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之特质及形成原因之浅析

中国哲学之特质及其形成原因浅析

在学习中国哲学之时，我们会发现贯穿中国哲学发展始终的三个关系问题，即天人关系，身心关系和人我关系。从这三个关系出发，最终中国哲学所要追求的目标便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知行合一”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中和之道”的践行观。

中国本无“哲学”这个词，其词来源于古希腊，本意是爱智慧或追求智慧之学。随着希腊哲学的发展传播和希腊城邦的衰微和解体，“哲学”一词便和西方哲学融合一体。现在说到哲学，基本上等同于认同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思维形式和写作模式。如果按照“哲学”的这一倾向于西方哲学模式界定的话，那么中国就没有哲学。

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自我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国家里，把“自由”作为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仅此一条就足以驳倒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地位的合法性存在质疑的声音。文化是自由的，哲学作为对人生命关怀的学问，不管是西方式的关怀，还是中国式的关怀，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而且就其最终目的而言，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学问更加胜于西方追求真理和知识论的哲学。所以，在此要声明的就是“哲学”这个词本身，没有所谓的东西之分和国界之别，“哲学”就是哲学本身。

一、中国哲学之特质

哲学属于文化，而文化作为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而

言，会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哲学在特殊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历史条件和民族特质等影响下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风格。

（一）“生成”的宇宙论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人类对此充满了兴趣和探知的欲望，哲学家也不例外。西方哲学中，主要是“构成”的宇宙观，如西方的哲学鼻祖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认为水是世界（哲学早期，“宇宙”和“世界”是等同的）的本源，阿那克西美尼(约前610年－前546)认为气才是本源，恩培多克勒(前490年－前430年)则认为应该是土、气、火、水。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过渡到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如阿纳克西曼德(约前610年－前546“无定”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定，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2年—497年)认为是数字，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56年)认为是原子等。宇宙主要是由外界复杂的物质或者简单的、抽象的物质组成的。中国哲学则不同与此。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由“道”生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模式。《易传》认为天地万物由“太极”生成，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及“有天地，然后由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的生成模式。而且强调“天之大德曰生”的“生”的宇宙观。

（二）以人为核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观。

西方哲学中的世界观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

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本质而言，世界观是从根本上理解世界的本质和运动根源，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时，西方哲学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构建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与自然、人与世界是对立的，通过将人臵于自然之上或者自然之外，以理智和逻辑寻求着世界的真理。

但是中国古代先哲却把“究天人之际”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思考，并逐渐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观。

老子指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中国哲学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道”的和谐一致，天与地可以归于自然，最终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怎样才能做到这种天人合一？在孔子那里只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在老庄那里则是不妄为。最终在人与天地应合互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自身的修养，成就自己的事业。“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人观，以“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为前提，通过“天人感应”等手段，最终达到“明人事”的效果。

所以西方哲学早期关注自然，即人所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西方哲学中对人的认识是通过认识自然的方法去通过理性的认知，逻辑的方法去求真的，人与自然是二分的。引用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说：中国哲学没有“自然之二分”，

本体与现实统一，或者说“存有的连续性”，亦或说“道不远人”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三）凸显人生修养和境界论

金岳霖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哲学家与他的哲学是一致的，哲学家的生活就是在实践他自己的哲学，甚至可以说，哲学家本人就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这也就从侧面强调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而要做到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家那里，便是通过性命之学或道与逍遥之学，达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自然、逍遥与真人的人生修养和境界的生命哲学。

怎样才能具有好的人生修养和较高的人生境界？在孔子看来，通过学而知之达到“仁”与“克己复礼”的修养，最终成为圣人；在孟子看来，只有坚持性善、良知良能并且养浩然之气，万物才能皆备于我；在老子看来，通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最后达到“自然”与“无为”的境界；在庄子看来，通过“心斋”“坐忘”等修养功夫，最终达到“真人”与“逍遥”的境界等等，他们都非常强调对人进行精神关怀，对人性进行修养和境界的提升。我觉得可以用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被冯友兰先生概括为“横渠四句”来概括中国哲学的人生修养和境界论，也许是恰当的。

中国哲学的中心是围绕儒释道三者的关于人生方向和人类最切身问题的生命之学，其特质可以归纳为生成而非构成之宇宙，以人为核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强调道德修养和境界的重

要性。“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对中西哲学的特长作过如下的比较。他说：“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二、中国哲学之特质形成的原因浅析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所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哲学也是受特定的民族特质、历史条件、地域限制、上层建筑及其哲学家本身影响的。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才会使得中国哲学异于其他哲学，以生成并非构成之宇宙观，以人为核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强调道德修养和境界论。

（一）中华民族之特质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在一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务实和积极入世；为人处世强调中庸之道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伦理又极具包容和忧患意识的民族精神。

1.长期的农耕文明，让祖祖辈辈长期劳作于固定土地之上的人们变得单纯和现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重农轻商的传统，不会使人们之间产生太多的经济交往，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是单一的、较为和谐的。面对着高山、流水和天地，人们心中多了务实的精神和现实与积极入世的特质。所以中国哲学很大一部分都和

社会政治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2.为人处世，注重中庸之道亦即君子之道，是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中庸之道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所以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中庸之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的特质。中庸之道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民族特质，也让中国哲学成为求善而非求真的哲学。

3.注重伦理道德。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仪道德的国度，人与人之间是谦让、敬重、礼义廉耻，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到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与程朱理学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等观点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是哲人们为了营造一个有序的世界和有利的统治所创造的，并被世人加以继承和践行的民族特质。这种注重伦理的民族特性，反映到哲学中就是注重人以及人的修身问题之中。

4.包容性。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日本人曾说中国人好比一个大海蛰，皮厚而耐刺，经历磨难却始终未停止呼吸。这种容忍是在国衰民微时的求生之毅力。但是在文化方面，中华民族却具有极强的开放和包容心。从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从排斥到本土化最终吸纳为自我文化。这也就造就了中国哲学在面对外来文化的高度融摄的能力和保持自我，没有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5.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反应了其爱国之心切和深沉，也让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忧患意识得以淋漓精致的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华民族并不是担忧缺衣少食，孔子非常佩服颜回并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担忧的却是“德之未修，学之未讲”。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只有修身才有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这种注重德性修养之修行的忧患意识也是中华民族之要点之一。

（二）地理位臵之于中国哲学之影响

《河殇》中说，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地带，其地理位臵与文化有关联，它的北边是戈壁、西北是黄沙、西南是青藏高原、东边是太平洋，这些对于古人来说都是难以征服的，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隔绝机制，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

既然面对外在的客观世界，人类无法加以改变和改造，要想天时地利人和，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去改观人事而非自然。黄色文明给予国人更多的是保守的姿态，但却内省，追求自身修养的生命哲学。这和以海洋文明著称的西方哲学具有冒险的精神，探求客观世界之本质，寻找真理和注重公平的事实是明显不同的。（三）上层建筑之于中国哲学之影响

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不仅仅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画卷，也是中国人与世人不同的一大因素。除了三皇五帝与尧舜禹这些传说

中明主贤德之君主持天下外，那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阶段的封建君主制的统治和家天下的局面。由于上层建筑长期处于家天下的统治，所以文化也相应的向这一阶层靠拢。面对家天下和由于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统治阶级急需要能够稳定局面和统治人民的治国思想，例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和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上层建筑的统治而提出的。

（四）哲学家本身之于中国哲学之影响

金岳霖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哲学家与他的哲学是一致的，哲学家的生活就是在实践他自己的哲学，甚至可以说，哲学家本人就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所以时代造就哲人，哲人由于自身特质和特殊人生经历造就烙有自我特色的哲学理念。例如孔子爱仁，老子重道，庄子喜逍遥，荀子强调性恶论。即使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大致类似，但是产生的哲学却是不同的。再例如五四运动以来，胡适以实验主义、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贺麟以新黑格尔主义、方东美以生命哲学、候外庐、任继愈以马克思主义等等为参照研究中国哲学，即使他们大致面对着基本相同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哲学，他们给出的解读办法和思维却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哲学家本身的气质对于中国哲学气质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不管是什么样的哲学，不论在哲学的形成背后有着怎样的影响因素，他们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给予人生命以关怀！