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

“善”与农耕文明

“善”是一个伦理学领域的概念，也可用来检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一种人类文明道德进步的尺度。如果不是从心灵意义上，而是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和诠释善的内涵和标志，那么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和平与建设便是善，侵略与破坏便是恶。假定在人们面前摆出两幅图景：一幅是靠辛勤耕耘，创造社会财富，满足衣食之需，不伤及乃至危及邻人邻国；一幅是靠扩张（侵略）和掠夺（破坏），攻击邻人邻国。毫无疑义，人们都会将第一幅图视之为善，将第二幅图谓之为恶。

从上述意义上看，农耕文明便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先看看游牧文明。这种文明具有显著的“游击”特点，“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专寻草肥水美之地而居，将一个地方的水草消耗掉了，环境破坏掉了，再换个地方。这种文明生长在马背上，极具机动性、剽悍性和掠夺性。翻翻游牧民族的历史，充满了部落之间的打杀和征伐，也记载着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征服和掠夺，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动辄屠城，所过之处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毁灭其他类型的文明，特别是农耕文明。欧洲人至今谈起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尚心有余悸。

再看看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尽管它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决不是善的代表。这种文明天然需要具有无限扩张趋势的市场和生产要素，充满追求利润和财富的不可扼制的欲望。看看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从圈地运动（羊吃人）到贩卖黑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一不是工业文明制造的恶行。马克思将上述罪恶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工业文明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在当代社会，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侵扰有所收敛，但对大自然的破坏却变本加厉。地球正在变成工业文明的垃圾场，正在沦为全人类“失落的家园”。

西方一位哲人说，“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结论，尽管很难被善良的人们所接受，但确实具有真理性，也为历史发展所印证。放眼当今世界，工业化浪潮方兴未艾。没有一个国家或领袖白痴到放弃工业文明，退回农耕文明。

笔者在这里诉说农耕文明的善、指证其他类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恶，并不想发思古之幽情，开历史倒车，也不拒绝和否定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和福祉，旨在说明工业文明确有背离和异化人类源于数千年农耕文明中的对自然、对社会和谐相处的善的本性。

我们中华民族，除了蒙、满等少数民族外，总体上发源于农耕文明。数千年来，以热爱和平，善待邻邦邻国而著称。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可以作证。万里长城是农耕文明防御游牧民族侵略的工事，而不是用于侵略扩张的工具。就像人们在住房周围修一堵墙防止盗贼入室行窃一样。再看看中国的汉字，家字是在屋檐下养猪，田字是在方形地块中耕作，完全是一种中规中矩、自食其力，与世无争的田园景象。为了防止异族侵扰，近代清王朝甚至不惜“闭关锁国”。然而，还是没能挡住用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未能避免中国这个以农耕文明著

称于世的古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这实质上是动物界的丛林法则。遗憾的是，在国际关系上，这一法则至今仍然通行。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中，农耕文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成为挨打的对象。

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和狭隘民族主义者，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实在令人愤慨。中国何曾侵略过邻国一寸土地，何曾派出侵略的一兵一卒？恰恰相反，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成为任世界列强宰割的鱼肉，承受着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几尽亡国灭种之痛，这笔帐至今尚未向外国侵略者清算。中华民族总体来说是吃草的民族，不是吃肉的民族，本性中有羊的善良，而没有狼的凶残，这一切源于传统文化，源于农耕文明的薰陶。

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正大踏步迈入工业文明，告别农耕文明。在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获得工业文明创造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继承和弘扬农耕文明蕴育的生命伦理和生态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