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格局解读

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关，它是自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相应的国际关系体系以后才真正形成的。所谓国际战略格局是指国际关系中的主要战略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全局性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及基本态势。

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是国际斗争和国际战略运作的结果，同时，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一经产生，又会对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运用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想从整体上把握国际斗争的基本情况和基本形势，揭示国际斗争的一般规律，就必须注重研究国际战略格局问题。

一、二战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垒的局势，是什么促使这种局势的产生、又是怎么发展、消亡的呢？

㈠雅尔塔体制的形成

1945年2月，在风光秀丽的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一个叫雅尔塔的小镇上，聚集了当时世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国的领袖们。他们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此时此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期，战局日见明朗，同盟国对德国的战争展现出了光明的前途。带着胜利微笑的三大国首脑们，正在考虑着如何分割胜利者的“蛋糕”——战后的世界!

约瑟夫·斯大林兴致很高。此刻，他的苏联红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着欧洲东部和中部的平原地带推进，对德军发起一次次沉重打击。由于苏联红军主宰着欧洲战场的局势，美国和英国有求于苏联，因此，这位出身于格鲁吉亚的苏联领导人，态度十分强硬。斯大林面对着弗兰克林·罗斯福，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缓缓地说：

“当然，在对德作战结束后，苏联红军可以在远东开辟战线，消灭日本关东军。不过，作为代价，我们要求恢复在满洲的权益。那是指亚洲!”

斯大林接着开列他的战利品清单：“在欧洲，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成为未来俄罗斯的安全空间!”

对于苏联元首的要价，美国总统罗斯福略感不快，但又无可奈何。毕竟欧洲的天下有一半是人家打下的，国际上最通行的游戏规则是实力!

按照实力的游戏规则，苏、美、英三大国就这样在胜利还未曾来到之前，便潇洒地分割了战利品——战后的世界!

会上，“三巨头”就分割德国，联合国大国否决权的使用，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苏波和德波疆界，波兰政府的组成和南斯拉夫等战后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或初步协议。这对于维护三国联盟，达成一些有益的协议，为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雅尔塔会议，以及在此前后的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苏、美、英三大国的首脑们，为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设计了一幅秩序的蓝图。在一系列的争夺和妥协中，确立了战后的“雅尔塔体制”。这一体制，对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协定中，苏、美、英三大国无视广大中小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意愿，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侵犯和干涉了这些国家的主权。

雅尔塔会议是在法西斯德国全面崩溃前夕，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所谓安排战后世界的重要会议。会议是在世界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就其时机来讲是十分及时的。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协调盟国最后歼灭德、日法西斯的战略计划，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到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由苏联一国发展为多国，帝国主义势力在大战中受到极大的削弱，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苏两国之间很快由同盟转化为对手，并于50年代后期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垒的秩序——冷战格局。由于这一切，肇始于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东西方之间分割世界的框架协议，因而，人们把这种两极对垒、两大阵营对抗的世界格局，称之为雅尔塔体系。它在世界格局重新整合的关键时刻，为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确立了目标。

20世纪后半期，是一部冷战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中，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内展开了全球范围的争夺和对峙。这其中，虽然没有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同样是剑拔弩张、惊心动魄! 然而，不得不令人惊叹的事实是：虽然两大集团聚集了能把全世界反复消灭数十次的热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但令人恐惧的毁灭性战争始终未曾发生!何以出现如此人间奇观呢?究其根源，人们不得不说到雅尔塔体系。正是雅尔塔体系所塑造的这个势均力敌的两极世界，确保了我们这个星球的和平。

㈡冷战年代

战争，并不只限于战斗行为；事实上，只要敌对双方明白地体会到这种战斗的意愿，这段时间便是战争。

——霍布斯

从原子弹落地到苏联解体的45年，大概是20世纪甚至人类历史上最难以捉摸的时代，两个超级大国居然能够将一种对抗而不妥协的战略关系维持如此长的时间，如此广的范围，如此激烈的程度，而生活在核阴影之下与“铁幕”两端的人们居然也能麻木地生活如此长的时间，历史似乎在一种简单而又疯狂的游戏中定格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时代又是那么真切而迫近，不仅悬在人们头上的核武库越来越庞大，而且生长于人们心中的意识形态隔阂也似乎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历史的、地缘的、种族的，文化的恩恩怨怨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世界性冲突格局，一种依附于美苏对抗的“分裂性”的世界格局。这就是“冷战”年代。

⒈“冷战”的起源

有关冷战的起源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今天当这个令人窒息的时代过去之后，人们对于是什么造成人类社会在如此长时间、如此大范围内形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阵营仍感到费解。

时至今日，在美国的权威性教科书中仍有这样的文字：“冷战源于苏联的扩张性及由此而导致的与美国在军事上与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这种陈旧的观点对于解释如下问题便束手无策了：既然苏联的扩张是导致冷战的根源，那么18世纪以来俄国的不断扩张为什么没有导致与英国的冷战，实际上英国在整个19世纪采取了对俄的一种“遏制”政策?如果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导致冷战的根源，那么美国由“孤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的对外政策及以一种“救世主”的形象向世界各地推广美国式民主的做法又将在冷战的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同样，这一观点也无法解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星球大战”计划。

把冷战视为苏联在全球的扩张所导致的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回击”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样，将冷战看作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全球扩张时遇到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抵制也是片面的，这同样无法解释赫鲁晓夫出兵捷克以及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这中间虽然意识形态、地缘、民族性与文化等因素有重要的作用，但若脱离了美苏关于权力与秩序的诉求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便无从解释冷战的真正的内质。

事实上，冷战是起源于美苏两个大国在战后对世界性霸权的争夺以及在世界秩序安排上的矛盾。

⒉两极对抗——美苏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昔日的强国德、意、日法西斯被彻底打败。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它们在战争中遭到严重削弱，沦为二等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成为实力最为强大的超级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远离战场，没有遭到战火的蹂躏，其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在战争中得到急剧膨胀。到1945年欧洲战场结束前夕，美国武装部队人数高达1200万人，国防预算超过8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海空军，独家掌握了威力无比的原子弹。经济军事实力的急剧膨胀，刺激了美国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在芝加哥发表讲话宣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世界的担子并承担责任。”杜鲁门总统露骨地表达了美国要称霸世界的野心。

战后苏联的经济实力虽远不如美国，而且还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但苏联幅员辽阔，横跨欧亚两洲，经济潜力巨大。战争中，苏联大大加强了它的军事力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在解放苏联本土后，大力向境外推进，从东欧获得了18161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226.1万人口，改善了其西部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在红军的帮助下，东欧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成为苏联抵御西方势力的重要缓冲地带。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使得它在全世界人民当中赢得了很高威望。此外，苏联还继续保持一支高水平的军事力量，拥有175个师，2.5万辆坦克

和1.9万架飞机。因此，1946年莫洛托夫曾说：“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的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

⑴战后初期的美苏关系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跨台，美苏之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国家战略利益的根本不同就逐渐凸显出来，两国关系发生了从盟友到敌手的转变。

1945年4月，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是美国反共产主义强硬派的代表，一上台便采取不同于罗斯福的强硬政策，在战后波兰政府重建、伊朗、土耳其等问题上与苏联对抗。

杜鲁门为了和苏联对抗，不遗余力地制造苏联“扩张”的舆论。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篇演说被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大肆渲染。《时代》周刊称其是“自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发出的最好战的声明”。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致电驻苏使馆，要求弄清斯大林演说的背景及其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作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凯南的这封“长电报”为美国“已经采用的‘强硬’政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逻辑依据”，开启了美国冷战和遏制政策的肇端。

杜鲁门政府一步一步地滑向冷战。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营垒，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他诬指“极权主义”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的征服活动；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在全世界反对共产主义，这就是杜鲁门的立场。这篇咨文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1947年5月8日，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克利夫兰的演说，进一步阐述了“杜鲁门主义”的意图是：一、大量增加美国出口商品，以消除财政方面的亏损；二、增加对国外的贷款，使那些抵抗“强权政治”的国家足以应付自己的需要，以度过此后两三年；三、美国的物质援助，优先给予那些反对“极权主义”的国家；四、单独进行复兴德国、日本的工作；五、延长战时权力，使政府仍然可以控制国内货物的销售、运输和出口等工作。

杜鲁门主义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扩张美国势力的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

“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苏对抗加剧。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出现是战后初期美苏冷战的高潮。

柏林原是德国的首都，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苏联红军攻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同苏联按双方军队所占据的位置形成分割德国的实际分界线，即美英占领德国的西部，苏联占领德国东部。后来法国也挤进占领德国的行列。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大致确定了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并确定柏林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但柏林被包围在苏联占领

区内。

1948年2月至6月召开美、英、法、比、荷、卢6国伦敦外长会议，提出了一个分裂德国的“伦敦建议”，主要内容是：双占区与法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制定宪法。伦敦会议的中心是成立西德国家，分裂德国，并以西德为中心复兴西欧，达到把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全面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目的。“伦敦建议”公布后不久，6月18日，美英法宣布从6月21日起在西占区实行单方面的货币改革，规定西方将发行一种新马克即“B”记马克。这是正式分裂德国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对于西方背着苏联搞币制改革，苏联军管当局于6月19日提出抗议。苏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发表《告德国民众书》，谴责美英法三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6月22日，苏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的“D”记马克，并于6月24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这就出现了所谓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了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1949年5月，经过双方的不断试探和谈判，达成了由苏联方面解除封锁的协议，一场为时一年零两个月的几乎将美苏推向战争的危机终于过去。柏林危机虽有惊无险，但却加速了德国的分裂，对战后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战后美苏关系由盟友向敌人的转变以及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可以看出：⑴美苏两国都以意识形态为旗帜，美国打着“反共产主义”的大旗，在世界范围内反对社会主义，而苏联也视资本主义制度为战争和危害人类进步事业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苏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搏斗。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性质的斗争制约着美苏两国的关系。⑵美苏冷战的重点在欧洲，他们在欧洲的争夺达到了寸土不让的地步。⑶美苏两国关系既使是在最危急的关头，双方奉行的政策依然是理性的，都力图避免迎头相撞。

⑷柏林危机表明，表面强硬的苏联实际上处于防守的地位。

⑵50、60年代的美苏关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实权转移到了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手中。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新的世界战争必将来临的看法，认为“世界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他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任何战争都应当避免。对战争问题，他提出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认为如果爆发“一场热核战争”，固然“会使资本主义体系灭亡”，而“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将没有胜利者”。二是战争将不分类型，不论任何规模的战争，哪怕“一点儿火星”也会酿成核大战。基于以上看法，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政策。赫鲁晓夫称之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和“总路线”。

总方针确定后，赫鲁晓夫力争和美国改善关系。从1953年8月至12月，苏联先后五次建议召开苏、美、英、法四大国代表会议，“讨论整个德国问题，包括恢复德国统一和缔结和约问题”。

1955年7月，美、英、法、苏在日内瓦举行了高层会谈。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赫鲁晓夫、葛罗米柯、艾登、麦克米伦、富尔、比万等参加了会谈。会议议程有四项：德国问题、

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接触问题。日内瓦高级会议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日内瓦首脑会议及其后来的外长会议也没能为德国问题，尤其是柏林问题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为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留下了隐患。

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针对美国不断利用西柏林作为对民主德国和东欧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的基地，造成民主德国居民大量外逃，影响民主德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情况，宣布苏联“决定动外科手术”，“割掉西柏林这个毒瘤”，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

11月27日，苏联照会美、英、法，建议缔结对德和约，使柏林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市”。苏联还在照会中要求西方在6个月内接受其建议，否则苏联将在1959年5月27日执行它的计划，把进入西柏林通道的管理权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美、英、法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宣称苏联如果封锁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它们将不惜诉诸战争。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后。苏联宣称停止执行减少军队的计划，将军费增加三分之一。美国也不甘示弱，美国政府要求国会追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扩大民防计划，修筑核防护设施。到1961年9、10月间，美苏之间进行了频繁的秘密接触，达成暂时冻结德国和柏林问题的协议，第二次柏林危机方告平息。

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就任战后美国第三任总统。此时，美苏核武器已发展到双方都能在几分钟之内摧毁对方的水平。肯尼迪曾估计，如果核战争发生，在开头的18个小时内死亡的人数可达1.5亿，相当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总人数的500倍。基于这种估计，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寸步不让地与苏联争夺，另一方面双方的对话和各种交流也有空前发展。

肯尼迪时代，美苏关系中最为引入注目的是柏林墙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为堵住技术工人和高级人才流向联邦德国和制止“其他非法活动”，派军队和警察占据了东西柏林分界线东柏林一侧的绝大部分过境点，设置路障和铁丝网，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了一条高达4米的水泥墙。“柏林墙”出其不意的修建使美国措手不及。美国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还派出了一支1500人的装甲部队穿越东德的岗哨，经过通道进入西柏林，不过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1961年9、10月间，美苏之间进行了频繁的非正式会晤。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如果西方国家愿意解决德国问题，“我们将不坚持一定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缔结对德和约”。至此，柏林墙事件导致的危机终于有惊无险。

柏林墙事件刚刚缓和下来，1962年10月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导致了美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抗，美苏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推翻了亲美独裁的巴蒂斯塔政权，引起了美国对古巴的严重敌视。从1960年6月开始，美国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尔后又全面封锁。更有甚者，1961年4月，美国拼凑了一支1000多人的雇佣军，在美国空军掩护下在猪湾登陆，但没有成功。为了抵御美国的侵略和敌视，古巴与苏联加强了联系。1962年7月，古巴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双方达成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的秘密协议。从9月开始，苏联陆续把一批萨姆导弹、40多枚中程导弹运往古巴，并派去4万多军事和技术人员。10月14日，美国U-2飞机获得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确切情报后，肯尼迪亲自指定了一个专门小组，在

绝对保密的条件下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对古巴实行封锁。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宣布了封锁古巴的7项初步措施。

在美国的强硬态度面前，苏联被迫退却。10月26日，赫鲁晓大写信给肯尼迪，提出愿意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条件是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10月28日，赫鲁晓夫发表声明，称美国已保证不再入侵古巴，因此“推动我们向古巴提供这种援助的动机也随着消失了”。大约一个月后，苏联运回了所有导弹和伊尔轰炸机，美国也终止了封锁。至此，古巴导弹危机基本平息下来。

1963年11月，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遇刺，副总统约翰逊入主白宫，接替总统职务。在约翰逊任期内，美苏关系有所改善。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为了避免核战争的危险，美苏两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后都主动作出努力来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2)美苏两个阵营内部都发生了矛盾和某种分裂。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反目，东欧国家掀起改革浪潮，离心趋势加强。在西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促使他们要求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为此，美苏两国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做法。(3)苏联逐步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美苏的战略均势为美苏关系的缓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4)60年代兴起的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苏对抗。在这种背景下，美苏两国领导人增加了接触，在处理危机问题上也采取了某种合作的姿态。在禁止核扩散问题上，1967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就禁止核扩散条约草案达成一致。1968年7月1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这一条约。

⑶70年代的美苏关系

战后苏联军事力量迅速向美国逼近，对美国独霸世界的企图发出挑战。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有了与美国争霸的欲望，但迫于实力不济，只得采取迂回战术，在不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前提下插足到不属于西方势力范围的新独立国家，进行和平渗透。而到了70年代，苏联的力量上升到足以和美国一争高低的程度，美苏争霸的态势形成。

①美国的战略收缩

冷战以及两场局部性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由1948年的54.6％下降到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随着日本和西欧经济的迅速上升，美国失去了“金元帝国”的地位，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发生了10次美元危机，迫使美国不得不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宣告解体。不仅如此，美国还饱受逐年加剧的通货膨胀之苦。

面对不利形势，1969年初上台的理查德·尼克松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宣布了美国对亚洲的新政策。他说：“我们正在拟订一项使美国能在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一个强国而又不搞家长关系的政策。”这就是美国决心从亚洲收缩的新政策，人们称之为尼克松主义。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在全国电视广播讲话中明确阐述了“尼克松主义”三原则，即：㈠美国将恪守其一切条约义务；㈡如果某一核大国威胁美国某盟国的自由，或威胁某一美国认为其存在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都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将提供援助；㈢如果涉及的是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军事和经济

援助，但不派出人力。“尼克松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对付苏联。根据基辛格的解释，美国的对苏政策是一个“连环套”，即同苏联扩大经济和文化交往，在政治关系方面搞“缓和”，通过谈判签订一系列的条约和协定，形成一个“广泛的建设性关系网”套住苏联。

“水门事件”后，福特出任美国总统。福特在两年零五个月的任期里基本承袭了尼克松的战略收缩方针，只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大举向第三世界出击时才有了一些强硬的表示。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他也主张同苏联搞缓和。1977年8月，美国报纸透露出来的《第十号总统备忘录》内容称，一旦苏联入侵西欧，西方军队应放弃西德三分之一的领土。这反映了卡特政府对苏政策是相当软弱的。1978年以后，在苏联越来越大的扩张攻势面前，卡特才出台了具有新内容的政策，提出“人权外交”，以此来改善美国在世界的形象，同时利用人权旗帜支持苏联国内的不同政见者，促使苏联国内的许多犹太人移居国外。

②苏联的进攻战略和扩张攻势

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总体实力与美国旗鼓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略优于美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战略核力量：到1972年时，苏联拥有洲际导弹1527枚，潜艇发射导弹560枚。美国的洲际导弹为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656枚。战略核武器的总数苏联为2227件，美国为2155件，苏联在数量上居于优势地位。

2)常规力量方面。苏联是传统的陆上强国，历来重视保持庞大的常规部队。其现役武装部队有440万人，坦克50000辆，战术飞机4600架，水面战舰240艘；而美国现役武装部队为210万人，坦克10500辆，战术飞机4500架，水面战舰172艘。苏联常规力量在数量上明显优于美国。

有了实力作后盾，苏联大胆制定了同美国进行全球争霸的计划：用经济战略作支撑，军事战略为核心，辅之以缓和谋略；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在中东、非洲展开侧翼迂回，争夺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海洋通道；以打破美国的战略布局为目标，逐步夺取对美国的战略优势。根据计划，苏联在70年代后半期频频向第三世界展开猛烈的扩张攻势。从1971年至1981年的11年间，苏联同10多个国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同时，苏联还向第三世界国家大量提供军事援助。据统计，1965～1982年间，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援总额达447.85亿美元。苏联还利用古巴在第三世界打代理人战争，由古巴派军队，苏联出武器，介入一些国家的内部斗争。如在南部非洲插手安哥拉内战；在红海地区介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79年，苏联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直接动用10万大军占领阿富汗，以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挑战，美国的反应较为被动。直到1979年12月27日，苏联直接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才调整对苏战略。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第二天，卡特通过热线指责苏联违反缓和协议，要求苏联撤军。美国还停止了对苏联的粮食运输和贸易关系，终止了高技术项目的出售，停止苏联在美国的官方活动，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卡特还提出用武力保卫波斯湾遏制苏联南下扩张的“卡特主义”。不过，以坚定语气显示与苏联抗争决心的“卡

特主义”是在被动应付危机中产生的策略，且当时美国的力量和声望都处于劣势，因而先天底气不足，对前些年因退让造成的被动局面改变不大。

⑷八十年代后半期的美苏关系

从里根上台到苏联解体是美苏关系的大变动时期。美国由守势转为攻势，在各个领域逼迫苏联做出让步，最终，苏联在内忧外患中土崩瓦解。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里根是美国共和党中极端保守派的领袖，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为了与苏联对抗，里根把军费开支提高到空前高的水平。根据官方颁布的材料，1981～1985年财政年度，美国的军费开支分别是1575亿美元、1853亿美元、2099亿美元、2274亿美元和2527亿美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水平。里根军事战略的思想是既重视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又提出要建立战略防御体系，攻防兼备，以达到全面增强美国的进攻能力。1983年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DI)，建立攻防兼备的武器系统，夺取太空优势；此外，里根还提出“低烈度战争”战略，即在保持美苏核恐怖平衡下，在发生规模较小，烈度较低的常规战争时，美国应能争取主动，取得胜利。

里根一改过去的战略收缩方针，主动四面出击。在亚太地区，美国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密切与其盟友的合作；在中东，美国为了撕破苏联的外层包围圈，加强和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并于1983年成立了专门管辖中东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组建了一支23万人的“快速部署部队”；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美国也不遗余力地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向相关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美国的步步进逼之下，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在先进科技上平均落后15至20年。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同时，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也开始抬头。

面对内忧外患，新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决定调整社会发展战略，对原有“障碍机制”进行“根本改革”。为了保证国内改革能顺利推行，就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国内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上实行“新思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缓和改善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苏联的缓和政策也正中美国下怀。在有利形势下，里根决定应对戈尔巴乔夫的和平攻势，通过对话和谈判使苏联让步，以实现遏制和削弱苏联的目的。

由于经济改革受挫，戈尔巴乔夫把目光转向政治改革，突出政治上的“公开化”和“民主化”。同时，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国家的俄语广播，在人权政策上也有所松动，释放了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苏联70年的历史和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强调要改变“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制度。

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抵达华盛顿访问，就军控、人权、地区冲突和双边关系等问题和里根举行了五次会谈，发表了长篇联合声明。签署了有关中导条约的四份文件：一是中导条约的正式文本；二是关于相互提供有关各自中导情况详尽资料的谅解备忘录；三是关于消除中导程序的议定书；四是关于如何进行核查的议定书。中导条约的签署为美苏关系的持续改善创造了良好氛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变革以及美苏关系的缓和使西方舆论界得出了两

个具有代表性的结论：一是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二是认为苏联不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

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在联大会议上宣布两年内苏联将单方面裁军50万，其中包括：(1)从苏联欧洲部分及其在东欧国家的武装中削减10000辆坦克，8500门火炮和800架飞机；(2)在1991年以前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六个坦克师，减少驻军5万，坦克5000辆；(3)把相当大一部分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撤回苏联。西方舆论把戈尔巴乔夫在联大上的许诺称之为苏联送给美国新总统的“圣诞礼物”。

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美苏关系得到令人瞩目的改善。里根不再认为苏联是“邪恶的帝国”，美苏对话呈现出经常化和制度化的趋势。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声称“美苏关系已出现一个新时代”。不过，在里根政府结束时，美苏关系的敌对性质并未真正改变。

㈢雅尔塔体制的终结

1989年1月布什入主白宫后，美苏之间的对话更加深入和经常化。美国利用苏联的国内困境，加紧实施和平演变的既定方针。1989年5月12日，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对苏政策讲话，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布什认为美国对苏联实行多年的遏制政策已经成功。现在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使苏联正处在一种“根本变化的状态中”。因而现在是对苏联提出“超出遏制阶段进而为90年代制定一项新政策——一项充分承认世界各地以及苏联本身所发生的变化的政策的时候了”。布什强调，今后西方的对苏政策不只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且还“应当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社会的方向演进”，“说到底，我们的目标是欢迎苏联回到世界秩序中来”。

1989年12月初，在布什的建议下，美苏首脑在马耳他举行“非正式”会晤。会晤中双方强调，不再以对方为敌，两个超级大国应该进入“合作而不是竞争的新时代”。会晤后，戈尔巴乔夫称“冷战时代已经彻底过去，它已让位于新时代”。马耳他会晤后，美苏关系出现了更多的务实气氛。不过这次会晤明显表现出美国在两国关系中的主动地位。

1990年8月，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在美国外长贝克的要求下，美苏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拉克。这是两个超级大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在重大的地区冲突问题上站到了一起。为了讨论海湾危机，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于9月9日在赫尔辛基专门举行了会晤。双方表示“只要危机存在，美苏就将联合起来反对伊拉克的侵略”，并致力于“共同研究制定地区安全结构和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措施”。布什高度评价了赫尔辛基会晤，称美苏之间“新的伙伴关系已经开始”。戈尔巴乔夫也表示赫尔辛基会晤“开辟了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和增加信赖的道路”，美苏关系“实际上正进入一个新时代”。

美苏关系转暖之后，1991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就美苏共同主持召开中东和平会议、和平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和中美洲地区冲突问题发表了三项联合声明。但在美苏经济合作问题上，布什未对在苏联投资和向苏联贷款方面作出具体承诺。

美苏首脑莫斯科会晤后不到20天，苏联发生了“8．19”事变。布什政府对苏联发生的事变态度强硬，称“西方不会在原则上让步”，敦促恢复戈尔巴乔夫的职务。“8·19”事件

后，戈尔巴乔夫对美国的支持深表感谢，并决定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重大行动：“宣布将从古巴撤回11000名苏军；从1992年1月起同美国一起停止向阿富汗各方供应武器；重新考虑归还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但“8·19”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9月初，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共和国宣告独立。随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纷纷宣布独立。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向独立国家联合体代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正式移交权力。布什政府很快承认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结束了同戈尔巴乔夫的官方关系。

二、当代国际战略格局

美苏两极格局的终结使战后近半个世纪来的整个国际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当前世界各种力量正在发生的重新分化组合，表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这一时期中，尽管存在着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但世界向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在加剧，世界多极化趋势已变得难以阻挡。而新旧格局转换时期世界各种基本力量的消长变化，对未来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将具有深远的影响。现阶段世界多极化的基本轮廓已初步显现，这就是被中外学者大都认同的“一超多强”并存竞争格局。从根本上说，这是战后50年来国际政治与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我们观察预测未来21世纪世界新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必须正视的现实依据。

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国内许多场合发表的讲话中所说的当今世界“正逐步向多极化过渡”、“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进入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渡时期”、“世界形势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等提法、判断是确切的，符合客观现实。如果对现阶段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加以表述的话，那就是“一超四强”——因为这与现阶段美、欧、日、中、俄全球五大力量的实力结构是相称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未来多极世界格局的雏型，或者说是未来多极世界格局形成之前的一种过渡形态、过渡型格局。

㈠一超四强

所谓“一超”，不言而喻是指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使美国这个超级强国元气大伤，但相比之下，无论是经济、科技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和对外影响力而言，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可称得上“超级强国”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当苏联的解体导致冷战的结束，美国朝野欣喜若狂，有人声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还有人扬言，世界从此将在美国治理下保持太平，摆出一副要主宰世界的架势。但世界事态近年来的发展已经无情地驳斥了少数美国人的浅薄。世界不可能由美国一家主宰，美国不能不考虑已经形成的其他“四强”的利益和立场。这“四强”是：

——欧洲联盟国家。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欧盟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并于1952年7月25日生效。1957年3月25日，这六个国家又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该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1965年4月8日，六国又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的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但三个组织仍各自存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布鲁塞尔条约》于1967年7月1日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在荷兰城市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亦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生效，欧洲联盟成立。这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但欧共体未就其称谓的变更问题作出决定，在欧共体内和国际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欧洲联盟”（简称“欧盟”），目前“欧共体”和“欧盟”两种称谓均可使用，但法律文件和对外签署协议仍需用“欧共体”。

历史上，欧共体曾经四次扩大，丹麦、爱尔兰和英国于1973年，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奥地利、芬兰、瑞典三国于1995年加入欧共体。欧盟成员国增至现在的15个。截至1999年，欧盟总人口达3.764亿，总面积为333.7万km2，正式语言是15个成员国使用的11种官方语言，1998年盟内生产总值约为88441亿美元。

2000年12月7日至11日，欧盟在法国尼斯举行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旨在改革欧盟机构、为欧盟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欧盟东扩是欧盟1993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首次提出来的，1998年确定第一批入盟候选国名单，1999年全面启动与12个入盟候选国的入盟谈判，2002年10月确认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10个国家基本符合入盟条件，2002年12月16 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达成一致意见，批准上述10国将于2004年5月1日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至此欧盟东扩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个包括25国、总人口超过4.5亿、总面积超过400万km2的“大欧洲”出现在地平线上。

前文已提到，目前欧洲还构不成“一极”，还不具备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能力，但无论是从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而言，还是从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而言，作为“四强”之首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日本以其强大的经贸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的扶植，日本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强国。虽然进入90年代以来受“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经济发展日趋缓慢，但它毕竟实力雄厚，是一个经济超级强国，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想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不论是否成功，日本作为当今世界“四强”之一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早在197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著名的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就已把中国列为当今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三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有极大提高，2002年中国的GDP超过了10万亿元人民币，列世界第六位。因此国际舆论界也都把中国称为“四强”之一。

——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为“核俱乐部”主要成员，俄罗斯仍掌握唯一能摧毁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俄罗斯近年来政局不稳，经济滑坡，但它的综合国力仍然强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因而还是“四强”之一。

笔者认为，现阶段“一超四强”的格局已经成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至少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不大可能出现别的力量来打破这一过渡性格局。今后的国际形势走向、热点问

题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超四强”的态度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其他国家的合作与配合，对国际问题、特别是对地区问题的解决也是重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不能无视的。因为世界毕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但起主导作用的是“一超四强”。

㈡后冷战时代的特点

毋庸置疑，在向多极化发展中的“一超四强”的大国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体。在现阶段，这种大国的竞争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⑴大国竞争的战略态势是多边多角、互动制衡

在加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大国之间形成了多边多角间的关系，呈现合纵连横、互动制衡、复杂的竞争战略态势。

所谓多边多角、互动制衡即指当前大国竞争的战略态势中，不同地区，存在着深浅不一、形式内容各异的“三角’、“四角”关系，他们之间形成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借重，即有矛盾冲突，也有协调合作的多角互动关系。在亚太地区，有“中、美、日”新三角和“中、美、日、俄”四角关系。在欧洲，则有“美、欧、俄’大三角。

目前，大国关系变化的基本状况是：美俄结束“蜜月期”，相互疏远，摩擦增多；美德谋求建立“领导伙伴关系”，非同一般；英美“特殊关系”穷图末路，摇摇欲坠；法德“轴心”大大动摇，猜忌加深；法美积怨过多，互不信任，形同陌路；英法有意接近，但缺少共识，难弥分歧；英德寻求合作，却歧见犹存，心有余悸；中美关系注重调整，则一波三折，改善缓慢；中日关系基本正常，可旧澜新波，也时有起伏；中俄关系发展迅速，睦邻友好，而仍须巩固。

在上述多边多角关系中，西方大国关系的变化尤为引入注目，他们之间的一些重要传统关系，诸如英美同盟、法德轴心、美主日从、欧洲一家等等都在经历着深刻的改造和变化，这主要为：

一是力求竞争合作但不对抗结盟。“对抗、结盟”是两极格局下大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新时期的大国关系不再是敌友两分的态势，各大力量大多力求竞争而不搞对抗、合作但不搞新的结盟，以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外交选择余地。

二是相互依存而并不依附。当今世界的相互依存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在政治、外交和安全上突出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大国之间的这种依存代替了过去对超级大国的单纯依附，各大国不再接受“主从关系”的安排，而是各自都要争取成为相对独立的一极，自主自立的倾向愈益公开化、明朗化。

三是以全方位的多边外交取代单边外交。两极格局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国分别听命于各自的权力中心，服从于超级大国的指挥棒，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或由盟主代表或由集团出面进行交往。而在多极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多层次、多角度的展开，各大国都实施全方位外交政策，独立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多边关系，国际关系日益多元化、多

样化、多边化。

四是互动制衡而避免陷入孤立。两极格局中，超级大国为了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打破力量平衡，常常是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盟国的反对，单独采取重大外交或军事行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联合国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增强，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制，并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开展重大外交或军事行动已经成为大国必须考虑的问题。当前，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外干预的选择更加慎重，并更多地借助国际社会力量的做法。一方面说明其实力和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向多极化发展条件下相互制约因素的增强。总之，这种互动制衡，有力地遏制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势头，使某些西方大国为所欲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⑵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是焦点

战后几十年的冷战格局最终以苏联解体而告结束，它给人们留下了一连串深深的思考，各国从自身的经历和冷战的后果中深切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和安危存亡，主要不是取决于单一军事力量的强弱，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于，一个国家能否在未来，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也主要不是单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状况。因此，各国普遍增强了振兴经济的紧迫感，都把发展经济科技作为本国战略中心和第一优先国策，把注意力转向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方面来。当前，这种综合国力的竞争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由此改变着世界力量对比结构，从根本上推动着多极化的发展。尤其是美欧日等主要西方大国以区域经济集团或谋求区域经济的合作为依托，对世界经济主导权和经济优势之争愈演愈烈，导致他们之间经济矛盾不断加深。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益加强，并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各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经济摩擦的加剧，势必要对其政治、战略关系造成冲击和影响。这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关系发生变化的又一突出特点。

⑶大国竞争的前沿目标是构筑“信息高速公路”

伴随着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而出现的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信息技术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五次产业革命的信息技术革命，将使世界经济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从而使生产、投资、成本、销售、市场乃至家庭生活等发生巨大变化。“信息高速公路”便是架构未来“信息社会”的基石，所不同的是，信息高速公路上跑的是经数字化处理后的图像、声音和数据等各种信息，催赶“信息车辆”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是网络驱动设施。总之，信息社会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传统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对世界各国来说，信息社会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经济地位和国际竞争能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谁要想占据下个世纪多极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谁就要取得经济科技竞争中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的领先上。信息高速公路已成为当今大国竞争的前沿目标。例如，美国于1993年9月率先抛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于1994年全面实施。美国的“计划”迅速在全球产生巨大反响，法、英、德、日等国均不甘落后，积极应战。当时的欧洲共同体(马约签订之后为欧洲联盟)于1994年宣布，欧洲决定建立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并表示希望和美国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日本也在1994年年初，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以促进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中国也已加入了这场

竞争当中，正在积极研究这项计划。目前，美国处于暂时领先的地位，欧洲联盟承认有3～5年的差距，日本也认为有10年左右的差距。这场信息战仅仅是开始，主要大国都在暗中角逐，谁都不愿把机会拱手相让，究竟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但信息技术的竞争对世界各种力量的消长和组合所带来的影响不容低估。

现在，“一超四强”作为现阶段多极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在相互之间客观上已构成了十对复杂的关系，即美欧、美日、美俄、美中、欧日、欧俄、欧中、日俄、日中以及俄中。这十对关系可以说是各不相同。有的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有的政治上冲突尖锐；有的经济利益严重对立；有的在政治上是盟国，在经济上却矛盾重重；有的虽然社会制度不同，经济上却能互补；还有的政治关系正常，但经济关系却比较冷淡。但其中最突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一超”与“四强”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合作、依存的一面，又有摩擦、矛盾的一面。就目前来看，“一超”与“四强”之间的摩擦、矛盾已呈增多和上升的趋势。

三、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

在观察新旧格局转换和分析多极化发展趋势之前，我们首先应当看到战后50年来世界在经历了冷战向冷战后过渡初期之后，整个国际政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㈠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

表现有三：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他国转变为“一超多强”。战后相当长时期内支配世界事务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现在—个已经解体，一个也已相对衰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明显削弱；美国虽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其相对实力地位已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的西欧诸国和日本在战后已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其经济实力已接近或正在赶超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也有明显增强。二是世界五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美国与欧、日的关系已由50～60年代的“主仆”关系转变为趋于平等竞争的“伙伴”关系。现在，欧盟和日本已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为维护和扩大本国的利益，它们有时已不惜公开与美国对着干。此外，美俄、欧俄敌对关系开始转变为竞争性伙伴关系，中国与美俄等各大力量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与调整。随着各大力量实力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美国支配世界事务的能力已大大下降。三是大国关系成熟化。随着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大国之间的对立与合作往往因事因时而异，利害关系交错，矛盾与摩擦失控的危险性相对减弱。

㈡国际政治中心由欧洲转向欧亚两大中心并立

与世界格局的上述变化相适应，战后国际政治中心也有了变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的中心在欧洲(东西方冷战较量的重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重心和世界经济与政治力量的主要集结地区)。7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崛起及亚太经济合作势头强劲，使亚太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世界各大力量卷入亚太事务的程度逐步加深，欧洲作为国际政治中心的地位开始面临挑战。迄今，欧洲舞台上一直活跃着欧、美、俄三大力量，中国和日本极少卷入欧洲事务，但在亚太地区则活跃着美，日、俄、中和东盟五大力量，而且欧盟国家近年为争夺新兴市场，已纷纷确定新的亚洲战略，将注意力部分转向亚太地区，1996年举行了战后首次亚欧首脑会议。现在，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亚太地区美、日、俄、中和东盟关系的发展对世界格局走向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战后国际政治的上述特点集中反映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趋势。可以说，世界跨入了21世纪的门槛，人类社会本身也处在一个重大转折关头。这是我们在观察、分析世界格局转换中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时需要把握的大背景。

可以肯定，关于未来的世界格局，疑点还很多。但是，即将出现的力量格局的大致轮廓现在已经依稀可辨。欧洲和美国如果闭上眼睛，不去展望未来，那将是一件憾事。足见英、美人士对未来世界格局发展走势的关切与焦虑心情已溢于言表。从这里也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去关注和深入研究“大变动的世界格局与中国”这类对国家的命运与前途息息相关的问题。但就目前为中外国际政治学者大体认同、已在世纪之交显现出来的“一超四强”相互并存竞争的多极化格局基本轮廓来看，我认为应对构成这种多极化格局基本轮廓的五大力量中心(角色)各自的分量及未来走势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概而言之就是：不要对美国今后保持世界“一超”强势的主导性地位的时间估计得太短；不要对欧盟的推进势头和1999年欧元出台后对世界的影响及发展前景估计得太好；不要对日本走向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客观进程估计得太快；不要对俄罗斯振兴经济、恢复国力的能力估计得太低；不要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影响世界事务的实力估计得太高。一句话，还是要冷静观察，不要轻易作出结论。就我们国家而言，则仍须坚持“韬光养晦”，特别是要抓住世纪之交的发展机遇，集中全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是以金融信息化和金融全球化为重要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席卷而来，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这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其对未来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影响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重视及需要跟踪研究的。我们的态度是：中国既要走向世界，融进世界，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又要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只要我们对当代世界矛盾有清醒的估量，对冷战后世界范围力量对比有清醒的估量，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两重性有清醒的估量，有了这三个清醒估量，加上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好机遇，趋利避害，我们就可以得到全球化浪潮的助力或推力，我们就能驾驭风险，战胜挑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坚定不移地走向未来，并为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