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人性的深度解读

《色·戒》：人性的深度解读

[摘要]历史合力下“色”与“戒”辩证关系让李安、张爱玲和王佳芝等人，在时空轮回中触摸着自己的人性命脉，那是何其相似，却又在时间、空间上相隔得很遥远，然而一次次重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个体身上的共性特征仍然在时空中闪烁。

[关键词]爱；时空；共性；情感；历史合力

一、前言

《色·戒》已在港台及海外轰轰烈烈的上映，但大陆却是翘首期盼，盼望的不是《色·戒》中20分钟的性爱场面；对此，如果说影视家看到的是镜头的剪辑、场景的角度选择，道德家看到的是情色，大众看到的是仁者仁、智者智，半路出家的大学教育者，曾经的辛酸和特殊的职业让我们通过《色·戒》寻求一种人性的时空轮回解说，同时通过李安导演个人思想、经历，张爱玲的情感困惑、人性轮回，易先生做人的突变性和不变性等都足以让大众对《色·戒》充满好奇、充分期待、深情咀嚼。

二、人性在时空中的轮回

如果讨论《色·戒》必然涉及到人性问题，这个人性的探讨可以放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刻，即我们所说的人性的共性。人性的定义各有不同侧重点，《大乘起信论》中说:“以无明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俱灭故，心相皆尽，名得涅。”——即涅是人性的渊源。从“经济人”、“社会人”到“复杂人”乃至“文化人”、“学习人”不一而足。“心理学中已有的关于人性利己与利他之争，其实归根到底是对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不同理解。人性外显为趋利避害，行为性是人性的自然前提，趋与避是人的自然性的表现；适应性是人性的社会本质，利与害是人以社会价值判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性的表现。”自古以来，无论人们怎样争论，但对人性的争论与人类自身历史息息相关，所有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无外乎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和

性善恶混合论这几种，每一种人性理论基本上都是一种学科理论的产物，我们在分析人性时发现人性共性是很具体的，并不抽象。为此，笔者认为人性共性乃指特定历史合力下，依据环境自觉、非自觉地做出趋利避害、爱情至上或者舍生取义的行为。根据电影《色·戒》的故事情节，我们要对人性共性的条件逐步分析。

1890年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思想。他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当时处于白色恐怖、多灾多难、水深火热之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使一个人不再成为独行特立的哲学自我，这样的人就会被同化或异化为另一个人。譬如，易先生，一个标准的特务头子，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需要忠于自己的主子、躲避反对派的暗杀、对夫人情人们不敢倾其真情，“当然他也是不得已。日本宪兵队还在其次，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视内政部为骈枝机关，正对他十分瞩目。一旦发现易公馆的上宾是刺客的眼线，成什么话，情报工作的首脑，这么糊涂还行？”却在无形中依稀看见自己的孤独、男人的脆弱和对真爱的渴望，“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王佳芝则表现得一览无遗，对于历史特定环境下的氛围却无法左右自我，原本是一个舞台上的兄弟姐妹，但“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原本是美人计去设计刺杀老易的，却“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郁闷都冲掉了”；设计即将成功了，“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可是一句“快走”粉粹了自己的生存和希望，只因为“这个人是爱我的”，一

刹那间历史合力的信念闪现，恰恰是张爱玲对于世界强调胡兰成的冷酷无情，同时又心存些许感情的眷恋时空倒转；李安导演的情感寄托于《色·戒》的成分则是在于选择张爱玲的小说和细节上的改造，比如，性压抑的大胆释放，但又要把“色”与“戒”辩证的对待，几乎融进了李安导演对人性态度的全部情感。我们无法指责或指点什么，但我们从人性的共性中看出要么趋利避害、要么爱情至上或者舍身求义，这是不可跳出的人性规律。历史之所以千差万别的表现就是因为人的具体行为不同，但无论做的具体决定怎样，其人性共性一目了然，无论哪个历史阶段，这种共性不随具体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它在历史的时空中轮回着，一次次地重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个体身上。

三、人性共性的突变性、不变性

我们谈到历史合力下人性的共性如何造就的，那么我们继续以《色·戒》中的场面谈谈人性的突变性和不变性问题。

其实人性的突变性和不变性是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基本上不具有分割性，这个突变性主要指忽然的转向，“它神通广大，常常在人们理性比较薄弱的时候推波助澜，构成对社会某种文明秩序或正常权威的颠覆，其颠覆对象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性，以及对自然界规律的神圣性，在这种强烈的颠覆动机里仍然包含了创造的本能。罗洛·梅把…恶魔性?定义为:…能够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然功能。性与爱、愤怒与激昂、对强力的渴望等便是例证。它既可以是创造性也可以是毁灭性的。?”我们的突变性概念一定意义上大抵相当于罗洛·梅的“恶魔性”，但突变性的含义要广泛得多，于是我们要细细对其进行梳理几个典型概念。

突变性之一：病态性。这种病态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尤为突出，特别是《金锁记》中的七巧“把儿子教养成“瘦小白暂的”，“背有点驼，戴着金丝眼镜，有着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情欲灼热之时，七巧必须加以按捺: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在掌握经济大权、当了事实上的家长后，作为女性的七巧，重复着父权对女性蹂躏的模式。她用鸦片愚弱一双子女的身心，巩固了自己…一家之长?的地位，……她对儿子媳妇性生活的恶意揭露，可视为对父权加于她身上的不人道。”其实在《色·戒》中易先生的许多行为也展现出出奇的病态：“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还非得盯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眼前晃。”“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10点钟统统枪毙了。”“把整个墙都盖住了，可以躲多少刺客？”很有日本人的“三光政策”的风范，足以说明易先生已经很变态，凡是对自己稍有危害的一概消灭其实体，就连自己爱的女人在内。

突变性之二：非理智。理，即理性，是逻辑化的主见；智，即智慧，是机智行事的方法。女人的理智性远远比不过男人，无论是行事方法还是逻辑化主见，尤其是重要事情的关键时刻，在理智方面男人占优一些；至于原因，我在《母权，一种社会逻辑：母系氏族、经济渗透力、权力非持平和女性阴柔美建构历程》（以下简称《母权》）中论述道：女性自身生理、心理结构的局限性。这是人类无论如何再努力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很多的领域是女性能涉及却难有作为的，与她们自身的生理结构、阴柔美的细腻心理有关系，并且几乎无法改变，这是天生的不利因素；于是有句谚语：“女人恋爱时智商为零。”这一句是不是偏颇，我们姑且不论，但确实反映了女人在一定时候、一定条件下的非理智行为。“这个人是爱我的”、“快走”、“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仅仅因为不理智的行为，毁坏了整个行动和计划，

参与的人甚至没有参与的人“一网打尽，不到晚上10点钟统统枪毙了”，这个代价确实很高。

突变性之三：不可抗拒性。历史合力下的很多突发因素和常规因素都会使事件、人物不能随心所欲，甚至被迫做出完全相反的行动，这些不可抗拒性主要是一种对生存的威胁造成的。至于王佳芝这样的非理智行为一般很少的，尤其在男性身上。在《色·戒》中最大的不可抗拒性表现在易先生的冷酷无情，他不敢善待每个人，包括自己的太太，对外人更是一幅“鼠相”，他不得不这样，因为反对派、日方、周佛海等对他的生存是一种限制、加速扭曲，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当时的现状，除非社会发生革新。

不变性是比较好理解的，并且其表现也比较易于理解。

不变性之一：爱。是人就有爱，我们的人类生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于是，人类社会利用这份独特的人性悖论演绎着一幕幕经典的生死离别、爱恨情仇。即使易先生如此的冷酷无情，还是处于爱的漩涡之中，“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人一旦没有爱，人就已经不成为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爱是指男欢女爱。这是人性不变性的稳定性和必然性，没有不对美丽的女人或帅气男人不动恻隐之心的，除非他有生理障碍或变态，更不用说在赤裸的胴体面前。所以《色·戒》的处理无可厚非，只是国人的性压抑过浓、过深，刹那间的洪水汹涌而来难以迅速接受而已，放大了的性爱镜头是最符合人性的不变性，同时也反映了李安骨子里的中国性文化和张爱玲的性态度、性认知（是痛苦的性认知），所以很多观众仍然对《色·戒》里20多分钟的性爱场面津津乐道。

不变性之二：私心或趋利避害。人性共性的又一大特征是私心或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必然产物，至于怎么演化的，我们还无从考证，但私心的发展我

认为自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经存在了。《母权》一文论述道：既然当时人类已经进化到建立习俗基础之上的制度，如评议会，那时人们心智已经相对成熟，尤其是女性，她们管理着整个氏族有条不紊的运转、生存、发展，必然运用智慧，智慧的存在使私心成为一种事实，尤其是“感生图腾”的创立和父权、母权大战的发生，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在私心的驱使下已经出现了些许不平等。在《色·戒》里出现的更为明显，一个为了“爱国”（许了吸收他们进组织，大概这次算是个考验）去色诱汉奸的女人，一开始还能把握自己，“她只看了他一眼”，后来大抵是躲不过“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规律才迷失了自己，也是一种私心在作怪，要不怎么会“回到他家，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不是私心，怎么不顾自己及很多人的生命认为易先生爱自己？“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是必然的，当易先生最后残存的残忍的爱意在最后“喧嚣声中，悄然走了出去”所表现的无奈、受伤后，易先生的权利私心已经膨胀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为了爱的私心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张爱玲咒骂的世界：无情和恨，在《色·戒》中表露得一览无遗。这就奠定了整个《色·戒》的基调，而李安导演也很尊重原著，其实是因为人性共性在时空中产生了共鸣而已，唯有性爱场面被放大了，其合理性也是因为时空的差异性，也是李安导演的特殊性的展示。

四、电影中人性刻画的展望

很多人都说《色·戒》是一部精彩十足的内心戏，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过分。电影文学的唯美性就是要表现人物特殊的心理活动，通过特写镜头、肢体语言等展示出让观众充分发挥自己想象的空间，可以在时空的任何角角落落里寻找人性的共同点，没有时代、空间差异的感觉就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影视作品；《色·戒》在中国电影疲软的情形下给人们带来了共鸣，不能不说是人们在寻找人性共性问题的时空观找到了切入点，所以我们大胆预测：未来的电影作品要能逾越时

空界线，是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事件中使人性共性产生共鸣。简单地被“观众”的期许所定义，因为观众并非一个观点整齐划一的聚合体。借助贾柯维奇的部分话说：不同观众族群的期许有可能截然相反。一般情况是，影片的归类可以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改变;更有甚者，在同一时期都会引发强烈争议。对一些人来说，一部电影显而易见地应归为某种类型;而对有些人来说，却被视为另一种类型(贾柯维奇2001)。我们并不认同白娟娟说的：韩国电影在短短的几年内崛起，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支持、市场竞争的推动和韩国电影人的奋发图强，因而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发展活力。其实电影的生命力在于激发人性共性的共鸣，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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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11).

[5] 白娟娟.“韩流”为何强劲——浅析韩国电影的崛起[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5，(1).

[作者简介]谷继建（1980—），男，山东成武人，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科学院，现为重庆文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