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中国的地理因素

秦统一中国的地理因素

秦朝立国虽短，但历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的统一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的确立，成为历代封建统治机构的基本形式。秦的统一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究其原因可以从很多方面来作解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及秦始皇个人才能等等。然而地理环境对秦的统一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地理环境包含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它们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粗粗看地理环境对秦的饿统一没什么影响，但细细分析它的每个方面还是对秦的统一有着强劲的作用。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够成自然环境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地形，地貌，，水分，地势等等。这些因素中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方面（地势，地貌），一个是微观方面（地形，水分）。可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因素对秦的统一起着什么作用。

首先从微观中地形来看，秦地处与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有着优越的条件，该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肥沃，有着“天府”的美称，为秦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在古代社会人民对食物的依赖性是非常巨大的，特别在那个有着撕杀与拼命的战争社会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正体现着这一道理。可见这是秦统一的基础。然而并不是只要物质基础就行，还需要一定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战马。古代战争中都采取骑马战，因此某个国家马的数量多少与优良对各个国家战争成败有着先决条件。秦地处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中山原广阔，水草丰美，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次从微观中的水分来看。水的在生物圈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不但孕育着人类，也滋润着植物。它是动植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秦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分析，它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气候区，有着充足的水源，为秦的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促进了秦农耕业的发展。然而任何事都有利有弊，虽水很重要，但超过那个度就会带来洪水的泛滥，给百姓造成危害。秦认识到这一点，便采取有利的措施。秦大规模的兴修水利。例郑果渠，都江堰，这些水利工程的建立不但有利与灌溉，而且也有利于防洪。都江堰的修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它既消除除了岷江的水患，又灌溉了成都平原的大片农田，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可见水分对秦的发展也起着作用。

最后从宏观中地势来看。我国地势自西向东有高到低，可分为三个阶梯，秦处与第二阶梯，战国其余六国处于第三阶梯。相比之下，秦比六国的地势都要高，这在某种程度使秦有着“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并且对秦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古代帝王都对“高“非常崇敬，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有一种天下在我的眼中，天下是我的天下。当今社会也喜欢“高”不喜欢低，例“高职位”“高学位”“高收入”等等。虽说这不能说明问题，但却有着一种心理优势。六国比秦所在地区低，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心理畏惧：太难攻打了。相反对秦民来说有着一种心理慰藉。这个因素也极为重要的。

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民族，生活方式，文化等方面，它有着地域分布的特征，不同的地域分布有着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可见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文化环境的表现是某种社会行为。下面从秦民族，生活方式，文化三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分析对秦的统一有何作用。

秦所在地区处于我国的西部，而这里曾是西戎族生活生产的地区。西戎族是一个强悍的民族，他们有一种“狼性”和“图腾”的特征。狼是一种凶狠，凶猛，不怕死的动物。而秦在在某种程度上，它得民族特性遗留有西戎族的特性，留有狼性。为了统一，他们凶狠；为了“图腾”，

他们不怕死，这是一种民族精神支撑着秦，反作用与秦。

秦的西北部是广阔的黄土高原，拥有西北千里游牧区，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以游牧为主。游牧业的特点是集体生活，集体劳动，有团结合作的精神。而六国处于广大平原丘陵区，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以农耕为主。农耕业的生产对象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水田，每个人独自作好自己的事，从这反映出他们没有凝聚力，似一盘散沙。古代战争最重要的是团结，他不看重个人是否具有超强的能力。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六国在这方面上劣于秦。秦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与分布在地三阶梯的六国有所隔离，从而也导致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相对来说秦比其余六国的文化要差。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所生活的的地区找到一些原因：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楚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鲁国人；墨家思想创始人墨子，鲁国人等等。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学说，重要的思想家都生活在六国所在的区域。可见秦文化确实比六国要低，但这并不是弊处，反而却是益处。因为在一个文化程度高的国家中，其国民的文化素质也会相对比较高，他们便会有自己的理想，会反抗君主的统治。而素质低的国民，他们比较愚昧，落后，没有自己的主张，任凭他人指来划去，完全听从他人的指挥。秦民的文化素质低，秦始皇就可以轻松的控制着国民来为自己服务，支配着自己的国民，而人民没有怨言。这位秦的统一提供了人力基础。

从军事地理角度看秦统一中国的必然

这两天阅读《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一书，阅读完发现仅从军事地理角度来说，秦国必将统一六国；该书研究了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朝代在统一前所经历的战争史，发现只要任何一个军事集团占领了九大战略要地之三四个基本上就拥有了统一中国的军事地理资本；整个中国是一个不规则棋盘型，而在这棋盘中有九大战略要地，九大分为四角、四边和一中原；关中、河北、东南、四川为四角，占住此四角之一就能成就一方霸业；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为四边，守住这四边之一能成就一个独立王国，最后就是中原，谁最终夺得中原并能立住脚跟就能“王天下”；这本书很厚，阅读起来需要时日，但认真反思一下，觉得很有道理，就拿最近的毛泽东打败国民党的解放战争和三大战役而言，基本上都是在九大战略要地打得仗，保卫延安（控制关中、汉中一角一边）中原突围（占有山西、河北一边一角）、挺进大别山（山东一边）、淮海战役（东南取胜，学朱元璋建立明朝天下），毛泽东博古通今，对历史研究很深刻，他的指挥艺术中很大一部分是受古代战争的启发；

再反推到秦国统一之百年进程，发现秦国是占据了九大战略要地的五大要地后最终发起统一六国之战争，仔细分析看是否如此：秦国立国之本--关中平原，关中有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个要塞，中部有八百里秦川平原，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连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要地，在地势居高临下，这是中国第一战略要地，进可攻退可守，谁控制了关中就具备王天下的本钱，秦朝如此，隋朝如此，唐朝如此，所以为何十三个王朝建都都在此地；秦国第一扩张，先是商鞅收复河西，等于把关中的优势完整了，随后司马错征伐巴蜀，把第二战略高地四川握在秦国手中，使秦国可以顺江而下攻击楚国；第二次扩张白起奇袭楚国，掠地数十城，这等于把第三战略高地--汉中控制在秦国手中，汉中可是汉朝刘邦打天下的资本啊！第三次扩张，白起长平之战把山西收入囊中，利用山西威胁河北和中原地带，到秦昭王期间，秦国已经拥有关中、汉中、四川、山西两角两边，以及中原一部分，秦国象一只黑鹰张开两大翅膀把六国包围起来，战略九大要地控制了一半，这时的秦国已经完成战略统一中国的地理要素，地利因素具备了！

那么再加上秦国历经变法百年，内部成熟和国力强盛，人和要素具备了，最后由始皇帝掌握

天时一统天下已经成为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看完《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再阅读《大秦帝国》觉得秦国统一真是天命所归，人尽其力之结合啊！

秦的地理优势，是中国各地当中最好的。首先，秦地处边缘，边缘国家不容易遭到两面夹击，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另外，当时华夏周边还有大量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被许多小部落占领着，向这些地方扩张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强有力牵制，有广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从春秋开始，齐，晋，楚，秦，真正称霸的都是处于边缘的国家。

地处中央的宋这些国家只能是小霸，他们被周围的华夏各国团团包围，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必须顾虑后方被趁虚而入。明显这些小国难以找到如四川这样的大块又容易占领的后勤基地。

秦的国土核心--关中平原易守难攻，有着险峻的山脉，关隘，黄河的层层保护。攻打秦，简洁的道路只有函谷关。这个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赵武灵王想攻秦，却发现如果要绕过太行山，山西高原，中条山，黄河的重重险阻，就必须从林胡，楼烦这些塞北游牧地区借道，其实也方便不了多少。

齐，楚虽然也处边缘，但其从边防线到首都是一片平原，容易从各处到达。春秋末期楚国就被吴攻破都城，乐毅也可以带领各国部队，从多个方向进攻齐国，宽广的防线让齐楚难以防范周全。

在中国地图上，秦的地势高于其他国家，是第二阶梯，而其他国家属于第三阶梯。按照

孙子兵法，放在山上的石头，向下滚的时候，破坏力要比地面上的石头大许多。所以地势高的地区比地势低的地区有优势，可以居高临下，轻松发动冲击。秦也可以顺黄河之势运送后勤物资。白起华阳之战，连续行军数百里赶到战场，而六国联军虽然也曾经攻破函谷关，楚也曾经翻越秦岭打到蓝田，但士兵因为一路上的边爬坡边作战，已经筋疲力尽了，后勤方面更是供应不上，结果不是被打败，就是自动退兵。

秦的地理优势，带来的是它面对东方六国的战略主动权。其他各国，一旦开战，总是担心难以善后，因为大家都知道趁你病，要你命的道理，一场大战过后是一个国家最虚弱，最需要休息的时候，也是其他国家进攻你的最好时机。马陵之战，魏国被孙膑打的损失惨重，第二年就遭到商鞅的趁虚而入。长平之战后，秦赵都很疲劳，但秦把一小批部队放在函谷关，其他人该干活的干活，该休息的休息去了，而赵国却不得不继续面对燕国的全面进攻。所以，只有秦完全占有主动，可以随时自己决定战争的时间和地点。几百年下来，其他各国越来越觉得疲倦，秦却越来越有精神。

统一之后，为了从关中出发统治东方，秦始皇把经过关隘的道路修的比以前好了，所以，秦的优势有所削弱。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军队都能更快的到达秦地。

对照着地图看《布局天下》，越来越感觉到先天的地理环境对政治走向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秦国真是占了一块好地方，东面隔着黄河、潼关，易出难进。

南面是秦岭、陇山，天然屏障，向西南出兵就能占据作为粮仓的蜀中盆地。，向南出可以打到汉江。

而且秦国占据了从第二阶梯的西部高处，所谓“上打下，不费蜡”，东部的晋、以南的楚国都打不进来，几乎只能被动挨打。

秦国北和西的戎狄还没有成了大气候，可以把主力用于进攻。

某种意义上，秦国对中原的优势类似英国隔着因吉利海峡对欧洲大陆的地缘优势，我能打你、但你打我就费力多了。

距今2221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秦王政继承其父、祖之功业，仅用10年时间，次第翦灭了关东之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建立了空前的统一大帝国，并更名号，自称“始皇帝”，在广大的统治区域内推行郡县制，并实施统一文字、车轨与度量衡的政策，确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自西汉前期起，二千余年来诸多史家批评秦始皇是“暴君”，如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就曾在著名的《过秦论》一文中指斥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但在论及他统一天下之举时，却用了“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之类有着明显赞扬色彩的文字。及至明代后期的思想家李贽，甚至据此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封建时代的史家均普遍肯定他的这一功绩。当代史学界从历史科学的高度作出了更为深刻全面的积极评价。看来，古今史学界均认为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华夏，顺应了历史潮流，推进了社会发展，是彪炳史册的千秋功业。当然古今史学家对秦国何以能雄起于六国之上，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也作出了论断，但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分析，较流行的看法是秦国政治改革比较彻底，商鞅虽死，其法未败，以及秦国军事力量强大，兵锋锐利，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1]等等，不一而足。对地理环境在战国末年统一进程中的作用则很少论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十分简略[2]。实际上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历史话剧得以上演的舞台。古今中外任何人类活动，不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萌生发展，并受到相应的影响制约。当然我们应防止重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淖，但我们也不应走向另一极端，对地理环境加于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入如实的论述。本文即拟就这个问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析，并就正于各位专家；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家阐幽发微，从而推进这一涉及“人地关系”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能有新的发展。

返回目录

一

要讨论秦国之地理环境条件在统一大业中的作用，当然得先对秦国之疆域范围有明确的认识。秦国原是僻处今陇西一带之西方小国，初建都于西犬丘，即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境内。以后随着国力的壮大，逐步东迁。西周末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有功，始被封为诸侯，并徙都于汧，即今陕西陇县东南，势力进入今关中西部。秦献公二年(前383)又迁都至今关中中部之栎阳。至其子孝公继位，用卫人商鞅实行变法，国力更形强大，遂成战国七雄之一。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阳[3]，自此开始了与东方六国互争雄长，最终建立秦帝国征程。其间曾先后北伐义渠，南灭蜀、巴、宛、郢，东向夺取了河东、太原、上党及函谷关外之周国旧地。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时，秦国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十二连城)，南包巴、蜀，东逾函谷关。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应该说，这一国土范围，地域广阔，形势险固，而且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宜农宜林宜牧，对秦国之统一大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证。

返回目录

二

对于秦国在统一前占有的国土相对于其他六国所具有之优越性，两汉时之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均分别做出了一致的论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两相比较，司马迁所称“关中之地”显然有误，班固所称之“秦地”则符合实际。从行文上看，司马迁在对“关中之地”进行总的评价前，在先述及关中之后，接着又述及了巴蜀，之后又述及了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实则已笼盖了“秦地”，所以也只是笔误而已。两位大史学家结论实际上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史记》、《汉书》两部权威性著作做出的一致结论，充分显示了秦国在经济上已对东方六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对秦始皇的最后统一之举显然具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已识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要进行长期的征战，并最终取得战胜六国的胜利是肯定不可能的。而秦国之所以能达至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既得益于商鞅变法改革及各项发展生产的举措获得的成功，应该说也得益于秦地自然环境之优越。这些优越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北、南两“天府”为秦国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地形平坦，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宜于耕作，所以战国时皆被策士们赞誉为“天府”[4]。特别是先后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灌溉工程后，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都江堰，正如《史记·河渠书》所言，“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关于郑国渠，上文更说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将郑国渠建成后的作用直接与“卒并诸侯”之统一大业相联系，足见对该项工程评价之高；但这两大农业区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2.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所处之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西部邛、筰山区，山原广阔，水草丰美，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秦国王室之先祖非子居西犬丘时即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而为西周孝王所看重，后受命于关中西汧渭之间主管畜养马匹，并使“马大蕃息”[5]。可见秦王室本善畜牧，对畜牧业自很看重。秦始皇时乌氏县(在今宁夏固原县南)的大畜牧主乌氏倮，畜养的马牛多到以山谷计量，他因此受到格外优待，位比封[6]。秦国之国土范围内既有辽阔肥美宜于畜牧的草原，加上秦王室的重视奖励，秦国畜牧业之发达自在六国之上。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为秦军提供进行车战与马战的畜力，大为增强军队的机动性与攻击力。这也当是秦国在统一战争中锐不可当，能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3.秦国之山地丘陵森林密布，物产丰富。

秦国境内除平原、高原外，山地丘陵面积也很广大。内中如秦岭、巴山、陇山及四川盆地四周之山地、丘陵海拔高度本不高，又处在暖温带与亚热带之气候区，所以森林密布，动植物与矿产资源丰富。如关中就被赞颂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秦岭北坡，即被描述为“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7]；天水、陇西之陇山，被称为“山多林木，民以板

为室屋”[8]；而巴蜀、广汉等地，也是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9]，盛产卮、姜、竹、木之器[10]。

秦国境内之山地丘陵还多矿产资源，如玉石、丹砂、铜、铁等均为其大宗。蓝田的美玉，涪陵的丹砂，当时即名重一时。《汉书·地理志》曾记载郑、雍、夏阳、陇西、漆、沔阳、临邛等地设有铁官，它们均在秦国疆土内，其附近必具冶铸之资源与条件。

秦国疆域内之山地丘陵，富有林木矿产资源，既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生养之道，又为冶炼兵器、制造战具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对秦国后期进行统一战争无疑也大有帮助。

上述自然环境方面的优越条件，尽管东方六国中有的也具有，但比较而言均不如秦国优厚齐全。有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秦国政治改革成功，秦人经营得法有效，秦国之经济实力自当凌驾于东方六国之上，也使秦国具有了统一天下的充足条件。返回目录

三

上节所论各点皆属于微观地理环境特征范畴，史实表明秦国的优势是明显的；若再从宏观地理环境之形势论，秦国之优势也是超乎东方六国之上。

首先从我国地貌之大势论起。我国地处亚洲之东部，西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临太平洋，地貌上由三个阶梯构成：青藏高原自是第一级阶梯；由青藏高原东缘向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第二阶梯；自第二级阶梯再向东至海滨，是第三级阶梯，主要由宽广的平原与低丘陵组成，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江南丘陵属于这个阶梯。战国七雄中，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均在第三级阶梯上，惟有秦国国土分布在第二级阶梯上。这种地理分布上之地貌形势之格局，就使得东方六国面对秦国有翘首仰视之感，而秦国面对东方六国则呈君临俯视之态。加上秦国东部边界，或有江河峡谷限隔，或有高山雄关控扼，使其更具有了易守难攻的气势。所以统观战国时期之战争史，可以看到东方六国的军队，极少攻入秦国国境之内，几次组织的多国联军，也仅是到达函谷关前叩关而还；反倒是秦国的军队频频东进南下，进攻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甚至远攻齐国、燕国，而且屡屡取胜，多有斩获。并终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与锐利的军锋，自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灭韩国起，时隔4年，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灭楚，次年灭赵又灭燕，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灭齐，统一全国，前后时间不过10年，其势如摧枯拉朽，风过草偃。正是基于这一史实，西汉初年议及建都大计时，娄敬即郑重地向刘邦建言道：“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也，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1]。刘邦在征询了张良的意见，获得肯定的答复之后，当机立断，即日起驾，西都关中。而以后的史实表明，正是因选择在关中之长安建立都城，才使得西汉王朝得以东平诸侯王的多次叛乱，北却匈奴族的进攻，东通漕运，西辟丝路，不仅巩固了政权，而且经济文化盛极一时，使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发展至一个高峰时期。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所论很有见地。

其次从秦国疆域内两大区域之相互关系论。秦国国土之主体自当是关中及紧邻之黄土高原。不论从政治区划，还是从自然地理特征看，均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然而要真正形成宏观地理形势上的优势，仅这一地理单元仍嫌不够。与之同属我国地貌结构第二阶梯上的四川盆地，往往是其必要的补充，两者互为屏障与辅翼，联成一体，就会形成更大的控驭天下的力量与十分稳定的政治地理结构。秦国之所以能顺利地鲸吞六国，实得益于此。秦国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司马错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就在朝廷上明确陈述道：“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12]。秦惠文王也认识及此，采纳了他的建议，迅即派司马错于当年率兵灭蜀，继而又灭巴，从而形成了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的“秦地”，即包有关中、成都平原与黄土高原、四川盆地的区域联合体。这样既使秦国无肘腋之患与后顾之忧，又可在我国中心部位形成一条指向东部平原区的完整及强有力的压力线。也正因为这样，战国时苏秦与西汉初张良等谋略家，在论及关中之地理形势时，均要提到“南有巴蜀”，“北有代马”以及“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表明这几个区域之间在政治地理上，也即地缘政治上已密不可分；合者互利，分则有害。这两个区域间之匹配，不仅秦国扫灭六国的进程证实了它的实际作用，在以后我国好几个关键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屡证不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初与隋初，其疆域也大略相当于秦地之范围。西晋与隋朝也是凭依这一宏观地理形势，自北方派步骑兵，自四川盆地派舟师合击长江中下游的孙吴与陈朝，均相继取得胜利。对于西晋军队征伐孙吴的军事上出人意表的成功，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诗中曾咏道：“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西晋、隋王朝与秦王朝统一历程如此相似，看似巧合，实则有其必然规律，其中也都与它们疆土所具有的宏观地理形势优胜有关。诸葛武侯北伐中原先取关陇之战略决策，蒙元先降吐蕃，灭大理，攻四川，再击败南宋，统一全国的军事进程等，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强调宏观地理形势是否有利不能走向极端。对于这一点，古人也早有深邃的认识。还是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在《过秦论》中论及秦末陈涉，率谪戍之众，竟能推翻强秦统治时，就说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现代学者更是明确宣示，地理环境状况，不论微观地理特征，还是宏观地理形势，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与事业成败的惟一决定因素。所以对类似问题的研究还当采取综合辩证的观点，方可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

返回目录

四

十分有意思的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秦国之疆域，均在今天我国按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所划定的西部地区，也就是相对我国东部与中部较为落后的地区。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一生态环境颇为恶劣，经济发展也较落后的区域，历史时期却曾十分优越、先进?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以及如何逐渐变得落后的?这些当然是值得我们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对其探究所得的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的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也将具有重大的“有用于世”的现实意义。其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其现实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从认识的角度论，可促使人们进一步增强对当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认清西部大开发不仅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作用，而且还在维护我国政治稳定方面具有作用。从运作的角度论，可从研究成果中使人们对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从历史上获得启示和智慧，帮助人们制定更为科学合理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方略、规划与措施。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刚才我在谈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时，提到考古学家也负有重大责任，这不是无根据的。就拿在座各位来说，大家都是秦汉考古专家，特别是在秦兵马俑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更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绩。通过大家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秦国与秦王朝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的认识，还加深了对秦地之地理特征及其对秦国、秦王朝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之认识。这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对秦国、秦王朝历史地理研究，对我们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承担的研究任务，都有直接关系。如张仲立研究员所撰写的《秦俑一号坑沉降与关中秦代气候分布》一文[13]，就为认识秦代关中的气候提供了最直接翔实的论据。所以在此衷心希望考古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能进一步加强协作，在两门学科的结合部上推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来。

返回目录

注释：

[1]《荀子·议兵篇》。

[2]范文澜在所著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版)之第一篇第五章第四节“秦统一的原因”中对地理环境的作用有所论及，但很简略。

[3]秦国都城迁徙之具体过程，可参阅徐卫民著《秦都城研究》一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4]《战国策·秦策一》《华阳国志·蜀志》。

[5]《史记》卷五《秦本纪》。

[6][10]《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7][8][9]《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11]《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12]《华阳国志·蜀志》。

[13]载《秦文化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