学上的自我，牵涉到很多因素。从心理学的观点上分析自我，就会发现在自我的内在结构中，有机体的意识被包裹在习惯性这一外表之中。一定的情结意识、有机体作用所产生的具有持久性的感觉意识，构成了其他意识活动的背景，而在这些因素中最不可缺少的是记忆意识。习惯性的意识，艺术、宗教、教育和职业上的思想，对于人们正在做的或者已经做的，甚至于在其一生中都会对其行为起指导作用。这些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心理学上的自我。当某人犯罪时，如果他的自我与习惯上的自我不一致，就不能认为他有完全责任。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心理学上的自我可以由于很多原因而中断。生活方式突然地改变，如必须抛弃旧的习惯而接受新的习惯，就必须减轻责任。如果严重的心理骚动（如癫痫）中断了原来的意识背景，抹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并且损坏了一直指导其行为思想，那么责任必须减轻或者免除。塔尔德提出的第二个责任标准，是社会相似性。很明显，没有因与陌生人联系而有所变化的南洋孤岛居民，如果第一次被从他的出生地带到我们这里，那么，我们就不能让他与我们社会里的居民一样，对所实施的犯罪承担责任，因为只有生活在我们社区里的人，这两个责任标准有着明显而具体的进步。按照塔尔德的观点，专家们能够清楚地指出感觉、有机体和其他方面的改变，并且记忆丧失问题也完全可以由熟练的专家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以解决责任、无责任以及二者的变化问题。为了确定自我状态的变化，从而最终确定责任，则必须揭示有机体和精神条件的变化。严重精神病人在其严重生病期间，必须确定其无责任，因为他不仅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剧烈改变，面且他们同时还失去了与周围社会环境的联系，所以犯罪人不是精神病人。同样，先天性白痴和先天性低能儿与世人相比，尽管他们一生都没有遭受过肉体和精神条件的显著变化，但是他们不具有社会相似性，因而也没有责任。如果有机体和精神的作用虽然一早影响其行为，而没有中断或突然的变化来改变自我，但却有所减弱的话，行为人应承担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