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比较与分析 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比较

国际经济比较与分析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比较

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及采取的战略

、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化 拉美发展模式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其资源驱动型增长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 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结束后，拉美国家普遍接受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该模式是典型的资源驱动型增长方式。拉美地大物博，以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外汇收入是天经地义的。就内部因素而言，以下措施无疑是促使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加速运转的主要因素。第一，来自欧洲等地的大量移民为初级产品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第二，除了新开垦的土地以外，教会和印地安人拥有的大片土地也被用来种植农产品；第三，政府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第四，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了拉美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第五，科技的进步使初级产品部门受益匪浅。 2. 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二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事而减少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且战争影响了洲际运输线，拉美国家难以用充足的硬通货进口工业制成品。这一状况使得拉美国家发展本国工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得更为突出。因此，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拉美国家认识到了采纳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必要性，那么二战的爆发则强化了拉美国家追求这一模式的决心。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拉美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1）对“幼稚工业”加以高度保护。（2）向“幼稚工业”提供刺激性优惠。（3）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利用国家资本，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并在一些“战略性”部门和私人投资者无力进入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部门中直接兴建国有企业，或在对自然资源领域中的外资企业实施国有化后，将其改造为国有企业。（4）大力吸引外资。（5）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6）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货和先进技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拉美国家只能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货和技术。 3. 后进口替代（新自由）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广泛传播，东亚选择市场经济之路并成功起飞的示范效应使拉美开始实施“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其实质就是自由化市场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有：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私有化；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劳工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拉美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一个就是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的控制不断加强。而且，在进口替代时期拉美引进技术尚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有利干预和对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但实施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后，这些干预和保护不复存在，拉美的科技发展对外依赖越发严重。自由化市场经济以及对外资的严重依赖的一个结果就是与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不同。在拉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在1980年以后的20年间一直都在下降，而农业以及矿业、能源等资源密集型工业的产值则明显增加。 二、拉美“技术依赖”的特征与成因 尽管经历了上述三个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始终没有改变其“技术依赖”的局面。19世纪初，拉美国家依靠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的初级产品部门。20世纪30至50年代后，伴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实施，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先进技术进入拉美制造业，拉美几乎所有部门的先进技术均依赖进口。90年代实施的新自由改革开放使该地区成为FDI 青睐的投资场所，但东道国并没有获得跨国公司的关键技术。这意味着拉美国家期望的“以资源换技术”和“以市场换技术”都没有成为现实。 20世纪90年代，主要拉美国家曾经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两次摸底调查。结果显示，拉美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有限。整个90年代，拉美的专利自足率都呈下降趋势，专利授权量上升主要靠非居民专利授权数量的增长拉动的。同期，从发明系数指标来看，除墨西哥该指标有所上升外，其他拉美国家基本上没有变化。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自主创新处于毫无活力的停滞状态。拉美“技术依赖”形成的原因在于： 1. 本土研发努力不足。第一，

研发投入总量不足。2001年，拉美的研发投入是115亿美元，占全球投入的1.6%，仅多于大洋洲。北美的总支出是拉美地区的20倍；欧洲和亚洲是拉美地区的18倍。同年，拉美国家的研发支出约占GDP的0.61%，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2.2%）、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2.5%）、欧共体（1.9%）。 第二，研发结构不合理。拉美的R&D 集中在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的研发总支出的55%用于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33%用于服务业部门，只有12%用于制造业部门。80年代末，阿根廷用于制造业部门的研发开支仅占4%，而用于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支出占64%，用于服务业部门的支出占33%。这一特征无疑与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有关。 第三，拉美研发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公共部门。拉美国家的公共部门是研发的主要投资者和承担者，私人部门在研发中的投资占总支出的比重较小。拉美研发总开支的约70-80%来自政府，其中大多数资金流入大学，私人的研发支出在25-30%左右。拉美国家追求的创新模式基本上遵循“自上而下”模式，即：创新是由政府各部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不是由企业自发进行。企业并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四，导致拉美国家研发不足的原因还有拉美国家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状态难以使其将大量资源投入周期长、见效慢的研发活动。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以及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拉美国家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和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忽视了科技进步的重要性。此外，受伊比利亚天主教传统文化的影响，拉美国家普遍重文轻理，重消费轻投资。 2. FDI（跨国公司）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大量涌入拉美，到90年代末，FDI净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800多亿美元。跨国公司成为FDI的主角。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战略目标主要有四类：（1）开采自然资源。（2）占领东道国市场。（3）寻求高效益。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培训当地的劳动力，增加东道国的制成品出口，并向民族企业转移一定量的简单技术。然而，由于寻求效益的跨国公司主要分布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因此其产品的附加值很低，而且还容易使东道国严重依赖进口，因为许多产品的原料和中间产品必须由跨国公司从国外进口。（4）获取技术资产。为利用拉美在某些领域所具有的技术领先优势，跨国公司常与拉美民族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由跨国公司提供资金和部分技术，东道国企业则提供关键技术或辅助技术。 应该说，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跨国公司的利润汇出加剧了拉美国家的资金短缺，一些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并不显著。跨国公司进入拉美后有时也会转让一些技术，在与此相关的基础设施中进行一些投资，并能协助东道国将一些技术实现“商业化”或“产业化”。但总的说来，以获取技术资产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并不多，因此对提升拉美科技水平的积极影响较为有限。

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它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这种发展格局被称为“雁行模式”。头雁日本的技术进步是东亚其他国家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日本产业的不断升级为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依次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东亚奇迹”向世人展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独特道路。

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产生的东亚模式中，绝大部分国家都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因而东亚的政府被称之为“强政府”。“强政府”的核心内涵是“强人”统治和政府的强有力政策措施。

在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欠发达，经济领域弱于政治领域，政治权利高于经济权利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亚洲的政治权利往往代表的是集体的、社会整体的利益，而

且这种集体的、整体的利益就现状而言，还远远不是有人所说的那种“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总和”。

强调依靠集体的力量建设富强的国家，使亚洲现代化在手段和目标两个方面同西方现代化有所区别。在现实中，公众对政府、团体所持有的强烈的信赖感和忠诚心，以及将对组织、社会和国家的贡献置于个人得失之上的行为，对战后亚洲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而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仍然停留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时代。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对“东亚模式”提出了疑问，焦点是政府的干预问题。一时间强政府弱政府大政府小政府纷争四起。

所谓“小政府”，不是弱政府，更不是不要政府。小政府的含义是指政府机构要精干，政府干预要规范，而不是指政府职能越小越好。事实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尽管批评政府的声音颇强，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主导趋势不是一般地否定政府的职能，而是对其所承担的职能进行调整，有些干预太多或直接承担太多的，将会减少，但有些太弱的将会加强。这是一个合理化的调整过程，也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一致要求。

现代化进程本身也对“集体至上”的力量和模式提出了挑战。

80年代以来亚洲所谓的“转向个体角色”，并不就意味着角色结构从此由偏向集体转向偏向个人，而是向（集体个人）“双赢”的良性角色关系转化。

在地区内部，东亚地区内投资与贸易活动的拉大，相对降低了东亚对区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有利于地区贸易的稳定，为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基础。东亚内的各经济体大多规模较小，只有通过协调才有可能抵御市场过大的波动。而原来过分依赖区外市场时，东亚因没有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作为稳定发展的保障，只能被动而单独地应付外部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