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

报告

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询问，报送文件和物品时写的文书，或者有关部门和领导机构按法定程序和工作需要向特定会议所作的报告，统称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大体分以下四种类型：

(一)会议报告。即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进行到某一阶段，向某种形式的会议就工作状况、主要成绩、经验教训、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打算等所作的报告。如党代会、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会议或一个单位全体成员大会上的报告等。会议报告要求把本部门、本单位在一定时期的或某一方面的工作做一回顾，把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还要从中得出应有的经验教训，提出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方针，任务和措施，提交会议讨论、修改、审定。有的要经过表决批准，形成正式文件，公布、下发或者上送，有的则只要求讨论，不需要表决批准。这类报告，具有总结性、指导性和号召性，事先需要作充分的准备，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座谈讨论，反复研究。形成初稿后，还要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讨论修改。它力求做到摆情况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讲成绩和缺点要恰如其分；谈体会要有针对性，从实践中提炼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讲方针、任务要明确具体，既要用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又要有实现这些要求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人们看到听到报告之后，能达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受到鼓舞，去为实现报告提出的任务积极奋斗的目的。

比如，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是会议报告的典范。这个报告在总结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为全党全国人民制订了一套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首先，它用了一个高度概括的、十分贴切、醒目而又鼓舞人心的标题，使人一看就明确了这篇报告的主旨。因此，它很快传遍了祖国的各个角落，成了广大群众奋斗的方向和行动的指针。其次，它的正文，除开头一段略作交代和一个概括性的结尾外，共分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部分，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十分准确精练地肯定了六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使人明确方向，增强信心，为下面提出开创新局面的各任务奠定了基础。在文意、文气上给人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感觉。第二部分讲经济建设。报告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到本世纪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四条方针原则，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发展纲领，既明确具体，又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第三部分讲精神文明建设。着重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两个方面，即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等等。第四部分讲社会主义民主。

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出发，指明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处理阶级斗争的原则、方针。第一句话就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这就把这一部分和前两部分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有机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五部分讲对外政策。概括地论述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方针原则。第六部分讲党的建设。着重讲了当前必须解决好的四个问题，即：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报告的最后，总结性地提出今后五年实现三个根本好转的任务，即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提出台湾回归祖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任务；指出我们的四化事业必胜，但还有困难，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尾，号召继承先烈遗志，紧密团结，争取胜利。这篇报告，思想深刻，论说精辟，内容丰富新颖，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文章结构严谨，围绕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个中心，一环扣一环，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语言准确鲜明，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

写好会议报告，除了材料的充分准备外，在思想和文字表述上，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避免假。这里说的假，主要不是指故意说假话，编造假情况。这种事除了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品质极端恶劣、别有用心、或沽名钓誉而又独断专行的少数人外，一般情况下是很少见的。因为会议报告需要有关领导集体讨论，还要和群众见面，故意编造假情况一般是行不通的。会议报告的假，主要表现在不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按照社会上的时髦观点或个别领导人的好恶，去剪裁本单位的工作实际。所谓经验、体会，也常常不是自己工作中提炼概括出来的真知灼见，而是套用外来的思想观点，截取本单位的个别例证，编在一起。听起来有观点，有例证，说得头头是道，但却不真实。报告失真还有一个原因是以偏概全，任意拔高。有的为了某种需要，把本单位的次要问题说成主要问题，把不带普遍性的经验，说成普遍性经验，把偶然发生的不典型的事例，说成是必然出现的反映本质的事例；有的报告为了突出本单位的成绩，千方百计拼凑材料，把小事说大，好事说圆，而对工作的失误和问题，则能掩则掩，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归于客观，抹杀、缩小主观原因。有的报告，名为加强思想性，实质则是故意拔高。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报告修改者之手。他们常常凭主观想象，搞“思想飞跃”，使报告失去真实。

二是防止“大”。一说写报告就摆开大架子，洋洋数万言，似乎这样才有“气势”，才够“份量”，才能显出“水平”。这是报告的一种通病，一种顽症。有的同志，不论撰写什么报告，都要从形势讲起，引出几种思想，几条任务，几点体会，几项措施，再谈若干条问题，大一、二、三，小1、2、3，再加甲、乙、丙，丁……一旦拉起架子，文章势必越写越长。结果是“写起来费劲，看起来头痛”，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其原因，从写作方法上讲，主要是作者不懂得对情况进行分析和提炼概括，不懂得抓住关键，突出中心，找出规律，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而是不分主次地把凡是做过的工作，都一一罗列出来，引申发挥；或者把讨论中领导同志从不同

角度讲的观点，拉扯在一起，统统罗列出来，臃肿庞杂，如同得了“肥胖病”。从思想方法上看，主要是某些人好大喜功，认为报告长才说明工作做得多，成绩大。实际上，工作做多做少，成绩是大是小，与报告的长短并不能成正比。长的报告固然能容纳较多的内容，但并不一定能说明工作做的多少和好坏。反之，如果只是不分主次地罗列现象，缺乏集中概括，本来是很有成效的工作，也可能被淹没在长篇大论之中，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短的报告，只要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加以提炼概括，反而能突出本单位的特点，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是克服空。空和长常常是孪生兄弟。空的突出表现是没有切实的内容，“戏不够，用话凑”。有的整篇报告都是干巴巴的说教，没有能给人以启迪的思想观点，没有能吸引人的典型材料，没有生动活泼的语言；有的缺乏针对性，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的措施；有的却是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还有的是穿靴戴帽，套话连篇，等等。这样的报告，在会上讲，往往是“台上一大套，台下睡大觉”。送到领导机关，也常常是有关领导草草浏览一下就扔到案头让它“休息”去了。写这样的报告，实际上是极大的浪费。克服空的办法，首先是坚持三不写。没有充足的材料不写，没有理出明确的观点不写，没有典型情况不写。其次是从构思的时候起，对于写什么，不写什么，突出什么，简化什么，要认真安排。写完初稿后，把一般化、概念化、没有针对性的东西，压缩到最少程度，把可有可无的事例、语言全部删去。

四是防止乱。乱即报告的内容不统一，思路不明晰，观点不准确，缺乏逻辑性。有些报告，听了、看了使人不知所云，理不出头绪，抓不住要点。有的内容前后矛盾，否定于前又肯定于后；有的则是主次颠倒，因果颠倒，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内在联系，分不出子午卯酉；有的在关键问题上用词不准确，使人产生歧义；有的报告则把互不相关的内容凑在一起，都想说，都说不清楚，等等。造成乱的原因，首先是对本单位的情况研究得不透，没有充分的调查讨论，概括不出规律性的东西。其次是文章结构纷乱，条理不清，详略失当，思想跳跃，段落与段落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任意堆砌，疙疙瘩瘩，读来听来十分吃力。再次是不讲究遣词造句，说过头话，绝对话，模棱两可的话，甚至说颠三倒四的话，让人莫明其妙。

(二)情况报告。就是下级对上级反映情况的报告。有的是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到一定阶段时，向上级汇报工作情况、下情上知，使上级及时掌握工作的进度，成绩与不足，困难与问题，以及下一步打算等，以求及时得到指导和支持。这类报告写法上和会议报告类似。不同的是，除其中少数经领导批转下发外，一般只向上送，不必在会上宣读，更无须在特定大会上讨论批准。有的则是本单位做了某一项专门工作而写的专题报告。这类报告，除了写过程和结果外，常常把重点放在取得成绩和总结经验上。还有的是本单位发生的或与本单位有关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的报告。这类报告比前两种报告运用得更普遍，写法也自由得多。它以陈述情况为主，既不象会议报告那样提炼概括、精确严密，具有一定指导性；也不象总结报告那样，把经验摆在重要地位。它的侧重点是阐述情况，把事情的原委、性质和自己的看法写清楚。当然也可提出处理的建议，供上级机关参考。

下面是一篇情况报告的范例：

财经旬报

(一九五○年二月一日)

兹将一旬财经要事报告如下：

一、各部门、各机关的高级干部对目前财政困难和解决办法不甚了解。例如，开的预算太大，在恢复经济和建设计划中，不分先后和轻重缓急，什么都想干。军队干部则因前线生活常难保证而埋怨，说“既很穷，为什么养九百多万人”。地方干部则说“公粮税收任务太重”。个别余粮省份的干部说“公粮不宜调往大城市”，要求留在本省。所有这些，都有一面的道理，但从全局看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当的。他们不了解财经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未向他们作报告。因此，我们拟采取“通气”办法，以后每旬、每半月或一月，发通报一次，报导财经要闻，使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员知道财经情况，以便交换意见，统一看法，共同克服困难。

二、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四万一千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二百一十四亿斤小米。这四万一千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四十九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战前银洋八亿二千五百万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

三、去年夏秋冬，军政人员大增，但是征粮未到时间，新解放区税款又收得少而慢，加之自去年十二月全国财粮税收统一后，到今年二月这三个月，因为要先保证下面开支，才能将粮、税统收上来，因而支出与发行更多。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只能限于这三个月，不能再延长。否则，粮、税都在省、县之手，中央只出不进，金融物价必然发生大乱。粮、税由中央统收(地方税划归地方一部分)，首先保证野战军的供给。至于中央和各大行政区的直属部队所需，省以下的地方经费，即令迟发半月一月，也决不致饿死人。三月份实行粮、税及财政基本统筹，在解放不久的地区，是有困难的。但提早实行的困难小，为害小；如继续不统一则困难大，为害大。为此，各大行政区于我军已经到达的一切县市，必须抽出人员于二月底以前建立国库，以后逐日或三、五日将税款解库。人民银行为建库的主要负责机关。各库附于分行或县政府内，保证三月初以后税款入库。此事势在必行，已列为二月十日财政会议的主题，各大行政区须立即准备。

四、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这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别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当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有活干了。这样，势必造成资金和劳动力的浪费，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

五、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游资突击的重

点，是沪京津三地，其突击的物种是粮、布。游资是狡猾的，常常先攻或仅攻一地一物(例如此次上海之米)。今年华东、华北缺粮三十亿斤，虽已规定各区调运，但应看到粮食危机比纱布更大。因此，沪京津须常有应付游资冲击的粮布。为了应付春节后“红盘”涨风和由农产品交易落冷而来的市场筹码剩余现象，必须对粮布两项预有措施。军政所需单衣布不能一次拨出，两套单衣只能分期缝制。目前京津存粗粮三亿五千万斤(需要四亿斤)，细粮一亿余斤。上海存粮太少，不到一亿斤。据华东财委一月二十六日电，在旧历年前只能由苏皖浙公粮中运到一亿斤。华东是新区，公粮迟收，确有困难，但无论如何必须设法于旧历年关前后，力争上海粮食公司存米达到四亿斤。来路有二：一是苏皖浙的公粮，这是主力；二是东北、华中、西南拨华东的稻米。拨粮地区要不断加工赶运，华东则应派人接运。今后必须保证在秋粮上市前，上海、京津两点除日常出售外，各常囤四亿斤。其办法：(甲)华东公粮只能用作口粮，不能随便移作经费开支。(乙)由华东全年不断用大力向华中、西南接运粮食。(丙)中贸部购外米四亿斤济沪。

六、公债京津已经派到各业，上海、华中尚无报告。上海工商界似持观望。依目前金融状况看，除西南外，各大城市必须于二月十六日前将公债在各业各户派完，争取二月下旬将公债款收起一部分，三月基本收齐。

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向党中央的报告。有情况，有分析，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提出解决办法。作者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当时财经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逐个加以说明，给党中央提供了情况。全文夹叙夹议，条理清楚，文字也很朴实，应当说是一篇情况报告的范文。

写情况报告有三戒：一戒失实。决不能把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写在报告里，那样将会给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在工作指导上造成失误，给事业带来损失。二戒罗嗦。不要什么都写，什么情况都要交代来龙去脉，而是要加以筛选、剪裁；更不能为了引起上级重视，翻来覆去强调某一观点，叙述某个事件，那样不仅浪费笔墨，反而会起相反的效果。三戒空发议论。情况报告是以叙述情况为主，必要时也可以发点议论。但不能凭借一点情况就大发宏论，更不能离开报告涉及的情况，无的放矢地引申发挥。那样不仅浪费作者和领导的时间，而且会干扰领导的思想。

(三)答复报告。这是下级机关回答上级机关询问时的报告。这种报告应该是问什么，答什么，不要涉及询问以外的情况。如有另外的情况必须趁此机会一并向上级反映，也只能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列一条，简要地讲讲，避免反宾为主，重点转移。撰写答复报告，首先应搞清楚上级问的是什么情况，否则会出现答非所问的笑话。其次，对所询问的有关情况要认真了解清楚，并仔细加以研究，这样才能作出准确、中肯的回答。再次，文字要力求简明扼要，以把问答说清楚为宜。

下面是陈云同志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复毛泽东同志的电报，回答毛泽东同志对上海经济情况的询问，已收进《陈云文稿选编》。这份电报的标题是《上海工商界情况》，除抬头和结尾外，原文照录如下：

十二月三十日电悉，报告如下：

(一)除奢侈品行业外，上海厂商已比六、七月大有转机，这是上海公私双方共认的。原因是内地原料去沪，华中、华南销路已开。西南解放后，情况必更好。

(二)上海市委十二月三日电称，许多大、中厂负债多，难维持，要求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之险。这在当时也是确实的，但这是一时的情况，与六、七月的困难本质上不同。

(三)上海厂商这次困难的原因，是他们在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中，对波动程度估计过头，认为人民币会有更大下跌，利息赶不上物价涨的快，贪心太大。投机者举债买货，一般厂主宁肯举债开支(如发工资等)，也不肯卖货，其利息重至每借一元，月息二元。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物价稳而且降，出乎他们意外，于是急于抛货还债，但愈抛则愈贱，愈不易脱手，急于举新债以还旧债者愈多。因此，物价虽跌，但银根仍紧，利息仍高。许多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上海十二月三日电正是此种情况之反映。

(四)我们于十二月八日先拨华东五百亿元，大部用作收购沪厂商品，小部用作贷款，并准备续拨一千亿元。这样，使我们在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完全居于主动。十二月二十二日华东财委称，只用了二百亿元，已解救了沪工商界的危机。

(五)申新厂主荣毅仁事后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他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根据各方反映，上海商人在此次物价波动中，大多认为人民币将与金元券一样暴跌，故投机冒险的胃口特别大。相反地，天津商人解放以来在物价风潮上经过了三波三稳，经验多，不敢过分冒险，能适可而止，结果无大损失。

(六)十二月初上海工商界的叫喊，也带有哭穷和少买公债的企图，但当时银根紧，周转不灵，确是主要的。他们对公债认为不可抵制，表面上是拥护的，但抱有两个希望：一是少派，二是以合理价格收兑黄金。我们决定满足其第二个希望，并严重注意不使银根太紧，力求保持适度。

这篇答复报告，分六条，逐步说明情况。每条都有情况、有分析、有结论，观点明晰，条理清楚，文风朴实简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四)报送文件、物件的报告。这是下级向上级报送文件、物件时，随文、随物写的报告。多数是一两句话，也有的扼要地复述一下文件的主要内容或与物件有关的事宜。比如：“市政府：现送上我区一九八二年环境卫生工作计划，请审阅。年、月、日。”

以上四种工作报告，只是大体的分类。有的报告很难严格地归于某一类。比如工作总结，它可以作为情况性工作报告报送上级，也可以作为会议报告，在有关会上进行讨论。但不论哪类工作报告，总起来说，要比简报严肃得多。因此，对编者的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要求也比较高。从写好简报到写好工作报告，应当说是机关应用文写作的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