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

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

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主报告

新世纪头十年，大多数国家都视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来说，既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新世纪成长发展的青年一代，烙上了新世纪的时代特征；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又具有全新的世代特征。因此，新世纪青年，可称为“新青年世代”。2003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主题为《促进青年就业》的报告，对新青年世代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训练有素的一代年轻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潜力”；同时对青年群体的社会作用赋予了更高的期望，“青年是今天——而不仅是明天的创造力量。建议不将青年人称作‘明天的领导者’，而称之为‘今天的伙伴’。”新世纪、新时代与中国的新发展，造就了独特的中国新青年世代。

一、青年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更趋优化

（一）国际社会日益重视青年发展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青年群体。1999年12月，联合国确定8月12日为国际青年日。此后，国际青年日围绕青年发展的突出问题而设定主题。这些主题分别是：“解决卫生和失业”（2001年）、“现在和将来：青年行动为可持续发展”（2002年）、“为各地的年轻人寻找适合的、有效率的工作”（2003年）、“世代交替中的青年”（2004年）、“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十周年：使承诺落到实处”（2005年）、“共同对付贫穷：青年人与消除贫穷”（2006年）、“见其影，闻其声：青年参与，促进发展”（2007年）、“青年与气候变化：行动起来”（2008年）和“可持续性：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未来”（2009年）。200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在其64/134号决议中声明，从2010年8月12日起，全球进入“国际青年年”，主题为“对话和相互理解”，联合国大会决议：《宣布2010年为“国际青年年：对话和相互了解”》，主题口号是“青年之年，青年之声”，“目标是促进和平理想、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不同世代、文化、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团结一致”，“表明国际社会注重将同青年有关的问题纳入全球、区域和国家的发展议程”。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设立“国家青年年”或“地区青年年”。“在宣布国际青年年之前，会员国已经推动了专门针对青年的一些区域和国家议程，例如非洲青年年和伊比利亚美洲青年年（均为2008年）、俄罗斯联邦青年年（2009年）和非洲联盟宣布的非洲青年发展十年（2009—2018年）。”

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对青年发展给予了更多关注。从2003年开始，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周期性发布《世界青年报告》，已经发布的有2003年、2005年、2007年和2010年的《世界青年报告》。2001年7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联合国大

会上发表了主题为《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报告，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就青年问题所作的秘书长报告。联合国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也对青年发展给予了更多关注。2004年，国际劳工组织开始发布《全球青年就业趋势》，目前已经发布了6个年度研究报告。2007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年度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首次关注青年，形成了《世界发展报告2007：发展与下一代》。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5?31世界无烟日”，2008年的主题为“无烟青少年”，口号是“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确保无烟青春好年华”。

（二）青年发展的国内环境不断优化

新世纪头十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高速发展，GDP的世界排名不断跃上新的台阶。2000年，我国GDP为99214.6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我国GDP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超过德国而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 为401202亿元。我国GDP在10年间增长了4.04倍。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从2000年到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253.4元增长到5919.0元，增长了2.63倍；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670.1元增加到4381.8元，增长了2.62倍；恩格尔系数从49.1%下降为41.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6280.0元增长到19109.4元，增长了3.04倍；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4998.0元增长到13471.5元，增长了2.69倍；恩格尔系数从39.4%下降到35.7%。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结构的不断优化，为青年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济快速发展，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这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快速转换，给新世纪青年世代打下了极深的历史烙印。2003年，我国GDP达到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由此进入人均GDP由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也是经济起飞的关键阶段，面临着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改革等多重任务。2006年，我国人均GDP越过2000美元的关口。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标志着我国仅以5年时间走完了人均GDP由1000美元到3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人均GDP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国家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与此同时，国家财力日益雄厚，从2000年财政收入13395亿元，至2005年超过3万亿元，2008年再跃上6万亿元，再到2010年突破8万亿元，达到83080亿元，十年间增长了6.20倍。强劲增长的财政收入，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在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进一步加大投入。青年发展是民生问题中的重要内容，日益成为了全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工作领域。

二、新青年世代的时代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青年世代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在《2005年世界青年报告》中指出，“青年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与全球化进程有着巨大的关联。一方面，他们

最灵活，也许最能够适应和利用新的机会。”我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新世纪全面加速。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全球化程度大大提升。到2007

年底，我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179.1亿美元。”另据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Ernst & Young）发表的年度“全球化指数”显示，中国的全球化综合指数由2000年的2.70，上升为2010年的3.63，指数上涨了34.4%。从具体指数看，十年间“科技全球化指数”和“文化全球化指数”提升较快，均提升了超过1个指数；“劳动力全球化指数”提升最少，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主要还是参与国内市场。从世界排名看，2010年，我国在全世界最大的60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全球化综合指数排名第39位。同时，以西部大开发为先声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则推动了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广大西部地区。1999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2003年9月，国务院决定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此后，众多地区发展战略不断推出。我国的全面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新青年世代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日趋增强的国际意识。

（二）新科技和新媒体成为生活要素的新青年世代

进入21世纪，信息化对信息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加深刻。2006年3月，联合国大会确定5月17日为“世界信息社会日”。我国不断加大信息化社会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力度。2000年9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公布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电信业发展和互联网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2001年8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2003年8月，启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China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2006年5月，《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信息化发展进行全面部署。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为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光缆线路长度由125万公里增长到995.1万公里；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由1.4亿户增加到15.1亿户；移动电话用户由8453.3万户，发展到8.59亿户；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19.1部增至86.4部；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从2000年的每百人6.72部提高到2010年的每百人64.36部。

电子计算机制造技术和软件设计的创新，加速了电脑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2000年4月，AMD公司的“毒龙”（Duron）处理器开辟了电脑的低端市场。2001年10月，微软发布了“结束DOS时代”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从软件上解决了推广普及的瓶颈。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城镇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由9.7台增至71.2台，农村则由0.5台增至10.4台。互联网普及率，由有据可查的2002年的4.6%上升到2010年的34.3%。网民规模也呈指数式增长。2000年末，我国网民总数为2250万；2008年6月，网民总数达到2.53亿，居世界第一；2010年，网民总数增长到4.57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7、22和第27次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创新速度加快，由最初的传统互联网技术，到即时通讯软件的应用，再到Web 2.0时代及其后的微博时代，短时间内经历了互联网技术的时代变换。2005年，以博客为代表的

Web2.0技术，标志互联网新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2009年8月，“新浪微博”出现后发展非常迅猛，当前微博在网民中的普及率已达到40.2%。

随着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进程不断加快，更使以互联网和手机为核心的新技术与新媒体，全面嵌入经济社会与日常生活之中，不断改变社会成员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

“年轻人占有优势的一个领域是由新技术所推动的新信息社会。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利用和扩散方面，年轻人通常是带头的革新者。他们很快适应并且一般来说在地方和全球上对于能够通过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提供的大量信息相当饥渴。”新技术和新媒体在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少年，网站、电子邮件、数字音乐、在线视频、电子商务、微博、SNS、网络电视、网恋和智能手机等，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青年世代的生活要素。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与日俱增地通过电子通信、‘网络参与’和‘电子公民’来推动社会行动和社区发展。今日，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新的媒体正成为青年的民间参与和行动主义的核心内容。……新媒体和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使得年轻人的行动主义能够普遍成长，并且影响到它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

（三）素质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新青年世代

推动和强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推动课程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工作，是新世纪中国教育的突出表征。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进行了部署，同时展开了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工作。2006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素质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使素质教育由政府倡导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素质教育进入依法实施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高考改革稳步推进。2000年，高考的年龄限制和学历限制开始松动。2001年，高考完全取消“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和“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限报高等职业学校”的限制，报考普通高校不再限制年龄和婚否，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也可以于毕业当年参加普通高考。2002年，春考北京首次采用“3+X”和部分科目自主命题的方式。2003年4月，22所高等学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10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11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

我国教育经费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递增，确保了教育事业的稳步推进。教育经费投入由2000年的3849.0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9561.85亿元，增长了5.08倍；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2562.61亿元提高到14670.07亿元，增长了5.72倍。2006年，全面免除了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8年9月，免除了全国城市2800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至此，全国城乡义务教育阶段1.6亿多名学生的学杂费全部免除，这是继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之后，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标志着我国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

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2000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为85%；到2010年，全国2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超过了发达国家96%的平均水平；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94.9%增长为98.7%；全国初中毛入学率由88.6%增长至100.1%，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由51．1%增长为87.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由42.8%提升至82.5%。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0%，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26.5%，比2000年的12.5%提高了14个百分点。2010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规模为2231.79万人，是2000年时909.73万人的2.45倍；研究生在学人数为153.84万人，是2000年时30.12万人的5.11倍。教育是发展的基础和有效途径，取得巨大进展的教育事业，为新青年世代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与成才途径。

（四）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流动频繁的新青年世代

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健全和完善，实现了工业化初级阶段到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历史跨越。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的变化看，2000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比为15.1∶45.9∶39.0；2010年改变为10.1∶46.8∶43.1，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由此导致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2000年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比分别为50.0%、22.5%和27.5%，到2010年则分别变为36.7%、28.7%和34.6%。工业经济也获得极大发展。从2000年到2010年，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从39570亿元增加到160030亿元，增长4.04倍，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2000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达7%，列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第四位。2007年，占比升至14%，在全球制造业排行榜上与日本并列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升至19550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8%，首次超过美国（19.4%），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在户籍制度改革和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政策配套下，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社会正在快速成为城市社会。201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我国的城市建设呈现两大趋势：一是日益向大中城市发展，二是日益向以经济为纽带的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从2000年到2010年，辖区人口在4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由8个增至14个，辖区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城市由17个增至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由263个增至287个，增加了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年末总人口达38886.0万人，比2000年的28583.28万人增加了10302.7万人。

我国城市社会的快速形成，主要来源于农村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流动频率越来越高的社会流动现象。“移徙为青年提供机会，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并通过迁移到人们认为机会更好的地方改善他们的福利。”青年进行社会流动的愿望更为强烈、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更高。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约为1.18亿。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接近1.5亿，其中70%以上是青年。到2010年底，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青年仍是流动人口的主体。城市外来人口中的青年人数约为1.4亿左右，占流动人口总数

的60%以上。同时，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结构也有明显变化。2000年，第二、三产业中农民工就业比重为46.5%。其中，农民工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57.6%。2008年，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农民工占就业总数的比例增至65.3%，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占19.0%，从事农业的已经降至4.5%。这种以市场为主导、以发展型迁移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流动，使当代青年成为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新世代。

（五）公民意识增长与自组织的新青年世代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民主法制建设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全社会的公民道德意识和素质建设。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了新世纪青年的公民意识与理性参与行为。尤其是新世纪多次重大社会公共事件，重新定义青春并赋予新青年世代明显的时代特征。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广大青年自发或有组织地积极参与重大社会公共活动，内化为自己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2003年，“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疫病的斗争中，广大团员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人民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奏响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此后，北京奥运会涌现的“鸟巢一代”、上海世博会锻造的“世博一代”和“小白菜”一族、广州亚运会激发的“绿羊羊”和“红木棉”群落，以及在应对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的青年群体，均体现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有担当的社会行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和非政府组织，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作为第三方力量，积极推动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组织持续快速发展。在200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15.33万个，其中社会团体为13.06万个。2010年，全国社会组织增长至44.6万个，比2000年增加了29.2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为24.5万个，比2000年增加了11.44万个。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有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尤其是青年自组织广泛兴起。“许多青年不愿参加正规的组织或委员会，反而偏向于寻找社区和机构所开创的机遇，涉身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新的青年结构形式因而应运而生。这些结构往往是以协作网络为基础，并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上。”新青年世纪以青年自组织为载体，践行社会公益责任、探寻时尚生活方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青年“参加青年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其他组织，是因为他们想热诚地致力于关系到他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并以青年自组织为载体，探寻时尚生活方式，寻求自身发展途径，践行社会公益责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六）体制外就业和创新创业的新青年世代

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2008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8.3%，非公企业比重上升到65.6%。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随之改变，并对青年的就业取向和职业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从2000年到2010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由8102万人降到

6516万人，减少了1586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则由7476.5万人增至16425.1万人，增加了8948.6万人；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从业人员由310万增至770万，增加了460万；外商投资单位从业人员由332万增至1053万，增加了721万。可以说，新青年世代中的就业主体，已经呈现为由体制内生存发展为主，变成体制外生存发展为主的局面。另外，青年的非正规就业现象日益突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中，只有5—10%的人能够被正式经济部门雇用，而大量新的工作则由非正式经济部门提供。据国际劳工局估计，在发展中国家，青年人可以获得的所有就业机会中，有93%是由非正式经济部门提供的。非正式部门通常不很尊重工人的权利，也很少向工人提供法律保护。在这一部门，青年人经常要长时间工作，但工资却很低，而且基本上没有工作保障。据估计，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资比正式经济部门的工资低44%。”伴随着当代青年就业形式多样化，这种非正规就业更多地表现为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兼职就业、家庭就业、自由职业者等就业形式。

创新创业是中国的重要主题，更是新青年世代的必然选择。1999年，我国正式引入高校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举办了首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2000年，教育部公布鼓励大学生和高校科研人员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新政策。2001年，全国确定了22个大学科技园。2004年，《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建立一批长期稳定的就业、创业和创新基地，引导毕业生自主创业”。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提出：“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2008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201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人保部则决定组织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使我国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全球创业观察”组织的年度《全球创业观察执行报告》显示，2002年中国的创业活动指数（TEA）为12.3%，2005年增长为13.7%，2006年为16.2%，2009年为18.8%，2010年降至14.4%，2011年则激增至24.0%。良好的创业政策、不断改善的创业教育和不断提升的就业能力，使青年成为创业的主力军。《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参与创业活动的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2006年，18—24岁占全部创业活动人员的18.34%，创业人员年轻化成为我国创业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新青年世代担当起了创新创业的时代重担。

（七）压力剧增与成年初期凸显的新青年世代

当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教育压力、就业压力、购房压力、婚姻压力、成家压力等全面交织，使新青年世代成为压力最大的一代青年。压力首先来源于社会成本的激增。从1998年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实现住房货币化分配。2000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2112元/平方米，其中，北京为4919元/平方米，上海为3565元/平方米。此后房价上涨较快。到2010年，全国平均房价上涨至5032元/平方米，其中，北京为17782元/平方米，上海为14464元/平方米。从2000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中，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由669.58元增至1627.64元；在“居住”方面，由565.29元增至1332.14元。压力其次来源于日益严重的就业难题，而青年群体更面临着就业的压

力。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2000年为73992万人，2005年增长为77877万人，2006年升至78244万人，2009年则增长至79812万人，10年间共增加经济活动人口5820万人。按照从“2009年起劳动人口的年龄下限由14岁改为16岁”的标准，2010年经济活动人口比2006年增加了2073万。这些增加的经济活动人口，主要表现为不断增加的青年经济活动人口。高校毕业生逐渐成为每年新增就业人员的主力。高校毕业生人数由2000年的107万和2006年的413万人上升至2010年的630万人。200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2010年增至4.1%。200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分别为82.10%，2010年降至70%。正是因为就业压力的增大，使公务员考试由2001年的3万增长为2010年的144万多。第三，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老年抚养压力不可小视。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1.776亿，占人口总数的13.26%，使我国既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

亿的国家，也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老年抚养比由2000年的9.9%增至11.6%。“未来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相互依赖会增加。青年发展会日益成为满足老龄人与日俱增的照料需求的前提条件，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此外，青年压力还来自于就业歧视和发展不公平机会的凸显，社会流动的板结化对青年发展空间的制约，以及青年群体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亚群体之间的相互疏离。

由于压力的增大，新青年世代中出现了“杰斗”（即“kidadult”，是kid“孩子”和adult“成年人”的组合）现象，即“不愿长大”的社会心理征候。这种现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美国多家智库联合进行的“过渡到成人”的研究显示，在1960年的美国，有77%的女性和65%的男性在年满30岁时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成为成熟和独立的个体。到2005年时，这个数据已下跌到只有27%的女性和39%的男性在30岁时实现了独立。郭颖、纪双城、陶短房、焦东建、霍文、卢昊、温志、钟玉华：《压力大全球青年晚长大十年》，《环球时报》，2010年5月26日。根本原因在于“年轻人的高失业率阻止或推迟了许多年轻人在经济上括号内为作者所加。独立于他们的家庭。”从社会化过程来看，新青年世代过渡到成年人的期限延长，进入成年期推迟，青年成年初期显现。青年的成年初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就业时间推后。16—34岁青年在全国就业人员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45.9%降到32.3%，下降了13.6个百分点。二是结婚时间推后。从2000年到2009年，15—29岁中的未婚比例由59.17%上升为66.75%，15—35岁中的未婚比例则由40.80%上升为49.77%。三是生育时间推后。从2000年到2009年，全国20—24岁育龄妇女第一胎生育率，从102.62?降至77.80?；25—29岁育龄妇女第一胎生育率则从55.44?上升为64.57?，30—34岁育龄妇女第一胎生育率也从6.61?上升为19.60?。青年的成年初期延长，意味着青年在社会结构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延迟，不利于甚至会延滞社会发展。青年进入成年期的时限延长，即青年过渡到成年中间出现的成年初期现象，将是未来青年发展一种必然的趋势，是青年发展的新特点，也是面临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层面，对青年的成年初期给予更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主报告

三、新青年世代发展的进展与不足

（一）青年人口

第一，青年人口总量有所增加，但增速减慢，且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14—35岁的青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39.48%，下降为2005年的33.52%，2009年又降至30.93%，十年共下降了8.55个百分点。青年人口总数则由2000

年的49975万人下降为2009年的41276万人，十年间青年人口总数减少了约8700万人。这就一方面反映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中国为世界人口压力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效应正在逐步递减。

第二，青年性别比基本维持在正常范围内。2000年与2010年，总人口的性别比由106.74下降为105.72。在14—35岁的青年人中，青年的性别比在大多数年份中与总人口的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男性青年多于女性青年。从2000年到2009年间，青年人口的性别比基本维持在98至104的范围内上下波动。但是，青年性别比的城乡差异较大。城市青年人口的性别比，基本都维持在100以下的低位值，而农村青年人口的性别比却一直维持在103以上的相对高位值。农村人口、农村青年人口的性别比不平衡，是导致整个社会总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因素。

第三，育龄青年女性的生育率稳中有降。新世纪以来，青年的生育率整体上高于总人口的生育率，同时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具体到不同子女数量的比例上，青年育龄人口的一胎率达40?以上，而同期总人口的一胎率基本维持在24?以下。青年人口的二胎生育率都在15?上下，而同期总人口的二胎生育率只有10?左右。在较高生育水平的三胎及其以上生育率指标的比较中，青年人口在该数据上也都高于同期的总人口的数值。综合起来看，青年育龄人口的生育率较高，她们依然是人口生产中的最重要推动因素。

（二）青年健康

1.新世纪青年健康的进展

第一，青年膳食结构及营养状况明显改善。2000年，“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正式启动。到2010年，全国28个省（区、市）的1万多所中小学校已经实施该计划，每天供应学生饮用奶数量已突破500万份。类似营养物的摄入和膳食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2010年我国学生低体重及营养不良检出率较2005年进一步下降，且基本没有重、中度营养不良者。比如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7—22岁年龄组轻度营养不良检出率分别为2.87%、5.81%、2.69%、5.45%，比2005年分别降低0.02、0.21、0.27、0.27个百分点；低体重检出率分别为17.32%、25.94%、20.03%、27.08%，比2005年分别降低1.40、0.78、2.80、1.35个百分点。城乡学生低血红蛋白检出率也继续下降，比如12岁年龄组分别为10.64%、13.82%，比2005年分别下降1.97、0.10个百分点。

第二，青年卫生保健水平不断提高。在卫生保健发展的基础上，青年蛔虫感染率和龋齿患病率上显著下降。与2005年相比，2010年，我国乡村小学生蛔虫感染率继续下降。2004年与2002年相比，学生乳牙、恒牙龋齿患病率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其中7—17岁城市男女学生恒牙龋齿患病率均下降了1.2个百分点，乡村男女生分别下降了2.4和2.2个百分点。学生龋齿矫治率也有所提高。其中7—17岁乡村男女生恒牙龋补率分别提高近1个百分点。

第三，青年身体形态继续优化。从1985年到2005年，18岁以下青少年身高平均增加4.64厘米，体重平均增长4.90公斤，胸围平均增加2.03厘米。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稳步提高。2010年，15—19岁男性青年维尔维克指数平均为84.02，女性维尔维克指数平均为82.14。15—19岁男性青年平均身高、体重、胸围分别为170.84厘米、60.3公斤、83.26厘米，女性分别为159.22厘米、51.3公斤、79.48厘米。

第四，青年心理健康取得一定进展。2001年，《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指出：“中小学都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2002年，教育部下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200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了儿童和青少年是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人群。政府还通过对高校新生进行心理普查，建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应对的三级预防体系等，推动青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逐步深化与发展。

2.青年健康的主要问题

第一，运动素质持续下降，视力不良居高不下并呈低龄化。2010年，15—18岁青少年速度、爆发力、力量以及耐力素质低于2000年和2005年。与2005年相比，2010年19—22岁城、乡男生引体向上成绩分别平均下降1.44次/分钟、1.45次/分钟，城、乡女生仰卧起坐成绩分别平均下降3.02次/分钟、2.48次/分钟。2010年19—22岁城乡男生1000米跑成绩，较2005年分别平均下降3.37秒和3.09秒，城乡女生800米跑成绩分别平均下降3.17秒和1.87秒。7—12岁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40.89%，比2005年增加9.22个百分点；13—15岁初中生为67.33%，比2005年增加9.26个百分点；16—18岁高中生为79.20%，比2005年增加3.18个百分点；19—22岁大学生为84.72%，比2005年增加2.04个百分点。低年龄组视力不良检出率增长明显。

第二，营养过剩导致超重与肥胖者增多。调查结果显示，7—22岁城乡青少年超重与肥胖检出率不断上升。7—22岁青少年中，2005年城市男生超重和肥胖的检出率分别为13.25%和11.39%，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1.4和2.7个百分点；乡村男生分别为8.20%和5.07%，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1.8和1.6个百分点；城市女生分别为8.72%和5.01%，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0.7和0.9个百分点；乡村女生分别为4.61%和2.63%，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1.2和0.4个百分点。到2010年，此问题进一步凸显。7—22岁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33%、5.64%、7.83%、3.78%，比2005年分

别增加1.94、0.63、2.76、1.15个百分点；超重检出率分别为14.81%、9.92%、10.79%、8.03%，比2005年分别增加1.56、1.20、2.59、3.42个百分点。

第三，吸烟嗜好低龄化。2008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无烟草青少年”，《2008

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的主题为“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确保无烟青春好年华”。该报告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吸烟者人数约为1500万，尝试吸烟者不下4000万，遭受二手烟雾危害的人数高达6500万。根据1984年、1996年和2002年三次全国性的吸烟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男性平均吸烟的年龄从1984年的22岁提前到2002年的18岁，女性从25岁提前到20岁。朱玉、郑玮娜：《中国烟民平均年龄持续下降》，《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12月4日，第8版。2005年的调查显示，在曾经吸过烟的男、女生中，13岁前吸完一整支烟的比例分别为66.8%和68.2%，与1998年相比，13岁前吸完一整支烟的比例增加了15%。可见，青少年成为香烟的最大受害者，且吸烟嗜好呈低龄化趋势发展。

第四，职业病患病人数大幅增加，尘肺病、慢性中毒成为最主要杀手。当前，在工业部门职业病中，排名前三的职业病是尘肺、慢性中毒和急性中毒。2004—2006年，因职业病死亡人数从4639人上升至11519人。其中，尘肺病成为工业部门青年的最大杀手，患尘肺病在职业病新增病例的比例，从71%上升至76%。因慢性中毒死亡人数，从501人上升至1083人，染病人数所占比例徘徊在10%左右，成为职业病第二杀手。

（三）青年教育

1.青年教育的进展

第一，国家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2000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为3849.08亿元，2010年为19561.85亿元，增长了5.08倍；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2562.61亿元提高到14670.07亿元，增长了5.72倍，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2005年，推行全面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建立国家财政对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2008年扩大到全国城乡，九年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普及巩固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二，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公平取得进展。从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揭开教育改革和推行素质教育的大幕后，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部署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义务教育的课程改革工作也由此开始。200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素质教育给予了一系列法律规定，素质教育依法实施。高考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2000年和2001年的博弈，使高考完全取消了年龄限制和学历限制。2002年，北京的春季高考，首次采用“3+X”和部分科目自主命题的方式，揭开了高考方式的改革序幕。2003年4月，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开始。与此同时，教育公平建设不断推进。目前已基本建立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资助政策体系。国家每年资助近1.8亿学生，2010年资助经费达510多亿元。国新办：“十一五”教育改革发展及“十二五”教育工作发布会.2011年3月28日。针对西部和农村，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加快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建设，发展农村中小

学现代远程教育，使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也可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建立健全国家助学制度。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目前中职学生受助面达到90％，高校学生受助面达到20％。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学生受教育权益得到相应保障。

第三，适龄青年的受教育面扩大，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2000年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18年，2009年达到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7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显著提高，2010年毛入学率达到82.5%。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完成了两大跨越。第一次跨越是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完成了由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化；第二步跨越是2005年，高等教育总体规模达到2300万，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比2000年提高了15%。2000年，普通高等院校为1054所，到2010年发展到2538所，增长了2.41倍；普通本专科学生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200.61万增长到2010年的661.76万人，增长了3.05倍。高等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能力也进一步提高，发展重点是提高教育质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由此就更加注重培养和造就创新型高层次人才队伍，优化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结构。2000年全国招收研究生12.85万人，其中博士生2.51万人；2005年全国招收研究生36.48万人，其中博士生5.48万人；2010年，全国招收研究生53.82万人，较2005年增长47.53%，其中博士生6.38万人，增长16.42%。

第四，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规模增大。中等职业教育在新世纪经历了一个由下滑转入抬升的发展历程。由于受到高等教育急速扩张的挤压，职业教育和培训曾经陷入低谷，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在学人数都有所减少，招生数量停滞不前。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此后，我国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在规模、办学条件以及招生人数等方面取得进一步发展。2010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870.42万人，比2000年增加537.06万人，增长1.61倍；在校生2238.50万人，比2000年增加1194.32万人，增长1.14倍。2010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和在校生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和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为50.94%

和47.78%；高等职业院校1246所，比2005年增加199所，在校生人数达到735.63万人。从2009年开始，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实行免费。

第五，出国留学生数量持续增长。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来华留学人员数量也有大幅增长。从1978年到2010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90.54万人，共有63.22万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截至2010年底，我国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27.32万人，其中94.64万人正在国外进行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从结构组成来看，出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中，自费留学占绝大多数，其次是国家公派人员和单位公派人员。2010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3.48万人。

2.青年教育存在的问题

第一，青年受教育机会公平性缺失仍未缓解。一是城乡公平缺失。主要表现为教育经费投入的城乡区域性结构失衡和城乡教育质量失衡。“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二是阶层公平缺失。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出现较大差异，新的教育公平问题由此产生。“合法化”的择校费，其实质是“钱学交易”和“权学交易”，最终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乃至今后职业路径的不公。张瑜：《浅析择校与教育公平的实现》，《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10年第2期。农民、工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

第二，教育成本增大，家庭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达到4.0%的基本目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在教育成本的分摊机制上，国家投入仅占全部教育经费的20%，学生及其家庭则承担55%。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个人和家庭教育负担过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妨碍教育公平的重大问题。从居民消费支出构成看，33.5％的家庭首要预期消费支出为子女教育支出,名列各种预期消费支出第一位；从价格举报内容看,教育收费问题一直是群众举报的第一热点。

第三，青年职业教育亟待健康发展。一是中职教育快速扩张后的“质”与“量”的矛盾。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2009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60 万人，在招生数量上首次超过普通高中。但是，生源数量逐年下降与学校需求之间的矛盾、中职规模扩张与教育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成为中职发展的瓶颈，并最终导致中职教育质量下滑，从而制约其健康发展。从职校学生来源看，有70%以上是农村子女和城市家庭贫困子女，因无力支付职校相对高额的学费，有相当多的学生只能放弃学业。中等职业规模的急剧扩张并没有很好的配套增加相应的办学资源。一是教师数量匮乏和教师专业结构不合理。2010年中职校在校生人数已超过2200万，至少还有30万的教师缺口。二是教学设备投入不足。学校教学仪器往往难以到位，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极少。二是高职教育遭遇瓶颈。2009年，全国独立设置高职院校1215所；招生数达313.4万人，与本科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在校生964.8万人，占据高等教育的一半。但是，高职办学目标存在偏差，办学理念不够明确。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沦为高等教育中的“次品”，学生们不愿上,家长们不支持,用人单位不重视,使得高职院校招生难,制约了高职院校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尊重技术应用

型人才社会氛围的形成。政府对高职教育的重视不够，经费投入难以保障。据统计85.2%的高职院校主要经费来源渠道单一，33%的学校经费投入难以保证。另外，师资力量匮乏，高职教师资补充渠道也存在困难,师范类院校没有培养高职教师的任务。

（四）青年就业创业

1.青年就业创业的新环境与新进展

第一，经济持续增长给青年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2000年到2009年，我国从业人员规模由7.12亿人扩大到7.79亿人，增加了6700万人。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就业容量持续

扩大。2002年8月，《中小企业促进法》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到4000万家，贡献了全国60%的GDP和50%的税收，容纳了75%以上的就业。

第二，政府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一是扩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2003年，政府用于促进就业再就业的专项资金为47亿元，2010年增加到433亿元。二是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从2002年开始，国家实施《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计划》和《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启动了“三年五十万新技师培训计划”。共青团与政府相关部门实施“青工技能振兴计划”、“青年岗位能手活动”和“百万下岗失业青年技能培训工程”。三是积极推动就业见习制度的建立。2002年，各地陆续建立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逐步完善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从2009年1月至2010年7月，共青团系统已建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3.3万个，累计48万名青年参与见习，其中15万名青年被见习基地正式聘用。四是积极鼓励和帮扶青年创业。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为他们提供税收优惠、小额贷款，组织开展创业培训、开业指导、政策咨询、项目论证和跟踪辅导等服务。2003年11月，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为创业青年提供导师辅导以及资金、技术、网络支持，帮助青年成功创业。五是帮助创业青年破解资金难题。2008年和2009年，共青团分别会同中国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农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深化实施“中国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的通知》，到2009年11月，向23.6万农村青年发放小额贷款103.9亿元，向5.3万城市青年发放小额贷款42亿元。

第三，市场化导向的就业制度初步形成。一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基本实现市场化。2002年2月，《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和社会用人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建立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二是就业服务制度的初步建立。2002年，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基本落实了向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就业服务的政策。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向求职者免费提供职业介绍的政策，职业培训补贴范围扩大到全部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政府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的制度正式建立。三是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至2007年底，全国有县区以上公共职业介绍机构3870个，工作人员2.7万人；99%的街道和82%的乡镇设立了劳动保障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10.9万人，建立起功能较为完善的一站式就业服务。四是劳动合同制成为市场化导向就业制度的基础。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意味着市场化劳动用工行为进一步规范，劳动者合法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调查显示，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中84.1%的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三资企业中有90.4%，集体企业中有59.8%，私营企业中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比例也达到41.9%。

第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成为就业主体。一是普通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其就业质量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景气程度。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1300多万，其中高校毕业生611万人，占47%，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中最庞大的群体。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数量

最庞大的就业群体。进入新世纪，农民工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1.6%，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懂农业生产，融入城市的愿望比较强烈。

第五，制造业等成为青年就业的主要领域，民营企业是吸纳青年劳动力的主渠道。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部门迅速增加，成为青年就业的主要领域。以农民工为例，新生代农民工在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为44.4%，高于上一代农民工2.9个百分点。同时，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体制外单位。在城镇统计口径内，就业数量增加最多的是民营经济。2000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为8102万人，集体单位为1499万人，私营企业为2407万人，个体经济为5070万人，国有集体单位容纳了较多的从业人员。2010年，国有、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分别为6516万人和597万人，私营、个体经济从业人员进一步上升为9417万人和7007

万人。

第六，青年创业活动日趋活跃。一是青年成为创业的主力军。我国参与创业人员主要集中于25—44岁之间，29—34岁青年尤为积极。青年成为创业活动的主体，主要包括青年知识分子、流动中的农村青年、大学毕业生、留学回国青年、下岗失业青年等。二是青年创业活动日趋活跃。《全球创业观念中国报告》显示，中国的TEA（创业活动指数）2002年为12.3%，2005年为13.7%，在全部参与创业观察的3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5位。三是青年创业观念不断更新。相关调查显示，1/3青年是主动选择创业，因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创业的只占15%。四是青年创业以生存型为主，机会型为辅。青年创业活动中生存型创业占53%，主要在零售、信息服务、加工业、餐饮业、保健、教育服务和娱乐业领域；机会型创业占47%，主要在金融、保险、电子商务、房地产等商业服务业领域。目前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生存型创业比例有所下降，机会型创业的比例则在逐步上升。

2.青年就业创业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就业刚性需求强烈，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一是新增劳动人口供大于求。未来数年我国青年新增劳动人口每年仍保持在1500～2200万之间的高位，供大于求，就业压力大。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增多。目前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包括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已经突破600万人，而每年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在20%—30%。三是青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不强。目前农民工总量达到2.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而且以每年600—800万的速度增加，增量中多数为青年。

第二，经济增长对青年就业的拉动有所放缓。20世纪9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平均增加80万人左右。2000年以来，我国进入“高增长、低就业”时期，2003年就业弹性为0.1，2005年以来下降到0.08，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人数仅增加63万人。因此，相当多的投资增长计划，很可能是“低就业”甚至“无就业”的增长计划。

第三，青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一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一些劳动者素质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现代制

造业、服务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相对短缺。二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业机会越多，发展空间越大，导致高校毕业生倾向于在城市、在东部地区、在高收入行业求职就业。三是由于现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与市场就业机制还不完全适应，导致就业机会不均等，就业政策不平衡，毕业生在地区之间、企业与机关事业之间流动仍然存在障碍，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四是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需要大量毕业生，但对毕业生吸引力不足；基层教育、医疗、农技等部门急需人才，但吸纳毕业生能力有限。五是青年的就业意向、职业价值观念持续向“白领岗位”倾斜，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工人，大多数也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第四，非正规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就业质量亟待提高。我国的非正规就业，既存在于非正规部门，也包括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一方面，非正规就业人群享有的社会保障比例较低。据调查，正规就业人群享有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占62.3%，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占67.4%，享有工伤保险的占41.7%；而非正规就业人群中仅有19.5%、14.8%和5.2%。正规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参保比例在60%—80%，而自雇者仅为30%。个体工商户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30.77%，低于正规就业人员40—50个百分点。

第五，劳动力就业市场依然被分割。总体上我国就业市场仍呈分割状态，主要表现为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市场的分割，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单位就业市场的分割，农村户籍青年有限参与的城市就业市场与城镇户籍青年几乎不愿意参与的农村就业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必然导致待遇差距，产生诸多不公平现象。

第六，青年创业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一是政策难落实。以大学生创业为例，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但大学生创业之路依然艰难。二是融资有困难。青年创业获得资金的渠道主要靠家庭储蓄和亲友借款，外部资金如银行贷款、小额担保贷款、政府及社团提供资金等，还没有形成普遍的有效助推。据调查，48%的人创业资金不到10万元，在创业失败原因中缺乏资金排在第一位。三是不宽容失败。传统文化中相对缺乏对失败者的理解、鼓励和支持。

（五）青年政治参与

新青年世代的政治参与，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突破，表现出时代特征、社会特征、高科技特征和青年群体特征的综合症候。概括起来说，青年政治参与的最主要变化，就是正在实现从“群众”到“公民”的转变，他们越来越不再是旁观者，也不是从属者，而是充满一种负责的精神去建设自己认同的世界。

第一，青年对政治参与的定义发生深刻变化，对政治参与的认识更加深化。青年对政治参与的定义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对政治参与的内涵不断拓展和创新。他们认为，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和贯彻是政治参与，入党入团是政治参与，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积极参与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监督政策实施的效果，以个人的力量，以公民的身份去影响决策，则是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政治参与。青年对政治参与的定义及其实践，使政治参与的内容更为丰富，也更加符合公民社会中政治素质提升的要求。

第二，青年政治参与的主体普遍化，政治参与的主导力量多元化、多阶层化和多地域化。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曾是引领青年政治参与甚至全社会政治运动的主导力量和先行力量。当前，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发展压力挤压其政治参与空间，青年群体整体素质提升、参与途径的丰富以及利益群体的分化，共同推动青年政治参与的主导力量多元化，各利益群体和网络意见领袖都有可能发起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参与群体行为。同时，来自不同阶层的青年代替中上层青年为政治参与中心，来自不同地域的青年代替北上广等发达地域为政治参与中心，实现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多阶层化和多地域化。

第三，青年政治参与的内涵更加丰富，参与能力更强。青年政治参与由政策执行阶段的参与，不断提前到政策制定和形成阶段进行参与。青年群体希望通过全过程的参与，以此来影响决策过程和决策效果。同时，青年政治参与，更加熟稔于在规则之内挑战规则，他们期望不断减少政治参与的代价和风险，尽可能规避触犯规则而使自身的实际利益受损，在参与门槛降低的同时收益预期明显增大，最典型的是互联网成为青年建构自己理想世界的乐土和进行民主实践的“实验田”。

第四，青年政治参与的方式多样化，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主流方式。青年政治参与的方式，既有制度安排，又有青年群体的创造。青年自组织、以青年人为主体的业主维权等方式，就是青年政治参与方式的创新。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青年政治表达渠道的丰富，形成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普及而形成的网络政治参与。非正式结社和通过网络等新媒体进行的政治意愿表达和直接接触，成为青年政治参与方式的最明显变化。

第五，青年政治参与的直接性与主动性增强，强调自主选择与自我作用的发挥。新青年世代更加自信，也更加相信只有参与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认为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经济参与和文化参与，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行为；政治参与作为一种非日常化的行为，应与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区别开来；政治参与的原则不能侵入私人领域，两者应该保持一种相对明确的边界。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群体活动，追求自主参与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按自己的喜好与意愿而不是按照社会评价标准或所属组织的强行安排。他们愿意并且希望自己在参与过程中充分发挥能动作用，活动效果要能体现出自己的意志与独特的贡献。

第六，青年政治参与的目标具体化，更加从所属群体的利益来考虑。青年政治参与的公益性目标和对天下负责的政治抱负，作为其独有特征和内在要求，一直是青年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传统框架下青年政治参与的目标服从于最高的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党的执政。当前，青年政治参与的目标，既服从于国家利益和党的执政，同时又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合法合理的利益博弈。这就使青年在政治参与中寻求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汇合点和平衡点。青年的关注点，日益集中在与自身利益与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改革领域及其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们从关心政策环境、改革氛围等社会环境转到关心具体的政策、执行措施及其对自身利益与生存发展的影响，从关心他人利益正在向关心自己的利益转变。

第七，青年政治参与体现为一种平民政治或称为底层政治的兴起，政治变革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一般来看，社会底层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较低，传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参与。传统的青年政治参与，一般也是在青年精英群体的引领下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进行政治参与。当前，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青年围绕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不同层次的政治参与，构成一幅平民政治的全景图。尤其是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了表达相应经济要求和政治诉求的快捷通道，极大增强了政治信息的传导和反馈系统，日益影响着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

当然，新世纪中的青年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不足和诸多值得改进之处。青年处于成长过程中，生理上的血气方刚而引发的冲动，政治参与中的初步探索与经验缺乏，以互联网为重要媒介提供的匿名参与方式，使青年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凭冲动参与，非理性参与、发泄性参与甚至是非道德参与和非法参与。这是在推动和促进青年政治参与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六）青年的恋爱、婚姻与家庭

我国在新世纪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婚姻、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法规，对青年的恋爱、婚姻与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2001年4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同居不再非法，离婚不需要审查期和介绍信。同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2003年7月，《婚姻登记条例》对婚前医学检查未作强制性规定。2007年7月，《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问题的意见》规定学生结婚无需学校批准。

1.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的主要进展及其典型特征

第一，初恋年龄有所降低。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高，性发育不断前移，使青年的恋爱年龄普遍提前。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青年的实际恋爱年龄普遍比他们期望的恋爱年龄早两年左右。

第二，初婚年龄继续推迟，男女婚龄差缩小。2005年，青年未婚比例比2000年增长了4.91%，2009年，青年未婚比例比2005年又增长了4.06%。青年的未婚比例逐年升高，间接说明青年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后延。进一步分析发现，2006年—2009年青年的未婚比例增长速度，比前期慢，这就说明此间青年平均初婚年龄变化不大。

第三，婚姻市场“挤压”现象严重，乡村更重于城镇。青年未婚人口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未婚比例要高于女性，婚姻市场“挤压”现象严重。2009年，15—29岁青年人口中，男性未婚人口比例为73.15%，较女性未婚人口的60.8%高12.35个百分点；15—35岁青年人口中，男性未婚人口比例为55.88%，较之女性的43.51%高12.37个百分点。在15—29岁和15—35岁未婚青年人口中，男性分别比女性多出1949万和2313.8万人，形成对男青年的“婚姻挤压”。“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非常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大，“挤

压”现象更加严重。27岁以后，未婚青年的性别比超过200；32岁以后，未婚青年的性别比超过300；35岁未婚青年的性别比高达525。另外，农村青年中的“婚姻挤压”更为明显。15—29岁乡村未婚青年性别比高出城镇9.6，15—35岁乡村未婚青年性别比则比城镇高出11.9。

第四，婚前检查率先抑后扬。重大分水岭是2003年的《婚姻登记条例》，不再对婚前医学检查作强制性规定。2004年婚前检查率从2003年的53.4%骤减至2.7%。2004年之后，婚前检查率开始逐步上升，2010年升至31.0%，但仍低于2003年之前的婚前检查率水平。

第五，婚姻质量提高但稳定性明显降低。当代青年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更高，但他们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相对较淡薄，这导致了他们婚姻稳定性下降，使得一些由生活琐事引发的“婚姻死亡”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从2006年到2009年，15—35岁青年的离婚率逐年上升，2009年达至8.168?。2009年，青年人口离婚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34岁达至顶峰，每一千人中有20人离婚。

第六，生育率保持稳定的低水平，农村生育率高于城镇。以增长速度而言，不论是全国，还是农村或者城镇，15—35岁育龄妇女累计生育率，从2000年到2005年是正增长，2005年到2009年则是负增长；农村15—35岁育龄妇女累计生育率均高于城镇和全国，以2009年为例，农村15—35岁育龄妇女累计生育率是城镇的1.49倍和全国的1.20倍。

第七，生育高峰年龄推迟，孩次以一孩为主。与2005年相比，2009年青年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出现推迟，从20—24岁的114.46?推迟到25—29岁的96.58?；30—34岁育龄妇女生育率从2005年的40.22?上升到2009年的50.29?。这说明新世纪中国青年育龄妇女的生育呈现出晚育特点，主要集中在25—29岁。同时，2005年和2009年，15—29岁的一孩生育率均高于二孩、三孩及以上生育率，30—34岁的二孩生育率均高于一孩、三孩及以上生育率，这说明新世纪中国青年孩次以一孩为主。

第八，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之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下降幅度高达28.86%，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更加明显。

2.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性教育滞后。2010年5月，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未婚青少年（15—24岁）中，约有60%对婚前性行为持比较宽容的态度，22.4%曾有性行为，其中51.2%未婚青少年在首次性行为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91%的非意愿妊娠诉诸流产。未婚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需求方面，约有60%的咨询需要与超过50%治疗需求未能实现。

第二，家庭的连结度有所降低。目前，我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中国式离婚”成为一个令世人关注的现象。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上升，近5年来增速明显，增幅高达7.65%。2009年，全国120多万对夫妻喜结连理，但有196万多对夫妇离婚。目前，北京、上海的离婚率已超过1/3。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

（七）青少年犯罪与预防

1.新世纪青少年犯罪的状况

第一，青少年犯罪总数稳中有降，数量在高位徘徊。1998年以来，青少年犯罪人数基本得到控制，青少年罪犯占刑事罪犯总数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青少年罪犯总数为22万，占刑事罪犯总数的34.5%；2002年为21.79万人，占31.0%；2006年为30.36人，占34.2%；2009年为30.20万人，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为30.3%。

第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数量和在刑事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青少年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数量和在刑事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均有所下降。2005年未成年罪犯为8.27万，占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9.81%；2009年为7.76万人，占7.78%。

第三，青少年犯罪主体低龄化趋势有所减缓。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70年代提前了2—3岁。近年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成效显著，青少年犯罪低龄化趋势有所减缓。青少年犯罪中，未成年罪犯的绝对数量和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2005年，未成年罪犯人数占青少年罪犯总数的28.9%；2009年，其比例则降到25.6%。

第四，青少年犯罪目的谋财性强，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占较大比例，新型犯罪呈上升趋势。青少年犯罪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钱财、为了朋友和出于好奇，犯罪具有盲目性和冲动性。青少年犯罪目的的排序是谋取钱财、朋友义气、出于好奇和泄愤报复；犯罪动机单纯、幼稚，多数是出于一时冲动，犯罪具有突发性。青少年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以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等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为主，其中，抢劫罪、盗窃罪占较大比例。未成年人涉案罪名增多，犯罪类型呈逐渐扩展趋势。近年来，青少年实施网络犯罪、毒品犯罪等新型犯罪不断增加，呈逐年上升趋势。

第五，青少年犯罪形式具有团伙化、流动性强的特点。目前青少年犯罪中，约70%的青少年犯罪是团伙犯罪，部分青少年罪犯或者被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吸纳，或者自发结群，组成犯罪团伙，共同实施犯罪行为。青少年犯罪团伙成员多数是朋友、老乡、同学关系。近年来，通过网络组成犯罪团伙实施共同犯罪的案件逐渐增多，青少年犯罪团伙成员通过QQ群等网络聊天工具联络沟通，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有些团伙成员之间甚至互不相识，从而使犯罪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同时，青少年犯罪的流动性强。1982年至2009年全国范围内流动人口数量由657万急剧上升到2.11亿，其中多数是青少年。有些青少年犯罪团伙流窜作案，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因不良因素影响而犯罪，有些流浪未成年人被成年人利用作案。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