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介绍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作者：杨秀清

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

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如《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是研究古典目录学不可多得的材料。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

事务公文、法事记录以及施入疏、斋文、愿文、燃灯文、临圹文等，是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兴盛起来。因而，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大多是初唐至盛唐的写本。主要有老子《道德经》及该经的各种不同注本，如河上公注、想尔注、李荣注，以及该经的题解。河上公注本为道徒所传颂，风行一时。想尔注则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重要材料。《太玄真一本际经》、《太平经》、《上清经》、《灵宝经》等道教经典，是研究道教理论的好材料。《老子化胡经》是反映道教与佛教争夺地位的文献，元代以后，彻底亡佚，此经今仅存于敦煌文献中，十分珍贵。而纸质优良、书法工整、品式考究则是敦煌道教文献的一大特色。除佛教、道教文献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文献。摩尼教文献共有三件，即《摩尼光佛法仪略》、《证明过去教经》、《下部赞》，这仅有的三件文献，使人们对文献中屡有记载，但无法知其全貌的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得以明了。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唐贞观九年（635）传入我国。景教在唐代流行情况，文献记载不详，直到明天启五年（1625）年在长安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才略知一二。敦煌文献中有七种景教文献，它们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这些罕见的景教文献，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其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摩尼教、景教文献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

据。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以史籍而言，敦煌文献中除保存了部分现存史书的古本残卷外，还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书，如孔衍《春秋后语》、邓粲《晋纪》、李荃《阃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论》等，这些史籍不仅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而且可订正史籍记载的讹误。敦煌文献中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如李泰的《括地志》、梁载言的《十道录》、贾耽的《贞元十道录》、韦澳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这些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资料。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几种方志，更为史籍所不载，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沙州地志》等，对敦煌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要，每一件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关于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历史，在两《唐书》、《资汉通鉴》、以及新、旧《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中记载都非常简略，且错误很多，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的了解。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数十年来，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基本搞清了这段历史，从而使这段历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文献中的公文书包括法制法制文书和“官文书”。唐代法律由律、令、格、式四部分组成，传世文献中只有律保存下来，令、格、式则不为人们了解，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格、式，虽然都有残缺，但却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属于“官文书”的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公验、过所、度牒、告身、籍帐以及官府来文书等。其中如“告身”是给予新任职事官、散官、勋官等的一种证书，的册授、制授、敕授、奏授、判补等多种形式。“籍帐”则包括户籍、手实、差科簿、军政机关的会计簿等。敦煌文献中的私文书，主要是指各种内容的契约和民间团体的“社”的文书等。契约主要是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其中有租地契、佃地契、借贷契、雇佣契、买卖契、以及析产契等。“社”文书中有社司转帖、社司牒状、社条、纳赠历、社斋文等。此外，还有遗书、什物抄、放妻书、放良书、悼文、邈真赞、碑志、私家帐历等。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社会历史至关重要。

敦煌文献中属于子部的《书仪》，包括朋友书仪、吉凶书仪、状启书仪，不仅是当时的书信范本，也是研究礼学与风俗史的绝佳材料。敦煌文献中的童蒙读物和字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五代的教育情况，还为考订唐音，研究西北方言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敦煌文献中有关婚姻、丧葬、岁时、卜卦、看相、符咒、解梦、风水、驱傩及有关佛教风俗的资料，是研究敦煌民俗的极好材料。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类书，均为亡佚之书，对古籍整理及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为引人注目。它包括《诗

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及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

敦煌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它对今本儒学典籍的校勘价值。其中《古文尚书》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最古的版本，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著《论语郑氏注》，更是失而复得的可贵资料，郑玄注《毛诗故训传》，南朝徐邈《毛诗音》则最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其中尤以唐五代时期为最多，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敦煌本地诗人之作、释氏佛徒之作、敦煌民间诗歌几个方面。敦煌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主要有《唐人选唐诗》（拟）、《陈子昂集》、《高适集》、《李峤杂咏注》》、《白香山诗集》及一些残存诗篇，最著名的是韦庄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诗》。《秦妇吟》世无传本，直到藏经洞打开之后，才使这首诗完整地再现于世。《秦妇咏》全诗句228句，1600余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篇叙事诗，它深刻反映了晚唐黄巢起义冲击下唐代社会的真实善状况，不仅有鲜明的政治内容，而且有生动的艺术手法，也是研究晚唐农民战争的重要史料。王梵志诗在唐代广为流传，但《全唐诗》里没有他的诗作，宋代以后几乎无人提及他，他的诗后来也绝迹了，直到敦煌文献的发现，王梵志诗才再度为世人所知。王梵志诗的特点是用白话诗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它是唐代诗坛上的奇花异草，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探讨我国白话诗的发展，研究我国古典诗歌和白话诗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敦煌诗歌中保存的敦煌当地诗人之作有《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拟），《敦煌廿咏》、

《白雀歌》、《龙泉神剑歌》，多为反映敦煌社会现实，赞颂敦煌山水名胜和抒发个人情怀之作。敦煌释氏佛徒之作主要是僧人所创作的僧诗，多为阐发佛教义理和劝善修道之作。敦煌民间诗歌都来自民间，流传于民间，如《咏九九诗》、《咏二十四气诗》、家训诗、学郎诗等等，这些诗艺术成就虽不很高，却充满生活气息，是研究敦煌社会生活的活资料。敦煌歌辞，过去一般称为曲子词，除少数文人作品外，大多数来自民间，作者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这些歌辞中，值得一说的是《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这个集子编选了30首作品，从时间上看，明显早于传世的《花间集》、《尊前集》，为研究词的起源、形式及内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敦煌歌辞由于作者的广泛性，极大地影响了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使得它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另外，一些民间小唱如《五更转》、《十二时》、《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等，也属于敦煌歌辞这一范畴。

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题体裁。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变文的内容主要有以佛教为题材的《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降摩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舜子变》、《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等，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敦煌文献中的话本小说主要有《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

等，为后世白话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敦煌俗赋有《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丑妇赋》等，是古代辞赋通俗化的产物，和文人赋有明显区别。此外，还有如讲经文、因缘、押座文、佛赞、偈颂等文体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文学性很强的佳作。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语言学资料，如《玉篇》、《切韵》、《一切经音义》、《毛诗音》、《楚辞音》、《正名要录》、《字宝》、《俗务要名林》等。

敦煌文献中的科技史料，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科技资料主要有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造纸术和印刷术等方面的内容。数学方面有《九九乘法歌》、《算经》、《立成算经》等，这些都是我国现存算术中最早的写本，是研究中国数学史的重要史料。天文学方面，有《二十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全天星图》、《紫微垣星图》、《玄象诗》等，它表明我国天文学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也为我国天文学和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古代，天文和历法是密不可分的，敦煌历日大部分是由敦煌自己编制的，如《唐元和三年（808）戊子岁具注历》、《历日推步术》、《唐年神方位图》等，其中《宋雍熙三年（986）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已引用了西方基督教的星期制。医学类的文献，所目前所知，至少在60卷以上，如果再加上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有近百卷，大致可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医方四类。这些医书不仅为传世医书的校勘提供了较为古老的版本，同时，由于这些医籍中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提供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容，不仅对医学史研究有意义，而且在今日临床医学中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敦煌文献保存4—11世纪连续不断的纸张样本，是研究造纸术的活材料。敦煌文献

中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实证。这些科技史料的发现，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古代居于领先地位。

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以藏文文献数量最多。藏文文献如《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于阗教法史》、《藏医疗杂方》、《藏医灸法残卷》等，于阗文有《使臣奏于阗王奏报》、《于阗王致曹元忠书》、《致金汗书信和奏报》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资料，如琴谱、乐谱、曲谱、舞谱等，它不仅使我们能够恢复唐代音乐与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

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

敦煌菩萨

敦煌石窟佛教尊像中，菩萨的容貌姿态是最优美、最丰富、最动人的，菩萨像展示了东方女性美的魅力，她的塑像被世人称为“东方维纳斯”，

她的画像被世人称为“东方圣母”。

敦煌石窟中，几乎窟窟都有说法图，经变画。这些说法图和经变画中都绘有各式各样的菩萨，有的洞窟中四壁都绘小菩萨，还有许多单幅的菩萨画像。敦煌石窟中有上千幅的说法图和经变画，仅经变画中的菩萨像，就会数在万计，是世界上保存菩萨画像最多的佛教石窟。为了使经变画。为了使读者对敦煌菩萨画像有所了解，现将菩萨的名称、分类、衍变，以及敦煌菩萨画像的时代特点概述如下：

一、菩萨的名称

菩萨是梵文音译“菩提萨（土垂）的简称。其“菩提”汉译是“觉悟”，“萨（土垂）”汉译是“众生”，或“有情”（一切有感情的动物），全译应是：“觉有情”，“道众生”，“觉悟的众生”之意。根据这个词意，中国古代翻译的佛经中，还把菩萨译为“开士、大士、圣士、法臣”等名称。如把观音菩萨称为“观音大士”，把普贤菩萨称为“普贤圣士”。

在佛教初创的小乘时期，仅把释迦牟尼累世修行的前身和尚无成佛的悉达多王子称为菩萨。大乘佛教创立后，根据“人人具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理论，把凡是立下宏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都称之为菩萨。后来这个名称更加扩大化、世俗化，人们把那些精通佛法，德高望众的寺院高僧和在家居士也称作菩萨。

敦煌石窟中有历时十个朝代，一千余年，数以万计的各种菩萨彩塑和画像，而这些菩萨的塑像和画像，有别于印度、东南亚、西域和中国

中原菩萨的风格特点，因此，研究者们把敦煌菩萨塑像和画像称作“敦煌菩萨”。

二、菩萨的分类

按照佛教的修行层次，菩萨分为胁待菩萨和供养菩萨。

胁侍菩萨是修行层次最高的菩萨，其修行觉悟仅次于佛陀或等同于佛陀。在没有成佛前，常在佛陀的身边，协助佛陀弘扬佛法，教化众生。按照佛教的理论，大千世界十方三世之中有无数佛，一方佛土，有一佛教化众生。而每一佛都有两位或几位胁侍菩萨。因此，佛国世界里的胁侍菩萨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谁也无法计算。在石窟壁画中经常画的是“八大菩萨”。即释迦佛的左右胁侍：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药师佛的左右胁侍：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还有弥勒菩萨和地藏菩萨。这些都是佛经上有名的菩萨，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菩萨画在佛的身旁，也称为胁侍菩萨。

胁侍菩萨画像和佛陀画像一样，有一定的法相等手印。如观音菩萨手持净瓶和杨柳枝，天冠有一化佛。势至菩萨手持莲花，天冠中有宝瓶。文殊菩萨手持宝剑，身乘青色雄狮。普贤菩萨手持如意或经卷，身乘六牙白身。地藏菩萨手持如意宝珠和锡杖，身披袈裟，头戴毗卢冠，为僧人像。

供养菩萨，中修行层次低于胁侍菩萨，为佛陀和弘扬佛法作供养的菩萨。佛教里把供养分为三种：一是利供养，即香花、香火、灯明、饮

食、资财的供养。二是敬供养，即礼敬、朝拜、赞美、歌颂的供养。三是行供养，即警奉三宝，受持戒律，修行善法的供养。又称为财供养、法供养，观行供养。供养菩萨实际上为佛陀和宣扬佛法服务的菩萨。常画在佛座下面或胁侍菩萨、佛弟子的两边。姿式有站，有坐，有蹲、有跪，形象众多。如奏乐菩萨、歌舞菩萨、献花菩萨、敬香菩萨、燃灯菩萨、跪拜菩萨、持经菩萨、赴会菩萨、听法菩萨、思维菩萨，禅定菩萨等都可以说是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像胁侍菩萨有一定的法相和手印规定，画家们可以任意创造，所以供养菩萨的形态比胁侍菩萨多，数量也比胁侍菩萨大。

按佛教的宗派划分，菩萨又分为显宗菩萨和密宗菩萨。

显宗菩萨是依照显宗教义和仪轨所画的菩萨像。此类菩萨亦称正菩萨，与常人相同，一首二臂，法相庄严，面容慈悲，姿态优美。如八大胁侍菩萨和各种姿态的供养菩萨。

密宗菩萨是依照显宗教义和仪轨所画的菩萨像。此类菩萨与常人相异，多首、多臂、多目。如领先臂观音、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千手千钵文殊、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等。在密宗菩萨中，又分为汉传密宗菩萨和藏传密宗菩萨。汉传密宗菩萨的法相同显宗正菩萨相似，只是多首、多臂、多目，面容慈悲，姿态优美。而藏传密宗菩萨与汉传菩萨形象差异很大，不仅多臂、多首、多目，有的菩萨面目狰狞，阴森可怕。

敦煌石窟中显宗菩萨画像数量最多，初唐时才有密宗菩萨，数量很

少。元代时才有藏传密宗菩萨，只有第465窟一个洞窟中绘有藏传密宗菩萨。

在各种菩萨像中，观音菩萨的种类最多，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遵照佛教显宗仪规所绘的一面二臂、或坐或立、法相庄严的显宗观音。

第二类是遵照佛教密宗仪规所绘的多首、多臂、千手千眼、手持各种法器的密宗观音。

第三类是不遵守佛教仪规，由画家根据人们的意愿希求，自创风格，任意描绘，任意题名的观音。如水月观音、白衣观音、宝相观音、施财观间、烽珠观音、滴水观音、送子观音、鱼蓝观音、杨枝观音等。这类型观音形象众多，民间有二十五观音、三十三观音之说。

上述三类观音，在敦煌石窟擘画中都有画像，前两类数量多，后一类数量少。

三、菩萨的衍变

观音菩萨是一位最中国民俗大众敬仰的菩萨，人们对观音菩萨的敬仰甚至超过了对佛陀的敬仰。在佛教各种画像和造像中，观音菩萨和种类繁多，变化也极大。搞清了观音菩萨的衍变过程，也就明白了所有菩萨的衍变。

现在人们看到的观音菩萨是一位美貌动人，面善心慈的“东方圣母”，可人们并不知道，观音菩萨原业是畜不是人。观音菩萨由畜变人，由大丈夫变成一位东方美妇，有一个漫长的衍变过程。根据徐静波先生《观世音菩萨考述》一文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考证：早在佛教尚未产生的公元前七世纪时，印度婆罗门教的古经曲《梨俱吠陀》中，已经有了“观世音”。不过，那时的观音并非丈无身，也非女儿身，而是一对可爱的孪生小马驹。它作为婆罗门教中的善神，象征着慈悲和善，神力宏大。它能使关心盲者双目复明，恙疾缠身者康复，肢躯残缺者健全，不育女性生子，公牛产乳，枯木开花。“观世音”在当时受到古印度臣民的普遍信仰和崇敬，在整个社会中产生过巨大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五世纪时，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主张解放奴隶，姓无贵贱，众生平等。比婆罗门教完善进步。佛教逐渐影响了婆罗门教教徒，并使婆罗门教徒转信佛教。转信佛教的婆罗门教教徒一时难以改变他们所有的信仰，便把婆罗门教中的观世音带到了佛教之中，成了佛教中的一位善神。

公元前三世纪时，佛教大乘教产生，佛教徒为了安抚众生之心，便将原婆罗门教中的善神观世音正式吸收过来，成为佛教中的一位慈善菩萨，叫作“马头观世音”。那时的马头观世音菩萨的形象还是一匹可爱的骏马。到了公元前后，佛教徒可能考虑到其他菩萨都是人身，而观世音是畜身，太不相配，便将“马头观音”改为人身。地是观音菩萨就由畜身变成了人身。

敦煌莫高窟第161窟中，画有马头观音像，不过这身马头观世音已是面善心慈的菩萨，只是戴着一顶高大的马头头盔式宝冠。佛教密宗中有马头观音画像，是密宗胎世故界六观音之一。这可能是观音由马变人过程中的遗迹。

佛教徒为使人们想念观音菩萨是人，不是畜，又给观音菩萨编造一份令人置信的“履历”，使观音菩萨完全“佛化”。众多佛经中便有了这样的说法：观音菩萨原是古印度转轮王无净念的大王子。《悲华经》中说：“有转轮圣王，名无净念。王有千子，第一王子名为王象，即文殊菩萨；第八王子名泥图，即普贤菩萨。第一王子发下宏愿，要解除世间众生的一切苦难后来转轮王无净念成佛，即阿弥陀佛。王子也经数十年的修行，也已成佛，号称：“正法明佛”。为了实现他的宏愿，解除世间苦通信班，使众生获得安乐，而现菩萨身，协助佛陀，弘扬佛示。于是，观世音菩萨也就成了父王----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而其弟大势至菩萨成了父王的右胁侍。

据佛学专家们的考证，佛教传入中国，约在西汉末（公元一世纪），佛教在中国兴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观世音菩萨是随着佛教的传播来到中国的。传入中国时的观世音菩萨菩萨已是净土三经《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佛经》中西方净土教主阿弥陀佛的左胁侍。《华严经》中说：善财童子拜访观世音，在普陀洛迦山，“见岩谷林中，金刚石上，有勇猛丈夫观自在，与诸大菩萨围绕说法。”此时的观世音是王子出身的阿弥陀佛的“侍从官”和“勇猛丈夫观自在”，还不是女儿

身的观世音菩萨。因此，早期的观世音菩萨塑像和画像是男身丈夫形。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法华经》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观世音菩萨的声望在中国日益提高，提到了下层广大人民的信仰。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造出了众多的观音菩萨萨。观音菩萨亦从“西方三圣”中的胁侍菩萨分离出来，成了一位最受人们信奉的佛教善神，经过几个世纪的佛教汉化衍变，观音菩萨逐渐异化，中国的僧俗大众不仅把这种外国“善神”变成了中国“善神”，而且把这位“勇猛丈夫”变成了美貌女性。

为了使信奉大众相信观音菩萨确实是一位美貌动人，面善心慈，救苦救难的女菩萨，中国的佛教信徒又给观世音编造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香山传》浒最广，故事大意是说：观世音菩萨原是古代妙庄王（即楚庄王）的五女儿，名叫妙善。三公主妙善聪慧美丽，从小笃信佛教。年岁稍大，父王为其配嫁。妙善执意不从，要削发为尼。妙庄王发现女儿抗旨出家。怒火冲天，率兵马将妙善捉拿。当即在京城斩首示众，并使她的灵魂堕入地狱中。玉皇大帝闻讯后，命阎王妙善灵魂救起，把妙善复活于香山紫竹林中。从此，妙善普渡众生，行善天下，化现成为观世间地菩萨。后来妙庄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医师告知：须要亲生骨肉的手眼方可医治。在此情况下，妙庄王的大女儿妙圆，二女儿妙英都不愿献出手和眼。妙善得知此事后，不念父王旧恶，挖下自己的双眼，砍下自己的双手，制成药丸，救活了父王。妙庄王得知一切后，疚愧万分。为了纪念自己的爱女，请工匠塑一尊“全手全眼”观世音像。结果，

工匠错将“全手全眼”误听为“千手千眼”。于是塑出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妙善）的像。这故事传说，在北宋以前就已形成，河南宝丰县香山寺的宋蔡京所书《大悲观世音菩萨得道远果史话碑“就已记载了这个故事。

根据现存佛教艺术史料和专家们的研究，东晋以前，我国的菩萨画像和塑像，几乎都是男性，一位“伟丈夫”。东晋以后，始有女性菩萨塑像和画像出现。《胡应麟笔丛》中说：“女像观音造像始于南北朝”。隋唐之时，已出现大量的女性观音菩萨。唐代高僧道宣说：“造像梵相（画像）宋齐间”（相当于北魏）皆厚唇、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像。自唐以来，笔笔皆端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菩萨如官娃也。“（《释氏要览》）。宋代之时，观音菩萨已经完全女性化。元、明、清三代，观音菩萨更加世俗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观音菩萨像，已是一位按照中国人审美观点，摹仿中国女性容貌身材，穿戴中国衣冠服饰，面善心慈，美貌动人，庄重亲切的“东方圣母”。

其他菩萨的画像和塑像，也随观音菩萨走过了一个由男性变为女性的过程。这个衍变过程经历了非男非女、男身女相、女身男相、完全女性化四个阶段。这一衍变过程在敦煌石窟中留下了明显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