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心理学

近期我看了一部名为《lie to me》的美剧，该剧的灵感来源于行为学专家保罗·艾克曼博士的真实研究以及畅销书《Telling Lies》。而保罗·艾克曼教授主要从事脸部表情辨识等研究，与我要讨论的“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的关系”这一话题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他也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面部表情为人们提供了一扇情感的窗户，它在人们的情感交流和社会互动中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伴随着侦探小说、影视、电影的流行，市面上出现了许多类似读心术、微表情之类的书籍。但是，面部表情能够真正准确地预测个体的情感状态吗？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我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的概念

自从达尔文出版《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后，面部表情就成为了情绪研究中重要的研究领域。面部表情并没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概念，后来科学家将面部表情界定为发生在面部的瞬时变化（例如微笑），它是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将面部表情界定为在情绪活动中，人的面部肌肉和腺体的变化。面部表情是情绪活动所特有的外显表现，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它能精细的表达个体的不同性质的情绪和情感，因此，面部表情也是研究情绪是重要客观指标。面部表情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情绪最为明显的外显形式，是人际交往中传

递情绪的主要媒介。在面部表情中，不同的眼神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和情感。在很多情形下，通过观察人的眼神可以了解个体的心理活动和内心愿望，推知他们的态度，从而实现心领神会表情为人际交流提供了一套快捷、有效的符号系统，使得个体情绪不需要依赖言语就能准确地被传递出来，而这种机能在人类的生存活动和种族演进中具有重要的生物适应价值和社会交际功能。

基本表情（Basic Facial Expression）

现代对面部表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汤姆金斯提出的表情理论。汤姆金斯与达尔文一样，认为面部表情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语言，能够揭示人类的情感、美德和邪恶，但汤姆金斯也认为存在若干种基本情绪。在汤姆金斯的观点的基础上，艾克曼等人界定了六种基本情绪，这六种情绪都能在有关面部表情的研究中稳定的表现出来。这六种基本情绪包括：快乐、惊讶、恐惧、悲伤、生气和厌恶。每种基本表情都具有先天的生物决定性，相互之间是分离的，并且在不同文化中能被普遍识别。每种基本表情由不同的面部动作特点，不同的体验和生理反应等组成。此外，除了这六种基本情绪以外，所有的情绪都是由这六种基本情绪复合而成。

而关于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关系历史上出现了以下结论

神经文化理论

最早有关面部表情和情绪体验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他认为每种面部表情与一种具体的情绪相联系。过去几十年中，达尔文关于面部表情的观点激发了许多重要的心理学理论，其中最据影响力的是由艾克曼对汤姆金斯的早期理论的修订理论。基于达尔文的观点，艾克曼认为面部表情源于个体通过自然选择获得的情绪表现功能。但是，与达尔文不同，艾克曼认为一些面部表情可以精确的与情绪体验相联系，而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偶然与个体的情绪体验相联系的。艾克曼认为六种基本情绪与各自特定的面部表情严格对应，尤其是情绪的激发会产生一个“面部情感系统”（facial affect program），它会激发具体的面部表情。

但是，外在文化和学习等因素会决定所激发情绪的范围，从而会调节面部情感系统对实际面部表情的影响。因此，个体会根据社会规则习得怎样去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是情绪和情绪表达联系的核心却是由自然选择决定的，具有先天决定性。文化神经理论强调既是先天也是后天对表情的影响，所以艾克曼把该理论称为“神经文化理论”

神经文化理论解释了个体的面部表情在不同文化中的所表现出来的相似和不同之处。通过采用这种理论观点，艾克曼超越了有关把面部表情简单看作是先天或后天的争论。他把研究集中在面部表情的哪些方面具有生物决定性，

但是，在面部表情是否一定与情绪相关联，还是与其他相关的情感、社会动机和情景因素微弱的相关方面仍存在争论。

行为生态学理论（Behavior Ecology Theory）

行为生态学理论又称为“社会交流”理论，该理论认为面部表情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由表达者的社会动机逐渐进化而来的社会信号。表情标志着表达者试图做什么和想要别人做什么。例如，微笑是合群的信号，悲伤面部表情是寻求帮助和安慰的信号。面部表情是表达了对个体有利的内容，服务于他人的社会动机和意图，而独立于自己真实的情绪感受，因此当个体需要帮助或支持时，他会呈现出悲伤的面孔，而真正感觉悲伤时并不一定呈现出悲伤的面孔。相比之下，Fridlund （1994）的行为生态学理论与艾克曼的神经文化理论存在两方面的不同。

首先，Fridlund（1994）认为面部表情是交流行为，它在社会环境中起到社会动机的作用，并因此与情绪相联系。因此，面部表情的作用不是个体用来表达情绪状态，而是用来向其他人传递社会交往意图。第二，Fridlund（1994）认为面部表情的意义与人们倾向性行为相关联，而不是与他们的主观体验相联系。

也就是说，面部表情可以用表达者在社会情景中的社会动机来解释，而与个体的情绪体验无关。根据Fridlund（1994）的观点，面部表情和情绪体验并不存在一对一的联系，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相同的情绪会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动机。

但是，Fridlund（1994）的行为生态学理论受到研究者的质疑：社会因素有时候能完全脱离一个情景，因为在没有其他人来接收交流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仍能产生面部表情（Jakobs, Manstead, & Fischer, 1999）。

因此，Fridlund（1994）和艾克曼的理论代表了在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相关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体现在面部表情是否与情绪体验直接相关联。对于Fridlun（1994）来说，情绪体验与面部表情并不是完全联系，没有社会信息的接收者，个体就不会产生表情；面部表表情传达社会动机，它与个体的情绪体验只存在偶然的、外部的关联；而相比之下，艾克曼认为面部表情的主要功能是精确地表达情绪，而且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存在内在的，直接的和自动的联系。

面部表情的反馈假说

关于面部表情与内部情绪体验的关系，汤姆斯金（1962）、伊扎德（1971）、等提出了面部反馈假说，认为表情在情绪体验中起着引发的作用，面孔不仅表达情绪，而且还诱发或改变情绪体验，情绪体验部分是由面部表情所决定的。面部运动对情绪表达者提供了诸如本体的、皮肤的以及内脏的反馈，这些反馈调节情绪体验的发生即“调节假说”；或者促发相应的情绪即“促发假说。

依据面部反馈假说的调节观点，表情影响由刺激情境诱发的情绪状态的强度：

与情绪一致的表情的抑制或不一致表情的表现会削弱相应的情绪感受。例如，如果你是悲伤的，你越是皱眉和撅嘴就越是悲伤，如果你是悲伤的，呈现出快乐的面孔会使你不那么悲伤了。促发假说认为面部表情在没有任何情绪诱发刺激的情况下可以引发相应的情绪，即让人们面孔呈现出一个特定的表情，这个表情会使你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

面部反馈假说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一些科学家提出，操作面部表情对预期的或接受到的不同强度电击做出反应，随着面部表情的改变被试的自主唤醒和自我报告疼痛感会发生改变。例如科学家让被试在观看中等积极和消极的幻灯片时收缩特定的面部肌肉，让被试使眉毛向下并聚在一起，并咬紧牙齿收缩颔角（愤怒—皱眉表情），或者将嘴角上扬（幸福微笑表情）。与幻灯片效价相一致的表情会提高自我报告的情绪感受，做“微笑”表情的被试当看到积极幻灯片时会感觉更快乐或更有趣，而做“皱眉”表情的被试当看到消极幻灯片时会感觉更生气。Strack，Martin 和Stepper（1988）发现了一个更巧妙的程序，使被试相信他们正在参加一个心理活动协调性研究，让被试对幽默卡通片的有趣程度进行评估，同时让他们用牙齿叼着一支笔形成微笑表情，或者用嘴唇叼着笔形成微笑抑制表情，或者用非利手拿着笔（控制组）。研究发现，在牙齿叼着笔的件下评价卡通片最有趣，在嘴唇叼着笔的条件下评价卡通片最不有趣，而控制组的介于二者之间。

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分离的解释

从达尔文时代到如今二十一世纪，研究者对情绪体验产生面部表情这一论断的争议研究结果使面部表情和情绪体验的关系变得复杂。有的研究者认为实验中不能观察到面部表情和情绪体验相一致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因素，例如，展示原则(艾克曼, 1972)，社会动机(Jakobs, et al., 2001)，社会情景或其他调节过程可能掩饰或抑制个人在体验情绪时的面部反应。

第二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方法因素，例如，对面部表情不准确的测量或没有将不同情绪有效的分离开来(Ruch, 1995)，因此，有必要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相似的情绪的面部反应彼此不相关。

最后一个原因可以是因为在实验研究使用的情绪引发刺激的强度不够，难以产生典型的情绪片段，所以会导致面部反应相互关联。强度弱的情绪刺激有可能不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情绪反应。

虽然关于“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的关系”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结论，但是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在未来我们仍需在前人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相信“面部表情与情绪”这一神秘的关系终将会被我们人类所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