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道丰的传奇人生_粟桐

危道丰的传奇人生_粟桐

光绪年间两次留学日本，清宣统二年（1910）考取工兵科举人。民国初期担任过黎元洪副总统府参议和袁世凯总统府咨议、北平陆军讲武堂教官、奉系军阀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和谈的密使、嘉兴县及上海县知事、慈利县县长、湖南省第二区行知督察专员、陕甘统税局局长、浮梁专区专员、湖南省参议员等职。抗战时期的爱国将领。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过努力，为家乡办过一些实事。新中国刚成立即殒命于国民党兵匪残余势力。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就是年少时候从黔阳古城走出去、花甲之年又辞官回归故里的开明绅士危道丰。危道丰（1884—1949），字芑（音qi）滨,号从洛，黔城人，位于黔阳古城北正街一处中式园林院落“可园”，为其故居（现仅存柯园巷及遗址）。

爱国将领危道丰的风雨人生

口述：危善国文字整理：粟桐文史顾问：谢永仲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的这首七言格律《清明》，浅显直白脍炙人口，清明祭祖的场景、焦灼又释然的心境，宛如一幅简笔水墨画。

每年清明，客居北京半个多世纪的危善国先生，千里迢迢踏上返乡省亲与祭祖之路。2013年3月下旬，这位年逾古稀的

危氏家族的传人，应邀讲述了关于其父亲危道丰戎马倥偬、颠沛流离的一生，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危老先生久居首都，乡音已改，京腔京韵，娓娓道来。

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清光绪年间，我爷爷危德连在广东省南海县担任知县，委托在家的兄长修建了黔城北正街可园巷的正屋。正屋院墙外原有一栋五开间前后有屋的板房，屋前有园林池塘，我太公离世后这里就成了自家的学堂。

1884年，父亲危道丰生于广东，而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黔阳古城度过的。

族谱记载我父亲那一辈同胞兄弟加上堂兄弟有七个，取名道乾、道坤、道恒、道霜、道樊、道丰、道济。父亲排行老六，晚辈称“六叔”、“六公”、“六爷”。除了我父亲，其余六个叔伯我都没见过，有的老早通过科举考试或经营买卖到外地谋生去了。

我爷爷去世那年（光绪十六年）腊月二十三就立春了，七岁的父亲在立春这天开蒙读书。以科举进仕为目标，奶奶为父亲先后请了宗族里有名望的危华庭、危桂生两位先生用心教导。十六岁时，踌躇满志的父亲与我七叔一起考举人，结果七叔考上了而我父亲榜上无名。父亲羞愧至极，深感辜负了奶奶的期望。回到黔城，果然遭到奶奶的严厉斥责，母子俩泣不成声悲愤欲绝，陪伴外出考试的老师（危桂生）也

深感遗憾。在奶奶痛心疾首的教导之后，痛定思痛的父亲决计外出，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他请假一小时假借外出买书跑到城外东岳庙，与待字闺中早已私下里萌生爱意的邻家女孩作痛苦的告别。美女跟随母亲在庙里烧香，两个年轻人无法交谈只能眉目传情，多情少女赠与一方手帕，这手帕后来被我父亲珍藏多年。数日后，在一两个仆役陪伴下，父亲心怀伤感与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过靖县、广西到达广州投奔我的三叔，进入“时敏学堂”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彼时，时敏学堂的创办人又另外创办了时敏女子学堂。该女校有一崔姓女生“貌美而好学”，国文成绩总是第一，父亲仰慕不已。为引起这位美人的关注，父亲努力用功，数月后国文成绩也名列榜首。暗恋，成为我父亲发奋学习的动力。一年半以后，父亲英文成绩也不错，但没有听其三哥及友人劝说在香港谋职，而是坚持赴日留学。我三叔以及干爹陈武纯只好给他筹措经费，打理行装。于是父亲取道香港，三天后登上了从美国返回途经香港的日本邮船，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

在这艘船上，留辫子的父亲被人议论讥笑，在船舷的甲板上犹豫再三，作出了人生又一次艰难选择，顾不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内心极度痛苦地将陪伴了十几年的一条粗大的发辫剪掉，几经犹豫欲珍藏带回，然而身后依然跟随有嘲笑，父亲才极不情愿地将之抛向大海。

初到日本，语言沟通是个问题。我父亲于是先在日本东京的弘文学院主修日语，两年后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又两年学成回国，在湖南省立南路师范学校（衡阳）任翻译助教。四个月后的暑假期间，在外求学多年未归的父亲返回黔城省亲，带回三百余元现大洋奉与奶奶，证明自己有了出息。在家近一月，由长沙转来公文催促父亲速赴东京，入伍充当士官候补生，父亲随即从黔城乘船顺江而下，先到长沙接洽东渡手续，随即又往衡州（衡阳）交代师范学堂翻译事宜，冒着酷暑取道上海再次登上了开往日本的客轮。

进入日本联队之前，照例须填写志愿，填报兵科中的两门，交由振武学校转呈日本陆军省，陆军省考核后圈定学习工兵，与江苏、湖南两省的另外四名同学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工兵大队，父亲被分在工兵第三大队，期间还学习架桥与筑城等技术。半年之内完成新兵操练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官派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多达200余人，第六期学生赶学功课与第五期生同时毕业。据我父亲写的回忆录《平斋五十自述》，“士官学校毕业的仪式很是庄严，照例由该校校长出席，对中国毕业学生面致训辞，并各赠与军刀一柄，以作纪念。”

两次留学，父亲与好些留日同学情谊不浅。后来父亲在国内颠沛流离和在外谋职时，这些同学关系派上了用场，得到在北洋政府或南方的国民政府里身处要职的同学格外关照。

1908年，父亲毕业后回到长沙，在湖南督练所教练处谋职，运用所学知识指导操练士兵。两年后被通知进京参加武术与军事类的比武考试，成为工兵科举人。嗣后，尊母命，打听到曾与我爷爷一同在广州谋职的好友周氏一家已经回到湖

南宁乡，父亲随后迎娶了多年前定下婚约的原配周小姐。后来，父亲担任一段时间的工兵协军职务后，从京城回到湖南，任西路巡防营管带和督练公所粮饷科长等职务，在长沙南门外的碧湘街安了家。

以张学良密使身份与国民政府洽谈促成东北奉系军易帜

辛亥革命后，从担任湖南省都督府谭延闿的参谋次长、部长，到国民政府黎元洪副总统府参议官，再到袁世凯总统府咨议官，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经历了军阀混战、省府要员仓皇出逃、城头易帜、杀人砍头、宣统复辟帝制失败等局面，虽然混出了点儿名堂，但风云变幻莫测，时局动荡，过着颠沛流离、胆战心惊的日子，更令在长沙或京城的家眷惶恐不安，其间因多次工作中断，父亲及家人生活逼近难以维系的绝境。

旅居北京四年后，1917年我父亲离开了袁世凯总统府，出任湘督署副官，兼任第一兵站委员长等职。不久，父亲又被派往京城，担任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一战爆发时，再任位于北平通州的参战军工兵集团教官，兼任北平通州兵工厂的厂长。

入关后，控制北平的东北奉系军，与南边蒋介石统领的“国民革命军”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

父亲由上海返回北京后，正值东北的奉系军驻扎北京，正分两路与革命军作战，一路由张宗昌、孙传芳布阵于津浦线，另一路则由韩麟春、张学良所部扼守京汉线。韩麟春与我父亲交往深厚，闻我父亲已回北京，一再电促我父亲赴郑州面商要事，意思“实因我辈不欲再行涂炭生灵”，所以准备委托我父亲“代为前往南京一行，与革命军当局磋商停战办法”，父亲认为事关国家大计，欣然应允。当时葛光庭已经先于我父亲南下，我父亲到上海后即与葛商定进行办法。然后以东北奉系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何成浚、张群等人接洽，再由何张二人介绍，与革命军当局蒋介石、胡汉民等人见面。南来北往，反复磋商，费时数月，暂以双方各有为难之处停止谈判。到了民国十六年夏天，奉军终于由张作霖元帅统率出关而去，不料专车行经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突然遇炸身亡。奉军出关以后，我父亲与葛光庭留驻北京代为周旋。随后驻扎山西的阎锡山入京，南方的革命军入京，奉军完全改归张学良将军指挥，前线战事平息。我父亲被委任为奉军驻北平代表，此后，凡关于奉军与革命军一切交涉，均由我父亲接洽办理。“东北军易帜”，结束了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

不当汉奸主张抗日西安事变后受牵连

父亲早年留学日本的这段经历，曾与多名后来成为侵华日军高级将领的日本人是同学，尽管抗战期间我父亲曾多次拒绝日军邀请，不肯担任湖南省伪主席等职，不做汉奸，但还是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怀疑。关于这一点，一个叫郭涤的老先生予以了证实。

郭涤，哪里人氏不详，解放前在中央宪兵第十团团部工作，随程潜起义和平解放湖南。解放后任湖南省汉寿县政协副主席，主管汉寿煤矿机械厂教育工作，担任汉寿县“三胞亲友联谊会”会长（现已离开人世）。已经72岁高龄的他，1987年12月1日在回复我的信中说：

1944年5—6月间，当时在芷江宪兵第十团团部工作。一天，团长曾佑民请我去交办一个任务，即去黔阳了解一下危道丰的情况，据报他有“通敌嫌疑”，并把司令部的一份密电给我看了一遍。当时我很犹豫，深知任务艰巨，一时难以查明真相。又一想，到底我是主管全团司法案件的，我不去谁又肯去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也就无可奈何地便装出发了。一到黔阳就到公安局（警察局），说明我的来意，出示调查证。警察局对危老是好的，（认为）并无值得可疑之处，写了一个证明。继而到县党部了解情况，亦复如此，并认为是忠厚长者，热爱祖国，主张抗日，毫无不满言论，又写了一个证明。然后，我以章（鹰）、危（陶）朋友的身份，慕名前来拜访，危老先生热情接待，从日常起居生活，

谈到抗日大计，他老人家侃侃而谈。我觉得他是一位对军事颇有研究的爱国人士，人控“通敌嫌疑”纯属无稽之谈。我在黔阳住了一晚，回团以后，根据当地机关的证明，以及与之畅谈的印象，写了一份查无实据的调查报告，就此上报结案。

信中，郭涤提到的“章危”是夫妇。章即章鹰（后更名章异），原国民党中央宪兵第十团警务团副，长沙绥署湘西参谋组长，湘西暂编第二军军部高参，后随程潜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后，曾任贵阳市群众艺术馆干部，民革贵阳市委文艺支委，时年95岁，在贵阳市养老。章鹰是我父亲的侄孙女婿。危，即危陶，黔城人，是章鹰的夫人，我大哥危善治的女儿，我的侄女。抗战期间危陶作为《中央日报》社的记者，跟随远征军去了缅甸。战后安全返回，解放后在贵阳工作，活到七十多岁。

抗战时期，我父亲多次参与著名的“长沙大会战”的国军军事策划。中国军队长沙大会战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支援英美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1年，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迁到了湖南耒阳。蒋介石到黔城后动员家父前去参加会议，因为当时他隐居家乡，也没有任何军内职务，但我父亲是1923

年3月19日被北洋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中将”军衔，

后来还是去了耒阳，和赵恒锡、方鼎英、仇鳌、薛岳等国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一同参加军事会议。当时章鹰和危陶也来到耒阳，赶热闹在耒阳结婚。我父亲为主婚人，应危陶邀请，蒋经国为证婚人，另外两位将军允当介绍人。

据章鹰回忆，西安事变后，因为我父亲危道丰曾是东北军的高级幕僚，即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军炸亡后，我父亲曾辅佐过少帅张学良将军，蒋介石和陈诚记恨在心。大约是在1940年，陈诚指使他的爪牙、陈部的政工人员——在洪江当行政督察专员的徐庆誉，将我父亲拘禁在洪江郊外的一个碉堡里长达半月之久。与此同时，又把在洪江办报的我父亲的侄儿危慈一，也关进了黔阳监狱，说是有反政府言论，有共党嫌疑。

为湖南和平解放尽一己之力

解放前后，我父亲担任过湖南省主席。我父亲和程潜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两人关系密切。在我父亲离开湖南省都督府、省都督练公所参谋部长时，即由程潜接任该职位。解放前夕，程潜策划湖南和平起义，并委托我父亲做湘西的起义工作。我父亲在通道、会同、黔阳等县搞“和平起义军”，迎接和平解放。据章鹰回忆，后来，未等工作完成，湘西迅速解放，但我父亲参与和协助湖南和平起义这是事实。

意欲清算侵吞修建芷江机场款项的贪官

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侵略重

心进一步转向中国。日军大肆叫嚣“芷江战役”之时，中国计划将赴印度和缅甸的远征军空运回芷江，于是中央政府随即拨付巨款加紧扩修芷江机场。

时任黔阳县长的刘伯谦，超负荷接受工程任务，对工程款实行层层盘剥，一些贪官上行下效竞相克扣，动用荷枪实弹的军警对民工予以监押，强迫民工超负荷劳役，致使无数民工累死在工地上，用民工的血汗和生命换来政治前途和经济实惠。对此，我父亲扬言要对刘伯谦进行清算。刘企图用金钱收买，我父亲不予理会。见这一招未能凑效，怕东窗事发，刘弃官潜逃。以我父亲为首，向湖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提起诉讼，要求严惩贪污。我父亲得到“提前拘案讯办”的旨意，以免被告人等中饱私囊逍遥法外。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大小官员涉案人等未受任何惩处，依然自由逍遥，继续为官作威作福。

此次事件，成为后来父亲被害的祸根。

西安事变后返乡办实事

1937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遭软禁，我父亲辞官回乡。回乡后，我父亲曾任黔阳县参议会议长。又担任中学校长，倡导新学，扩大教育规模和质量。创办电灯公司，买来发电机，拉起电线，于是政府衙门、商户店铺和部分居民人家，开始用电照明。在黔城钟鼓楼一带办纱厂，招收工人，得到税收，同时增加百姓收入。他热爱家乡，对家乡有深厚的感

情，想为家乡做一些实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解放前夕的1949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潘壮飞率土匪血洗黔阳古城，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之后，黔阳县成立“善后委员会”，我父亲任委员会主任负责救济灾民，第一件事就是将土匪抢劫后丢弃的物品集中起来，由乡亲们认领，尽快恢复百姓生活。当时，我已经9岁，清楚地记得在我家前院摆放了好多物品，乡亲们前来认领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被国民党残余杀害于江西街（今江市镇）

1949年，全国好多地方已经解放了。这年4月份，章鹰在宪兵第十团担任警备团副，此时程潜已与中共有联系。章鹰驻在芷江，受程潜调派担任湘西参谋组长，隶属长沙绥署。在湘西，又兼任长沙绥署湘西暂编第二军军部高级参谋。

当时，进步人士刘国一是芷江宏济中学校长，实际上是芷江警备司令杨永清的智囊和私人秘书。刘校长的父辈与我父亲是世交，刘国一本人又与我的一个堂兄危慈一是好友，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有一天，刘国一请章鹰吃饭，席间极秘密地告诉章鹰说：“老章，芑老（对我父亲的尊称）嘛，官也当够了，还搞什么和平起义军？听说他在黔阳那方又活动起来了……”吃了几口酒，沉思片刻，小声说“你叫危小姐（危陶）回去劝劝他老人家，要芑老不要下乡去了，这里（指杨永清）奉命准备要杀他呢！”

章鹰说：“上面这段话，基本上是原话。我也曾告知危陶，要她回去告诉六公”。

危陶去后返回，说她未到黔阳的家，只到安江，在姑妈家直接打电话去的，是我父亲自己接的电话。我父亲很气愤地说“蒋介石不敢杀我的！”还说章鹰在芷江干什么？为什么不到黔阳来帮帮我？”

1949年10月1日，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我父亲感到由衷地高兴。但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依然还在四处活动。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解放后的第5天，即10月5日，他去江市乡的康溪我们危姓家族去吃酒的过程中，当晚夜深人静时被尾随而至暗中咬住不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残忍杀害。这年，父亲六十五岁，惨遭横祸，他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被国民党当做异己予以铲除。我父亲惨遭杀害，是国民党在芷江、黔阳一带继续活动猖獗的一伙地主恶霸、反共匪首这一股反动势力，即芷江警备司令杨永清、副司令潘壮飞所为。

章鹰回忆说，大约是1949年的10月中旬，他看到了国民党贵州版的《中央日报》，报载大意是“湘西耆老危参议道丰，在乡下赴宴途中，被暴徒击毙”。当时台湾的《中央日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章鹰看到的新闻标题与刘国一说的一致。

往事不堪回首！解放后如果父亲健在，父亲将是多么幸福的

人，我也将是多么幸福的人。算起来，到明年，就是父亲130周年诞辰，我提前为父亲掬一把痛苦辛酸的泪！

可园（柯园）的主人及其后裔

位于黔城北正街的可园，是我爷爷于光绪十年任广东省南海县知县时，参照南海县县衙设计绘图建成，木质穿榫结构，中国古典庭院式公馆，全院分三进，主院两进各辟东西厢房，后进花园建有谷仓、晒楼及廊坊，共有住房42间，厅堂2间，厨房2处，荷塘一口，前门草坪，前后花园各一座，占地面积一万多平米。整个大院四周有高墙。柯园巷尽头迎面一门楣上书“不足为外人道也”字样。我爷爷在民国时，首编《黔阳县志》。1997年危公馆被拆毁。

我外公是宫廷里禁卫军的一个小头目。我亲生母亲王淑琴，北京人，满族，个子不是很高但长得漂亮，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学的护理专业，熟人保媒于1937年20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父亲，生下一女一男。危善瑜是我姐姐，现住美国洛杉矶。母亲当年在重庆参加工作，在我2岁时把我从重庆送回黔城，后我母亲又到重庆去了，再后来就与我父亲离异了。1948年我母亲跟我继父去了台湾，后来我继父死了以后，跟我弟弟去了美国定居。1980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洛杉矶看望了我母亲。

听说我父亲有过几次婚姻，有六房姨太太。父亲56岁时，母亲生下了我。老来得子，父亲疼爱有加。但在我印象中，

父亲很严厉，把军人作风带进了家里。

我小时候在黔城完小上了2年小学，在洪江又上了不到2年，然后来到北京又从小学四年级读起。初到北京，我讲的是黔城话，老师不太听得懂，最后说“你明天来上学吧！”于是，我在北京的“东铁匠胡同小学”读了2年多小学，1954年小学毕业，然后进入北京市35中读了3年初中。毕业后，1957年就参加了北京市青年农场，正值“反右”运动，“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958年在农场，都是我们这样的学生，于是农场改成了学校，叫做“北京市农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我读书成绩不错，品学兼优，1961年以“双优”的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47中教农业基础课，一年后又取消了这个课程，当时的工资是32元。1962年我又调回北京市西郊农场当工人，后来一直在这里当农业工人、技术员，工资是36.5元。当工人期间，我搞科研，培育种子，1975

年以后，到西郊农场的场部当技术员，后来历任副科长、副主任、科长、办公室主任。1984年底提升为副场长，这时还是个群众，108元的工资。组织上动员，1985年底入党。1987年奉调到北京东郊农场当副场长。这是个大农场，管辖4个乡，有3.6万人，其中农民3万，职工6千人。这个农场的副职就是正处级，正职相当于副局级。我的职称是高级农艺师。到目前，在北京生活了62年。

我是1972年才结婚的，32岁。此前，出身不好，正值文革，

没人敢嫁给我。同事说“老危啊，你是好人，没脾气。”我说，我没脾气是有原因的，跟你“根正苗红”没法比啊。

在宏源宾馆采访过程中，我们有幸读到刚从长沙寄来的岳麓书社出版的《危氏通考》一书，由广西的危流源编纂。在第二卷的第1540页，记载了湖南黔阳危姓的来源。

《第五节·湖南黔阳危氏》记载如下：湖南黔阳危氏，祖源发自“危氏望出汝南郡”之故地河南，即古之汴州（后之开封府）祥符县竹搭桥之故里。族谱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乙巳创修，取堂号“光裕堂”。……先祖在祖居地已流传四十余世。然稽考难觅，不书非略也。其在中州者自必推而宗之，黔者室远人遥，亦如附之五世则迁而已”。

“地以人传，千载芙蓉今尚在；我生公后，一江寒雨客归来”。这是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撰写的一幅对联，现悬挂于芙蓉楼门柱。

“同气相求”的题字，是1945年冬天所写，此时抗战胜利了，表明他对和平的渴望，也表明他反对内战的心态。

（采访期间，“五溪文化传播者”谢永仲陪同帮助梳理久远的记忆。危善国及其花甲之年的侄儿危曰元等提供了危道丰本人五十岁时在北平自己的家里撰写的回忆录《平斋五十自述》（影印件）等史料和回忆性文字，对成就本文起了重要作用，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