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必修一第3单元第7课记念刘和珍君素材 精品

《记念刘和珍君》注释再辨正

教学之余重新翻阅2009年的《语文学习》第10期，读到田春林老师的大作《〈记念刘和珍君〉中不得不说的三个“注释”一文。在该文中，田老师就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记念刘和珍君》的三条注释作了可以说是材料翔实、旁征博引的解证，其认真态度和钻研精神令人尊敬。但认真拜读了田老师对“到底是谁命令开枪”“哪里来的‘流氓’”，特别是“《闲话》是‘阴险的论调’”等三个注释的分析解证之后，却疑窦丛生，有些话如鲠在喉，也“不得不说”。

先说第一个注释，三一八惨案中“到底是谁命令开枪”，至今史家对此尚无定论，属无头公案。田文中认为“段难辞其咎”，还一再指出只要人教版教材注释在“段祺瑞竟命令卫兵向请愿学生开枪”的“段祺瑞”后面加上“执政府”三字也就比较稳妥了。然而，田老师在表白“无意美化段祺瑞”之后，却引用段祺瑞的一番抗日言论以证明段祺瑞晚年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并生发出要“憎而知其善”，对人事要做出“客观的判断”的一番议论。这番话为什么“不得不说”，读后令人“反倒生出一些疑惑”来。段祺瑞晚年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与他在“三一八”惨案中是否命令向请愿学生开枪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与人教版教材注释的准确性并不直接相干，那么，这段偏离论题的话“不得不说”，难道又有什么别的意义么？

第二个注释“哪里来的‘流氓’”，田老师认为，将那些把女师大学生强拖出校的“男女武将”“统称‘男女流氓’至少应该是说不过去的”。这一看法显然有些武断，失之于轻率了。何为流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

②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我们就借田文中引用的耿法先生在2006年第11期《书屋》刊发的《强作惊人语背后的曲解与悲哀》一文中的一段话，来看看把鲁迅文中的“男女武将”说成“流氓”是否真的“说不过去”。

“8月22日下午，刘百昭再次率领武装巡警和大批老妈子、茶役，冲入女师大，十多人挟持一名女学生，殴打凌辱，强拖出校，把女学生一个个捆塞到十多辆汽车中，拉到校外禁闭起来。这天，多名学生受伤，两人重伤，七人失踪。”

在一个自以为“物质虽不及他国，而文化优异有足多者”（《西滢闲话?文化的交流》）的文明礼仪国度里，又是在这样一个标榜传统、遵从优雅的女校里，“刘百昭率领”的男女如此对待女学生，不属于“为非作歹”吗？不是“施展下流手段的”“恶劣行为”吗？称他们为“男女流氓”，应该说一点儿也不算过分。而田老师认为，对其“统称‘男女流氓’至少应该是说不过去的”，那么，“至多”呢？

关于第三个注释，“《闲话》是‘阴险的论调’”，田文引用著名作家韩石山和北大教授吴福辉的话来批评“教材编者”对陈西滢的“评价失当”，进而断定鲁迅也“不可能跳开历史的局限”，“鲁迅的许多文字已辛辣到近乎刻薄”，这种看法恐怕就不仅仅是针对人教社的一则注释了吧。然而，遗憾的很，田文的观点和逻辑完全经不起推敲。

首先，鲁迅先生“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并非专指陈西滢的《闲话》。田文中说鲁迅“将其言论称为几个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既不符合事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

教材的注解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3月20日《晨报》‘时论’栏发表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称‘激于义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该文还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3月22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之手’。”上述论调，很明显是在为段祺瑞执政府开脱，公然混淆视听，有意把人们的愤怒的视线引向“若辈（即所谓“群众领袖”）”。

我们再看看陈西滢在《闲话》中的表述：

“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去参加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

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宣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论战中的鲁迅》105-106页，京华出版社，2006年5月）这里陈西滢所言之“民众领袖”是实有所指的。课文注释①这样表述，“北京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此次运动的直接领导人是李大钊和徐谦等。李大钊是北大教授，中共北方区领导人；徐谦是中俄大学校长，他的另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月十八日上午集会，中共方面李大钊、陈乔年等出席，徐谦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作动员演讲，并宣读了时为冯玉祥部旅长、北平警备区负责人李鸣钟“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来信。惨案发生后，段政府倒打一耙，下令通缉徐谦、李煜瀛（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大钊、顾兆熊（北京大学教务长）和易培基（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五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徐谦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笔者）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从中袭警。”（《鲁迅全集》第三卷，287页，注〔8〕，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下同）这就是《记念刘和珍君》中“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的由来。

陈西滢文中断言爱国青年“本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后，“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因而惨遭杀害。这种颠倒是非的言论莫非还不够“阴险”？难道不是对爱国青年的“污蔑”？耳闻目睹了诸多流言后，鲁迅先生便在《死地》一文中，悲愤地说：“但在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惊心动魄者在。”（同上，282页）应当说，鲁迅的话是基于对现实清醒冷峻的分析，而绝非“受情绪影响”的“刻薄”文

字。

至于田文所引吴福辉教授得话“他（指陈西滢）指斥政府的腐败，很是尖刻”，“一个民主性作家的文艺观念如陈西滢在他的散文中所传诉的，也相当地富有‘五四’色彩”，来证明陈西滢的《闲话》并不阴险，就更加不着边际了。

陈西滢《闲话》发表在1926年3月27日。惨案发生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段政府对惨案的发生已经公开表示愧悔，段祺瑞长跪不起，即为一例。京师地方检查厅决定独立进行司法调查，严惩凶犯；而陈西滢的《闲话》却将“三?一八”惨案的责任归咎于“民众领袖”，其所谓之“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又在曲折地影射共产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没有审判力”的青年学生，鲁迅先生直言这其中“就有杀机存在”。（《可惨与可笑》同上，285页）

其实，陈西滢在《闲话》中的说法亦是有其前因后果的。“女师大风潮”以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西滢闲话》的第一篇《粉刷毛厕》里就有这样的话：“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常常听说女师大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仅“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即可知陈西滢之立场。现代评论派的文人们攻击鲁迅，常冠之以“思想界的权威”、“青年的领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陈西滢在1926年1月28日给徐志摩的信（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中乃至破口大骂：“志摩，你看，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这个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的‘土匪’……我不得不也来庆祝中国的土匪！”（《论战中的鲁迅》73页）可见陈西滢《闲话》中所说之“民众领袖”是有前后相承关系的：一方面确指聚众集会的徐谦们，另一方面就是暗指他的论争对手——鲁迅。这种下套子、使绊子的伎俩在鲁迅的诸多论敌中是数见不鲜的。且在这篇《闲话》中也是有文字为据的：“在我所已经听见的，要算杨女士最可怜了。……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论战中的鲁迅》106页）好一个被教师引入“死地”的实例！然而《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上就刊登了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写给陈西滢的辩诬信，反驳了陈西滢的不实之词。

鲁迅先生对于陈西滢等人的作为也是熟知的，他不愿贻人口实，落人圈套。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记念刘和珍君》记述刘和珍的部分，可知鲁迅先生的审慎：

《记念刘和珍君》以相当的篇幅，记叙了“我”所认识的刘和珍。当鲁迅先生所编辑的期刊“有始无终”、“销行寥落”时，刘和珍却“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当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刘和珍却“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当国家民族之利益受到损害时，刘和珍君虽殒身不恤，“欣然前往”。“毅然”、“黯然”、“欣然”三个词是作者着力修饰且极富表现力的词语：“毅然”表明刘和珍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有主见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